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
喻松青
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从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它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道教继承了中国古代的鬼神、神仙信仰和巫觋[xì席]方术,吸取了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人生哲学,抄袭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作为它的理论,并夹杂着阴阳五行、谶纬等内容。这些方面组成了道教的信仰,使它成为具有特色的东方宗教。
道教创立后,在民间广泛流行,成为汉末苦难贫困人民的枷锁上的幻花,并且起过掀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宗教在初创的阶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表现出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密切联系。例如,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楚王英、王宠、魏愔以至于桓帝,都热忱地信奉着道教的前身——黄老道。道教的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和《太平经》,大量地宣传着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和等级制度说教,这些都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且愈到后来,道教的主流日益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御用,成为巩固和强化封建统治的手段。
从北魏寇谦之所谓“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受到太武帝崇奉开始,道教正式登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在这舞台上,道教首次扮演了维护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士族集团利益而积极参预反佛斗争的角色。
反佛斗争是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它集中地表现出当时各个阶层、集团、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佛、道的力量,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
佛教在东汉开始于中国传播时,不过依附于道教的前身黄老道,力量很微弱。随着中国封建统一王朝的崩解和分裂局面的出现,佛教则骎骎[qīn亲]然有日盛之势。这一外来的宗教,终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势力和影响驾凌道教之上,也超过了日渐衰微的儒家,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声势。
佛教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发展和扩大,就其本身的原因来说,主要是因为它的因果报应之理,为剥削阶级提供了最有利和最方便的辩解和论据,对于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有很大的功效。同时剥削阶级中人,不少人对此也深信无疑,自欺欺人。因此,佛教受到了他们的大力欢迎和提倡。
但是,佛教有所谓无父无君的教义,同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纲纪发生了尖锐的抵触。因此,士大夫们屡论沙门不致敬王者之妄,指斥沙门蔑弃忠孝,伤治害政。尤其是当佛教过多的侵占统治阶级的赋税和人口,影响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时,双方矛盾更尖锐起来。
恩格斯说:“本民族神可以容异民族神与己并立,——在古代这是常规,——但决不能容他们驾在自己上面。”①佛教势力的扩大,终于激起了一部分汉族上层人士因利益上的矛盾起而反佛。道教和儒家这时也出来进行着“达尔文的意识上的生存竞争”②。
反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所谓“夷夏”文化的斗争。佛被视为外族的神,反佛的奏疏和言论,有所谓“夷夏之辩”。如后赵王度奏谓:“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石虎下书反称:“佛是戎神,正所信奉。”又蔡谟谏敕为佛像作颂,有“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之说。此外如《夷夏论》、《三破论》、《正诬论》等,均引中国固有文化斥责佛为胡狄而设。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一些崇尚汉族文化的外族统治者,他们崇信汉族的本土宗教——道教,假借道教来提高在中国的权威和影响。北魏太武帝的信道灭佛,就具有这种意义。
太武帝是北魏杰出的皇帝,他在位时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在政治上,他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族人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压迫汉族人民的权利。崔浩就是汉族士人的代表。他出身山东的名门望族,是太武帝手下的第一谋士。他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五等封建制,恢复西周的领主割据局面。在宗教方面,崔浩极力排斥佛教,推崇道教。他同寇谦之交往很深,两人在政治上相互勾结,力劝太武帝灭佛信道。太武帝本信佛法,自寇谦之平城献道经,崔浩竭力推荐后,改信道教。他屡次下诏灭佛,并于平城设立天师道场,亲往道场接受符籙,作为统治中国是受命于天的证据和仪式。这一仪式太武帝以后的北魏诸帝一直继续着。
