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玉宇澄清万里埃”
——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
郭沫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首先是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我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看到演出,我认为它很有教育意义。后来剧团的同志们要我提点意见,我在十月二十五日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了他们。
在我的诗中有一个小问题,曾经被读者指出过,那就是“咒念金箍闻万遍”句中的“金箍”应该是“紧箍”。《西游记》第四十二回,观音菩萨说她有金、紧、禁三个箍儿和三个咒语。金箍咒是制服红孩儿的,紧箍咒是制服孙悟空的,禁箍咒是制服守山大神的。但一般人都把制服孙悟空的紧箍咒说成是“金箍咒”。这大约由于孙悟空头上戴着金箍,手上拿着金箍棒的原故。我则因为金箍和白骨在对仗上和声调上都更好,因此,我也就存心从众了。
白骨精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在小说里面,孙悟空的第三棒便把尸魔打倒了,使它成为了“一堆粉骷髅”,“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接着唐僧听了猪八戒的谗言,说骷髅的形象是孙悟空玩的戏法,他便和孙悟空断绝了师弟之谊,把他赶回去了。后来又遇到黄袍怪(是天上二十八宿中的奎宿下凡),它把唐僧变为了老虎,被人锁在牢里。猪八戒去请孙悟空回来,打败了黄袍怪,救了唐僧,师弟才重归于好。
《三打白骨精》剧本,把故事后半的情节改变了。白骨精在第三棒上仍然逃跑掉,等孙悟空被逐之后,终于把唐僧和沙僧捉着。逃走了的猪八戒去请回孙悟空,消灭了白骨精,才把唐僧搭救了出来。剧本的后半部由白骨精自己在唐僧面前揭露自己的三次变形,使唐僧悔悟,特别具有戏剧性。剧本,我认为改编得很好,演出也是很成功的,受到大众的欢迎是应该收到的成果。如果照着《西游记》的情节来处理,黄袍怪与白骨精分成两起,那么孙悟空所打的白骨精,究竟是真妖还是真人,唐僧本人是始终不会明白的。因而唐僧对于孙悟空的芥蒂也就根本未能消除。剧本的情节改得实在好。
戏里的唐僧,在前半部颠倒是非,把妖当成人,对自己的徒弟,真正在降妖护法的人,加以无情的惩责。甚至于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就是真正的妖精也不准打。”不断地念出紧箍咒,使孙悟空头痛得难受,在舞台上满台打滚。最后还绝情绝义地写了断绝师弟之情的谪贬书,把孙悟空赶走了。连孙悟空辞别时的膜拜,都背过面去、拂袖不理。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孙悟空尽管受了委屈,他也明确知道师傅是受了欺骗,故终于身赴师难,消灭了妖魔,搭救了唐僧。孙悟空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这是说自从世界起了革命运动,革命阵营内部的保守派,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会暴露出自己的本质而兴妖作怪。
举例来说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建立了第一国际,就不断地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等作了原则性的斗争。在一八七二年,马克思亲自参加了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终于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从第一国际中开除了。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但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国际工人运动是分为两大派别的,一派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派是盲目崇拜合法性的机会主义者。恩格斯曾利用诗人海涅的话来把这两派分别判定为“龙种”和“跳蚤”。
列宁时代也正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斗争,便是这种“龙种”与“跳蚤”的斗争。
在大地上卷起革命风暴的是“龙种”,而“跳蚤”则是从白骨堆中生出的妖精。故同是一个白骨精,在我的诗里面是指帝国主义者而言,而在主席的和诗里面则指的是投降了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当然,投降主义者是同帝国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如果含混起来,对于主席的诗便得不到真切的了解。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剧中的唐僧是受了欺骗的一个愚人,使得他把人妖颠倒,把是非淆乱,但在他受了教训之后,终于悔悟了。投降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是存心颠倒人妖、淆乱是非的。他们本身就是妖,就是鬼蜮,必然酿成灾害。这种人和唐僧虽然貌似,而实质不同,故应该区别看待。
“鬼蜮”这个辞,见《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关于蜮,古代的注疏家作过一些解释。毛传云:“蜮短狐也”。陆德明《音义》:“蜮……状如鳖,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孔颖达疏引《洪范五行传》:“蜮如鳖,三足,生于南越”。又引陆机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之,故曰射影。南人将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浊,然后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肤,其疮如疥是也”。《说文》也说,“蜮,狐也,似鳖,三足”,但又说“以气射害人”,而不言“含沙射影”。
