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
景文师
编者按 根据柔石三十年前的遗作小说《二月》改编的影片《早春二月》，已经开始放映。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部影片提出了批评。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今天，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究竟应当歌颂什么人物，宣传什么思想？是歌颂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先进人物，还是歌颂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徬徨者？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同时，在改编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时候，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帮助观众和读者正确地认识过去的时代呢，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美化旧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这就是《早春二月》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立场的根本问题。这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深入地展开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解决。《北国江南》这部影片，归根到底也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对这两部影片的讨论，是有重大意义的。读者已经对《北国江南》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对《早春二月》的讨论。
《早春二月》开始上映了。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有的十分欣赏，赞叹备至；有的认为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要撕下编导者为主人公披上的金光闪闪的迷人外衣，整部影片所散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以及阶级调和论等反动思想，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评价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早春二月》这部影片，是用什么标准编导的呢？它宣扬的是什么思想？提倡的是什么方向？这部影片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我国人民，会起些什么作用？这是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应当深思熟虑、求得正确解答的问题。
影片表现了什么？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它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知识青年萧涧秋，经过多年漂泊和苦闷徘徊，厌倦了城市生活，应老朋友陶慕侃之聘，来到芙蓉镇中学教书。在这里，他同陶的妹妹陶岚发生了爱情，与正在追求陶岚的当地豪绅之子钱正兴发生了冲突。同时，萧在这里遇到了早年同学、革命军烈士李志浩的妻子文嫂，她一家的生活正陷入困境。于是萧涧秋同情、救济了文嫂，最后并认为只有牺牲自己同陶岚的爱情，同文嫂结婚，才是救济她的根本办法。他同文嫂和陶岚的关系，招来了镇上的流言蜚语，最后文嫂终于自杀。在这种情况下，萧涧秋只好逃往上海，不知所终。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以湖南、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三一八”事件为标志的学生运动，从广东开始的革命军事斗争，波及了全国。这时，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纷纷起来迎接和投进了革命斗争的风暴。但是，影片却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时代的主要脉搏，这里所写的，是一群游离于革命斗争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还没有参加战斗就已经十分疲倦、一心想要寻找“世外桃源”的萧涧秋；一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的陶岚。一个是飘泊的“孤雁”，一个是“笼子里的小鸟”。影片是以无限的同情描写了这些人的纠葛和悲欢，描写了这个小小的“茶杯里的风波”。
萧涧秋和陶岚是值得歌颂的人物？还是应当批判的人物？
象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青年，在二十年代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写的。问题是对于这种人物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早春二月》的错误，就在于它通过萧涧秋和陶岚这两个形象，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了逃避斗争的消极遁世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对于萧涧秋，影片的编导者把他视为二十年代的一个在摸索前进、最后必定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人物，某些评论家也说他在当时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今天也“符合时代的需要”。萧涧秋果真是这样的人吗？