太武帝的灭佛信道,固然有他个人在宗教上的喜好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行动。除了因为太武帝听信崔浩、寇谦之的意见,并在长安发现寺中藏有兵器,一些沙门酿酒聚财,又有淫秽的行为,引起了太武帝的猜忌不满。因此反佛之外,在积极方面,灭佛信道是企图减少鲜卑族统治汉人的阻力,因为灭佛信道可以表示自己亲汉不亲胡。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中有“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获羲农之治”的话。伪,指的是佛法;真,指的是儒道。鲜卑拓跋部本来就自称是黄帝的子孙,现在又进一步表示它排斥胡教,崇信汉族本土宗教文化的态度,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但是,当时佛教早已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太武帝利用汉族本土宗教道教的作法,对于巩固鲜卑族的统治,提高鲜卑族在汉族中的威信,已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了。
到了唐代,道教受到朝廷的特殊尊崇。朝廷屡次订定道举之制,再次追加道教教祖老子尊号。皇帝亲注道教经典,叫人学习。道观的建造很普遍,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朝廷又曾诏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很多道士受到皇帝的宠信,如张果、戚法善等人;有的甚至干预政事,如赵归真。
贵族士大夫尊信道教,也成为一时的风气。公主出家为女冠,皇亲国戚出家为道士者,常见于记载。文人官吏,有的正式出家为道士;有的虽未出家,而性好道术;有的一生事业,同道士有密切关系。至于同道士聚会游玩,唱和诗歌,成为时尚。许多道士女冠,很有翰墨词章的修养;文人官吏同他们交为方外之友,被视为怡情悦性的风雅行为。
唐代道教盛行的原因,一般都解释为唐室李氏跟道教教祖同出一系,故唐室推崇道教。这也就是唐室自己的说法。唐室在尊崇道教的诏令中说:“朕本系出自柱史”。又早在高祖武德三年,就有晋州人吉善行捏造了羊角山白衣老父口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的故事。这些自然是欺人之谈。其实,唐室这种因姓氏偶同,而假称汉族大哲柱史之后,借以抬高李氏门第声望和家族传统地位的作法,实质上就是魏太武帝崇尚汉族文化和凭借汉族宗教统治中国的行为的扩大和发展。但是对道教来说,如果说南北朝时期道教参预了反佛斗争以及外族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事实,在客观效果上对于捍卫和发展较高程度的汉族经济、文化,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这一积极作用在唐代已完全丧失了。
唐代,由于道教地位的显赫,大道士们的生活是穷极奢侈的。道观的壮丽,大量财物的施舍,土地的赏赐,使道士们分享了封建统治阶级从劳动人民那里搜刮得来的血汗果实。在法律上,道士女冠享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的特权。这一特权意味着统治者给予道教对统治者在政治上帮了大忙的特殊报偿。
但是,唐室的尊道仍然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即以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为转移。唐室虽然自称是柱史之后,但它基本上是依靠维护封建统一王朝利益的儒家为本阶级统治的思想上的中流砥柱,佛、道两教是它的辅助手段。统治者有意地维持儒、佛、道三家的均衡局面。有时出现抑此扬彼或是扬此抑彼的政策,正是为了保持有利于统治的三家的均衡。虽然并不是很多的统治者都是这样自觉地去行动,但是这种均衡受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而能基本保持。
随着唐政权的败亡,道教的黄金时代也将一去不返。它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于高峰,而这个高峰正是衰落的转折。最后它和如像强弩之末的佛教,都愈来愈在经过几百年的衰弱不振,终于在复苏了的儒家面前,失去了政治上的阵地。
宋学兴起,精微的佛教哲学和粗陋的道教思想,都为这一新的思潮所概括。佛、道两教在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也随着这一思潮的出现告一结束。此后,道教好像比佛教还幸运些,在宋朝的真宗、徽宗两代,又极盛一时。真宗别创赵玄朗为道教之祖,尊为太上混元皇帝,又封江西龙虎山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立授籙院及上清宫,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徽宗自称是神霄帝君下凡,由道士们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此外,大建道观,立道学,置道观,撰道史,作了不少荒唐事。
真宗、徽宗两代,正是外患严重的时代。积弱屈辱的王朝,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和掩饰自己的虚弱,作出了种种崇道的姿态。徽宗曾称佛教为金狄,兴道反佛,颇有以此抗除夷狄的意图。但徽宗生活荒淫,喜好道教的方术,再加上他是个在文化思想上喜欢别出心裁的人物,这也是他崇道的原因。
总的说来,真、徽两代的崇道,是道教整个发展过程中政治上衰落时期的最后繁荣,有着回光返照的意味。
宋以后的道教派别,虽然有些教徒有修道厉行,苦节危行的宗旨,但他们隐居求忘,独善其身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全真教的丘处机,正一教的张宗演,太一教的萧辅道,真大道的郦希诚,都应元朝皇帝之召或受封于元帝。实际上他们都起着点缀升平的作用,可以说是朝廷在野的合作者。
明、清两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帝个人的权力驾驭一切之上。这时的封建统治是强有力的,作为统治阶级辅助手段的道教,在政治上远远不及过去那样受到重视。道教在皇帝面前比以往更加俯首。顺从和愚忠本来就是道教的道德教条,现在,道教更是忠诚地履行。
