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理想的力量
史凝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这乐观主义，是从伟大的理想中孕育出来的。这理想，就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这理想，是闪耀着万丈光芒的巨大的灯塔，照耀着革命者前进的航道。任何的惊涛骇浪，任何的狂风暴雨，任何的鲨鱼乌贼，任何的黑云灰雾，都不会使革命者迟疑、迷惑、胆怯、叹气。有理想的人们，能透过乌云看到阳光灿烂，能穿过黑夜看到光明普照。
这理想，不是海市蜃楼；这理想的灯塔，是建筑在最坚实的经过无数次风浪考验的基石上的，是用最严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建筑起来的。它不只是为人们指示正确的目标，而且为人们指出达到这目标的正确的途径；它也不只是为人们指示正确的途径，而且为人们指出在这途径上前进的正确的方法。
生活在有了这样的理想的时代，愿意为这样的理想而战斗的人们是最幸福的。在有了这样的理想之前，几千年间，也曾有许许多多的人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可是，那些理想既没有现实的根基，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可靠的力量，其实只能是一些空想。其中也有一些人为那些理想奋战过，也多多少少对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终于不能不一一失败。自从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想，它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开辟着越来越宽阔的道路。
经过了一百多年，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少数人的理想，变成了世界上亿万革命人民的理想。历史的进程，不管如何曲折，前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革命的理想，不管什么人如何企图给它抹黑，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是越来越光芒四射了。
“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一八四七年六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同年十二月由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批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条：同盟的目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如今早已响遍全球的战斗的口号，也就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页上第一次出现的。
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又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宣言。两个月后，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从此在地球上飘扬起来。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②——这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明确更坚定地提示出来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
早在一百一十多年前，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于它的初期历史阶段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他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深刻的清晰的研究和理解，预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的概貌，预见到将由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连同一切剥削制度，送入世界历史博物馆。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共产党宣言》产生出来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不到三十岁（一个二十九岁，一个二十七岁）；这个同盟在各国的成员，总共不过几百人，而且其中也远不是个个都真正理解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旗帜刚刚举起的时候，世界上只有很少数先进的无产者和先进的思想家热情地欢迎它。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人数不多的战友敢于宣告，也敢于坚持这个伟大的理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没有阶级的新社会。他们奋勇地投入革命的工人运动，用实际行动加速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来自何处？不是来自闭门臆造的思想，而是来自对现实的阶级关系的科学的分析。他们的伟大的理想，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称为真正的理想的理想，是真理之光照耀之下的理想。
一百一十多年过去了，不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或是低潮中，任何时候，《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伟大的革命的理想，总在指引和鼓舞着世界革命人民勇敢地战斗。正如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的活动家弗·梅林（一八四六——一九一九）所说的：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浪，总是把《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原则涌上海面，“像一只领航船一样，用罗盘针指出驶过辽阔的水域奔向劳动的新世界的正确航程。”“劳动力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鼓舞，建立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
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谁要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谁要使自己在劳动和工作中有坚强的力量，他就不能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就不能不加入这个“精神的世界强国”，为它的繁荣富强而斗争。
《共产党宣言》这面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旗帜升起五十年后，一九○○年，三十岁的列宁根据对世界和俄国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形势的科学研究，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平稳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革命风暴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帝国主义时代，要用新的方式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他看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正在把俄国工人阶级推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前沿阵地。他看准了：“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从创办一个全俄政治报开始，进而成立一个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组织，就可以领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把俄罗斯翻转来”，推翻万恶的剥削制度。
列宁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写的《怎么办？》以高度的革命热情说出了他当时的理想：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末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经常销行于全俄各地。这个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鼓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义愤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那时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经常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的周围，就会有系统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提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那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罗斯的可耻的、可诅咒的制度。
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③
写到这里，他接着在下面又重复地写出这几个字：
“应当幻想！”
列宁用火焰一般的热情同《工人事业》杂志（当时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的那些短视而又傲慢的人们辩论，号召革命者把高度统一的革命意志和最切实的日常工作，同伟大的丰富多彩的幻想凝结成一个整体。他引用了德·伊·皮萨列夫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我的幻想可能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像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的差别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有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④