二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来临的年代。这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只能是共产党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那些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而萧涧秋呢？他在五四以后，整整徘徊了六年，始终置身于任何斗争漩涡之外。他到芙蓉镇是由于厌倦了城市生活，想在这“世外桃源”寻求“质朴和平安”，在天真的儿童中寻求快乐。所以他刚到这里，对死水一潭的平静感到十分满意，准备多呆几年。可是，“世外桃源”是没有的，待到死水也激起微澜的时候，他又害怕得要死，说这里是“是非的漩涡”，赶快逃之夭夭了。正如鲁迅先生为柔石原作所写的《“二月”小引》中所指出的，这个人决不是涛头的弄潮儿，而是海滨的徘徊者，只要溅上一点水花，就会狼狈而逃的。有什么现实根据说这种人最后一定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呢？对于这样的人物，本来是应当加以辛辣的鞭挞的；可是，影片却对这种人物极力加以美化，寄予满腔的同情，用“善良”、“正直”、“有学问”等等外衣来掩盖这个人的怯懦和自私的实质。而且还要无中生有地让他阅读《新青年》和《语丝》等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这是原作没有的），给他挂上“进步青年”的招牌。
把这种逃避现实斗争的徬徨者和遁世者，当作正面力量和先进人物来吹捧，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呢？难道这不正是毛主席所批评过的，是在同情甚至鼓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吗？
影片还对萧涧秋救济文嫂和同情王福生，特别是决定娶文嫂的事情尽情渲染，把它描绘成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据说有些观众居然被这件事感动得流泪。萧涧秋真是值得那么推崇吗？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看了萧涧秋的那种“自我牺牲”行为以后，就会合理地提出一连串疑问：救济文嫂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干嘛一定要牺牲与陶岚的爱情？难道与陶岚结婚就不能再救济文嫂？又，如果萧涧秋单纯是为了救济文嫂，那完全可以通过陶岚去做，何必事必躬亲？这些问题全都不可理解。其实，拆穿了，萧涧秋的这种苦行，是一种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上是利他的，实质上是利己的。萧涧秋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的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的自我陶醉，另一方面是为了掩盖自己对于文嫂的感情上的欲望。后一点，在原来的小说里是并不回避的，电影改编者有意删掉了萧、文之间的感情关系，目的是为了把萧涧秋抬得更高，使他身上闪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可是，这样一来，也就把萧涧秋的虚伪性更加暴露出来了。逃避现实，害怕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用所谓“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来“诚实地”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
我们不笼统地反对旧社会里对穷人的同情和接济，但是，象萧涧秋的这种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同情、怜悯、自我牺牲，同无产阶级提倡的阶级友爱和自我牺牲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劳动人民贫穷和不幸的根源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因此消灭贫穷和不幸的根本办法，首先是要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萧涧秋却认为“根本办法”是依靠个人的同情和布施，认为个人的自我牺牲就可以解救群众的苦难。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以前，也力争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但是，这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阶级斗争，使群众最后能自己救自己为目的和前提的；而萧涧秋那种单纯的救世主式的恩赐的同情和救济，只能麻痹群众的阶级觉悟，缓和群众的阶级仇恨。它的效果，同宗教一样，只能起麻醉群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是从根本上阻碍着穷人的自我解放的。
由此可见，决不存在什么对穷人有利的个人主义，也不存在什么只为别人的个人主义。任何个人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列宁曾经对于提倡“不抗恶”、而只求“道德的自我完成”的托尔斯泰主义作过尖锐的批判，指出俄国人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影响，就不能得到解放。早年的鲁迅，凭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虽然主要是批判奴才，同时也揭示了那种“聪明人”的同情和安慰，只能使奴隶安于自己可悲的命运这样一个真理。六十年代的《早春二月》的编导者们却竭力宣扬这种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虚伪的人道主义和“高尚”的个人主义，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萧涧秋是一个披着骗人外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那么女主人公陶岚的个人主义就表现得更为露骨了。她娇生惯养，任性放纵，思想空虚，什么国家大事，社会疾苦，全不关心，想的只是她自己。正如她自己宣布的：“我行我素”，“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见《二月》。影片删去了“社会以我为中心”及下面的话。）这就是她的思想本质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对于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影片不但竭力从外形来描绘她的美丽和风度，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和衣履服饰，都无不经过精心设计；而且竭力把她描写成为一个勇敢的、具有反抗性的女性。有人说，陶岚“为了争取女权和恋爱自由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的斗争。”她是二十年代的“新女性”。这真不知从何说起！