例如明太祖洪武年间,诏改张正常天师之名,另赐真人之号。《明史·方伎传》说:“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籙,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言下之意,对道教并不十分尊重。宪宗以后,虽然有不少真人高士充斥都下,不过他们都是些帮闲人物,没有多少作为。又如明代有道籙司,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师之设,管理道教事情。道教附属于朝廷行政之下,失去了它过去在政治上所有的一点相对的独立性。到了清代,道教的地位更是每况日下。康熙二十二年有“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的上谕。乾隆年间,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这是清政府歧视汉人在宗教政策上的反映。道光年间,诏止张天师入觐,由食二品官俸降为五品官俸。这时候,道教不过是过了时的社会力量。
但是,道教的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却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不再继续利用道教,道教不再继续依赖统治者。只是同过去相比较,它们之间利用和依赖有了程度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道教所执行的用迷信愚弄人民的职责,以及它所起的点缀升平的作用,是封建统治者永远需要和醉心的。而道教也必须依靠统治者来维护它的经济、政治上的利益。所以直到道教衰微以后,宫观仍然从统治者那里取得一定的特权。大道士大都是有钱有势的地主,他们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生活腐化,无恶不作,和尚也是这样,所以引起了人民对僧道的强烈仇恨。
最后,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结束,道教如同日薄西山,靠着民间信仰的一点地盘,维持着欺骗人民的残业。不过,龙虎山上的道教首领并不甘心寂寞,他们受封于袁世凯,追随着蒋介石。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不仅在解放前同人民为敌,在解放前夕又逃往台湾,表现出他对蒋家王朝的最后忠诚。
由上可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一千多年来长期互相勾结、利用,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道教的思想理论,兼取了佛、老、儒三家的主要内容,即佛教的因果报应,经典仪式,老庄的生活态度,儒家的三纲五常。这些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十分有利的。封建统治阶级深忌佛教的无父无君,而老庄和儒家又不能满足宗教上的需要。道教揉杂三家之说,适应了统治阶级胃口。因此,道教的教义虽然十分浅陋,但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支持下,也足以同佛教相抗衡。
第二,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固有的宗教,它的信仰在人民中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它吸取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同中国原有的鬼神迷信、巫觋杂术相结合,更加扩大了它的势力影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不敢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而且因为它是汉民族的宗教,一些外族统治阶级常常利用它来作为统治汉族的依据,一些汉族统治阶级也利用它来反对外来的宗教势力。
第三,道教的主要内容,如求仙服食、房中烧炼和其他种种鬼神迷信,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有很大的诱惑力。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作为麻痹人民的鸦片,同时往往他们自己就是鸦片的嗜好者。恩格斯说:“创立宗教的人,他们必须本身感到宗教上的需要”③,利用宗教的人往往也是如此。愚弄人民,自己也受着愚弄,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
至于在道教方面,因为“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靠天国,而是靠人间生活”④,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本能地就依靠着人间的帝王,它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道教必然追随、依赖封建地主阶级,它们之间只有局部利益的冲突,没有根本的矛盾斗争。
从封建统治阶级个人的生活来看,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教的求仙服食,房中烧炼,是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也是他们的生活理想。
远在道教创立之前,作为后来道教主要内容之一的神仙信仰,就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醉心向往。例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追求神山海水,蓬莱方丈,给后人留下了终于是可望而不可即,只有渐返而无直达的笑柄。此外,如张良、刘安、刘向、王莽等,都是热中于求仙的人。
到了魏晋时代,神仙的信仰在统治阶级中更加盛行起来。曹植《辩道论》和曹丕《典论》,描述了当时倡导神仙术的方士的活动和士大夫阶层求仙的热忱。随着贪暴悍虐,荒淫奢侈的司马氏集团的取得政权和外患内乱时代的到来,统治阶级表现了加倍的丑秽、残忍、腐朽和空虚、绝望、抑郁。神仙的信仰,得到了最好的发展的土壤。
这时统治阶级中的人,纷纷服食药物。因为他们一方面借药物刺激身体之不足,有助于荒淫生活;另一方面借服药后的昏迷发狂,来寄托精神的苦恼。而且当这些现实的欲念满足之后,道士们又说药物的服食,还能使人长生,能把人带往永享富贵的仙境。所以,它对于饱食终日的封建统治阶级,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等到葛洪《抱朴子》对神仙信仰作了理论性的阐发和宣扬金丹的炼制和功效之后,神仙的信仰达到高峰。许多有闲阶级尽管有着无数家破人亡的残酷教训,却还没有敌过那“幸福仙境”的诱惑力。
这样过了好几个世纪,到隋唐天下一统所谓盛世的时代里,统治阶级求仙服食的行为还继续着。但它已经不像魏晋士大夫那样,以此作为精神的寄托。求仙服食不过是他们富贵优裕生活中的点缀,不过是他们交朋会友的一点风雅情趣。它的高潮消逝了,只是它的幽灵和影响,永远伴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直到这一阶级的死亡。
