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拿什么给孩子们
徐庄
电影是孩子们很喜爱的一门艺术。它形象具体,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最易为孩子们所接受。以往上映的许多优秀影片,对孩子们进行德育、智育和美育,特别重要的是进行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以及革命传统与前途的教育方面,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有的影片,于主导的积极作用之外,也在小观众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消极影响,个别影片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变得害多益少。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也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孩子们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很自然地有好奇好动和模仿的特点,敏于接受新鲜事物。前些时,听说有不少孩子,模仿影片《飞刀华》中的耍飞刀,一时相习成风,有的竟也用人做活靶子,以致造成多起伤人事故。这件事使我们看到,电影对少年儿童的巨大影响,从而深感电影工作者们,也为我们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担负着一份不小的责任。
《飞刀华》引起的事件,如果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在那些国家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受着非人的虐待与摧残;那里的电影早已沦为诲淫诲盗,戕害儿童心灵的罪恶工具。我们电影的某些不良影响之所以引起我们重视,是由于党和国家对孩子们的深切关怀,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符合革命的需要。
《飞刀华》从思想内容来说,显然是一部好影片。看这部影片的人,从杂技艺人的遭遇,看到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激起他们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影片对配合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正面表现和过多地渲染了华少杰表演飞刀的“绝活”,加上他又是观众同情的正面人物,他在孩子们心目中,不用说是一个可以仿效的身怀绝技的“英雄”。影片的创作过程中,如果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对表演飞刀采取批判的态度,足够地交代飞刀的危险性,更突出地说明艺人在旧社会表演飞刀,是由于生活所迫(或者,将飞刀表演作暗场处理),那么,它给孩子们的印象,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创作者多少赞赏这个节目,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有人说,解放后舞台上不让演的危险节目,倒是通过电影艺术的生动处理,更为广泛地传布了;影片创作上的成败得失,的确值得一思。
一般影片尚且如是,使孩子们更感到亲切、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以儿童生活为内容的影片,就更应当适合发展少年儿童品德与智能教育的需要。前不久看到的一部影片《兄妹探宝》,和最近上映的《如此爹娘》,可以说是这方面不够成功的例子。
这两部影片存在着不同的缺点和问题,但它们的立意都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前者表现大跃进的年代里,孩子们被卷入了建设的热潮,他们立志要利用假期为国家做一件好事,从而显示出孩子们的新的精神面貌。后者则是为了说明家庭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说明父母的言教,特别是身教对孩子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且不去分析《兄妹探宝》在艺术上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很显然,这个题材不像是从我们孩子们的生活中撷取来的;影片中三兄妹寻找矿山的事件,也仿佛不是在辽阔的太湖上这个规定情境中,做着他们力所能胜任的事。这里要提出的是,类如孩子们在影片中的行动应不应当加以赞扬,它给观众以什么教育。尽管影片指出了孩子们私自离家,让妈妈、伯伯找得心急是不对的,但总的还是赞扬了孩子们的所作所为是“有志气”的表现;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们的孩子将来要成为经得起一切艰险困苦的硬汉子,培养儿童勇敢的精神,诚然是必须的,可是勇敢与无谓的冒险、蛮干要有一个界限。孩子们做一件事是不是有意义,除了看它的目的是不是有意义,还要看它是不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并且是不是采取了正当的途径去做的。影片中,三个孩子对寻找矿山这件事的设想是不具体的,行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毫无思想准备,并且撇开了长辈对他们的帮助,这就同冒险与蛮干没有多少区别。孩子们做每一件事当然不可能事先都考虑周到,问题在于不是逃避实际困难,而是要表现孩子们对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显示他们战胜实际困难的决心和努力。不言而喻,电影是不应用盲目性来教育孩子们的。
解放后的滑稽戏和旧社会的有本质的不同,几年来这个剧种有了很大的改革,在密切配合现实斗争和改进表演艺术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看来,旧的表演手法和新的内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低级庸俗的东西还不能说已完全剔除;而且,以《如此爹娘》为例,某些滑稽戏,不能认为是好的电影题材。
