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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任继愈
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史”，其历史断限为商周到“五四”运动前，这是目前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历史断限。“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另外的课程讲授，所以没有包括在“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内。
中国哲学史这一门科学还很不成熟，许多重要的哲学家的体系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还有争论（从老子、孔子到谭嗣同、孙中山、章炳麟）。在许多有争论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上推求其规律，自己虽称为“规律”，别人看来就未必认为可信。研究中国哲学史，不谈规律，就失去研究的意义。尽管有上述的困难，还是不应回避。正因为距离取得结论尚远，故称探索。
对于哲学史进行规律性的探索，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自己对于经典作家的理论学习和钻研得不深，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为了进一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大胆地提出这些很不成熟的看法，供批评，以便进一步改正和提高。
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哲学。我国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道路，是通过以下几个具体规律表现的。
（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使人类有可能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在这以前，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基本上是无知的。列宁说：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
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
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
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
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
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
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
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
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十八
页）
这是说，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揭示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就可以找到“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列宁全集》第二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九页）。
从大的轮廓看，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五种生产方式，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五种生产方式在各个民族、国家中所经历的时间虽有快有慢，出现得或早或迟，但是其先后次序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①。
哲学史是历史的一个部门，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有它的客观规律。
人类对于历史客观规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的，从不认识规律到逐渐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客观历史发展在人类主观意识中的反映。认识的客观规律即是逻辑学②。列宁指出：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
‘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
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
和、结论”（《列宁全集》第三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
年版，第八九至九○页）。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历史发展本来就是按照规律进行的，而人类认识到历史规律，却不是很早的事。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类几乎是胡里胡涂地，在历史客观规律支配下走过来的。马克思说过：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下等动物身上
透露的高等动物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
后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
五年版，第一五五页）。
人类认识历史的真相并发现其本质的联系，是后来的事。这种对于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也不是仅仅由于马克思个人的天才而发现的，它是经过了几千年的长期认识过程，通过无数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最后才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峰的。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探索，积累了无数次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才从不太正确到相当正确，从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只有到了人类认识经过现代科学的武装，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今天又加上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才有条件对过去走过来的道路给以全面的回顾、总结。懂得了人体的构造，回头来解剖猴体，就能找出从猴体到人体发展的差距。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是来自实践的，有什么样的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人类的实践，是受社会发展的条件所制约的，在上古，人们只会钻木取火，穴居野处，知识只能是低下的。有了阶级，有了国家组织，才有了关于国家、战争的知识。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人们才有了更多的知识。人们又把既得的知识，反过来用于实践，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把知识丰富起来的。可见，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的先后次序也不是可以随便颠倒的。过去的封建学者，说尧舜的禅让是由于他们道德高尚，有“大公无私”的品质，今天看来，这是氏族公社的通常现象；夏禹传子，以天下为家，古人认为这是“大道既隐”的结果，对此多少有些“遗憾”，而今天看来，这是私有制确立后必然的结果。也有些进步的封建学者力图用历史的
“势”，来说明历史现象，但是什么是“势”，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出现某一种的“势”，他们也还是茫然。资产阶级学者比封建学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打破了带有中世纪忠孝节义等封建观念，但是他们照旧不能认识历史规律。
只有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才可以科学地认识到历史的发展规律。自从有了阶级以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阶级斗争有着不同内容。在奴隶制度下，最能引起掠夺者的兴趣的是奴隶、草原、牛羊牲畜。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者掠夺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今天帝国主义要进一步掠夺殖民地、反对社会主义，称霸世界。在古代足以引起战争的某些因素，在今天就不再成为引起战争的因素。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比如春秋时，齐桓公伐楚，为了争诸侯的霸权，责楚国以“包茅不入（贡）”。中世纪发动战争常宣称为了“忠诚信义”，“复九庙之仇”，“雪君父之耻”，而资产阶级发动战争就宣称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而战。这都说明历史事件的出现，有它的先后次序，受社会性质所制约。