当然,道教也有着同神仙信仰所表现的耽于淫佚,纵情声色迥然不同的一面。这就是它主张宁静悠闲,在虚无缥缈的幻梦里,求得个人的安慰与陶醉。虽然这好像是很高洁的,但是这仍然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代都出现过不少企图到乌有之乡去寻找自娱的隐逸道士,他们都是崇尚老庄的。老庄同道教本来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些隐逸的道士更是偏重于信奉老庄,老庄的思想就是他们的人生观。
上面所叙述的这些方面,是道教的主流和能够反映这一宗教的实质的。至于道教在封建社会中对农民起义的作用,在被统治阶级中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巨大贡献,也都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内容,有待另文论述。
①②③恩格斯:《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
④马克思致鲁格的信,一八四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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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理愈辩愈明
梁仁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①
“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②
最近期间关于《桌子的哲学》所进行的讨论,用实例说明了上述论断的完全正确。
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于这条唯物主义原理,人们一般都很熟悉。但是,这里面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有些什么具体的矛盾需要解决,一般人就知道得不多了。
关于《桌子的哲学》的讨论,从具体的事例中提出了需要进一步解答的许多哲学问题,比如: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自然物和人造物是不是一样的?以自然物说,是存在先于观念;以人造物说,是否也是存在先于观念?如果也是,那么,这些人造物的第一次出现,从无到有,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人们“盲目”实践的结果?如果是,人和动物怎样区别?人的自觉能动性又表现在哪儿?如果说这是人们自觉地生产出来的,那么,生产以前的计划、方案、设计等等,不是属于观念的东西么?那不成了观念先于存在么?而这是违反唯物主义原理的。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
把最初生产某物(如桌子)的计划和方案等等称为观念,同时说明这观念是受某些自然物(如石块、土墩等)的启发而产生,这是不是就避免了唯心主义?有人说,从自然物只能产生出关于自然物的观念,不可能增加新的部分,这说法对不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是:实践—认识—实践。但人的实践总是在一定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这是不是又表明认识先于实践?有人说,人在实践之前总是先有观念、先有认识的,只是实践以前的认识比较简单。这说法对不对?违反不违反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
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各种人造物的产生发展是什么关系?以需要来说明某物的出现会不会导致实用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
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
许多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表明人们研究学术问题的浓厚兴趣,大家都在开动脑筋,积极钻研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中发现和揭露矛盾。这种揭露,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有的甚至追根究底,研究了火车、飞机的产生和发展史,研究了近代化工厂的产生过程,等等。
新的问题,不断地引出新的见解,新的见解,又不断地引出新的问题。真理愈辩愈明。经过自由讨论,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一步步地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了;人们的哲学水平,一步步地提高了。如果哲学界能够经常组织各种哲学问题的讨论,并且用各种办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种讨论,发展人们学哲学的兴趣,哲学知识的普及过程就会加快起来。
毛泽东同志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③只有实行这样的方针,才能够促进学术的繁荣昌盛,发展提高。
学术问题上的是非,时常是很复杂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反复的争论,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不经过反复的争论和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分清谁是谁非是很难的。而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反复的争论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也还有可能是双方各有一定道理。在这点上甲对了,在那点上乙对了。这就是说,双方都有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都有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当然,也可能甲的意见对的多,乙的意见不对的多。或者是,甲全对了,乙全错了。不过,要弄清乙之所以错的具体原因,也还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运用错了,以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形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问题上发生。缺少必要的材料,对材料的可靠性没有鉴别清楚,考虑到这一点而没有考虑到那一点,对经典著作中某些话理解得不完全,都可能造成论点的错误。