中国妇女，曾经长期受着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重封建关系的压迫，因此反封建的女性，确实有千千万万。五四时期，许多女青年在新思潮影响下，起来反对封建礼教、家庭桎梏、包办婚姻，要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和参加社会活动及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五四运动中作为反封建的一翼，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如果仍然孤立地强调离开群众和集体斗争的“个性解放”，不把争取妇女权利的要求置于整个工农解放事业总要求之下，那就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消极的了。至于陶岚，决不是五四时期具有反封建要求的新女性，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是芙蓉镇的“皇后”，是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是“莎菲女士”式的人物，她“象玩弄猫儿一样地玩弄着社会”，玩弄着男性（见《二月》）。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早春二月》如此歌颂萧涧秋和陶岚这样的人物，究竟要今天的观众向他们学习什么呢？
是香花？还是毒草？
影片所宣扬的两个人物，决不是什么二十年代的“新人”，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对双胞胎。不过性格不同，一个表现为消极遁世、悲天悯人的苦行僧，一个表现为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骄小姐罢了。影片的主题也不是什么反封建，而是粉饰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影片更不能帮助现在的青年正确地认识二十年代中国的面貌，而是在告诉他们：厌倦、逃避阶级斗争是摸索前进的道路；“质朴和平安”是幸福；无病呻吟、苦闷悒郁是感情丰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高尚情操；任性放纵、我行我素是勇敢……。总之，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美的，值得歌颂的。所以《早春二月》绝不是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有人也许会提问：电影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柔石是共产党员，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前驱者之一；而电影又比原作有所“提高”，它怎么可能成为一株毒草呢？
这并不奇怪。第一，共产党员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作品。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例证明，有些共产党员作家，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实践常常是资产阶级的。况且《二月》还是柔石在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写的。第二，改编的提高，可以是无产阶级的提高，也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提高，沿着错误方向的“提高”，比不提高会起更坏的作用。它可以粉饰原作的缺点，发展原作的消极面。《早春二月》的“提高”，就属于后一类。第三，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历史阶段。过去某些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作品，今天也必须重新估价，有些在当时还有某种进步意义的作品，今天也可能走到反面，成为没有积极意义甚至只起消极作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屡见不鲜的；何况《二月》原来就不算是具有多大积极意义的好作品。
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和批判。人们看了《早春二月》之后不能不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编导对原作为什么不进行批判，而力图化腐朽为神奇，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东西为革命的东西呢？原作至少还客观地反映了萧涧秋的消极、颓废、软弱和逃跑主义，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反映二十年代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材料来看，从反面得到教益，而电影却为什么硬要把他打扮成进步的青年，把萧涧秋、陶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说成是崇高的、推动他们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呢？这部影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改编的呢？电影摄制部门的某些领导人，竟然批准这个影片的脚本；并且不惜工本，用五彩片拍摄，把应当揭露和批判的错误思想包裹在精雕细刻的“艺术性”中来贩卖、传播，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通过这部影片，究竟想把我国今天的观众引向何处去呢？问题很清楚，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它除了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思想条件以外，不能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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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生活 新笔墨
——我对中国画推陈出新的一些体会
钱松嵒