照《诗经》本文看来,蜮和鬼一样,是看不见的。注家说是“短狐”,又说是“三足鳖”,究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从“生于南越”,“江淮水皆有之”,“含沙射人皮肤”或“以气射害人”等说看来,我揣想所谓蜮可能就是血吸虫。血吸虫是有嗜清性的,从水浊处朝水清处窜走。故“南人将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浊,然后入”,可见是古人由经验所得来的一种预防措施。至于“含沙射影”之说,则只是胡乱的揣测而已。但“含沙射影”这个辞即出自这儿,那是大有用处的一个辞,应作别论。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意思是容易了解的。一面是孙悟空举起了他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打杀了白骨精,澄清了妖雾;另一面则是说革命派的“龙种”,对机会主义的“跳蚤”们坚决地反击,保卫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纯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枯宁派和拉萨尔派就是这样;列宁对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也就是这样。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马克思时代,给了机会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列宁时代,也给了机会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机会主义者并没有绝种,今天又有人和帝国主义者联结在一道,大大地兴妖作怪起来了。我们对于齐天大圣又表示出欢呼,就是希望第三次把妖雾澄清,把白骨精加以彻底的消灭。今天的齐天大圣是什么呢?那就是发展了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并灵活运用,不仅要反对已有的白骨精,还要提防从白骨堆中再产生出白骨精来。
主席的和诗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做的,我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的。读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天曾经用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认识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我做出了这首和诗,自己也感觉着看法是深入了一步。这首和诗,也经过康生同志送给主席看过,主席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主席把唐僧作为“中间派”,是因为他站在白骨精与孙悟空之间,是受了白骨精蒙蔽的人。这种人是相当多的,经过事实的验证,他们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这些人倒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不应该感情用事地加以深恶痛绝,认为“千刀当剐”。但是,如果是投降主义者,那就不是中间派,而是现了原形的妖精。我们不好把它和唐僧的形象混同起来。对于这样的妖精,金睛火眼是能够看透它的,
“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必然会打中在它的头上,而使妖雾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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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年青一代的农民形象
——介绍王汶石小说《黑凤》
杜埃 易准
我们正生活在奇迹似的时代,生活在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历史的新时代。王汶石同志的小说《黑凤》,撷取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某一侧面,写出了人们高昂的精神面貌,描绘了农村青年热情投身建设事业的景象。
《黑凤》,通过一群青年集体农民的群像,以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到转而上山支援钢铁为主线,展开了公社化后沸腾的农村生活场景,和农民内心思想的巨大变化。小说从两个老头抬杠开始,一个急于运送木柴上山支援钢铁,一个留在农村进行紧张的三秋工作,因为秋收与炼钢的矛盾,两人在黑夜里展开了一场舌剑唇枪、生动有趣的争论。论战正酣,忽地杀出了一个年青姑娘——丁王庄的青年突击队长丁黑凤。她口锋凌厉地数落了他们一番,把两人漏夜组织起来劈柴,又临时拉了一个“飞差”,急如星火地支援了钢铁战线。
这个细节,别开生面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农村的繁忙景象,把一位既单纯又泼辣、既果敢又机智的农村姑娘一下推到读者面前,从而把整个故事逐步展开。作者以细致入微的手法,通过动人的生活细节和人物性格的突出行动,引导读者到生活的巨流中去。
从小在穷沟里滚大、苦水里泡大的中学毕业生丁黑凤,有着她本身许多优良的品质,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个具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新型的农村姑娘。这位不过二十岁的瓦匠女儿,从年龄上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阅历,她有着一颗洁白无瑕的心灵,一副关心集体事业的热肚肠,和一个不知深浅、不怕招惹是非、敢于同落后现象作斗争的坚强性格。她看不惯农村中的一切旧思想和旧作风,本着“要把世界翻它一个个儿”的雄心壮志,她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大队检查员这个“得罪人”的职务。斗争的风浪,磨砺了她那多少带点孩子气的、敢于顶撞的“棱角”,她的思想、风格锻炼得更高昂、更接近于成熟了。看看她在检查她母亲烘烤包谷质量时的情景吧:她在屋子里处处细心翻看,把各个环节都查了一遍,果然质量不错。但她老是感到不满足,好像总要找出什么毛病似的,最后她在火口处发现有些包谷粒烘烤得有些过火,就严格负责地批评了母亲。小说对母女间这种生活细节的描写,逼真地反映了瓦匠女儿铁面无私的工作态度。这种一丝不苟、分厘不让的严格劲儿,真叫人相信她是以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份、以突击队长和检查员的责任感来办事的。她把集体的事情看得比自家的还重要!
