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创作时代和人民所要求的艺术朝鲜艺术
电影制片厂功勋演员 宋英爱
跨进新的一年，我仍然几乎每天都在收到观看朝鲜艺术影片《红色宣传员》的中国观众热情洋溢的来信。
虽然，信的笔迹各不相同，但是，每封信里都充满了为《红色宣传员》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喜悦；包含着对作为朝鲜艺术家的一员的我所给予的鼓励。每当我读到这样的信时，使我得到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从来信中，更使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亲近的邻邦之国的艺术有着多么深刻的理解和热爱，中国人民又对朝鲜人民怀着多么深厚的情谊！
中国同志们，对这个只不过在浩瀚的艺术生活道路上迈开第一步的我惠予这样大的激励，着实说，这是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所表示的牢不可分的深情厚谊。
去年秋天，我曾经作为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访问了中国。在访问期间，我直接体验到了这种情谊。访问期间，我们代表团曾到北京及全国各地进行友好访问和参观，并会见了各界人民。每当我们同中国朋友们相会时，他们总是热情地问及朝鲜的建设情况、千里马运动以及农业收成等。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就像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高兴。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中国度过的意义深远的日日夜夜。那些充满热情的数不尽的动人事例，是不能在这短短的文章里完全表达出来的，这使我感到莫大的遗憾。
当我们访问北京及各地城市时，那里正放映着《红色宣传员》、《女教师》（红花）、《分界线上的乡村》及《这不是传说》等朝鲜艺术影片。
中国同志们，对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怀着最亲切的感情，并且热爱他们。
在成都逗留的日子里，我们有幸访问了离成都约一百里地的新民人民公社。当他们知道我是《红色宣传员》里的一个演员时，几十名社员便找我来了。他们对梨岘里的李信子，已经知道得很多了。
这一天，公社主任一边交给我各种各样的肥料标本，一边对我说：李信子所在的梨岘里合作农场和新民人民公社，在新的一年里，都将要取得更大的农业丰收，请你把这肥料标本转赠给李信子同志。行将告别时，成群结队的社员们一直把我们送到东口外，并一再托付我们向李信子同志问候。
这样深厚的友谊之情，不仅在新民人民公社里能看到，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能够看到。到工厂或农村，无论走到哪里，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红色宣传员》里的李善子。而且知道她的原型梨岘里的李信子。他们对李信子和梨岘里人们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发自内心的良好的祝愿。
新民人民公社社员以及中国兄弟们对《红色宣传员》所表示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和热忱的关心，怎么能只是局限在这部艺术作品范围来说明呢！这种情谊，这种关心，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为了把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乡土变成幸福的乐园而贡献出自己全部精力的李信子、梨岘里合作农场的农场员以及对全体朝鲜人民的兄弟般的深厚感情。
作品和观众之间，形成了如此亲密的关系，这使我想起了几个月前我们制片厂的一位同志对我说的话。
中国的《李双双》、《青春之歌》等具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优秀影片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优秀作品，在朝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看到平壤市市民为了要观看中国的影片和话剧，川流不息地来到电影院和剧场门前，排着一条龙似的长队，那位同志指着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对我说：“这意味着已经越过作品和观众之间的界限了。”的确，我们通过反映崇高革命精神的中国优秀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斗争经历、共同的斗争志向的中国人民，因此我们加倍地热爱那些作品。中国同志们也通过我们的作品，看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并肩前进的今天的朝鲜，千里马时代的朝鲜人民。
我认为中国人民所以对朝鲜的艺术作品有着这样大的兴趣的理由，也就在这里。
如果说，包括《红色宣传员》在内的朝鲜艺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它也就是在勾画我们千里马时代的人物形象方面，有所成就罢了。
访问中国期间，我在北京和各地通过同艺术家的接触和挚诚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艺术家们如何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时代和人民所要求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作了多么大的努力。还听到中国艺术家们，为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深入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去，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等，把它作为创作的源泉。