中国画受到党的重视，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今天已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给我们中国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每个人的特长都可得到发挥，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鸢飞。但是也要提防一种片面的认识，把“百花齐放”的“放”字和“推陈出新”的“新”字，仅仅理解为形式问题，为创新而创新，为风格而风格。这种创新和风格如果野马无缰地发展下去，就会迷失方向，堕入资产阶级文艺的魔道中去。所以百花齐放不能脱离开政治统帅。也就是党一再指出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多样性的高度统一。只有在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放出来的花，才可能朵朵是美丽的花，是芬芳的花。
中国画的推陈出新，最主要的是题材内容的问题，要画什么？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常常决定作品的价值，而形式只不过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新中国画的内容，应该是革命的，丰富多彩的，它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中国画的形式为我国群众所喜爱，这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审美习惯的累积。人民爱看中国画就好象爱听家乡话一样亲切。但是中国画长期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和成长，形式虽为人民喜爱，而内容却远远脱离人民的生活，所以要革新，首先就要在思想内容上挖掉旧根子，努力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
封建社会里的中国画，操在统治阶级手里，根本不给劳动人民看，他们以为“贩夫走卒”也懂得的画是“俗”品。我过去长期也是这样创作的，今天改弦易辙，甘苦自知。有人认为我的画在解放后变“俗”了，意思是普及等于降格迁就，而我却认为愈普及就愈要提高。“曲高和寡”得不到群众批准，不是真正的高，应该曲高和众，在群众喜爱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忠心表现。人民喜爱的画是形式与内容一致的作品，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新国画。国画家不再是帮闲的“高人雅士”，而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战斗员，要做一个新型的人民国画家，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运用本行的国画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尤其要增强阶级斗争观点，千方百计在国画园地上占领、巩固和扩大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中国画的创作，生活同样是最主要的。要反映我国新的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必须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相结合，从劳动中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中，呈现了千古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美丽图景。幸运生在今天的画家，在创作上真是左右逢源，能够无限制地笔下生花。民族绘画的优良传统，本来是循着现实主义道路而发展的，所说“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先代巨匠，体验生活，反映生活的事例，不胜枚举。唐宋佳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元代一变，把自然现象，融入精神境界，在传统上是发展的，但积久成弊，明清以降，专尚笔墨形式，空洞无物，国画干瘪了五百年。毛主席指出生活是源泉，真是起国画五百年之衰；但是还远不止于此，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划时代的。今昔社会制度本质不同，要反映现实生活，没有现成蓝本，创作的方式方法，和过去完全不同，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更有其必要性。我过去也和“文人画”打过交道，关了门作画，概从主观出发。解放后，听毛主席的话，跑出大门找画；几年来，在生活中得到了不少体会，使我的创作获得了新的生命。在生活中也核实了传统。例如山水画，古人创造各种皴［cūn村］法，是从自然界石理石纹中提炼出来的一种艺术程式，是有生活基础的。我幼年临摹《芥子园画传》，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到了常熟虞山，才找到黄大痴披麻皴的根；在无锡太湖边，才找到倪云林折带皴的根。又从张公洞善卷洞的石灰岩领会到唐伯虎的笔法；从牛首山的铁矿石领会到石溪的风格，等等。生活是传统的根源，传统是生活的升华。古人究为历史所限，足迹不广。我们今天有条件踏遍天下，创造无数新的皴法。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智慧，有利于进一步发扬传统。
在生活中不光是埋头细细地观察，更应该抬起头来领略川峦整个的气势；不光是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拓胸襟；不光是提高艺术水平，更应该提高思想水平，关键在于对生活的感受要有动于衷。我每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中，或在不平凡的平凡小节中，一种豪迈的气概往往会油然而生。绘画不徒拘于形象刻划和笔墨技巧，更应该于笔墨形象之外，看到一种气概。所谓气概，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高屋建瓴，意气风发，才能产生豪气如虹的新作品。在生活中还要善于抓点子。点子是客观存在的，要抓得轻松自然，天衣无缝，所谓“信手拈来自成妙谛”。有人问我，你抓点子有什么诀窍，我说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打破葫芦，透过现象，在事物的矛盾发展中可以抓到点子。例如：我画三门峡工地，当时心头上为动人的轰轰烈烈的大场面难住，想从正面描写，但锦上实难添花，反而无从落笔。