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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流先进经验 协力革新技术
沈阳同全国二十七省市建立技术协作关系
北京郑州职工群众逐步开展技术协作活动
据新华社沈阳电 目前沈阳工业企业职工已经同全国二十七个省市的职工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这些省市的一千多名职工最近陆续来沈阳，同这里的职工交流了上千条技术经验，并且彼此建立了经常开展技术协作的关系。这样就使外地的先进技术引进到沈阳来，沈阳的先进技术也被广泛地传到了外地。
与此同时，沈阳职工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要求介绍技术协作经验的邮包和信件。根据各地的要求，沈阳革新能手和老工人都及时热情地伸出了友谊之手。
不久前，河南省西峡县软木厂寄来“协作邮包”，要求沈阳职工帮助解决提高剪裁软木刀片质量和剪裁机械化的技术问题。沈阳缝纫机厂工人张晋丰、兴华电器厂工人于国福和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人裴春甫三人，主动承担了这一义务。他们访问沈阳软木厂，还请了一批热处理工人作“技术顾问”，然后共同研究，分头设计，一起试验，不仅做了四把优良刀片，提供了全套工艺图纸，还考虑到西峡县城的动力条件，做了利用多种动力剪裁软木的设计方案，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沈阳市著名“刀具大王”、老车工金福长，沈阳冶炼厂焊接能手杨振孟等老工人，还先后收了许多外地徒弟。有些是徒弟登门学艺，有些是师傅写信传艺。北京市起重机厂车工、先进生产者李昌安认金福长为师，李昌安到沈阳跟班向金福长学艺，金福长拿出全部刀具和图纸，任他挑选。沈阳冶炼厂老焊工杨振孟不仅向登门的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了自己的“绝招”，而且对于拜他为师的北京、云南等地的工人，也做到了有求必应。
在沈阳市文化宫和工人文化宫的技术协作“门诊部”里，也常常看到来自各地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沈阳职工一道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各种各样的技术课题。刀具、焊接、铸造等各种技术训练班的讲台上，有当地的讲师，也有外地来的讲师，他们都把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对方。沈阳市著名的汽车检修工、被人称为“汽车大夫”的李秀峰，在内燃机研究会上介绍了检修汽车的经验；北京市人民机器厂车工、全国先进生产者桂育鹏，帮助沈阳有些工厂解决了长管钻孔和反正扣罗丝的加工问题。
新华社讯 北京市职工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在最近成立。十八名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委员，其中有车、铸、锻等工种的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
这个组织，是为适应全市工矿企业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技术协作的需要而成立的。
现在北京市经常参加厂际技术协作活动的积极分子已经有六百多人。他们帮助四十九个企业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的迫切需要，解决了九十多个技术关键问题。这些积极分子按照各人专长，以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基地，分专题研究各单位送来的难题。有时还组成工作组，到有技术难题的工厂去作现场考察分析，提出解决办法。百子湾机制煤球厂生产的煤球机上的主要部件“型轮”，过去质量差，许多工厂的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为此多次到现场出谋献策，结果把“型轮”的使用寿命延长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煤球的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十左右。
参加技术协作的职工都把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表现了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许多厂的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为了帮助崇文自行车零件厂提高技术水平，不管刮风下雨，一次又一次地到厂帮助出主意。市金属结构厂工人出身的焊接工程师赵克信听说北京汽车制造厂的铝铸件有问题，他从沈阳学习技术协作经验回来下了火车之后，马上就到这个厂去帮助补焊。
据新华社郑州电 在郑州“河南省工人文化宫”和“二七纪念堂”里，现在每逢星期日和星期四的晚上都热闹非凡，挤满了前来参加技术协作的人。这里已经举办了二十六次技术协作活动，为工厂企业解决了二十多项技术难题。