我们在电影《红色宣传员》中，所以能够哪怕是在微小的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千里马时代的典型人物李信子，而且能够使形象鲜明、突出，其原因就在于全体创作人员深入到梨岘里同作品的主人公一起生活。这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说真的，我们在梨岘里合作农场体验生活的一个多月里，如果没有深入地了解李信子的那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风貌，那么就不可能在电影里取得成就。
想要把已经过舞台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作品，再通过电影来给观众以新的艺术魅力，那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在听取了话剧创作人员的经验后，在以“在梨岘里的土地上扎下脚跟，在梨岘里的泥土里埋下双手，做个梨岘里的人”的战斗口号下，开始了我们的创作生活。
晨，我们头上顶着星星下农田；晚，则顶着月亮回来。我们过着和农民一样的生活。白天，同农民一起在水田里?耙、插秧；晚上，熬牛饲料，管理兔子，和农场员促膝谈心，同住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我们了解了梨岘里的过去和今日的幸福生活。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到作品中的主人公了。
客观现实，往往是和个人的主观臆想截然不同的。置身于现实中，才能发觉自己的偏见。我当初认为，姑娘宣传员李信子能够教育和改造好那些历尽风险的人们，她必定有着比别人高深的知识，有着极强的说服人的能力。
于是，有一天我向李信子问起教育改造人的秘诀。她微笑着说：
“秘诀？我不懂什么是秘诀。我只是遵照着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去作罢了。”
她的确只具备一般的知识。无论在知识水平方面，或在生活习惯和爱好方面，她同别的农村姑娘并没有区别。尽管如此，她在贯彻党所提出的指示方面，却比别人积极得多，她的意志更为坚强。这就是李信子能改造人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
拍摄善子替剧中人镇午大叔锄包工田的那个场面，也是如此。主人公善子，为了帮助改正固执的、沾上了严重的利己主义思想的，而且像装生病而不出工的镇午大叔，曾经在镇午大叔的包工田里，整整熬了三个夜晚，替他锄草。在拍摄这一场面时，我没有成功。
因为当时我只是认为，李信子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因而她也无疑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所以在摄影机前面，我所扮演的李善子，不像是个实际生活中的李信子，而很像一个在任何劳动中，也不知疲倦的“女将军”。
通过同她的接触和共同生活，使我了解到，她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的人。
有一天，我由于尚未习惯田间劳动而疲惫不堪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我曾对她说，我也像信子一样成个大力士该多好啊！她却回答我说：
“难道我真的不知疲劳吗？炎热的三伏天在田里锄草时，我也同样感到酷暑难忍，腰酸背痛。可是当我看到粒饱穗大的稻子茁壮地成长的时候，我的心情却不觉地轻松起来。东川平原不又是丰收在望了吗！”
她的这番话，使我认识到她不是“女将军”，而是一个具有坚强的斗争意志的革命战士。她一心一意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她对美好的未来抱有无限的信心和热爱。所以她在建设新农村的劳动斗争中也能够顽强地战胜肉体上的疲劳和精神上的负担。
我们把福善大婶被善子的热心帮助而深受感动的场面，也在现场修改了。
这一场面，剧本中原来是这样处理的：当福善大婶的眼泪掉在地上时，她便用手去擦地上的泪水，感激之余，福善大婶却猛然握住了善子的手。
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感到这样处理不太合适。于是把这一场面修改为：
首先由善子握住由于受良心责备而感到痛苦的福善大婶的手。这时福善大婶要擦干掉在善子手背上的眼泪，可是福善大婶惊奇地发现善子的手背，因过重的田间劳动而裂破了……。
这样处理的结果，入情入理地表现了热爱劳动的李善子的性格，同时，如实地反映出了福善大婶心理的矛盾状态。这是符合现实的生活哲理的。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创作人员同李信子以及梨岘里的人民，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从许多老人的话语里，使我们了解到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黑暗统治时期所经历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他们苦难的过去。同时，他们还回忆了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艰难的斗争岁月。这些回忆，对了解梨岘里人民过去所受的折磨和经受了严重斗争考验的他们的思想感情方面，有着莫大的助益。
有一次，我们围坐在“营火”旁，听取了一位农场员讲的有关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黄海南道信川郡惨无人道地杀害无辜平民的血腥罪行。当我们听到这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血淋淋的野蛮行为时，人们的眼睛里都闪射出强烈的愤怒的火花。我也为那些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流下了眼泪，但我终于化悲愤为力量，毅然地站了起来。本来这一天预定要休息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休息，我们开始了工作。