黑凤的这种铁面无私、一心为了集体的高尚品格,使得当副大队长的她的叔父丁世昌,颇感头痛,对她又是害怕,又是疼爱。大队开会讨论继续抽调劳动力上山支援钢铁的时候,丁世昌因为三秋工作紧张,怕劳动力不够,想方设法想不让多抽劳动力,特别是最怕抽走青年。为了躲避黑凤的锋芒,他有意把她排出会外。这可把黑凤气坏了,她认为:“干革命不是吃酒席,用不着谁请;他请也要去,他不请也要去!”她不但去了,而且还针对她叔父的这种不“民主”和“保守思想”,进行了斗争,极力主张多抽劳动力支援钢铁战线。这一行动影响了整个会场,使原来陷于僵局的会议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争取了十二个人上山!她自己也毫不迟疑地束装前去。透过这个情节,读者对黑凤姑娘的精神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一切的人情世故,虚伪俗套,和她的纯洁的心灵都是无缘的;她只有一颗红心——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上了山,黑凤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新的更加明亮的世界,“金色的夕阳、山的波涛、帐篷、红旗、数不清的人影、炮声、烟雾、竹篓,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目标”。这一切,使得她非常激动,她下定决心,无保留地把青春的力量献给这个伟大的目标。这个新的世界,使她长出了一股坚强的毅力,一定要做一个毫不愧于时代的钢铁女儿!
丁黑凤,一个从小生长在渭北高原的农村姑娘,第一次远出家门,碰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但她是那么勇敢、乐观、生气勃勃。她不畏高山上的崎岖,工作的艰苦,和猛虎连连长葫芦对妇女的偏见,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考验。她上山的第二天早晨,目睹炼铁场上那种喧闹、热烈、紧张的场面,禁不住感情的激动,渴望着立即投入战斗。可是,由于猛虎连连长葫芦的偏见和疏忽,忘了给她们派工。她一气就贴了一张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葫芦的“官僚主义”,轰动了整个红星钢铁营。她批评起来是那么坦率、尖刻、不循私,劳动起来又是那么认真、勇猛、不知休歇。她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和葫芦的偏见作斗争,纠正他对妇女的态度。她的工作是背矿石,这对她来说,是毫不加以选择的。她常常自己想,凡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她都应该去,越是艰苦繁重的工作,她越是愉快地接受。她一心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自己背上。她背得特别重、特别多,病了不吭声,仍然拖着发病的身体不无骄傲地支撑着。碰上了急风暴雨,山洪冲下,摔了跤儿,砸伤了身手,也不放下背上的矿石。她心中有着一个顽强的信念:不管路途多么险恶艰辛,身体多么疲劳,都要把矿石背去给高炉!……上千上万的背矿者,弯着腰,在蜿蜒起伏的山梁上来回蠕动,而她,就是这上千上万人中的一个。
她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背矿石这种平凡劳动的伟大意义。她是劳动人民的女儿,她知道劳动人民的事业就是老老实实的事业。——“如果说这就是英雄事迹、伟大功勋的话,那么,这伟大不在别处,它诞生在脚底板上和放置竹篓的脊梁上,正像诞生在挑粪土的肩头、握镰刀的手掌心一样。”
英雄的事业,使瓦匠女儿逐渐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在她心中,只有党、社会主义和集体力量。她经历过炸矿山的山崩石飞,目睹了高炉上的冲天烈焰,在白灼炽热、跳跃奔腾的铁水面前,在身临危险的严重时刻,她奋不顾身地扑去抢救。……如果说,一块矿石,经过了高炉烈火的冶炼,可以成为坚硬的纯铁,那么,矿山上沸腾的生活、艰苦的劳动、严峻的考验,也在瓦匠女儿的心灵上燃起了熊熊烈焰。她的眼光更明亮了,她的胸怀更广阔了,她的性格的光采,越来越焕发了!