这番新气象，是郑州职工学习沈阳职工开展技术协作的经验之后出现的。
目前，郑州工厂企业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已经扩展到全市五十六个工厂了。参加技术协作活动的，有工程师，有老工人，也有技术革新能手。他们学习和发扬沈阳职工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各工厂解决生产技术上的“老大难”问题。前些时候，郑州国棉四厂翻砂遇到了浇铸铜铝配件有气空的关键问题，郑州发电设备厂八级老工人于梅根便立即献出他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三条经验。郑州国棉四厂采用了于梅根的经验，铸件废品率很快由百分之五十减少到百分之四左右。
许多老工人、老技术人员积极传“绝招”的结果，不仅帮助工厂企业解决了若干当前生产中的技术难题，而且还培养了年轻工人。河南省纺织机械修配厂在最近一月之内通过技术协作活动交流了三十二项经验，其中有老工人献出的“绝招”十七项，解决了十六个生产关键问题，同时使许多年轻工人学到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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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权衡利弊
田高
这里有一个关于改换高粱品种的故事。
河北三河县有几个地势低洼的公社，过去习惯种植“黑帽白”品种高粱，平常亩产二百来斤，好年景三百斤左右。有些人听说霸县的“歪脖红”品种高粱，平均亩产可以达到四百斤，就建议今春把“黑帽白”全部改成“歪脖红”。县的一些领导干部当时从增产粮食考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没有料到，在向生产队宣传推广的时候，社员却不准“革‘黑帽白’的命”。他们议论说：“黑帽白”秸秆高，在这十年九涝的低洼地区，稳收程度比“歪脖红”大；再者，它的秸秆又直又结实，盖房可作苫料，种园田可用以搭架，穗子又是扎扫帚的好原料。“歪脖红”咱们没种过，谁也不知道发水淹了淹不了，粮食、秸秆等能收多收少？
听到社员的议论，县的领导干部察觉到原来的考虑不全面了：只从增产粮食出发，认为“歪脖红”比“黑帽白”要好，没有顾及当地的副业原料，推行起来即便粮食增产，经济收入反会减少。全面权衡利弊之后，县里决定先由群众自愿进行小面积试验，然后再决定取舍。社员们对这个决定都拍手欢迎。
这个故事很引人深思，特别在目前春播当头的时刻，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活教训。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看事办事，一定要防止片面观点，树立全面观点。
要知道，任何地方习惯于种植某一品种，都是和当地的生产条件相联系的。地势只是一个条件，土质肥沃程度、气候、病害流行情况，都是不可忽视的条件。把喜肥的良种种到瘠薄的地里，把不抗锈病的良种种到锈病流行的地方，把不耐肥的良种种到肥沃的地里，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要减产。再者，一个地方种植某些品种，和当地的生活需要、副业生产也是相连的，决定推广某个品种，不仅要从粮食增产考虑，还要研究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对副业生产的影响，对饲料的影响，全面权衡利弊。
要全面权衡利弊：第一，应当认真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第二，先试验、先示范。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试验作根据，只凭分析，是不能确定某个地方是否适宜推广某一良种的；没有示范作榜样，群众是不容易相信的，不乐意接受的。
全面观点，群众路线的方法，一切经过试验的科学态度，不仅在推广良种时必须树立，在进行其他农业技术改革时，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树立。因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其他事物保持着复杂的联系，一个微小的改动，有时也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因此，如果不全面考虑，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如果不采取先试验先示范，然后再推广的步骤，任何农业技术改革，群众就不会同意，就不可能真正推广；勉强推广了，也坚持不下去。这样，即使是好事，也很可能办成坏事。
（摘编自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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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稗——六个生产队的调查
中共湖北省通城县委书记 李仲秋
争取水稻丰收，消灭稗子是一个重要环节。我县各地在早稻浸种以前，都采取了各种办法，清除了一次稗子，但是还不大彻底，需要在秧田里进一步消灭稗子。
