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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庆述怀
从新建筑看新中国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 朱兆雪
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工程师，每当我经过天安门广场，仰望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每当我漫步在成群的新住宅区、林立的新工厂区的时候，我的心往往兴奋得无法平静。我爱从一群一簇的建筑看新中国的发展，也往往情不自禁地由此回忆起许多往事。
一九二七年年初，我带着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系和比利时岗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文凭从海外来到北京。我原以为，有了这两张文凭，回到经济落后的祖国，一定会受到政府当局的重用，生活自然不成问题。哪里知道，等待我的却是失业。在偌大一个北京，我好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只好托人介绍到一家家馆当教师，教几个孩子。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识中法大学的一位建筑师，经他介绍，才得到中法大学数学系教书。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我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多设计一些建筑物！可是在腐败的旧中国，哪有多少建筑可供你设计的！就说北京吧，北京号称是旧中国的文化名城，可那时盖得起房子的就三种人：首先是外国人，他们用在我国掠夺得来的钱财，在东交民巷地区盖起漂亮的房屋；一种是资本家；再就是有的学校扩建校舍。所有的建筑加在一起，每年大约一万平方米。更荒唐的是，当时反动政府和资本家要建筑好一点的房子，大部分都要专程去请天津洋行的外国人来设计。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人材？不是。而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国家工程师的能力。那时，中国人学建筑而能挂牌开业的很少，大多只能给外国人当助手，有的只能在洋行里当个描图员。其实，天津洋行的那些外国人，都是些反动政府建筑京汉、京奉等几条铁路时从外国请来的监工，根本不怎么懂建筑。他们设计的建筑物，不但造价高，结构也不合理。我看在眼里，心里愤愤不平：为什么自己盖房子非要找外国人设计？中国人难道真的不如外国人？我决心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建筑设计，和外国人只追求高额利润，不讲究经济实用的设计较量个短长。可是，尽管我把业余时间都煞费苦心地用来研究设计，尽管我愿意尽最大力量设计出一些经济实用美观的建筑，却没有人愿意找我。
后来，有个资本家要盖座电影院（就是现在的大华电影院），先也是请外国人设计，因为造价超出预计的一倍，资本家觉得不上算，才勉强让我来设计。我设计的比外国人设计的造价低得多，一些资本家见有利可图，以后才又找我设计了另外几处建筑，有东安市场旁边的金城银行、青年艺术剧院前身的美琪电影院、中山公园的唐花坞等。我算过，在解放前的二十年中，我总共只设计了那么几座建筑，而且规模都不大。
一九四九年初，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北京解放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北京刚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把设计一座自动化面粉厂的大型粉楼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一位市领导人亲自审查设计图纸、计算成本。在和这位市领导人的接触中，我第一次听到“为人民服务”这个字眼，第一次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久，当我看到在原是一片乱葬岗和荒地的东郊，巍巍然盖起一座三千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型粉楼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起了在旧社会学而无用的遭遇，更享受到能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的喜悦和幸福。
这以后，我接连又接受了第一机床厂第一厂房、清河制呢厂、友谊医院、中直俱乐部、市委大楼等建筑的设计任务。
在这些建筑中，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是人民大会堂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要求是只用十个月的时间，建筑一座有一个能容万人的大礼堂和一个能容五千人的宴会厅等完整的建筑群。这样大的建筑，我走过几个国家没见到过。据我所知，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大建筑，如罗马教堂，建筑了五六十年，日本议院造了十一年，工程都不如人民大会堂大。我是一个自信的人，但领导上派我做建筑人民大会堂的结构工程师，说实在的，一开始，我没有把握。在这样伟大的工程面前，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多么平庸。可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成千上万工人同志和技术人员的齐心努力下，一座十七万多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果然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建成了。难怪当时一些外国记者参观了大会堂之后，一个劲地惊叹：“奇迹，真是奇迹！”而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领导好，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决心投身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如今，新中国才十五周岁，十五年来，正象祖国其他方面的建设一样，北京的建筑事业以惊人的速度在飞跃发展。