矿山上的战斗,对于一些落后思想和个人主义,也是一场严重的考验。这些人,在钢铁的强光照射之下,再也无所遁形,把灵魂深处的东西全都裸露出来,显得那样可鄙而又可笑。钢铁战线上的逃兵李月艳,就是这类人物。这个灵魂卑微、庸俗虚伪、出身于富裕户的“农村小姐”,根本不理解什么叫作生活和幸福。对她来说,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个人的享乐和安逸。她上矿山,并不是为了参加建设,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为了去“找一个前途有希望的对象结婚,跟丈夫一起,去寻找她所理想的幸福生活”,如此而已。但是,生活毕竟是严峻无情的,一切虚假的外衣,都遮不住腐朽的灵魂;是矿是石,是铁是渣,在生活的考验之下,最后终见分晓了。作者把李月艳和瓦匠女儿一起,同时放到熔炉中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从人物的不同思想性格出发,用生活的逻辑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这两个鲜明对立的形象,雄辩地说明了:只有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祖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获得战斗的欢乐和幸福!
在塑造瓦匠女儿这个人物的同时,作者也颇为成功地刻划了红星钢铁营副营长王芒芒的形象。虽然,比之丁黑凤、李月艳来,对芒芒这个人物重点着墨似乎不够,有些影影绰绰,但是,从芒芒的整个行动过程、特别是他与丁黑凤那种高尚的同志关系、以及他与李月艳那一段“恋爱”的纠扯上看,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鲜明的。在钢铁营的领导工作上,他雷厉风行,很有魄力,享有很高的威信,在纠正葫芦的偏见上,也可看出他具有明确的原则性。他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废寝忘餐,埋头苦干,毫不计较个人利益。他劳动起来就似展翅俯冲的猛鹫,批评起人来斩钉截铁,毫不容情,但平时却非常细致地关心群众,对待起年青小伙子来,总是那么纯真、朴实,是引人敬,逗人爱的“老实疙瘩”。这个经过朝鲜战场、和美国鬼子较量过的共产党员,可以相信,他在任何困难面前是不畏缩的,任何艰巨的任务,他都能肩负而出色地把它完成,任何诱惑、享乐,对他来说,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李月艳上矿山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他,想拉他到城里进工厂去。李月艳用尽了百般媚态,不害臊地说出了温情的千言万语,可是,这个“老实疙瘩”丝毫不为所动。他回答李月艳道:
你把我看错了。我是当兵出身,吃过志愿军的粮,喝过解放军的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挖空心思地去给自己安排什么前途,安排什么岗位,或什么工作;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去做,应当由党来安排,党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也知道什么地方最需要我们。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坚信这一点,踏踏实实做去,一贯到底,他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不浪费一点生命和精力,他的生命才不会被种种个人的情绪埋没掉……
与王芒芒志向相同,瓦匠女儿也拒绝了来相她的对象,决心不到大城市去。在伟大的劳动建设中,王芒芒与丁黑凤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由纯洁的同志式的友谊,自然地发展到一股从内心冒出来的不能控制的强烈爱慕之情。大家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决心为克服一穷二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终生献身下去。这两个农民的年青一代,和今天农村中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社会主义新人一样,崇高的理想和艰苦的斗争,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和坚强性格。他们永远前进,永远走在生活的最前面。
如果说,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黑凤和芒芒这两个人物形象,猛虎连连长葫芦这个青年的突出的性格,却是像一座独特的小山峰,屹立在黑凤与芒芒旁边。葫芦这个人物,虽然在全书占的份量不多,但他那粗犷、勇猛、正直和心地善良的性格,却十分逼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的其他人物,如矿山上的陈书记,七十多岁还学毛主席著作的老革命冯老奶奶,舍身抢救高炉的王兴才、老支书、炊事员东娃和红领巾陈小彤等一些人物,也都很鲜明可爱。
这部作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例如:黑凤和她的叔叔丁世昌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展开得不够。作为书中保守思想代表的丁世昌的思想性格,是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但读者却很少看到他在黑凤的猛烈冲击之下内心的强烈反应;他最后的思想转变,也写得过于简单,只是一笔带过。书中对青年人恋爱纠纷的写法,有些地方存在不妥之处。如医院一节,芒芒通过葫芦用近乎威胁的方式轰走黑凤过去那位