我们最近在建设公社先锋一大队和双合公社一大队调查了六个生产队的除稗情况。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把稗子消灭在秧田里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只要我们加强领导，除净稗子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调查的六个生产队，有四个队已普遍除稗一次，一个队除稗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一个队刚开始行动，除稗面积只三十一亩。
这几个队除稗不仅动手早，而且认真。他们的做法是：
第一，发动群众回忆对比，调动他们除稗的积极性。双合一大队三生产队的社员开始对除稗不大积极，认为去年把稗子除得差不多了，今年问题不大。针对这种思想，党支部发动社员回忆对比，算稗子的危害账。这个队一九六二年总产只有七万多斤，其中稗子就收了四千五百斤。一九六三年，总产达到八万二千多斤，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重视了除稗。算完这笔账，社员们说：稗子一瘦田，二费工，三减产，害处说不尽，非消灭不可。
第二，抓住火候，把稗子消灭在秧田里。稗子和秧苗虽然有所区别，但它和秧苗混在一起不易辨别，在秧田里除稗，一次是除不尽的。这六个生产队都是计划在秧田除三次稗。秧苗长到二寸深时除一次稗子，这一次主要是本田里的稗子，发苗早，长得深。秧苗长到三四寸深时除第二次稗，这一次主要是随谷种播下去的稗子。到扯秧以前除第三次稗子，这一次要求把秧田里稗子除尽。社员们说，除稗要抓住火候。在一次寒潮之后，最容易辨别稗草。因为秧苗经过低温有个返黄过程，而稗子是不返黄的，这时是除稗好时机。这几个队都抓住寒潮过后，突击除稗。
第三，固定除稗劳力，建立责任制度。有的队固定六人，有的队固定八人，共固定了四十六人。固定扯稗的社员，都是经过挑选的，责任心强，善于辨别稗子，眼睛明亮的社员。并且对他们实行了定面积、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的制度，采取连续操作的办法，第一次是谁除稗子，第二次第三次仍然是谁。这样便于检查验收，执行奖惩，加强责任感。
这六个队计算报酬的形式有两种。有三个队是根据稗子多少，秧田的宽窄长短制定定额，按厢计酬。另三个队是按拔除稗子的斤两计酬。从效果看，前一种办法比较好，既重视了除稗的数量，更重视了质量。 （原载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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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一书出版
新华社九日讯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五月十日起将在全国发行。这本书包括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和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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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第一座氮肥厂试车生产 首批产品运往农村肥效良好
据新华社贵阳九日电 贵州省新建的剑江化肥厂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开始试车生产。这个工厂首批试制的氮肥，已在四月三十日运往农村，经过试用，肥效良好。
这是贵州省第一座生产氮肥的现代化工厂。解放前贵州省不能生产任何化肥。解放后这个省先后建立了两个生产磷肥的工厂。目前，原有的磷肥厂都在积极扩建，一个产量更大的新的磷肥厂，也在加紧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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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制成新的水力沉桩设备 全区水利桥梁工地推广使用
新华社银川九日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干渠工程处机械动力队制成的一种结构简单的水力沉桩设备，正在全区水利建设工地和公路桥梁工地上应用。
水力沉桩是一种利用水的压力打桩的新技术。以往的水力沉桩设备复杂，又只能用电来开动，所以广泛采用这种新技术受到限制，许多地方仍旧利用人力打桩，效率很低。现在制成的这种水力沉桩设备，由四十匹马力柴油机、一台水泵、两只水枪和两根胶管组成，构造比较简单，总重量只有一点二六吨，一辆胶轮大车就能运走。在没有电力的地方，还可以用柴油机带动。
宁夏水利建设工地和公路桥梁工地采用这种设备，在砂土地基上打一根十米左右长的钢筋混凝土桩，一般只用八九分钟，而用人力打这样一根桩，就得用八十个人拉两吨重的大铁锤打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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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潍坊手工业设立四个化验室 用科学仪器检验原料和产品