导演紧握着拳头说：“开始拍吧！”说着就站起来，奔向摄影机旁。
这一天，我们解决了拍摄在福善大婶的房屋里裱糊的场面时遇到的难题。
这一场面是：民青盟员给那位对一切事情都看不顺眼的福善大婶裱糊房间。可是，民青盟员们见了福善大婶，谁都讨厌她。虽然民青盟员们跟着善子来到福善大婶的家里。不过他们总觉得不应该给她裱糊房间。
这时，善子对他们说：“咱们都知道，是谁使福善大婶变成这个样子的。全是美国鬼子造的罪孽呀！他们炸死了福善婶子的丈夫和儿子，害得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我们都应当做她的儿女，让她觉得有这么多的儿女，从而使她感到幸福。”
台词很动人，场面很紧张。可是扮演民青盟员的演员们却觉得我的这段台词像个训人的说教，没有感情。
其实，这一场面中善子所说的话，并不是对民青盟员的说教，而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的控诉，同时也是善子本身对这位遭到美国鬼子迫害的不幸的福善婶子，没有尽到像儿女一样的责任而感到负疚的一种心神不安的吐露。
在这个场面里，我的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导演所要求的水平。
梨岘里的生活体验告诉我们：作为艺术家，应当首先成为一个千里马骑手和战斗员，作一个能够正确地反映群众要求的得力的带路人。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创作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红色宣传员》是青山里精神的产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实际生活的体验，我们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在青山里精神的感召下培育起来的农村中典型的共产主义者李善子的原型——李信子。
为了创作时代和人民所要求的艺术，我们还要作更大的努力。为此，我们将献出自己整个的身心。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一次向那些给我写了充满深厚友情的信的中国同志们表示谢意。
祝朝中两国人民和两国电影工作者之间凝成的战斗友谊，像滚滚的鸭绿江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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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过友谊的接力棒
张瑞芳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是我特别值得记忆的两年。去年在上海舞台上我荣幸的扮演过朝鲜著名话剧《红色宣传员》中的李善子；今年又正在拍摄由《红色宣传员》话剧改编的彩色影片——《李善子》。
《红色宣传员》的话剧从朝鲜移植到中国，它像在朝鲜一样，找到了合适的土壤。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先上演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上演了。有的剧团还特地组织农村演出队，将它送到农民兄弟面前。许多地方戏曲也相继地改编演出。等到朝鲜《红色宣传员》影片来到中国之后，又出现一次动人的放映高潮。《红色宣传员》可以说红遍了全中国。广大观众，不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学生、市民，他们不仅在艺术欣赏上得到了满足，更主要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教育。李善子这个朴素鲜明的朝鲜千里马时代的英雄形象，已经深入到中国观众心里，得到人们无限的敬重和喜爱。
我自己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红色宣传员》的演出工作的。我跟随着人物，一次次的生活在舞台上，越来越深的爱上了李善子。我对她这个充满了革命激情、柔韧而坚强的姑娘有了更深的感情。她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充满了热爱。误解和冷淡她不计较，依然满腔热情，以身作则，忠心耿耿地把党的工作做到每个人心里去。她平平常常但又光彩照人。在生活里我要学习李善子崇高的品质，在舞台上也愿尽最大努力去塑造李善子平凡而高大的形象。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艰巨的，尽管在每场演出之后，不断汲取各方面意见改进工作，而我对自己的表演始终不能满意，总好像在捕捉一个还没有完全抓到的东西。
正在这个时候，领导上又把在银幕上扮演李善子的任务交给了我。说老实话，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即令在舞台上勉强能过得去的形象，在电影上往往会更显露其弱点。通过银幕的扩大，在举止行动上不像朝鲜人民的地方；外型、年龄上与角色的距离，以及精神状态和内心刻划上的不足，都会暴露得更清楚，要加以克服也就要比舞台上加倍困难。但当我一想到能通过这次工作，进一步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学习；向中国观众再一次传达朝鲜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工作方法；能使朝鲜千里马时代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献上一枝清新的花朵；我的种种顾虑就被莫大的兴奋和喜悦代替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以海燕电影厂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等方面组成的学习团，怀着向朝鲜人民学习，向李善子学习，拍好《李善子》影片的决心奔赴朝鲜。当火车喷着白色的烟雾，穿过碧波滚滚的鸭绿江后，望着车窗外，丰收在望的田野，秀丽的河川，重叠的峰峦，朝气蓬勃的人们，我的心也随着奔驰的列车飞向平壤。