与此相适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的认识水平、深度也是有它的必然性、规律性的。人类认识的过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基本上是相一致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影随形。因为“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三页）。
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关系，黑格尔首先感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他的唯心主义的看法。列宁对于黑格尔的观点是反对的，但对黑格尔的这一新的尝试给以应有的评价。他说：
“显然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
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
面。”（《列宁全集》第三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第一一七页）
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有人感到历史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像黑格尔虽然也打算说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这个具有某些合理内容的设想不得不被他的荒谬的唯心主义体系所断送。黑格尔的错误在于用他主观虚构的思辩逻辑的框子去套历史。黑格尔不是把哲学史看作人类正确世界观（即唯物主义）逐步克
服错误的世界观（即唯心主义）日趋完善的过程，而是颠倒地
把哲学史说成是绝对精神一步一步自我认识的过程。所以列宁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必须“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列宁全集》第三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四页）。
逻辑和认识论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认识史本身不能仅仅看作人类头脑的主观思维活动，它是人类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知识经验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根据列宁的指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不致像黑格尔那样，使历史统一于他的唯心主义逻辑体系，而是唯物主义地把逻辑统一于客观发展的历史。
列宁指出，“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全部认识的领域，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特别注意的是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列宁认为：“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列宁全集》第三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九九页）。这些精辟、深刻的提示，给哲学史工作者提供了无限丰富可备采掘的矿藏。列宁是说人类的认识史，即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既和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斗争有内在的联系，又和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相呼应。各门科学发展的历史，即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从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内逐步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人类认识世界，从无知到有知，由浅入深，这一长期认识过程的缩影。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
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
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
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毛
泽东选集》卷一，人民出版社版，第二版，第二九八页）
这里毛主席指出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达到了这一步，还要由一般到特殊。
“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
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
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
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
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
东西。”（同上）
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人类认识的规律。每一次循环，都把认识提高一步。儿童的知识和人类的知识都是这样取得的。人类的知识，也就是唯物主义发展史，因为唯心主义不能给人类以正确的知识。
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发展的道路也表明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规律进行的。最早的唯物主义形态是元素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它只说明了一个万物构成的问题，是针对唯心主义的上帝创世说的。因为它还处在朴素唯物主义的第一阶段，它解释的范围以及解释的方式都比较简单。《易经》用阴阳说明万物的起源，据后人的解释，说它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产生这种观念。“近取诸身”，就是取自男女两性的生殖机构，远取诸物，就是受到禽兽牝牡的生养过程的启发，而概括出来的通过阴阳产生万物的道理。后来《易传》以天地比作父母，水、火、山、泽、风、雷比作六个子女，也是较原始的朴素的思想。这些思想，只能出现于人类的认识史的初期，它和春秋以前的生产水平、科学知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用五行说，阴阳二气说以说明世界万物起源的元素论只能出现在商周。
唯物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进入精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这是对上帝创世说的进一步系统的驳斥，并提出了
“道”、“精气”，“气”等范畴。后期墨家提出“久”（时间）
“宇”（空间）。《易系辞传》提出了“乾”、“坤”，韩非提出了“理”作为“道”的范畴的补充。
精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不止对世界的构成有所说明，还进一步对于世界的变化，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人的本性、善恶、美丑都有所探索。在形式逻辑方面，提出了“名”、“实”、“类”、“故”、“譬”、“侔”、“援”、“推”等思辩方式。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坚白”“同异”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概念是否可以脱离事物而单独存在等哲学和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而这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和哲学问题，远非元素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所能设想的。这些思想，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之前。它是思维发展的逻辑所规定了的，也是历史发展所规定了的，其先后不能易位而倒置。
两汉到唐末，阶级斗争的经验又丰富了，科学水平又提高了，也就是说人类认识的水平比先秦有所提高，于是出现了元素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提出了形神关系的“质”、“用”范畴。魏晋时期的唯心主义者被迫放弃了目的论，提出“本末”，