据新华社济南九日电 山东省潍坊市手工业系统新建的金属、化学、电镀和皮革四个中心化验室，用科学仪器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化验原料材料性能，检验产品质量，对稳定和提高手工业产品质量，提高手工业生产者的科学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潍坊电镀生产合作社在没有建立中心化验室之前，镀锌溶液是靠眼看配制的。由于各种原料比重不准确，镀出的产品质量低，有一半产品要重镀。最近几个月用仪器化验镀锌溶液，做到了溶液成份比例正确，镀出来的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左右；成本也比过去降低了一半。潍坊白铁生产合作社过去生产力车滚珠轴承，因为钢材质量不好，常常用不多久就坏了。现在有了化验室，认真化验钢材，产品质量显著上升，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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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为了争取农业好收成，从春播到秋收，需要有大量的日常劳动，需要积大量的普通的“小胜”，然后才能获得秋后的“大胜”。重视农事活动中每一个小环节，认真做好一切影响最后收成的“小事”，这是农业生产中革命精神的“落实”。
除稗，看来好像是种稻生产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如果轻视了这件“小事”，它可要给收成打折扣。通城县双合公社一大队三生产队，一九六二年总产量七万多斤，其中稗子就占了四千五百斤。当地农民说：稗子多了，一瘦田，二费工，三减产。接受了前一年的教训。第二年，他们重视了除稗，总产量就上升到八万二千多斤。
可见，“小事”是要影响大事的。不在除稗之类的“小事”上花功夫，增产的愿望就会落空或者大打折扣。
做好“小事”，并不容易。“小事”里面也是很有学问的。通城县委书记李仲秋同志对六个生产队的调查就说明了，除稗这件事里面，有思想问题，有技术问题，有管理问题，还有计酬方法问题。只有把各项工作都做到家，把各个问题都妥善地解决了，消灭稗子这个目的才能达到。而要细致地了解到这许多问题，耐心地做好这许多工作，没有坚毅的革命精神和务实精神是不行的。
这可以说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一个人，一个单位，革命精神是否真正旺盛，是“落实”的还是“落空”的，是不是能够取得预期的成绩，有决定意义的是日常细微处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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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地行舟”
四川成都水电设计院最近用汽车把八条几丈长的木船，从乐山、犍为等地运到了灌县。这种“陆地行舟”的新方法，大大缩短了调运船只的时间和费用。
水电基本建设常常要进行水上钻探。进行这项工作时需要把钻机固定在船上。但钻探工作经常移动，钻完一处河床又到另外一处，而船往往因为中途不能通航，无法作迅速的远距离转移。最近成都水电设计院在灌县映秀湾钻探时便遇到了这个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个单位所属的修配厂自制了一台新型的汽车拖车，能把二十多米长的木船捆缚在上面（下图）。经实地试验，过桥过弯，都能顺利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在清晨从犍为出发，到晚上九点，便把一条木船运到灌县工地。（附图片）
邓中石（四川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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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夏邦马征服记
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
在红旗指引下前进
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从拔海五千三百米直到拔海七千七百米的六座高山营地，已经全部建成；必要的高山物资，都按计划运了上去；从拔海七千七百米的“突击营地”通向顶峰的路线，经过反复侦察和比较，也已经最后确定。中国登山队征服希夏邦马峰顶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担负最后攻坚任务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副队长张俊岩、副政委王富洲率领下，一个月来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适应性锻炼。这支突击队包括十三名队员，其中七名是登山运动健将，六名是登山一级运动员，六名是汉族队员，七名是藏族队员。他们全都在漫长而艰险的珠穆朗玛峰北坡受过严峻的考验，这次在适应性锻炼中，曾登达希夏邦马峰拔海六千六百米的高度。