也就在这美丽的英雄的城市——平壤，开始了我们的学习，受到了朝鲜朋友的盛情款待。亲密的友谊像透明的水波激荡着我们，特别是电影戏剧界的朋友们，对我们手足样的情谊，更是我永生难忘的。
在朝鲜《红色宣传员》影片中，成功的扮演了李善子的宋英爱同志，刚从中国访问回国就投入紧张的拍片工作。她特地从拍外景的地方赶回平壤，不顾疲劳，当晚就向我们介绍创作经验。她热情地谈她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怎样克服的经过。在舞台和银幕上深刻生动扮演了崔镇午和福善大婶的李梦、俞敬爱同志，以及话剧中最先创造了李善子光辉形象的韩贞淑同志，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放弃了休息，赶来和我们促膝谈心。正在演出我国《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朝鲜国立艺术剧院院长朴永信同志，也在日夜场的间歇中抽出了宝贵的时间，向我们介绍了《红色宣传员》话剧创作演出的经过。剧院并请艺术家们，为我们组织了《红色宣传员》话剧的专场演出，而这个戏剧院已有一年多未上演了。作家赵白岭同志，电影导演朴鹤同志，虽然都有新任务在身，但他们还是分出许多时间，详尽而诚恳地向我们谈经验和创作中的甘苦。他们甚至估计到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困难，甚至自己走过的弯路以及在作品完成后产生的许多新的设想，都向我们推心置腹的倾谈了。
为了使我们直接深入生活，朝鲜的同志们还安排我们和角色的原型，朝鲜劳动英雄李信子同志见面。她现在已是梨岘里合作农场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她作过宣传员的第八作业班已获得双重千里马作业班的称号。梨岘里，如今不仅誉满全国，所有来朝鲜的国际友人也都纷纷慕名拜访，他们每天几乎平均要接待两三批来访的客人。而我们却能够连续五天和她见面，这真是使我们非常兴奋的事。李信子同志挽着我的手参观了她们的合作农场，我们并和她一起割了一会庄稼，梨岘里在一九六三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她向我们介绍了梨岘里的过去和现在，她的第八作业班的亲密同志们，也就是《红色宣传员》中班长，崔镇午，官弼等角色的原型也和我们见了面。他们用那样充满感情的眼光看着李信子，谈着李信子，又用那么信任的神色无拘束地谈自己转变的经过，如今两枚千里马奖章，正骄傲的在他们的衣襟上闪闪发光。
在没有来到朝鲜之前，李善子这个人物总在我的脑海里摇摆不定，尽管作者已经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和丰富的性格色彩，但我总被许多概念所约束，到底应当怎样才能正确体现李善子这个典型形象呢？确是存在许多困惑的。直到与李信子同志接触以后，她那闪闪发光的共产主义品质，在我心里才更具体化了。她开朗而又谦和，坚韧而又幽默，憨厚而又聪明。在她身上不单具有朝鲜妇女传统的美好素质，更主要具备了在劳动党教养下新劳动妇女的特点。而我在角色创造上出现摇摆的原因，恰是在这两者之间顾此失彼，我开始找到了我困惑的根源。
现在我正在拍摄《李善子》，每当在创造中遇到困难时，我就回忆在朝鲜时的感受和体会，翻看当时记下的那些宝贵的笔记。同时再三观摩朝鲜朋友们拍摄的影片，不单看《红色宣传员》；也不断学习其他影片。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健康思想，优美的情绪，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千里马时代飞跃前进的步调，每次都使我对朝鲜艺术家的革命成就增加敬佩。同时对我扮演的角色也增加了新的了解和新的体会。这样我仿佛又来到了朝鲜，继续向朝鲜朋友们聆教，那海洋般的友谊又使我从中得到鼓励。
我暗暗的叮咛自己，朝鲜的同行们是把一根充满友谊的接力棒递到我们手里，他们替我们跑过了创作上最困难的路程，并帮助我们扫清前进的障碍，希望我们更顺利的达到目的地。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角色演好，否则，就会对不起前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的朝鲜同志们。
（附图片）
宋英爱和张瑞芳在一起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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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人民日报访朝代表团访朝期间，曾约请扮演李善子的宋英爱和张瑞芳两同志替我们写稿（当时张瑞芳同志也在朝鲜访问）。现在她们的文章同读者见面了。读者从她们的文章里可以看到这两位优秀演员如何为贯彻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方针而努力，为加强中朝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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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李信子到李善子
——访朝记事
马铁丁
在朝鲜访问期间，我们访问了《红色宣传员》主角李善子的原型——李信子同志；访问了《红色宣传员》的作者赵白岭同志；访问了扮演李信子的话剧演员韩贞淑同志。于是就写了这个题目：
从李信子到李善子
访李信子同志
李信子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善于工作的人，也是健谈的人。