影片《如此爹娘》暴露和展览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和方法,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腐朽的人生观,以及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经过喜剧的夸张和演员、导演的加意渲染,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这里,的确闻到了剥削阶级的臭味,使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旧的势力是怎样运用他们的现有阵地,顽强地、无孔不入地和我们争夺下一代。可惜的是,影片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批判不够有力,更没有说出正确的应当是什么。尤其不适当的是,为了给作品提供另一种错误的教育方法,一个处于陪衬地位的工人家庭,也被同样地作为被揭露的对象处理。孩子们的认识,主要是直观的、感性的,因而在表现某些方面事物的时候,如果选择不当,批判不深,往往越是生动具体,越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也许影片的作者是想给一部分家长以借鉴作用,但是对于缺乏批判能力的孩子们,它的实际效果是很令人担心的。
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应当以正面教育为主,电影也不能例外。在我们的国家里,受着党的阳光雨露抚育的新的一代,共产主义的品质正在茁壮成长。电影应当从生活中吸取养料,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可供孩子们学习的正面光辉形象;为此而表现旧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与生活方式,要予以适当选择和充分的批判。
让孩子们看好电影,不仅要改进影片的创作,而且要让学校、社会和家庭都来帮助和指导孩子们看好影片。孩子们需要通过各种不同题材和样式的电影懂得复杂多变的生活,而影片的教育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同时影片反映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正面与反面、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斗争,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给孩子们看什么,不看什么,多看什么,少看什么,就需要根据情况加以选择和指导。就笔者所知,有的地区的影片发行放映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的措施,例如武汉市去年十至十一月间,由几个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少年儿童阶级教育电影展览月,映出《伟大的战士》和《白毛女》等十六部优秀国产影片,接待了一百多万人次的小观众,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次展览,孩子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好人好事不断出现;各个学校对学生看电影进行了多方面辅导,班级和少先队组织举办了座谈会、墙报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从而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这些作法,为发挥电影的教育功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相信,经过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共同关心和努力,将会给孩子们看到更多更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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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锋在我们公社!”
傅仇
“雷锋在我们公社!”这是去年初夏,我在四川新繁县新农公社,从一个老社员那里听来的。这句话很有力量,吸引我去调查访问。我到了五大队,看见了雷锋的形象,他和公社青年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他的思想在田野上闪耀着光芒。我记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后来,忙于其他工作,没有写出来。今年春天,我又到了这里。我产生了一种新的喜悦,文章虽没有写成,可是,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又长了一岁,他们把生活的车轮又推向前了,故事并没有停顿,而是在向前发展。故事,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越显得光采照人。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去年春天,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乘着春风,走进了公社,走进了青年们的心中。新农公社五大队的青年,日夜在谈雷锋,梦中也见到了雷锋。青年们的思想起了一个新的变化。
“五四”青年节,团支部举行了纪念会,共青团员和青年们全到齐了。向雷锋同志学习!青年们,就在这一天,来了一个革命的行动:为群众做一件好事!
要为群众做的事情多得很,先做哪一件呢?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好事,随时随地都要做,看来是没有先后之分的,在有些时候,似乎也有缓急的差别。这时,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不用谁提醒,都知道生产队的活路很紧,日夜要抓紧做;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呵,青年们的干劲当然应该用到生产上。可是,怎样劳动才更有意义呢?团支部书记刘德勋和几个团员,想起了缺乏劳力的贫农、五保户、军属,全大队最困难的有十一户。他们都热爱集体,热爱公社。他们因缺乏劳力,需要集体的帮助。雷锋不就是这样的吗?见到群众有困难,就把困难的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刘德勋一提出这个问题,青年们一齐回答:“像雷锋那样做!”说干就干,大家就分头去为困难户做工,刘德勋和一批青年去积肥,一批青年去做田里的活路,几个姑娘就去给困难户洗衣服。这一天的劳动,意义特别大。这一天,十几户困难户,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
第二天,军属彭泽,忍不住从病床上起来,去找团支部书记刘德勋,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五四’青年节,姜清贵(团员)、叶光福等四个青年,帮助我家割青草,投肥给生产队。特此感谢。彭泽。”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拉着刘德勋的手,感动地说:“这张条子,我请人写的,不会错。请你再帮我写封信,给我的娃儿,就说:雷锋在我们公社!叫他好好学习雷锋,学习公社的青年。把枪握紧一点,要革命到底!”