四月二十五日拂晓，朦胧的曙色映现在东方天际，希夏邦马顶峰披挂着云霭，淡青色的晨雾在高山草场上冉冉飘荡。这时，登山队大本营里，战鼓齐鸣，歌声不断，人们用松柏树枝搭起高大的“出征门”，表达了他们对突击队员们的崇高敬意。
北京时间十点正，阳光四射，万里无云。在雄伟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十三名突击队员庄严地站在五星红旗下，以激动的心情向党、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宣誓。
“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出征的号角已经吹响，夺取顶峰的战斗就要开始，我们宣誓：悬崖峭壁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狂风大雪只能使我们更加奋勇向前。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工人和职员，西藏高原的翻身奴隶，人民解放军的边防战士，我们庄严宣誓：为了党的荣誉，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头顶青天，脚踏冰雪，团结一致，奋勇直前，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峰巅！”
在全场雷动的掌声中，登山队党委和登山队队部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塑像交给了突击队员，党委和队部以全体登山队员的名义，要求突击队员们在红旗指引下胜利前进。
攀登顶峰的征途中
这一天，北京时间十二点，突击队员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向云雾迷茫的希夏邦马峰进发了。
迎接突击队员们的是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飞雪，他们忍受严寒，踏着冰雪，在不可遏止的战斗热情鼓舞下前进。他们在三天的时间中，越过崎岖的野博康加勒冰川，突破了希夏邦马峰下陡滑的“冰塔防线”，上升到拔海六千三百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
风雪依然没有减弱，强劲的西风猛烈地扫过冰雪台原，发出刺耳的啸声；浓密的粒雪翻滚着，把营地的帐篷埋进两尺多深；人们不得不弯着腰，互相保护着，才不致被风吹倒，不得不用冰镐长时间地挖开雪堆，才能钻进帐篷。
四月二十八日，风雪平息了，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冰雪地上反射出令人眼花撩乱的银光。突击队员们长长的行列，开始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拔海六千九百米的冰雪峡谷。
登上又一座冰雪台阶，队伍到达了冰雪峡谷的尽端，拔海六千九百米的第四号高山营地就设在这里。但是，那熟悉的高山帐篷已经没有了，连标志营地的小红旗也无影无踪。营地整个被积雪掩埋起来了。
登山运动健将邬宗岳、陈三，登山一级运动员米马扎西和多吉，立即动手用冰镐刨除积雪，其他队员组成几班轮流替换他们。这时，夕阳西下，高峰的巨大的阴影笼盖着峡谷，山风阵阵刺人，气温显著下降，然而突击队员们却一个个汗流浃背。经过两小时的奋战，他们终于把帐篷挖了出来，又重新搭好，准备在这里度过高山寒冷的夜晚。第二天，由于天气的变化，他们不得不又在这里停留了一天。
四月三十日清晨，乳白色的薄雾遮掩着四周山岭，蜿蜒的冰川像一条银色的飘带在云霞里时隐时现。突击队员们集合在拔海六千九百米的冰坡上，等候前进的命令。
队长许竞望着大家有些消瘦的脸颊说道：“同志们，明天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和战斗的节日——‘五一’节，让我们用英勇顽强的战斗在希夏邦马峰上迎接节日吧！”
更加艰难和更加危险的旅程开始了。
翻过希夏邦马峰东北山脊的一段岩石以后，面前是一片漫长的四十度的冰坡，坚滑的冰面上堆积着一尺多深的松雪，每挪动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冰坡的下方是直通山麓的万丈悬崖，片片白云在上下游动，望下去使人头晕目眩。
经过七小时五十分钟的跋涉，突击队员们到达了拔海七千五百米的第五号高山营地。在这里，他们又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挖开积雪，刨出了帐篷。当他们整理好营地的物资以后，天已经黑了。尽管这里的气候异常寒冷，但他们的心中却感到非常温暖，充满了对未来胜利的希望和憧憬。
“总进攻”的前夜
五月一日上午，正当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处在欢乐高潮中的时候，在希夏邦马峰北面的坡岭间，中国登山队突击顶峰的队员们开始向拔海七千七百米的“突击营地”进发了。
突击队员们顺着坚硬的冰坡上升着。冰坡是峻峭的，平均在五十度左右。北京时间十二点半，突击队员们安全到达了一座赭色的尖塔般的巨石附近，在左上方一片雪坡上，隐约可以看到高山帐篷从积雪里露出黄色的尖顶，这就是进攻希夏邦马峰峰顶的“桥头堡”——拔海七千七百米的“突击营地”。