“有无”等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范畴，硬要论证在万物之上、之后还有一个永恒、超越的精神的本体。这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只有在魏晋时期，神学目的论被打垮之后才有可能提出。老子也讲到“有”，“无”，但老子的“有”不就是王弼的“末”。老子的“无”是物质性的道或气，并不是王弼讲的本体。唯心主义本体论给上帝找到了一个替身。如果人格神不打倒，目的论不遭到有力的驳斥，就没有必要给上帝找替身。“本末”、“有无”这些范畴的提出，是魏晋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的必然产物，也说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北宋以后，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进入最后阶段，即元气本体论的阶段。于是提出了“体”和“用”，“道”和“器”，“太极”、
“理”和“气”、“心”、“性”、“情”等等范畴。
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兴起，虽然由于它的软弱，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但是他们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开始脱离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进入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已不再用什么“元气”作为万物的本体，而是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假说，认为“以太”、
“电气”为万物构成的基础。孙中山也讲到“太极”，但他对
“太极”也给予近代科学的新解释。像谭嗣同、孙中山所提出这些新范畴，决不是封建学者在近代科学以前所能设想的。
以上仅仅从中国哲学史若干重要范畴发展的次序来说明中国哲学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虽只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也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列宁曾指出，范畴是
“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三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九○页）。中国哲学史表明，上述那些范畴的依次相继出现，是先进的唯物主义者在和唯心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在人类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自然现象之网上的许多纽结。尊重历史事实，才不会陷于唯心主义的虚构，掌握思维发展的规律，才可以使我们透过大量的、偶然的现象，进一步掌握哲学史发展的本质，从浩若烟海的材料中找出哲学史的规律来。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二四页）。历史的现象，并不是为了后人研究的方便而出现的，它有些是属于历史发展的本质的，也有些非本质的。我们哲学史工作者，必须探寻逻辑发展过程。只从形式上看，最早提出
“形而上”，“形而下”，“道”和“器”的名词，是《易系辞传》，但是真正把“道”和“器”，用作说明本体（道）现象（器）的范畴，只能在宋以后，而不是先秦。
承认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规律，就可以更好地按照历史主义原则看待哲学史上的问题，而不至于不恰当地要求古人，或者把古人现代化。恩格斯嘲笑了那些违反历史因而也违反逻辑发展的历史家，他写道：
“如果狮心王理查和菲力普·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
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末就会避免那五百年的
饥贫和愚昧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莫斯科一九五五年中文版，第四九九页）。
如果有人说文王懂得用电灯，人人都知道这是荒谬的，因为它违反了历史的逻辑，但是有人却宣称文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就是违反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规律而造成的错误。
（二）发展道路的波浪起伏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形势，决定于各个历史时期先进的阶级、政治集团与落后的阶级、政治集团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形势总是有起有伏，有进有退的。
刘少奇同志讲到我国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势时，曾说过：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像波浪的
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
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
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一四页）
少奇同志说的是现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但是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规律来看，它也适用于过去的历史。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指出过：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迴的”（《列宁全集》第二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九页）。
“历史常以跳跃和曲折前进……”（《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六九页）。
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道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条规律。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发展也是有高潮有低潮，它是波浪起伏的。我国唯物主义三千年来，有四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宋尹、荀子、韩非为代表。这是在反对上帝创世说的宗教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从元素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精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后来，到了秦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目的论占了上风，接着，两汉之际又有大量的谶纬宗教迷信思想泛滥成灾，唯物主义处在低潮。
唯物主义的第二个高潮，是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出现。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有效地打击了当时广泛流行的神学目的论。从精气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到元气自然论，在我国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唯心主义在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打击下，不得不改换形式，于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更为精致的唯心主义，即唯心主义本体论。此后，从魏晋到隋唐，唯心主义哲学与宗教哲学合流，又一次泛滥成灾。唯物主义也曾出现过坚决的斗争，如范缜的神灭论，但声势、规模、涉及哲学问题的广度都不及同一时期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经过了长期思想斗争，总结了经验，提高了水平，终于在宋明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唯物主义的第三个高潮导源于北宋的张载，完成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把它发展为比较完备的体系。王弼等人以“无”为本体，程朱学派以理或太极为本体，陆王学派以心或良知为本体。这些流派都是以精神性的理或心为万物的共同根源，都是唯心主义本体论，这是我国封建时期唯心主义发展最高形式。王弼、程③朱等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陆王等人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不论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都遭到王夫之等人的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的驳斥。元气本体论，是我国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所以它是一个高潮。④
