第5版()
专栏：
革命潮流外的徬徨者
——评影片《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形象
缪杰
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者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萧涧秋，打扮成一个“追求理想”的进步青年和“正直善良”的人道主义者，塞给我们的观众。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剥开编导者给他的伪装，就不难发现，萧涧秋并不配承受这种桂冠。这是一个始终游离于革命之外的徬徨者，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篇文章里，只从他作为徬徨者的一个侧面做些分析。
在颓唐中流浪的徬徨者
萧涧秋是二十年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手拎皮箱，孤身只影，来到芙蓉镇，并不是偶然的。影片虽然没有提供更多的画面让我们了解萧涧秋的过去，但从他自己的回忆和其他人物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萧涧秋的出现在芙蓉镇，并不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而是一贯徬徨的“气质的本然”（鲁迅《〈二月〉小引》）。
萧涧秋一直徬徨在人生的大道上。从五四运动以后起的六七年间，他都是在颓唐中流浪的。只是后来“因感觉到生活上的厌倦”，才欣然答应老朋友陶慕侃的聘请，回到自己的故乡浙江，在芙蓉镇当一名中学教员。
萧涧秋到了芙蓉镇，并不是想在这里“有所作为”，而是由于害怕斗争，把这个称为“世外桃源”的小城镇，当做“避风港”，躲避时代的风暴。在芙蓉镇两个月的生活里，他还是一个“离群”的“孤雁”。他声言：“我是一滴油，他们是一桶水，终究溶化不拢去。”然而，他对这种落落寡合的处境是颇为满意的，常常表现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后来因为怕“是非的漩涡”把自己溺死，又急急忙忙地从芙蓉镇逃走。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斗争生活的旁观者。
萧涧秋这个徬徨者的思想中充塞着颓废主义。这一点，柔石小说原作中是有充分露骨的描写的。萧涧秋这个性格懦弱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这场风暴过去以后，由于看到旧日的同学有的被开除了，有的得发了，便感到茫然，在内心深处泛起了一种无名的哀感。他曾经一个人忧郁地徘徊在西子湖畔，吟咏着：“青春呀青春，你是过头云，你是离枝花，任风埋泥尘”这样颓废的曲调。三年以后到了芙蓉镇这个“世外桃源”，还是那么颓唐，还是保留着那种灰溜溜的生活情调：“我自己是始终了解的：我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他不仅不时浮现出“一生的光阴是有限的”这种“人生几何”的没落阶级的情绪，而且对于生存人世的意义也是茫然的：“生命，生命，这是一回什么事呢？在一群朋友的欢聚中，我会感到一己的凄怆……”。这样一个颓废主义者，精神当然是委靡的，因此，我们对于他在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代发出“我是世纪末的人”那种哀鸣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影片《早春二月》里，虽然削弱了小说原作中对他性格颓废的一面的描写，加上了一层美丽的光圈，但仍然无法医治萧涧秋性格上的这种致命伤，无法掩盖萧涧秋颓废主义的世界观的实质。
萧涧秋还标榜自己是个“没有主义”的人，并且说：“主义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没有主义。他想用些微的施舍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一种主义；同意陶慕侃“教育救国”的主张也是一种主义；他还宣传“只要都能够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更是一种主义。他用不信仰主义来标榜自己的清高，实质上只能暴露自己的虚伪。在他的灵魂深处，各种最肮脏的思想和主张，汇合成杂凑的一锅。
从萧涧秋的所作所为来看，无论是逃避现实的遁世思想，或者是“厌倦生活”的颓废情调；无论是主张个人救世的人道主义，或者是提倡“活下去就是幸福”的人生观，都证明萧涧秋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这样的人看不见时代的潮流，也不愿跟着潮流前进，始终只是一个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鲁迅先生早在三十五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涧秋的本质：他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书中的青年萧（涧秋）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二月〉小引》）这就是说，象萧涧秋这样的人物，在时代的潮流中，并不是“于涛头且不在意”的“弄潮儿”（即勇敢投入斗争浪潮的“冲锋的战士”），而是衣冠楚楚，站在斗争浪潮之旁徘徊的旁观者。
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人物
象萧涧秋这样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在二十年代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他并不象影片改编者所美化的和某些评论者所吹捧的那样，是一个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也“符合时代需要”的人物。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那个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影片所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处于风云激变的年代。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地发展起来，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一方面是人民革命力量的急速增长，另一方面，反革命的镇压也不断加剧，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们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来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然发生激烈的阶级分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下，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有的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变成了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了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找不到出路而陷入苦痛中的徬徨者。
在风云激变的年代，特别是在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的时期，出现这种徬徨者是历史必然现象。但这些徬徨者，也是在逐渐分化的。有一种徬徨者，虽然陷于徬徨苦闷的境地，但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还有寻找革命出路的强烈愿望，还在一边战斗，一边探索。当他们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便会克服自身的弱点，摆脱苦闷徬徨的状态，更坚决、更勇猛地进行战斗。“五四”以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是经历过这样的探索过程的。而另一类徬徨者，却始终摆脱不了徬徨的处境，甚至陶醉在这种境遇之中，失去了上进的热情和信心，只求逃避遁世之路。萧涧秋就是这样一种人。