治学的态度,贵在实事求是,切忌自以为是。对别人的意见要虚心听取,决不要轻易把门关死。考虑问题要力求全面,决不要主观片面。对别人提意见时要充分说理,决不要随意给别人扣大帽子。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完全可以;但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清楚我所以不同意的理由,说清楚你的意见在什么地方值得商榷,值得重新考虑。进一步的结论,最好不要轻易去作。真理在哪方面,错误在哪方面,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怎样,自有客观的标准,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武断和自封为绝对正确所能改变的。如果理由讲得并不充分,许多矛盾都没有真正解决,只是给别人扣了些帽子,这种态度,不仅对学术讨论的开展和学术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好处,而且对自己的进步也有妨碍。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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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祁龙威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因此,编辑和出版史料的工作,对于发展历史科学是有重要意义的。近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共辑入未刊和稀见的太平天国史料四十六种又三十一篇,其中如萧盛远的《粤匪纪略》、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等,都有较高的资料价值。编者还写了“解题”,进行了校勘,这种工作给读者不少帮助。但是,这部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还有一些缺点,谨抒肤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体例。怎样分类编次,是关于体例的重要问题。本书所收史料,从内容看,不外是综合性和地区性的两类记载〔注〕。如果即使按此分为两大类,各依时间和地区编次,则也能够体现历史的联系。但本书采用文体分类法,把史料分为“专著”、“记事上”、“记事下”、“时间”、“文书”、“诗歌”六部分,却不能显示历史内容的相互关系。并且,有的资料包括几类文体,因此编者措置为难,便加以分割。例如把《粤匪杂录》里的《粤氛纪事诗》拆到“诗歌”部分,把天地会文件编入本书之外的《太平天国文献》第二集,其余编入“时闻”。这些都使读者感到不便。
怎样选录,也是关于体例的重要问题。本书“凡例”对选录的资料,并未交代取舍的原则。推编者之意,当以有无参考价值为准。但在具体选录时,有些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却被割弃了。例如龚缙熙的《镜稚轩自怡日记》,共三十二卷,本无刊本。编者说明:“选其有参考价值的三卷付印”,即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卷,包括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太平军在常熟等地史事。这样,第十二卷记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常熟等地农民的抗租斗争,第二十二卷记一八六三年中外反革命侵入苏南各县时的军事斗争、土地关系等,皆有参考价值,而未被选录。就是选录的三卷之中,也被舍弃了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部分。以二十一卷为例,由于它仅选至同治元年十月为止。所以十一、十二月记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等叛变时城乡阶级斗争的情况,一概不录,未免可惜。
二、关于“解题”。书目解题必须交代出处,介绍作者,提示内容及其价值,并说明改编、删节等处。本书的“解题”不够统一,有的做到了上述各点,有的却没有这样写。交代出处不明的,如第六册的《徽郡御寇案牍》,是一未刊钞本,并未交代收藏机关。介绍作者含糊的,如第三册的《落花春雨巢日记》和《能静居士日记》,同系赵烈文的日记,编者分写了两则“解题”,又不相呼应。前一则云:“《落花春雨巢日记》,著者赵烈文,江苏阳湖人。”后一则云:“《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这就使人误认为是同姓名的两个人。提示内容不确切的,如第六册的《清朝官员书牍》,编者说:“上卷多为曾国藩的狐群狗党给曾国藩的信,下卷多为黄翼升的狐群狗党给黄翼升的信。”“两卷资料以上卷较重要,下卷也有可供参考之处。”其实两卷之中,“湘淮将帅”如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等之间,往来信函也有多封,因此,单提曾、黄,不够确切。至于这些信函主要反映了哪些情况,“解题”没有提示。
三、关于改编和标题。本书的有些资料,曾经编者重行组织,也有值得商讨之处。有不需改编的,如把沈梓的《避寇日记》(见第四册)拆成三部分:日记是一部分;夹在日记内的论文、传记及所录奏疏、檄文,另成一部分;所录太平天国布告,则抽出编入《太平天国文献》第二集。这就打乱了原书的内容结构。有应当改编而没有做的,如吴云的《两櫑轩尺牍》(见第六册),次序颠倒。第一函致冯桂芬,论冯修《松江府志》事,已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末一函复李某(李文炳,原清军军官,于苏州投降太平军),尚在一八六一年,吴云策动李文炳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如果编者根据内容,重为排定先后,则可以使读者免得发生困难。