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它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的资产阶级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和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出现了机械唯物主义。谭嗣同的仁学，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章炳麟《訄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都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它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朴素唯物主义，在于它有近代科学作为基础，他们不再讲“元气”是万物之本源了，而是把“以太”、“电”作为万物的本源。这些观念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下，中国也有了庸俗进化论思想。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和严复所信奉并宣扬的“天演”思想是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改良主义的发展观。他们主张改变现状，打破因循，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曾震荡一时的人心，打破了几千年来的沉寂。当这些改良主义者看到革命势力起来，要推翻清政府时，他们就害怕了。庸俗进化论本来作为推动清政府进行改革的学说，却掉过头来变成了反对革命的武器，他们只要渐变，反对革命。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进化论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学说，目的在于反对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上唯物主义高潮出现，至少要有以下阶级斗争形势之一。
（1）出现了新兴的阶级，新兴势力相当强大，旧势力开始崩溃。如先秦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开始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及其同盟军的力量开始壮大。如荀子、韩非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谭嗣同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用唯物主义的哲学代替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
（2）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总结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如东汉时期的王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农民革命间歇的时期，对阶级斗争的经验有了一定的总结。东汉的天文学、医学、农业等科学又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当时的水平下，科学有了发展，科学的发展，给唯物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当时豪门大族与寒门庶族的矛盾也开始尖锐化。
（3）旧的统治势力大大削弱，腐朽的阶级不能继续维持，面临农民起义和民族严重危机，进步的爱国思想家在惨痛的经验教训中，被迫面对现实的矛盾，开始重新考虑古今历史的经验教训，比较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如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早年的思想，清中叶戴震的思想，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民族危机也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民族危机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用唯心主义的欺骗手法是掩饰不过去的。如南北朝时，梁朝的范缜讲到他之所以宣传无神论，反对佛教，其理由之一是佛教削弱了国家对外抵抗外敌和对内进行镇压的职能，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神灭论》）。南宋时促成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民族矛盾，投降派对金屈膝称臣而引起的。陈亮骂朱熹那些唯心主义者，说他们连民族的危亡都不顾，只知道拱手谈“身心性命”，这算什么身心性命之学呢？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的唯物主义和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关系，更是人所共知的。戴震反对“以理杀人”，也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意义。
上面三种情况中必须具备其中之一以外，还必须具备大量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资料的积累。恩格斯指出：
“历史思想家（历史一词在这里是政治、法律、哲
学、神学等概念的——总之，不只是有关自然界，而且是
有关社会的一切领域的集合术语）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握
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由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
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
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九八页）
又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
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
想资料作为前提”（同上书，四九五至四九六页）。
历史证明，没有科学知识，没有前一个时期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只有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不会出现唯物主义高潮的。遭受亡国之痛的并不只是北宋和明末；东晋之初，南宋之末并没有出现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可见，科学知识，思想资料的积累，阶级斗争的形势，配合得好，才可以出现唯物主义高潮。这些条件并不是任何时代都具备的，所以，唯物主义的前一个高潮与第二个高潮之间，有时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比如唯物主义的萌芽，《洪范》、《易经》出现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洪范》、《易经》到老子，约六百年，到荀子，约八百年。从荀子、韩非到汉代王充约二百年。从王充到范缜（只能算是一个小高潮）约四百年，从王充到张载约一千年，到王夫之，也就是说，从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到元气本体论的完成，中间经过一千六百年之久的长期准备。可见唯物主义的成长是艰巨的。
唯物主义低潮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一般地说，具有下列几种阶级斗争形势之一，唯心主义、宗教思想容易孳生，唯物主义不易发展。
（一）农民起义失败后，短期内不具备重新武装斗争的条件，社会极度混乱。如三国、魏晋时期，黄巾起义失败，地主武装空前强大。这时佛教、道教乘机兴起。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他们……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三页）。
（二）当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统一的中央封建专制集权政权巩固时，政府会有意识地运用国家机器，大力推行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思想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如汉代政权巩固时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占绝对优势；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道教，宋以后，很长时期统治阶级以程朱思想教育人民，甚至改朝换代，程朱的唯心主义仍能保持着统治地位。