列宁指出，当时，“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
这里所说的“幻想”，当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把大胆的想像同客观实际密切结合起来的理想，是把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密切结合起来的理想。
缺乏这种燃烧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的理想，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家。当时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形成的机会主义派，就是些丧失了无产阶级理想的人们，他们宣布要“批判地”对待“旧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伯恩施坦就是其中最露骨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都联系起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机会主义在英国表现为工联主义，在德国表现为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表现为经济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影响在无产阶级中的传播者、渗入者，他们自己失掉了革命的理想，还要腐蚀各国无产阶级，使他们都不要有革命的理想。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伟大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火星报》这个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型报纸，成了一个联合和培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中心；以它为中心，一个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革命策略、统一意志、铁的纪律的全俄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一九○三年终于建立起来了，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且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战的“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队”终于组织起来了。在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俄国劳动人民经过十几年的英勇战斗，“俄罗斯的可耻的、可诅咒的制度”终于被革命人民遍地燃起的怒火烧光了。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提出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理想，经过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传播和发扬，变成了俄国千百万无产者的理想；于是，伟大的理想终于成为伟大的力量，成为伟大的现实。这是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最大的幸福。当时西欧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不幸，就是在革命风暴兴起的时代，由机会主义的党做了他们的领导者，在他们面前遮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的光芒。不然，世界无产阶级本来是可以期望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的革命高潮中赢得更大更多的胜利的。
革命的理想，科学的理想，是革命战士任何时候也不可缺少的啊！
十月革命的震天动地的炮声，把革命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传到了中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诞生。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模范的革命党在东方大地上出现了。出席会议的只有毛泽东同志等十二个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的党员总数不过五十多名。可是，他们敢于把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统治作为自己的迫切任务，敢于把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伟大的理想的力量在支持着鼓舞着他们；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代表的并不只是几十个人，而是全国最大多数劳动人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丝毫也没有动摇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战斗的决心。井冈山上高高地建立起来全国革命人民仰望的革命理想的灯塔。为了在中国一步一步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了革命的第一步的理想：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且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完成民主革命。
当时，这个理想曾经受到不少人的怀疑，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的思想，以革命的理想和客观的条件密切结合的思想，打破了人们的疑虑，使越来越多的革命者相信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实现革命的理想的最理想的道路。以后二十年间，中国革命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科学的预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理想的引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理想的引导和鼓舞下，中国革命人民终于战胜了一重又一重的困难，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的逐步实现，使全世界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更加确信：由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事业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不论中途会遭到多少波折，必然要达到胜利；也更加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理想是科学的理想，这伟大的理想能带给人们以伟大的力量。
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实现的，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⑤
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百年大业”中，要经过许多阶段，战胜许多敌人，征服许多困难。在最高理想的指导下，还要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方面的社会实践中，各个方面都要有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指导下的一定时期的具体目标。每个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也都要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一定的时期内，为最高理想而奋斗的具体目标——自己为最高理想更快的实现，而在工作上力争达到的高标准。
最高的理想，各个阶段和时期的目标，各个战线的目标，每个革命战士的具体目标，都是不可缺少的，也都是不可分离的。一个人，光有最高的理想，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喊千百遍，而不去想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一定的时期内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那只能说明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只不过是空想空谈而已。当然，如果没有最高的理想，只有个人的短期的目标，那其实也不能说是有了真正的理想，只不过是渺小的个人打算而已。
在革命工作中，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中，平凡的事情和远大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平凡决不等于平庸。越是有了伟大的理想的人，越能自觉地做好平凡的事情。不肯做平凡的事情的人，也必然是没有崇高的理想的人。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正是由一砖一石砌起来的；平凡细小的搬砖砌石的工作，正是为了实现建筑成高楼大厦的理想。就在这搬砖砌石的工作中，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艰难困苦。会有酷暑严寒，会有大风大雪，甚至会有偶然发生的“工伤事故”，也会有外来的或内藏的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在远大理想的指引和鼓舞下的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即使是“平凡细小”的工作，也是做不好的。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诞生，经过了多少曲折复杂的斗争、做了多少平凡细小的工作啊！在各式各样的敌人的咒骂、诽谤、阴谋、迫害中，他们一瞬间也没有从前进的道路上离开，他们坚持着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资本论》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著作；可是，为了写这部书，他们做了多少“单调的、枯燥的”查阅和摘录资料的工作！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一大堆废纸的统治阶级的“蓝皮书”，马克思则从头到尾地翻阅了。世界上未必有第二个人曾经把这些枯燥的材料翻阅一遍。