象萧涧秋这样的徬徨者的行为，反映着什么样的阶级实质呢？有人说，萧涧秋所走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仍然是革命的道路，他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运动时期，他虽然跟着“上街游行，搜查日货”，但这只是一般的爱国行为，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后来他虽然风萍浪迹，跑遍了中国大部分疆土，而且到过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着的广州和汉口，到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但他从来没有过任何革命的举动，而且对这种斗争生活表示厌倦。他既怕反革命的屠刀、也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在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开展的时候，灰溜溜地逃到“世外桃源”般的芙蓉镇来躲避时代的风暴。甚至经不起这个避风港里的“茶杯里的风波”，不久又怯懦地逃跑了。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具体地分析过小资产阶级的“三个不同的部分”，即左、中、右三翼。毛主席在分析它的右翼的政治态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页）我们用这些话对照一下萧涧秋的政治态度和所作所为，毛主席的上述分析，不正好是他的写照吗？萧涧秋正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人物。
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徬徨者萧涧秋的政治态度，只能同列宁所指出的自由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些人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关系，“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和十足的无能。……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十八卷第三五○页）。而这种人由于在生活上失去了前进的信心，只求得一点可怜的权利，所以充满着小市民习气。正如高尔基曾经指出的：“那些被革命斗争的爆发吓倒了的小市民，在渴望安逸和秩序中疲惫了……”（《谈谈小市民习气》，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一页）。萧涧秋也正是这样的人物。
萧涧秋这个政治上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人物，世界观也不可能是进步的。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世界观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萧涧秋的为人处世是以我为中心的。于他有利者取之，于他无利者弃之。革命于他无利可图，而且有生命危险，所以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拿出五元钱，承担一点物质上的救济，可以获得“救世主”、“恩人”的美誉，所以在所不辞；王福生于他无利可图，而且增加麻烦，所以名为同情，实无任何行动；文嫂于他有利可图，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关怀备至”，事必躬亲；陶岚于他有利可图，可以加以玩弄，所以跟她谈恋爱、玩弄她的感情；而结婚于他不利，妨碍他的自由，所以丢掉别人，逃之夭夭。这些不都说明他的世界观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吗？
象萧涧秋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发展中，虽然和那种完全依附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新贵门下的食利者不一样，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于社会也只能是前进中的绊脚石。如果说，这种人物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有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落伍者，是当时小资产阶级右翼人物的代表者。
影片错误地歌颂了时代的落伍者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可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象萧涧秋这样的青年在二十年代既然是客观存在，文学作品当然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作家把这样的人物摆在什么地位，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者的错误在于：不仅把萧涧秋这个并不代表时代主流的落后人物当做作品的主人公，而且把他打扮成进步青年，把他写成二十年代一个在摸索前进，最后必然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人物，加以同情和赞赏。这种做法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和萧涧秋有某些类似之处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并不是绝无仅有。鲁迅的笔下，就有这样的人物：例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但是鲁迅对于那种消沉、颓唐、委靡以及与世隔绝，逃避斗争的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是采取批判态度的。鲁迅先生描写了吕纬甫这样一个徬徨的知识分子被平庸生活所缠缚、所折磨，失去了青春活力的可怜的面貌。揭露了这个知识分子对于毫无意义的琐碎的俗事，付出了自己的心力，而对于值得严肃思考的社会现象却模糊敷衍起来的可悲可鄙的庸俗性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虽然不是完全失去生活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反抗，完全是采取个人奋斗、个人复仇的行动，孤零零地、年复一年地局蹐在那窄小的精神樊笼里，孤独地诅咒，孤独地哀叹。鲁迅先生对他的个人主义的生活道路和战斗方式，也给予无情的抨击。尽管鲁迅这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这类人物的生活遭遇还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毕竟是以一个战士的严峻态度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的道路。
《早春二月》的编导者对于萧涧秋的态度与鲁迅对待类似的人物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在影片里，编导者不仅对萧涧秋这个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游人”充满着同情，而且为他唱出了热情的赞歌。通过陶慕侃之口，把他的“见识广阔，学问渊博”，“谦逊美德”介绍给观众。此外，还让他阅读《新青年》、《语丝》等革命刊物，给他挂上“进步青年”的招牌。描写他救助文嫂、同情王福生，表现他“正直善良”的品质，直到他怕芙蓉镇“是非的漩涡”把自己溺死而逃遁的时候，还要给他“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这样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种伪装怎么能骗过今天广大的观众呢！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常常以“世纪末的人”自嘲的颓废的知识分子，不经过痛苦的自我思想斗争和长期的实际考验，竟然能立即转变为一个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的革命者。如果按照影片改编者和某些评论家的说法：“文嫂的自杀”和“王福生的退学”真的“象两根铁棒猛击了”他的头脑，使他“晕眩”，使他“清醒”的话，那么，他下一步的行动，就不是颓唐地向虚无缥缈的地方遁去，而会振作起来，脚踏实地，走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可是逃出芙蓉镇的萧涧秋，正如小说中他自己所承认的：“仍是两个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怎么能说，萧涧秋的逃出芙蓉镇是他觉醒的标志呢？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是直接取决于作家的基本立场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页）《早春二月》的编导者，对于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加以颂扬，这能说是站在无产阶级文艺家的立场上来创作的吗？