“对象”的写法,也值得斟酌,这似乎同人物原有的品格不相称。作者却没加以批判,似乎还颇为欣赏。和书中其他人物比较起来,对瓦匠这个人物性格的刻划也差一些,作者对他花的笔墨不算少,但读来仍有模糊之感。
《黑凤》虽然有上述的瑕疵,但这书的故事结构、人物性格的发展,还是显得真实、自然,顺理成章,很少给人牵强附会之感。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富于地方特色,所使用的语言,也很生活化,这里不多说了。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生动地写出了年青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这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肯定的好事。现在,我国人民已克服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整个国民经济欣欣向荣,工农业已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都是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这里重要的也不是短时的爆炸,不是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引起伟大的历史变更的长久的运动。”我们有了更多的经验,有了铁一般的不容置疑的成就,有了千千万万感人的英雄事迹和到处闪光的新鲜事物,我们的文学,应该更多更好地反映伟大的时代,以新的英雄人物、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来鼓舞人民继续为战胜一穷二白作持久的进军。
现在,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正有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建设。可以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必将会像无数的丁黑凤、王芒芒们一样,把自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红色接班人。为此,我们以兴奋的心情,向青年们、特别是向农村的知识青年们,推荐这本书。


第7版()
专栏:

读《内部问题》
阎纲
现实性强和战斗性强,是工人作家胡万春同志一贯的创作特色,他的近作《内部问题》
(《上海文学》六三年十一、十二月合刊),继续保持了这一特色,而且取得了新的成绩。
《内部问题》的主要成绩,在于透过人民“内部问题”,开掘了阶级斗争的内核。今天,“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进行,因而,“内部问题”这个引人关心的主题,就有着它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问题提得鲜明突出,只不过还是这部小说一个良好的开端;选好了起点,看准了方向,然后紧紧围绕问题的性质深入发掘主题的社会意义,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写活一位英雄人物王刚的感人形象,这才是这部小说现实性和战斗性的真正所在。
钢铁厂副厂长王刚和徐厂长在领导路线上的分歧,本来就存在;但矛盾的表面化和深刻化,却是由欧阳俊“新字三号”方案的提出所促成的。对新方案的提出是否持欢迎的、热情帮助的态度,新方案本身是否合乎严格的科学要求,炼钢炉的现状是否适于立即投入试验……都是摆在厂方领导者面前的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但不同思想、不同动机的人,却对这些问题表示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表面现象看,事情的发展似乎变幻莫测,显得难以使人捉摸:起先,王刚热情鼓励新方案的研究,徐厂长却对新方案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当新方案在厂部会上受到多数人的支持、王刚反对贸然进行试验时,徐厂长却一反常态,决定立即投入试验;试验失败了,徐厂长把责任完全推到欧阳俊的身上、欧阳俊后悔莫及时,王刚却为欧阳俊不遗余力地鼓气,不久就建议新方案进行正式试验。
总之,事情是重大的,然而不是一眼能看得透的。
为什么同一个方案,正副厂长昨天和今天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呢?而且,不管怎样改变态度,为什么两位领导者之间的意见会始终对立呢?从而新方案建议人欧阳俊(这个热情而又简单的青年知识分子)全然发懵了:到底谁是自己值得“敬爱”的人物呢?“新字三号”坎坷的命运,就是新生事物常常遇到的命运;欧阳俊感情的起伏变幻,正纪录着领导路线斗争的曲折过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内部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正是作者命意之所在。
徐厂长固然当初冷淡了新方案,可是在厂部会议上,却极力支持了新方案。徐厂长是怕担风险的,支持新提案并非出自真意;问题是厂部会上除王刚外多数人主张采取“新字三号”、并同意立即投入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不附合多数人的意见,当然是个麻烦事;那么,要是附合了呢?不是既显示出自己能够听取群众意见、热情支持新事物,又暴露了王刚的脱离群众、压制新生力量吗?但是,新方案到底有多大的把握,他不了解。正在这个时候,他所亲信的技术科副科长丁旺这样的人没有错过机会,当场暗授机宜;言听计从的徐厂长,就照此办理了。为了稳妥,徐厂长没有忘记为自己留个后路,他再三声明试验要是失败,一切后果唯欧阳俊是问。