当列宁办《火星报》的时候，他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吃的很不好，同工人合用一个厨房，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为他做饭时，必须先在自己的房子里准备好，然后才能拿到厨房去煮。他的妻子在准备饭的时候，不能不轻轻地动作，以免妨碍列宁的工作。列宁当时要细心地校阅每一期报纸，从标题到标点符号；他除了自己写文章，还要出题目，物色作者，做通讯联络工作，要自己动手翻译信件密码，要设法把在国外出版的报纸运到俄国，要筹集办报的经费，要同来访的工人谈话，要具体指导《火星报》的“代办员”们的活动，要了解报纸在群众中的反应，要了解各地为党工作的干部的情况……他就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这许许多多日常的细小的工作，来为伟大的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理想而奋斗中，也做了多少看来是平凡的细小的日常工作啊！他是那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常常亲自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亲自口问手写。光是从收集在《农村调查》里的那一小部分材料来看，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平凡的细小的日常工作中，是如何全神贯注，无微不至。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共产党员应该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在这里，我们应该批评某些青年同志所常犯的一种毛病，就是他们总想逃避现实或者不顾现实的那种毛病。他们有高尚的理想，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地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⑥
理想，只有在它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理想，否则就只能是空想。
世界革命人民正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引导下，把改造世界的革命迅速地向前推进。
生活在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时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该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也都应该有在自己眼前的环境和眼前的工作中为这最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一定时期、一定项目的理想。
当每一阶段的理想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变成了现实的时候，这现实就成为新的推动力量，把人们的理想推进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新的理想鼓舞和吸引下，经过大家再艰苦奋斗，又将出现更新鲜更美好的现实。……没有最终的目标，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没有各个阶段的不断发动，也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如果得过且过，没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那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如果只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不能没有理想！
只要理想是为了集体的公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可耻的私欲；
只要理想是在掌握社会和自然的客观规律中产生出来，而不是躲在狭小的蜗牛壳里胡思乱想，腾云驾雾；
只要理想是准备用切实的、勤奋的劳动和学习来使它实现，而不是坐着不动想等待理想境界从天而降，或者等待什么人的恩赐；
只要在理想的初步目标实现之后立即继续为更高的目标而艰苦奋斗，而不陷落在自我陶醉的泥坑里；
那末，这理想就一定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
只要是这样的，那末，尽量地发挥理想的力量吧，让理想载着我们的志气，带着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高更高的飞翔吧！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七二、五○四页。
③④《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四七○至四七一、四七一至四七二页。
⑤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三五、三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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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哲学群众化
沙英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哲学不能离开群众，群众也不能离开哲学。哲学离开群众就变成空洞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群众离开了哲学，就会盲目地行动，不能得到斗争的彻底胜利。马克思有两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六七页）毛泽东同志也曾强调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所谓实践，主要的是群众的实践，是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哲学是总结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产生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
千百年来，广大劳苦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生活极端贫困，没有机会受教育，不识字，无文化，不能读书。再加以剥削阶级的哲学家们，为了在精神上奴役群众，故弄玄虚，把哲学搞得神乎其神。因此，群众没有办法接近哲学。自从解放以后，群众当家作主了，生活改善了，于是他们需要读书认字，需要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同时也需要学习一点哲学。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先进分子，为了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搞好，为了把工作搞好，更加自觉地需要哲学的指导。例如最近全国各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掀起了一个学毛泽东思想、学理论和学哲学的热潮，就反映了他们对理论、对哲学的迫切要求。因此，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群众化，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
出来，把它交给群众，使它变为群众手里所掌握的尖锐武器，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为了使哲学群众化，把哲学交给群众，首先就要将哲学通俗化。如果把哲学搞得很深奥、很晦涩、很神秘，满口满纸的名词、概念和引语，没有群众生活
的气息，没有群众熟悉的语言，广大干部和群众听不懂，看不明白，或者不爱听、不爱读，望而生畏，感到高不可攀，那怎么能使哲学变为他们手里的武器呢？反之，如果把哲学原理结合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和语言，解释得很通俗、很生动、很具体，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爱听，爱看，能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那才能使哲学变为他们手里的武器。
现在，在各种报刊上不断出现了一些短小的、通俗的哲学论文，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可喜的事情。这也说明了一些哲学工作者很重视哲学通俗化的问题。不过，也还有一些哲学工作者不重视这个问题，片面地强调提高，根本不愿意写通俗化的东西；甚至有的卑视通俗化的东西，认为那是低级产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不屑于搞哲学的普及工作。应当说，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其实，群众的需要，实践的需要，是衡量一切问题重要与否的根本标准。既然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迫切地需要哲学，伟大的革命斗争迫切要求哲学的指导，那末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适应实践的要求，哲学通俗化的普及工作就是重要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哲学的提高，没有哲学的提高是不能指导日益复杂的革命实践。但是，我们的提高，不能在空中提高，不能关门提高，而要在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去提高；并且要沿着群众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列宁很重视通俗化的工作。他认为，为了使共产主义成为像群众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西，善于对群众通俗地讲话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列宁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列宁曾经为工农写过许多杰出的通俗读物，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通俗化的工作。他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特别是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对工农兵的普及工作的迫切性，批评了那种忽视和轻视普及工作的观点，指出了群众的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固然是对文艺说的，但是也同样适用于哲学。毛泽东同志的所有著作，包括他的哲学著作在内，不仅是最正确、最深刻、最富于创造性的，而且也是很通俗、很生动，是为广大读者容易看懂和喜闻乐见的。