凡解放前在北京住过的人可能还会记得，美国人造的协和医院、用退回的庚子赔款的尾数修建的北京图书馆，在当时都曾以它们的雄伟轰动过北京；东交民巷租界地区的房子也曾以它的精致著称，而今天，这些当年除故宫之外鹤立鸡群的建筑，在成批的新建筑中，是那么不显眼！城外的变化更不用说了。解放前的北京城郊，哪有什么建筑！今天，四郊的新建筑鳞次栉比，东到北京飞机场，南到大红门，西到石景山，北到清河。周围几十里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旧北京一年建筑大约一万平方米，现在的北京，一年的建筑达四五百万平方米，超过解放前四五百倍！更重要的是，解放前的北京，看不到一座现代化的厂房。今天，现代化工厂举目可见。北京已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综合性的工业城市。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医院和学校，耸立在北京的四面八方。解放前，北京所有的医院加起来也不超过两千张病床。而今天，诊疗所不算，就大医院而言，就有上万张病床，今天的大中小学已经可以容纳一百多万学生。只今年一年，新建的中小学就达四五十所。随着建筑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设计队伍也在飞快壮大。解放前的北京，懂得设计的只有数得出的几个人，今天，设计人员的队伍成千成万，设计水平也在飞速提高。一般一个大学毕业五六年的青年人，就可以独当一面设计二万平方米的建筑。
想过去，看今天，变化多大啊！人常说从一滴水可以看太阳。从北京十五年来的建筑，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新中国大跃进的步伐。我们伟大的首都，我们伟大的祖国，你大步大步地向前迈进吧！在你迈进的步伐中，我能够尽力起一个革命螺丝钉的作用，就是个人最大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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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功的尝试，友谊的结晶
——记影片《白毛女》和《党的女儿》邦巴拉语译制工作
北京电影制片厂 李秉忠
今年春天我们迎接了来自非洲的马里电影代表团。其中包括马里艺术家易卜拉希纳·萨科先生，马里电影演员易卜拉欣·西迪贝先生，歌舞演员哈比·夸戴小姐。他们遥遥万里，专程来到北京，要将两部中国影片《白毛女》和《党的女儿》译制成马里民族语言——邦巴拉语。这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是第一次，在非洲电影史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让我们祝贺这个新的开始。
萨科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心情对我们说：我们马里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派我们代表团来华译制两部革命影片，由此，马里人民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中国人民，可以完满地了解影片的内容，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教育马里广大的群众。马里人民不仅热爱这些影片，更热爱中国人民，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深受过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每当我们看《白毛女》影片时常常流下了眼泪，我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滔天罪行都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血腥的手干出来的，我们怎能不痛恨这些野兽般的黑心人！
由于过去没有进行过合作，我们便再三向马里朋友们介绍了有关的工作情况：如译制影片的工艺过程，对白示范练习等。
工作一开始便碰到了许多新问题，于是边工作边探讨，中、马电影工作者绝不愿在困难面前低头，终于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寻找到了一套好的工作方法，使译制工作顺利进行。
翻译邦巴拉语剧本的任务由萨科先生担任，在翻译过程中，花费了相当大的劳动，也经过了一定的波折，但是时间越紧迫，萨科先生的工作劲头就越大。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被一长段话中的几句对白台词所阻挠，就在他的房间里踱步苦思，为了要正确地表达华语对白内容，甚至要想出好几个方案。他的工作量很大，不仅要翻译全部剧本，而且每日还要分抄台词；当他把抄好的台词分送给各个配音演员时，还向大家征求意见，直到无误为止。
配音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要眼快，嘴快，反应灵敏，要求每个配音演员正确理解所担负角色人物情感的发展，并要很好地掌握人物的性格，因此，不仅是对上口形就算完成了任务，如不全面的照顾到这一切，配音的艺术效果则大大减低。但马里朋友们很快的适应了工作的特点，掌握了配音的规律。经过工作的实践，他们都成了熟练的配音演员了。
译配《白毛女》影片中杨白劳的萨科先生，在配杨白劳服毒自杀那场戏时，表现出了他的艺术才华。由八个镜头组合起来的一大段戏，不能分切开来配音。它要求：感情连贯而变化大，台词里夹杂哭声又有强弱起伏，剧中人还要两次跳出画面，可是配音要连续下去，而且要注意邦巴拉语和华语的音阶，看准口形，不允许有一秒钟的误差。这是个大难题。但是，由于萨科先生熟练的配音技巧，紧紧地抓住了角色感情的发展，虽是配音，他却好象同在镜头前面一样地表演着。此时此刻，他似乎不是在配音，而是在以“邦巴拉语”控诉殖民统治者封建统治者所干出来的万恶罪行。这正是萨科先生配音成功所在。
《白毛女》影片中，大春和穆仁智，这是两个死对头，这两个角色配音任务，都由西迪贝先生担任，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对正反面角色要很好地琢磨，爱、憎分明，所表达出的感情又要很鲜明，经过西迪贝先生不断的努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更难的问题是西迪贝先生在《党的女儿》影片中，不仅担任了正、反面角色，而且还有同场戏。正面人物小程是一个天真活泼、纯朴的游击队通讯员，反面人物马家辉是个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党的叛徒。这两个人物出现在一个画面里，他们之间一句又一句、一段又一段的对话延续下去，随着人物的转换，变着嗓音，他译配得那样自如、准确，大家怎能不给他以好评呢？