我们所以要揭露影片改编者的蒙骗手法，批判萧涧秋的形象，是因为这个被影片美化了的人物，会给我们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带来极大的危害。
文学艺术的社会使命是要通过作品中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正当需要热情饱满的、斗志旺盛的革命者形象去鼓舞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柔石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用一种同情的眼光去描写它，这本身就是不值得肯定的。何况到了六十年代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因此，把这种消极的作品，这种消极的人物原封不动，甚至更加美化地塞给今天的观众，就更加显得错误，甚至是反动的了。因为萧涧秋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今天所要提倡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直接相对抗的东西。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我国各族人民和广大青年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时刻准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同时还要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为了逐步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须帮助党团结全体人民来实现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但是《早春二月》所宣传的思想和这个伟大任务却是格格不入的。
当前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他们反对进行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向人们特别是青年灌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想，使他们厌弃斗争生活，一切为了自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早春二月》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象萧涧秋这样逃避斗争，厌倦斗争生活，消极颓废的人，正是他们所欢迎、所提倡的。如果我们对萧涧秋这样的人物不加彻底批判，反而作为正面人物，加以美化，作为榜样塞给观众，不正是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向歧途吗？
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我们所需要的是有助于“兴无灭资”的文艺作品，我们所要歌颂的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象萧涧秋这样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的时代落伍者，有什么值得肯定值得歌颂的呢？这不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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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报纸对影片《早春二月》展开讨论
从九月十五日起，首都和许多省市报纸先后展开了关于影片《早春二月》的讨论。许多省报转载了《人民日报》《〈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一文和编者按语，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到九月十九日根据已经收到的报纸的不完全统计，首都和各省市报纸发表的讨论文章共有五十多篇。
没有反映出二十年代的时代精神
首都和各地的一些报纸认为小说《二月》虽然写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反映出革命的时代精神。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六年，那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湖南、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三一八”事件为标志的学生运动，从广东开始的革命军事斗争，以及以《新青年》和鲁迅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斗争，波及了全国。“可是电影不但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没有接触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流，甚至连一点革命的气息也难以闻到。在编导者手笔下的芙蓉镇，极尽美化之能事。……因此，电影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背离的，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起不到对大革命时期社会面貌的认识作用。”（张立云《〈早春二月〉是一部什么影片？》，九月十六日《工人日报》）
华文理在《〈早春二月〉宣扬了什么？》（九月十七日《湖北日报》）一文中说：“在这个革命高涨的年代，知识分子存在急剧的分化，有的如影片介绍的文嫂的丈夫李志浩，投身于血和火的革命斗争；有的如陶慕侃，在‘不愿意出外’，实际是回避革命的幌子下，抱着所谓‘人才教育主义’，沉醉于‘世外桃源’的生活。而象钱正兴这类的人，则依然作为封建豪绅的接班人，盘据地方。时代的暴风雨会波及每一个角落，考验每一个知识分子，这里不存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超然物外的‘清高’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应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冶炼自己。但是，萧涧秋却自觉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厌倦’的并不是什么‘都市生活’，说穿了，不过是逃避革命。”
暨南大学吴世枫说：“影片里展现出来的芙蓉镇，除了一班无聊文人和社会帮闲人物的谣诼嫉妒，幸灾乐祸，情场争夺以外，就是一片宜人的风光，宁静的生活，升平的世界，看不到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和剧烈的阶级斗争，在这里也不过是激起一点小小的浪花，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从生活方式上属于上层社会的陶慕侃一家，那些人竟又是那样诚实善良，加上编导者刻意追求环境的陈设，镜头的美丽，灯光照明的烘托，更使得这座二十年代的芙蓉镇，起了一种粉饰和美化黑暗旧社会的作用，也给萧涧秋、陶岚这一伙人物布置好让他们尽情散布思想毒素的虚假的环境。”（《九月十七日《南方日报》）