徐厂长身上蜕化的现象是严重的。他从长期革命斗争中吸取的不是彻底革命的经验,却是“吝啬一点”灯“油”的教训,他培养自己的不是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却是苟且偷安的庸人哲学;他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图景,却是自己头上新添的几根白发,他学会的不是高度负责的工作作风,却是世故圆滑的手腕;因而,他看来不过只为了打击王刚一个人罢了,其实打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增强自身的抗毒能力,资产阶级思想的恶性发展和阶级敌人的腐蚀侵袭,可以把一个共产党员毁掉,哪怕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反动阶级被打垮了,时代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也起着变化。敌对阶级的毒素还在社会上散发传播,是凡革命者都会想一想,这是件绝不可忽视的事啊!
可见《内部问题》所表现的,不仅仅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且是阶级斗争。斗争是复杂尖锐的。这就是“内部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呈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的一斑。这样对矛盾的提炼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启发。
要是说作家提出了千百万读者所深切关怀的社会问题并不容易的话,那么通过艺术的描写正确地令人信服地处理这些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困难,但必须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着眼,也可以说“艺术就是克服困难”。胡万春同志是怎样克服这个生活的和艺术的困难呢?我以为,最主要的是他得力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以英雄人物为斗争的主流,和一切歪风邪气作顽强的斗争,并战而胜之;对一切不明真象、鼻子不灵的人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并感而化之。最后,用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和生活的事实,把一场渗透阶级斗争内容的人民“内部问题”,理丝有绪地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擦亮了人们的眼睛,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要是说徐厂长因为从前犯过错误才变得因循苟且、意气消沉的话,那么王刚恰恰相反,经过斗争的熔炼,却变得更加坚决果敢。他喜欢“强暴的风,激烈的颠簸,奔腾的速度”;然而,他绝不是莽张飞和黑旋风李逵的再生。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日渐趋于成熟,即日渐使自己旋风一样的革命精神和高度负责的、严密谨慎的科学态度紧紧地结合起来。他比谁都希望“新字三号”的成功;但当条件不具备时,即使多数人暂时不同意,他也要坚守真理、据理力争、反对试验。一当新方案经过修改补充,炉子经过中修,条件具备,科学根据充分了,他又敢于担当责任,雷厉风行、斩钉截铁地提出投入试验。王刚的形象,是既坚且韧的形象,难怪工人们称他为“合金钢式”性格的人物。
去年以来,我自己萌生过一种想法:我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指容量较大的,应该反映更为深广的现实生活的长、中篇小说),要通过社会重大矛盾深刻地反映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不塑造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文学区别以往文学的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在文学领域内让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处在主人公的地位。在我们的时代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但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居于主流的地位,这是我国十四年来丰富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既然文学是现实斗争的反映,那么就不能无视这个社会的本质方面。另外,十四年来文学的创作经验(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在内),也证实了这一点:凡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作品,在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塑造上,总是要达到一定高度的。不然,就很难写出深刻地概括时代的作品出来。去年以来轰动文坛的一系列的好戏也是很好的例证。
从阶级观点出发,敢于正视社会矛盾,勇于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发掘激动人心的主题,塑造出为千百万人热情爱戴的英雄人物,自觉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我国作家的当务之急。从时代的这个迫切要求来看,《内部问题》一类的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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