李信子对我们谈到梨岘里苦难的过去、幸福的现在和更加幸福的将来。
李信子说：提起梨岘里的苦来呀，那是真够苦的。梨岘里原来没有水，庄稼种的很坏。据说，鸟从这里飞过，想喝口水，却什么也没有喝到。它掉下了眼泪又飞往别处去了。
那时候，人们吃的是糠菜，还吃不饱，一家几口合穿一件麻布衣，谁外出谁穿；住的是茅棚。一刮大风，一下大雨，心里就怦怦跳。因为那样的住宅，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现在吃是吃的，穿是穿的，住是住的。
不是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只是说，毕竟比过去大踏步的前进了一步。
“你能谈一谈，作家、艺术家们是怎么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吗？”我们问。
“一九六一年初，赵白岭同志就来了。”李信子说，“那时，我们作业班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帮助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因为他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又同在一起参加劳动。我们一开始就很融洽，没有丝毫见外。
“后来，演员同志们也来了。我们里的空气立刻活跃起来。到处是笑声和歌唱。他们在地头上组织了一个田间创作室。当农民们休息的时候，用小演唱的形式，鼓励大家的劳动热忱。我是个做宣传工作的人，从心底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听说，赵白岭同志曾经有过一个疑虑。那是后来才知道的。那疑虑是：写一个宣传员不知从何着手？如果是一个作业班长或党委员长就比较好办了。因为作业班长或党委员长的工作贯穿着农村生活的各方面，写他们比较容易体现农村生活面貌的变化，各种类型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疑虑，究竟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弄不清楚。也许只有赵白岭同志本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访赵白岭同志
“金日成同志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梨岘里合作农场作现场教导，一月二十六日我就到了梨岘里。”赵白岭同志滔滔不绝地讲他自己在生活中、在创作中的感受和甘苦。“说实在的，在未到现场之前，思想上不是没有顾虑的。我们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看法，认为在对敌斗争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分野，一眼就看得出来；矛盾冲突尖锐、激烈，也比较容易掌握。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没有这样方便。我们写过不少有关农村的戏。有着千篇一律的调子：春天运肥，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到冬天解决了问题。写戏的人写得倒胃口，看戏的人看得倒胃口。我担心：是不是会重复着这条失败的老路？
“生活教育了我，矛盾冲突，阶级斗争在现实中是很清楚的。李信子改造人的过程，其实正是反映在思想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只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态同对敌斗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不完全一样而已。
“福善大婶的小市民意识，崔官弼的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崔镇午的落后的农民观点，一句话都是非工人阶级思想。福善大婶、崔镇午、崔官弼的自我思想改造，李善子的帮助他们思想改造，不是工人阶级思想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在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受旧思想，旧习惯影响的劳动者，每前进一步，都是新思想克服旧思想的一个胜利。所以我对我的剧本是这样看的：它是思想改造的进军曲。”
我说：“听李信子同志告诉我，你曾经有过一个疑虑：写一个宣传员，而不是写作业班长或党委员长，不是那么好办。是这样吗？”
“有过这样的疑虑。”赵白岭同志说：“还是生活教育了我。首先，李信子这个宣传员有个特点，与其说她用嘴去宣传（当然，她的嘴也是挺能说话的），倒不如说她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别人，感染别人。具体行动多，这件事的本身，就存在着丰富的戏剧的因素；其次，生活是个整体，是到处相通的。农村生活面貌的变化，各种类型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矛盾冲突也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宣传员反映出来。
“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小的。是一个作家么，总想很快地写出东西来。我也是怀着这种思想下乡的。别人讲，我就记，急于收集材料，可是越急越坏。你只要一掏出笔记本来，人家就不讲。受旧思想、旧习惯影响较深的人不讲，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愿暴露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更何况你掏出本子来；模范人物也不讲，因为在他们看来，完成某项任务，做某种工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没有向人宣扬的必要。人总是碰了钉子才会清醒。后来，干脆把笔记本丢掉。老老实实地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也真怪，你不急于去收集材料，材料反而自动的走来。大家熟了，可以掏心剖腹，无话不谈。人物形象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心中活了。——看得见他，摸得着他。