总地看来，哲学的发展，是一浪高，一浪低，波浪起伏地发展着。三千年来，大致发展道路是：商周时期，唯物主义还在萌芽，唯心主义也还比较粗糙。唯物主义到了老子、荀子、韩非是一个高潮，汉代董仲舒、谶纬思想是唯物主义低潮。到了王充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高潮，到魏晋王弼、道安等时代，唯物主义又处于低潮。范缜的无神论是个唯物主义的小高潮，隋唐佛教大量流行，唯物主义又处于低潮。张载、王安石促进了唯物主义抬头，南宋朱熹、陆象山、明代王守仁又是唯物主义的低潮时期。到了王夫之、戴震又是唯物主义的高潮时期。清代官方统治思想的泛滥，又使唯物主义趋于低潮。到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出现，又是一个高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后，唯物主义有了质变，进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达到了新高潮。
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所批判的是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思潮，但是这种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思潮并不尽是当时新产生的，它往往是前一时期积累下来的旧传统。比如王充所批判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迷信、宗教预言，而这些思想是西汉董仲舒早已散布的渣滓，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王夫之反对的是当时不顾民族安危，空谈心性，卖国投降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像这些思想毒素，如果追本穷源，并不是明亡国之后才有的，它是宋明几百年长期流行的程朱、陆王的思想余孽。
唯物主义是在和唯心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面对面的斗争，如王守仁之与罗钦顺，王安石之与司马光。也有具体指名的斗争，如荀子的非十二子。但斗争的主要意义在于对于同一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的答案。如老子的唯物主义与孔子的唯心主义，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他们在对待“天”是否有人格有意志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答案。王充反对谶纬思想，反对目的论，他也没有指名道姓地骂到董仲舒，但在哲学体系上，未尝不可以说，王充的哲学既反对了当时一般迷信，又反对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目的论。也有些唯心主义者互相争吵，如陆王反对程朱，虽然吵得很凶，他们争的是如何对付唯物主义更为有效。对于两派哲学的斗争，要看它的实质。有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也有些属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吵；也有的是后期的唯物主义者对前一时期唯物主义的缺点的批评。不是一有争论就看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有波浪起伏，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承认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波浪起伏的，那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如实地看待哲学史的两军对阵。看到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唯心主义占优势，又有一个时期唯物主义占优势，本来是符合哲学史发展规律的，因为这种情况是由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以及科学发展等整个形势造成的。比如魏晋玄学唯心主义势力较大，佛教也很猖狂。那时的唯物主义只有少数人，如杨泉、裴頠等苦力支撑，力量确实单薄了些。南北朝范缜曾有过一度的振作，但佛教的唯心主义的广大影响并未因此销声敛迹，退出阵地。隋唐时期佛教也很强大，当时的唯物主义还没有条件形成旗鼓相当的反佛教的中心势力。
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科学地对于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找出何以出现唯物主义的低潮的原因。如果事实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量，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天平上不平衡，我们不必人为地勉强凑成旗鼓相当的局面。承认一浪高一浪低是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并不等于抬高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而是更可以增加对唯物主义必胜的信念，正如九曲黄河，终归大海，唯物主义最后还是会得到壮大、发展的。
（待续）
注：
①也有从原始公社、或奴隶制、封建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那是在规律之内的特殊情况，它是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补充，而不是例外。
②这里的逻辑是辩证思维的规律，而不是指低级思维规律的
形式逻辑。
③关于程颢和程颐是否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学术界还有争
论。也有人认为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程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的。
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有四个发展阶段，曾在《中国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的特点》一文中讲到过。（见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广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组
讨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问题
在广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组首届年会上，对祖国医学阴阳学说的辩证法问题，着重就有关祖国阴阳学说评价进行了讨论。
一、祖国医学阴阳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大家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医学吸收了后者的积极方面，丰富了它的具体内容，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试图从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说明生命，人体生理、病理、诊断等方面，并发展成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不是“循环论”，如果把它当作唯心论、封建迷信，或把祖国医学阴阳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阴阳学说等同起来，都是不对的。
其次，大家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虽有联系，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指导的医学阴阳学说，后者是科学的哲学体系。如果把上述二者混淆起来，把“古人现代化”，也是不对的。
二、祖国医学阴阳学说的性质。有人认为，它既是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又是医学理论。这一学说的根本观点，是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当它被运用来总结生理、病理等知识和医疗经验以后，形成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它反映了客观辩证法，是贯串整个祖国医学体系中的一条主线，因而成为祖国医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同时，它又是祖国医学有关生命规律和人体病理诊断、医疗、预防根本规律的学说，反映生命发展和医学的特殊规律，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
有人认为，祖国医学阴阳学说是带有朴素辩证观点的医学理论，不是哲学。这一医学理论是以事物对立统一等辩证观点（阴阳辩证关系）为指导，以阴阳概念反映、代表某些当时无法以自然科学阐明的具体细节事物（包括机体），并用它叙述这些事物自身内在的联系，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形成关于生理、病理、治疗、机能等等的一套理论。这一学说的各种阴阳概念反映许多具体事物、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