才送走了彭泽,在田坎上又碰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是七生产队的贫农黄廖氏,是个哑巴。家里没有劳力,只有三个娃娃;丈夫早已去世。黄廖氏一见刘德勋,比比手势,说自己是来找他的。接着,她又伸出一个手掌,把五个手指张合了几下;又用双手比成一挑担子,放在肩上闪动几下;又指指田坎上的草,又用手画了一个大圈圈,大拇指比了比。刘德勋从手势上懂得了她的话:有五个青年,帮她积青肥投给生产队,挑了很多挑,一大堆。黄廖氏见他懂得了自己的话,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赶忙在衣服包包里取出一个红布小包,小心地把红布包打开,拿出一张毛主席的像片。一只手激动地比着手势,又指指天上的太阳。不用翻译她的话了,还有什么更形象的语言,能表达这个贫农妇女的感情呢?
群众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对青年们的赞扬,在团支部书记刘德勋的心上,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他忙去奔告共青团员和青年们:“我们为群众做了很少的一点事,群众却看成是一件不平凡的大事。我们该怎么回答群众呢?我们不能只有一天的热情,一天的干劲;我们要一辈子保持着这种热,这股劲!要像雷锋那样!”
共青团员们,心里都像在擂鼓,一齐从心里奔出一个声音:“我们不能让人说:这里的青年是‘一天热’。”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的义务劳动,开创了一种新风尚。以后,每一个月,五大队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们都自觉行动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一天或半天,或小半天义务劳动,帮助最困难的社员。
一年过去了,“五四”青年节又到了,我又见到了新农公社团委书记,五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几个团员,我又重提起这件事来,他们给我看了一张账单:
一九六三年五月到十二月,全大队有三十三个共青团员,六十六个青年积极分子,为十一户社员(军属一户,五保户四户,困难户六户)共做三百九十八个义务劳动日。得到工分最多的有三户:困难户黄廖氏,得七十七个劳动日;五保户刘清云,得六十一个劳动日;军属彭泽,得四十多个劳动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四月,全大队团员和青年已为困难户积肥一万多斤,已交生产队,折合一百个劳动日。
这是不平凡的劳动!这些劳动数字,在我的眼前,化成了一束革命的火花,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烁!我看见了雷锋的形象,他行进在我们公社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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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重要的差距
易和元
关于克服骄傲自满的问题,已经有许多人写文章谈论过,似乎没有什么新的意思好说了。可是仔细一想,却又不然。
人为什么会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无非是在工作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受到了表扬,而对这种成绩自己没有正确的估价,对别人的表扬,自己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因而变得飘飘然起来。这是通常的情况。
然而,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自己的工作比起别人来,比起其他的地区来,并不是先进,而是落后,但是他们也会骄傲,也有骄傲的“理由”。“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些人满足于作“廖化”,甚至觉得蜀外的大将,也不过如此!
看到一个材料,正是这样。在比学赶帮运动中,某地的一些工厂,请来上海的工人帮助提高技术。既然是要比、要学、要赶,又把老师请来了,而老师又是很热情地帮的,那就该好好地学了吧。事实不然,厂里对请来的老师并不是那么欢迎。老师的合理化建议,有些是很容易办到的,也往往是不理不睬。老师的合理意见,厂里的干部不仅听不进去,而且看不顺眼。
为什么听不进去?看不顺眼呢?有些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是这样想的:“那算得什么先进经验?我这里也有。” 果真“我这里也有”,倒也罢了。实际情况是:客观上的空虚,被自以为是的“我这里也有”所蒙蔽。在这里首先犯了主观主义、对唯物论很不尊重的错误。
当然,即使真的“我这里也有”,也不能成为自满的理由。因为某一些共同的经验,由于它们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又常常带有各自的特点。那个共同经验只有通过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更丰富、更系统、更完整。而拒绝学习的人,无异把自己封锁起来。这只能使自己愚蠢,决不能使自己聪明。
帮和学密不可分,帮者要热情,要耐心;学者要谦虚,要努力,两者配合才能帮得好,学得好。如果学生自以为满不错了,甚至比老师还高明,那么,老师纵有天大的本事,满腔的热情,也无济于事。君不见装东西的瓶子乎?瓶子满了,那是什么也装不进去的,只有空瓶子,才能大量的吸收。
先进和后进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工作上、生产上,也表现在思想上。后进的要向先进的看齐,要比、要学、要赶,不仅要找出两者在工作上、生产上的差距,而且首先要找出思想上的差距,思想差距是最重要的差距。要看到人家充沛的干劲,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永远前进、永不骄傲的良好品德……也看到自己的缺点,诸如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之类。思想上的差距找出来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上和生产上差距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别人帮,帮得上;自己学,学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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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中国画) 宋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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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助人为乐 丰台文化馆 郭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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