哈比·夸戴小姐成功地配完了影片《白毛女》中的喜儿，又在《党的女儿》影片中配录了桂英、秀英、土生等角色，她的特点是模仿性强、感情奔放、逼真。她在译配两部影片里都有出色的成绩。
这次译制工作中，马里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并塔·第阿洛夫人。她在《党的女儿》影片中译配玉梅这一角色，工作的分量很重，并塔·第阿洛夫人的身体又不好，有时她头晕呕吐，仍然坚持工作，她就这样顽强地坚持配完《党的女儿》的全部对白，才入院就医。她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中国影片《白毛女》和《党的女儿》已译制成马里民族语——邦巴拉语了，它是马里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合作的结晶，它将被载入中、马友好的史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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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
叶楠
傍晚，我来到岛边。首先看到的是：一艘只有一尺来长的小帆船泊在水面，轻轻地摇晃着；然后才发现，岸边的灌木丛中坐着一个系红领巾的男孩子，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艘小船。我想，他一定就是那只船的主人了。我走到他的身边，他并没有看我一眼，只是用手指指嘴，轻轻地摆了摆手。我只好悄悄地在他身边坐下来。这时候，我才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象放风筝用的线拐子，一会儿放一放线，一会儿又收一收线，小船随着他的放和收进退着。他是在玩吗？看来不是。那他在干什么呢？我实在耐不住了，就低声问：
“喂！这船？……”
他看了我一眼，伸手从裤兜里抽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依然没说话。
笔记本的封面上有几行写得很工整的钢笔字：渔中，三年级，陈大水。在封面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字，是用铅笔写的，字体也不一样。写的是：渔中预备生陈小水。我翻开笔记本，里面记的都是有关渔业技术的笔记，大部分我看不懂，只有一幅图画，我看懂了。从这幅图画上，我才明白，那艘小帆船根本不是玩具，而是钓鱼用的渔具。它既是浮子，又是拖带鱼钩的工具，可以把很多带饵的鱼钩送得很远。当我明白以后，更感到有趣了，便也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艘小船。不一会儿，小船剧烈地颠簸起来——鱼上钩了！坐在我身边的小渔夫飞快地收着线。当小船被拉近岸边的时候，我看到两条很肥的鱼在水面徒劳地翻腾着。
孩子高兴地笑了。当他从钩上往下取鱼的时候，才向我眨眨眼，然后说：
“叔叔，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点点头。
“这是最简单的捕捞方法。”他向我解释说。
“这是一个不坏的方法，你的收获很大嘛！”
“这算啥收获！出海收获才大哩！”
“你也出海吗？”我问。
“我不出海。”
“你是渔中的学生？”
“不是。我读小学五年级。那笔记本是我哥哥的。”
“啊！”我想起笔记本上右下角的字，“那么你是渔中预备生陈小水？”
他笑了，点点头说：
“那是我随便写的。”
“将来进渔中？”
“当然。”他略停了一会儿，又说：“可还得等两年！”
面对着这广阔无垠的海洋，我深深地理解孩子的心情——他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这时刻，一艘大机帆船扬着褐色的船帆，趁着晚潮向岛边驰来了。
小水丢下手中的鱼线，高兴地向我叫着：
“你看！渔中回来了！”
我一下愣住了。他急忙解释说：
“我们岛上的渔中就在船上，船舱就是课堂，讲完课就实际干活，干完活再上课。”
“他们学些什么课程呢？”
“可多咧！”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他们学：云彩是怎样形成的，风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是潮，什么是流，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鱼群，怎样驶船，怎样下网……我爷爷都说他们学的扎实。你看，他们今天又打了个满舱！”
机帆船驰近了，在舱面上挺立着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海风吹着他们的头发，晚霞映照着他们泛着笑容的脸庞。他们怎么能不喜悦呢？他们不仅仅是打了满舱鱼，更重要的是，在跟海洋作斗争中，经受了锤炼，汲取了珍贵的知识；谁能不羡慕阳光在他们身上镀下的金黄的颜色呢？
小水和我一样，看呆了。显然他的心已经飞到海上去了！他不知道，他的那艘小帆船也和他的心一样，早已乘风悄悄离岸驰得很远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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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都儿歌
佟希仁
画画小钢柱，小二胖，坐在树下画画忙。不画柳，不画杨，画个闻名的露天矿。煤坑做衬景，颜色多相当；一座观望台，放在正中央。观望台，为啥放中央？只因为，毛主席来过这地方。我家住在矿井边我家住在矿井边，高高井架插云端，列列煤车门前过，矿里铃声响得欢。我家住在矿井边，矿山夜景真好看。各色彩灯象焰火，又象星星直眨眼。我家住在矿井边，每天把它看几遍。爸爸哥哥是矿工，从小我就爱矿山。
矿工帽咱家有顶矿工帽，妈说这是传家宝。要问为啥是个宝？妈妈泪珠滚滚掉。爷爷戴过这顶帽，黑地狱里抡大镐。鬼子皮靴头上飞，坑下冒顶砸断腰。爸爸戴过这顶帽，辛酸苦水咽多少。当了半辈子大老黑，没有一天能吃饱……如今矿工生活好，党把矿工当珍宝。看着帽子不忘本，过去苦难记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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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站里（木刻） 沈延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