本书有些小标题是编者加的。有的很好,有的还做得不够。如第六册的《清朝官员书牍》中,有《国瑞致□□书》一题。文中说:“岱岳功高,云霓望慰,引詹节斾,盼颂交殷。弟权摄戎机,材惭浅陋,所幸光分东壁,即堪指示南鍼。查逆匪自四月廿四日我军挫败之后,逆焰益张,围城攻圩,肆行无忌。弟迭次接奉寄谕,仰见圣明深以此股发、捻为忧。今幸中堂顾全大局,迅遣雄师入东,刘军门少年英勇,足见知人善任,钦佩奚如”(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页)。显然这是在一八六五年,“督办剿捻军务”的清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后,他的“帮办”国瑞暂署“钦差大臣”,写给新任“督办剿捻军务”曾国藩的。“中堂”即曾国藩,时为协办大学士。原函虽无上款,但从内容可以断定是曾。因此,编者以为不知姓名,用□□代号,对读者帮助不够。又如《刘松山致少翁书》(第二七○页),少翁即梅少岩,时总办“金陵北征报销局”。参阅前后函件可以考出,刘松山写给梅的信,尚有多通,有的称“少岩仁兄”,有的称“少翁仁兄”,二者实即一人。
四、关于校勘和标点。本书“凡例”说:“凡原稿错字能肯定其错误的,则在原字之下用()号注明改正的字。”今读全书,有当改而不改的,如《能静居士日记》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情形说:“扈从惠王、郑王、军机大臣肃穆、顺荫之外,侍卫寥寥”(第三册一五九页第六行)。肃顺、穆荫,误为肃穆、顺荫,未加改正。有不当改而改的,如《平贼纪略》云:“(同治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松林复进西仓,……忠逆由茅塘桥来援,松林饬吴建瀛破西仓,亲(新)败忠逆退茅塘桥老巢”(第一册,第三○○页),“亲”字本不误,编者却误改为“新”。
本书的标点,也有不少错误。如《能静居士日记》述一八六○年太平军击破清“江南大营”的情形说:“营中自帮办光禄卿许乃钊、总办文案庐凤道萧盛远等皆不得出”(第三册,第一三九页)。编者于庐凤道与萧盛远之间,加一顿号,就把一人变为二人。又如同书说:“徽饷仰浙、豫二省,最贫”(同册,第一三八页第三行)。编者把它误点为“徽饷仰浙、豫,二省最贫”,使意义大变。校勘与标点虽属细节,但对编印史料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总之,本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以上缺点说明,编印史料不是一件易事,要进一步提高它的质量,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注〕编者以为《简辑》是《丛编》关于各地区的资料中抽出的,所以不能再按地区编次(见“前言”),其实仍然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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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文化

美国诱买西方国家科技人才
尽管美帝国主义叫喊什么要加强同西方盟友的“伙伴”关系,但是它却不断地以高价收买的办法,诱使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人才大量流入美国,以增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竞争的经济能力。据美国的基德教授所写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年间,被利诱赴美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四万三千五百名。
被美国挖了墙脚的国家,几乎遍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据西方报刊报道,西德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的五年中,流入美国的科学家达两千名;加拿大在截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一年中,有一千五百八十三名科学技术人员被美国拉走;瑞士有二千名大学毕业生长居美国。
英国在所有国家中是受害最深的一个。据英国皇家学会在一年前所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表明,在过去十年中,英国每年移居外国的博士平均一百四十人,其中大部分被美国拉走。英国永久移居美国的科学家人数,十年来增加了一倍。美国报刊也透露,英国每年有各种水平的科学工作者六百六十一人永久移居美国。尤其严重的是,美国还公然在英国招募英国科学技术人员赴美。例如,六十七家美国公司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联合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刊登征求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广告。因此,英国科学家流美的人数有增无已。这种情况日益引起英国各阶层人士的焦虑。今年二月间,伯明翰大学生理系主任布希教授及其九名助手、伦敦大学学院解剖学副教授吉勒里博士和生物化学副教授休特博士等宣布将去美国工作,引起了轩然大波。伦敦各报刊发表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对美国佬的这种行为表示愤慨。许多英国人提出指责,“美国的拿手戏就是拿美元去挖别人的墙脚”,“美国的科学成就实际都是别人替它做出来的”。英国政府对美国这种行为,也感到极大的愤怒和不安。英国科学大臣昆丁·霍格就曾在英国上议院公开挖苦说:“美国这个大国,尽管那么富有,它的中学教育却是如此不足,以致培养不出足够的科学家,反而要在别国的‘头脑’上寄生。”
一向把英国视作“二等国家”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当然不能忍受这种责骂。于是,《纽约时报》反唇相讥说,昆丁·霍格的指控“是在有意挑衅”,“我们原以为英国保守党是信奉个人的自由选择的”,以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罗致人才的竞争“是自由市场的活动方式”。话虽不多,却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假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是大鱼吃小鱼的自由。
(杨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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