“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不算太好。李信子留下了自己仅够饱腹的口粮之外，把分配到的全部余粮，送给别人；她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她做了新衣自己不穿，去接济贫困的阶级兄弟；有一件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的剧本中有这样一幕：李善子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河堤的决口，这本是我的虚构，是别人的事情移植过来的。谁知李信子本人确有其事，只是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在她看来，这是她应尽责任，做了，也就算了，根本没有向别人讲的必要。她在看了我的剧本舞台演出之后，问我：用身体去堵住河堤决口，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你怎么知道的？我这才如梦初醒。
“她爱憎分明。当合作化刚开始的时候，农村生活毕竟还是比较艰苦的。那时，有一些姑娘想嫁到城里去。李信子切齿痛恨地批评她们，讥笑她们。说她们嫁到城里去，是为了躺在热炕上享福，自己脱下的脏鞋子让下人去洗。……
“你还记得我的剧本中李善子批评崔官弼那段话吗？
官弼，你说些什么呀？钱、粮食、俱乐部、文化馆，所有这一切，难道不都是要自己去创造么？难道你认为只有别人都给安排停当，你去享受现成的才算符合理想吗……？农村什么都没有，这，是你说的！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在你看来，人们吃的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把眼睛睁开些吧！好朋友！这就是革命……你逃避革命，还能到哪里去找个人出路呢？……这段话，就是从李信子批评想嫁城里去的姑娘们这件事上生发出来的。
“当然，单是到生活中去，并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作为指导，那么，即使在生活中也是可以迷失方向的。我是这样看的：譬如爬山，当我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来武装自己的时候，我无异站在高山脚下；当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武装了自己的时候，那么，我就到了山中间了；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与当前的现实在我的头脑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算爬上了山的顶峰。
“素材收集好了，在写作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的是：新的现实必须寻求新的表现方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创作方法发生矛盾，发生冲突。比如说吧：按戏剧的传统创作方法，一个戏里只能安排一个高潮。而我的戏却有三个高潮。改造福善婶有一个高潮；改造崔官弼有一个高潮，改造崔镇午又有一个高潮。虽然是三个高潮，它们又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福善婶思想转变后，即反过来去帮助崔家父子；崔官弼的思想转变后，大家又一起来帮助崔镇午。先进的思想、力量在逐步壮大；而落后的思想、力量正逐步缩小，乃至消灭，这正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也曾经苦恼过：我这样写行吗？但是，生活在前进，生活逼着我进行新的探索；党支持我作新的尝试。……”
访韩贞淑同志
“我跟李信子一起生活，简直像她的影子一样。她到田里，我到田里；她到山里，我到山里；她回到家里，我也回到家里。”韩贞淑同志说：“李信子的生活实在紧张。她起得很早，又睡得很晚。是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疲倦的人。粗粗一看，她的外表不是那么敏捷，也不是那么温柔。但是，一当她同群众接触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地感触到她的美。
“她同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活跃、机智；她同老年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牢牢抓住老年人的心。她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五六岁的小孩，都会对自己的母亲说：李信子的话就忘记了吗？为什么不按李信子的话去做呢？
“她的模范事迹，那是讲不尽说不完的，报纸上已经介绍过很多，我也就不再重复了。
“我深深地感到：要成功地把她演出来，只是一枝一节地模仿她的外形动作那是无济于事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尽可能地达到她的精神境界的高度。只有当我的思想逐步同李信子的思想接近的时候，那么，李信子的某些外形特征：譬如她的深思的神态，讲话的声音，锄草的动作等等才在我的心里活了起来。
“要演好英雄模范，首先得具备着英雄模范的思想感情，在这一点上，我不过是刚刚开始学步。……”
对《红色宣传员》这部优秀的剧作，对《红色宣传员》中主角李善子这个动人的形象，中国的文艺界并广大观众都是很熟悉的。我的这篇访问记，无非是为了有助于借镜他山，学习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