哲学的通俗化，当然也要讲究质量，不容许粗制滥造，不容许把哲学庸俗化和简单化。就以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来说吧，这要求哲学工作者对原理本身要有透彻的理解，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真正消化了，那才能正确地解释它，而不至于牵强附会，随意歪曲。如果要进一步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和实质，去观察和说明现实问题，那更要认真地钻研理论，熟悉实际情况，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加以严肃的对待，而不能草率从事。要知道，理论只有透彻，才能服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只有自己真正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帮助别人理解它。粗制滥造的东西，群众是不会欢迎的。凡是精心制作的质量高的通俗读物，不仅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可以“雅俗共赏”。
哲学的群众化，不仅是通俗化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哲学的内容问题。如果哲学的内容所讲的，净是一些与实际斗争、与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少的东西，净是一些为广大群众所不关心的、不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再通俗易懂，群众也是不欢迎的。如果内容是有害的东西，那还要引起群众的反对。这就是说，哲学的群众化，要求哲学的内容，应该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群众的斗争、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而是广大群众所关心的、感兴趣的问题，真正能帮助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才能使哲学深入群众。
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从现实斗争中，抓活的问题、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总结，并且结合群众所熟悉的生动事例，进行阐述和论证。比如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同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分为二的两分法，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比学赶帮运动中的辩证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怎样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中有材料有观点，有分析有概括，所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结合实际进行研究工作的正确方法，也可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活的哲学。它永远和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并且随着群众斗争群众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是最富有群众性、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它是万古长青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学哲学，不是为了在口头上说说，也不是为了好玩、好看和装点门面，而完全是为了用，为了使它在生活和斗争中发生作用，为了用它来提高思想和指导工作。因此，只有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不是口头上的哲学，才是群众真正欢迎的哲学。
为了使哲学群众化，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熟悉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只有熟悉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熟悉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了解群众需要什么和喜欢什么，才能在谈哲学时和群众的生活、斗争、思想、感情有所结合，才能把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才能帮助群众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接近群众，根本不了解、不熟悉群众，那既谈不到什么结合，也更谈不到什么帮助了。因此，哲学工作者要走出课堂和书斋，参加到伟大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去，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进行观察、体验，经受锻炼、考验，并且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期分批地组织了所属机构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劳动锻炼，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很多人通过调查村史、家史和访贫问苦的活动，了解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阶级斗争知识。有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在这次参加实际斗争中看得很清楚：农村里各个阶级的思想是泾渭分明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不会离开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这一点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这批下乡的研究工作人员在参加农村的实际斗争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农村里一些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那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党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勤勤恳恳、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因此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更加强烈了。有的人这样说：过去成天和书本打交道，生活圈子十分狭窄，这次到农村，真是“下乡三个月，胜读十年书”。
由此看来，哲学工作者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不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农村、工厂、兵营确实是知识的海洋，群众的实践是最生动、最丰富多采的，我们从那里可以学到丰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从那里可以取得无穷无尽的矿藏和许多宝贵的思想启发。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当然，理论工作者不能像诗人、文学家那样推敲字句、磨练语言，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论讲话和写文章，要尽量多用口语，把意思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能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那才具有说服性和感染力。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些讲话和文章，充满了“学生腔”和“八股调”，干巴巴的，枯燥无味，这是值得注意的。学习语言，固然从外国语言和古人语言中，都可以学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有生命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多向人民群众的语言学习。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反对党八股》）我们要使哲学群众化，非努力学习群众的语言不可，非整顿文风不可。
现在，在工厂、农村、部队中和机关中，有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都在学哲学、学理论；而且学得很有成绩，有些人还写出了生动的哲学论文，放射出天才的闪光。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哲学工作者，不能对这件大事无动于衷。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文艺家们说，要他们注意群众的文艺，一方面应当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吸收养料，充实自己，“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种宝贵的指示，也完全适用于哲学工作者。我们哲学工作者一方面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他们学理论、学哲学，指导他们写论文，帮助他们总结学习和写作的经验。
使哲学群众化，把哲学交给群众，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首先，我们要使干部学哲学，掌握哲学。如果干部学好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无产阶级的，他们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他们才能把工作做好。其次，干部学好了，才能推动群众去学。哲学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发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了哲学，把哲学变成了他们手里的尖锐武器，就会使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有惊人的发展；同样也会使我们的哲学有惊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