那时我偶然看到对岸有一座从来没有人注意、也不屑理睬的破庙——禹王庙，我觉得和三门峡工程不论从意义上或形式上，都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描绘下来，便能强有力地说明问题。点子都是平凡的现成材料，只要用心就可以信手拈来。但是什么“心”，什么“眼”呢？那就是首先在思想上要政治挂帅，方向对头，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画生产斗争，画劳动人民，首先自己要成为劳动人民，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谓深入生活，决不等于上菜场选购菜肴的原料，不是袖手旁观，走马看花，必须亲身参加劳动，到火热斗争中去进行自我改造，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思想水平，以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来指导创作，这样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我过去惯画“高人雅士”，有时也画“渔家乐”，而在“渔家乐”中的劳动人民，根本不象劳动人民，还是“高人雅士”的化装表现。旧社会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无“乐”可言，我是袖手旁观，欣赏劳动。今天翻了身的劳动人民，才是真“乐”；如果我还是袖手旁观，欣赏劳动，毫不了解今天劳动人民的心情，是不可能画得真实的。不真实的画，怎能为群众所喜爱呢？真实的画才能打动人，要画出打动人的画，必先自己具有真实的体会和具有劳动人民的情感。
近年来，我的艺术实践方式，是看看，想想，画画；画画再看看，再想想。把生活与创作都联系在一个想字上，不仅创作思维是想，体验生活也在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看看想想。今天讲，“造化”应该指新时代的生活，“心源”应该指有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有伟大的抱负，伟大的风度，笔墨才可能迥然不凡。即使并不是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政治性十分明显的题材，而画的是一幅抒情小品，一花片石，也可以从小中见大，画外有画。即使并不想在弦外搞什么音，而是老老实实一幅平凡的山水画或花鸟画亦能画如其人，从笔墨中窥见作者的个性品格，这由于画是思想意识的产物。时代精神不能从画中刻舟求剑。“推陈出新”的“新”，主要以时代精神为标准。
中国画在党的重视和领导下，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老一辈也不落人后，但是并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有些老年人跳不出传统，个别老人笔笔是国画，却不像今天人画的画；画的都是他们“胸中丘壑”。他们对传统的看法，一是当做夸耀富有的古董看待，摆在红木座上碰不得。一是作为自卫武器看待，传统在我手里，你们没有传统，没有资格批评我。当然也有不少同志心里实在想要跳出来，又怕跳出后两手空空，丢掉老本钱，还是不跳好。这种种思想，在我脑子里也斗争过；刚刚变，会失败，变得不三不四，不顺眼。但是看准传统不光是继承而必须进一步发扬，这一关，肯定的迟早要冲过去，终于我树起一个信心，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怕煮夹生饭。我画《芙蓉湖上》，在体验生活中，冒着烈日风雨，与自然作两个月的艰苦斗争，画《红岩》，通过几十次的易稿，三年而后成。以我衰老之年，有此力量，完全是党给我的。我从这两幅画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认清发扬传统，必须变，在传统原有基础上变。怎样变呢？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突破传统固定的藩篱。同时还要多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以及传统的画论，开开窍，登登高，看看远，非但可以突破传统，而且可以透过生活现象，抓本质，抓典型，构成具有新风格的国画作品。
毛主席早已正确地指出，要批判地接受历史上的优秀遗产。历史遗产的累积，如滚滚长江，泥沙俱下，从源头到出海口，不可能全部澄清；而且愈到下流，接受无数汇合的支流，水量愈增，混合物质也愈增。精华糟粕，仅隔一线，或者揉合在一起，或者似精华而实糟粕，使人眼花缭乱，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才是精华与糟粕的试金石。可为今用的接受，不可为今用的扬弃。“零碎山川颠倒树”在石涛手里是神奇，在我手里则是腐臭的。
解放十五年来，我身受党的培养，一言难尽，这里单举党对我深入生活的支持为例：我生长农村，为衣食所羁，足迹不出江南一隅。孤陋寡闻，眼界小，知识浅，胸襟狭。学画四十余年，没有成就，主要原因是生活贫乏，“行万里路”，徒存梦想。实在古人亦很少有人“行万里路”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四王恽吴都没有到过近在咫尺的黄山。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我先后走了五六万里，而且到处受欢迎。最难忘怀的，是参加江苏国画工作团二万三千里的壮游，具体目睹无数名山大川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全国各地在迅速改变面貌中无数光辉灿烂的真实事例。例如我曾在三门峡工地、长江大桥、钢铁厂、水库和人民公社等新的建设面前徘徊惊叹，扬眉吐气，恍见祖国真乃世界上顶天立地的巨人。从无数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场教育中，使我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提高了业务水平，也提高了认识水平。这次旅程结束，我们举行了《山河新貌》汇报画展，题材丰富，充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例；每人各尽所能，写出各人不同感受不同风格，真没料到通过短短一次活动，竟要刮目相看。因此，我深深体会到“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互为因果，而枢纽在一“新”字，从“新”培植百花之根，从“新”氤氲百花之香。首先思想新，认识新，情感新；然后，题材内容新，表现方法新，构成风格新形式新的艺术品。我虽然画了许多作品，但是还有不少缺点，还只是个开端，还要继以自强不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之下，永远“推陈出新”，放出人民所喜爱的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