北京时间十七点，从大本营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明天上午是一等天气，可以突击顶峰。”队长兼党委副书记许竞立即在高山帐篷里召开了突击队党支委扩大会，进一步研究和确定突击顶峰的方案。
会议的气氛热烈而隆重，队员们以激动的心情再一次表达了征服希夏邦马峰的决心。会上还一致决定，高山反应比较重，体力不够好的藏族队员大米马、边巴次仁和甘吉穷培留在“突击营地”，不参加突击顶峰，在必要时担负起支援的任务。其余十名突击队员共分做三个结组继续前进。
红旗在峰顶飘扬
五月二日拂晓。
风雪停息了，云团消散了，一弯下弦月斜挂在夜空，繁密的星星在不停地闪烁着。好天气显然到来了。
北京时间五点，副队长张俊岩和副政委王富洲围坐在报话机前，同大本营通话。当时在大本营报话机前的登山队副政委王凤桐和突击队员们一样，也是一夜未眠，他的心也早已飞上了“突击营地”，飞到了突击队员们的身边。王凤桐在转达了天气预报以后，向突击队员们说：“全体登山队员注视着你们的行动，陪伴着你们前进。胜利是属于你们的！亲爱的同志们！”
北京时间六点钟，月亮移到了天顶，希夏邦马峰峰顶显得好似更近更低了。突击队员们走出帐篷，迎面扑来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气。队长许竞发出命令：“现在，让我们冒着严寒向拔海八千零一十二米的顶峰前进！”
登山运动健将邬宗岳踏着齐膝深的松雪，在前面开路。突击队员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的后面。
月色昏暗，眼前的道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突击队员们不得不时时打开手电筒照路。
接近拔海七千八百米的高度时，东方开始呈现出鱼肚白色。风力是微弱的，而寒气却砭［biān边］人筋骨，突击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高质量鸭绒衣裤，仍然感到全身发冷。晨雾开始稀薄了，脚下露出发亮的冰层，冰爪踩在上面发出刺耳的咔嚓声，渐渐，一片巨阔的冰坡拦阻在他们的眼前。冰坡的上方是一条山脊的边缘，冰坡的下方是几十丈深的峡谷，它的倾斜度在五十度以上。
突击队员们必须从这里横切过去。但是由于通过的人多，临时刨成的冰台阶逐渐缺损，登山运动健将王富洲横切一段以后，突然滚下坡去。滚坠一开始，经验丰富的王富洲就发出了“保护”的警号，陈三和云登立即使出全身力量把冰镐插入冰雪层，拉紧了通过冰镐柄的主绳，滚坠在二十米以外停止了。王富洲休息一会，又站起来向上方攀登。邬宗岳把这场同冰坡搏斗的惊险情景摄入了电影摄影机的镜头。队员们花费三十多分钟的时间，终于全部“切”过了这段近二十米宽的冰坡。
天大亮了，红霞映照在东方天际，晓雾在山谷中弥漫。突击队员们刚越过一个巨大的冰瀑区，一个新的艰险地形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是一段四十五度左右的雪坡。长期的积雪变得好像石板那样坚硬而光滑。严重缺氧和地形困难成为队员们的大敌。
突击队员们爬完雪坡，踏上了左上方一条雪深齐膝的雪脊。
“顶峰！”“顶峰！”突击队员们兴奋地叫起来。
希夏邦马峰峰顶离他们只不过十米左右了。曾经在几十里外便吸引着人们视线的“尖顶”消失了，迎在突击队员们面前的不过是一个微微隆起的雪包。由于体力的大量消耗，突击队员们又停下休息了一次。
太阳升起了，高空风增大到秒速二十五米以上，吹得人们喘不过气，走不稳路。队员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坚定地前进着。他们绕过一个蘑菇般的雪檐，走过一段复雪的山脊，脚下的面积变得越发狭小，而眼前的视界却顿时广阔起来。十位突击队员们陆续踏上了一座平坦而微凸的三角形冰雪坡的顶部。这里就是拔海八千零一十二米的希夏邦马峰的峰顶。
这时，正是五月二日北京时间十点二十分。地球上这最后一座未被征服的拔海八千米以上的高峰，终于被英雄的中国登山健儿们征服了。
北京时间十点三十分，登山队长许竞从日历上撕下了“五月二日”这一页，用黑色铅笔在它的反面写下这几个字：“中国登山队许竞等十人征服了希峰。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把它留在顶峰。
登山运动健将、藏族队员索南多吉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幅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塑像。由于顶峰全部被冰雪复盖，藏族队员米马扎西就用冰镐在顶峰正中挖了一个小洞，国旗和毛主席塑像都安置在这里。
队员们合影以后，站在峰顶向四周了望。三年多以前曾从北坡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王富洲，长久地注视着现在屹立在他东南方的这座世界最高峰那尖锥般的峰顶，登山英雄们往下看到，在顶峰正北面的是一片辽阔的高山草原，朋曲河在阳光照射下像一条银色的飘带；登山队大本营附近的两个巨大的高山湖泊，像明镜一样反射着强光。突击队员们转身南看，远处是无数峰峦、雪岭和褐色岩坡所交织成的奇异图案。
突击队员们在顶峰停留了四十分钟以后，在北京时间十一时结组开始下山。他们的胜利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本营，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全国和全世界。 （本报有删节。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