美化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许多文章的作者都对影片的男主人公萧涧秋作了严肃的批判。
锦州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庞仁和说：“萧涧秋告诉文嫂说，好好活下来就是幸福。这是骗人的鬼话。在那样一个吃人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活着就有幸福么？”“电影通过萧涧秋的嘴，一再让受苦的劳动人民忍受旧社会的黑暗。……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部电影让我们忍受，忍受什么？要让我们忍受资本主义的复辟，忍受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么？”（《让我们忍受什么？》，九月十七日《辽宁日报》）
有的观众认为影片编导者有意美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沙于波的文章说：“剥去编导者给萧涧秋所涂的脂粉，我们看到了萧涧秋的人道主义的十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他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和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针锋相对的。萧涧秋从来也没有探索过什么革命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宣扬活命哲学，让人们安于奴隶的命运，企图用他的小恩小惠来掩盖和粉饰阶级压迫、阶级矛盾，来麻痹人民的阶级觉悟，瓦解人民的斗志，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也显然只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是与革命人民为敌的。影片把这样一个角色当成英雄来大肆歌颂，把他赞美得神乎其神，其目的就在于鼓吹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鼓吹阶级调和论和阶级融合论，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早春二月〉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九月十七日《黑龙江日报》）
胡锡涛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还魂草》（九月十七日《解放日报》）一文中指出，编导者用一种虚伪的逻辑，通过萧的“救世主”形象，鼓吹人道主义“爱”的道德力量。他说：“芙蓉镇的‘男女老幼’不正是在文嫂死后，被这种道德力量所感化了么？人道主义‘爱’的力量终于战胜了芙蓉镇的习惯势力，于是一切矛盾就冰消雪化了，作为‘舆论界’代表的方谋也登门道歉，对萧涧秋的这一番‘苦心’表示‘钦佩’。”“编导者是在向观众进行一种什么说教呢？那就是：萧涧秋式的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力量，是改造社会和杜绝社会邪恶的动力；在不触动旧制度的前提下，人道主义的‘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因而，这种‘爱’的道德原则就成了衡量社会现象和现存制度的唯一标尺！”
九月十七日的《文汇报》发表的江俊峰、周端木的《一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赞歌》，认为萧涧秋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化身。九月十九日《文汇报》又发表了王一纲的《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剖析》，作者认为，影片编导者越是给人道主义者萧涧秋涂上“革命者”的色彩，“就越是显出其企图瓦解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调和阶级矛盾的本质！”
对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陶岚，许多文章也作了剖析，许志英、金子信所写的《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灵魂》（九月十七日《北京日报》）一文中说：“陶岚作为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严重隔绝于群众革命运动，一心一意追求她那渺小的个人主义生活目的，表明她已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陶岚所追求的，除了个人的爱情、个人的幸福、个人的自由这样一些渺小的个人主义生活目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社会内容。”中山大学易新农指出：“陶岚追求绝对自由并没有用在反抗封建旧势力上，她碰到钱正兴的追求，也只是哭了一个晚上，她与封建势力是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的冲突的。象陶岚这样的唯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只知恋爱至上，在当时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她的思想本质更是彻头彻尾的腐朽。但是影片编导者对她并没有任何批判，相反，还把她美化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对她抱着欣赏、赞美的态度，最后，还用了一连串镜头表明她将追随萧涧秋投入到‘时代洪流’中去，对她的美化真是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了！”（九月十七日《南方日报》）
反映阶级斗争，还是宣扬阶级调和？
《辽宁日报》和《南方日报》都刊登了一些观众座谈这部影片的记录。《辽宁日报》发表了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干部、教员、学生等各方面的观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些观众一致认为，《早春二月》“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阶级调和论，抹煞阶级斗争。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了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南方日报》发表了广州一些工厂和高等学校的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座谈会的参加者都认为，《早春二月》不是香花，而是毒草。认为影片“宣扬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和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企图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
许多读者认为《早春二月》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思潮的艺术产物，是阶级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我们对它必须展开批判和讨论，肃清影响。”（张哲、杨凯《对萧涧秋人物形象的剖析》，九月十八日《吉林日报》）
有的人赞扬这部影片和萧涧秋
在讨论中也有人赞扬这部影片，九月十五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宋敏的《启示·鼓舞·力量》，认为影片“反映二十年代、时代气息非常强烈”，把萧涧秋看成具有“舍己为人的热情的人”。九月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刘沂的《影片〈早春二月〉不能完全否定》一文，认为萧涧秋对文嫂和王福生的感情“是值得同情的”。认为陶岚“具有追求真理，反对封建道德约束的女性”。现在对影片《早春二月》的讨论正继续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