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五十年风雨黎明〔报告文学〕
——记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袁兴燕平
吃人的火坑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山东省鲁南一个山区里，有个寨西村。这是一个充满贫穷、饥饿和灾难的小村庄。村子四周，全是贫瘠的岭地，土层薄，砂粒多，貯不住水，三天不下雨，土地粉裂，风一吹，满天灰沙，土都随风飞跑了；可一旦下起雨来，哗哗的雨水，从各个斜坡上直冲下来，往往把大片岭地连同生长着的庄稼一起冲走。
袁兴就出生在这个村上。他一家有十口人：除了父亲、母亲，兄弟五人，还有三个妹妹。十口人种了六亩地，这六亩地分散在二十一个地方；沟地上一块，岭边边一块。终年终月，像牛一样劳动，过的却是不如牛的生活。
秋收是庄稼人充满希望的季节，可是在袁兴一家，十月一过，就是断粮的日子了。在袁兴的记忆里，从七八岁开始，他就带着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每人挽个破篮子，到庄前庄后去要饭。在漫长的冬季里，白雪掩盖了荒芜的土地，西北风整天整夜地在山头上呼叫，财主家的孩子睡在暖炕上还嫌冷呢，可是小小的袁兴，在生活的逼迫下，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夹起打狗棒，把冻得裂开血口的脚印，一行行地刻印在积雪上。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不要说滴水成冰，连呼一口气，嘴巴四圈就冻成一层霜。
但是，真正难熬的还不是寒冷，而是绞肠一般的饥饿。有时要一天饭，连口剩饭也吃不上，饿火在腹中燃烧，四肢像被抽去了骨头！每到这时，做母亲的常常安慰孩子，说：
“忍着点吧，等熬到清明，能剥上树皮，挖到野菜就好了！”
那年春天，袁兴割了满满一筐野草回家，母亲一看，对着“丰收”而归的袁兴说：“停会你们兄妹三人去要饭，把要到的饭就在外面吃掉吧，不要再带回来了。”
这一天，袁兴带了弟妹，在远近的村子里转了一天，到傍晚才回来，可进屋一看，母亲躺在床上，头肿得像笆斗，眼睛蜡黄，原来是吃了野菜中毒了。袁兴一头扑在娘身上，叫了声娘，眼泪水哗哗直淌。母亲艰难地睁开发肿的眼皮，说：
“孩子，是娘对不起你，谁叫你投错了胎，生在苦命人家！”
一年又一年，树叶儿落了又长，长了又落，袁兴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了。穷人家孩子没穿没吃的，身子瘦得像皮包骨，可是骨骼长得挺粗大，是劳动的一把手了。这天，袁兴到离家六里的圣母冢村去要饭，被地主老财田玉祥看到了，他对袁兴打量了半晌，仿佛一条猎狗注视着可以捕捉的对象。大概是看出袁兴这副皮包骨头的身子里还能榨出油来，就暗暗打了主意。他先是派人把袁兴的父亲叫去打短工，看看体力还不差，就装着一副好心肠，说：“有困难就借几吊钱去用，谁不知道我田玉祥是个好说话的。”
忠厚的庄稼汉第一次遇见这么个“好心”的有钱人，激动得双手发抖，接过了印子钱。利息滚利息，累积到三个银元后，田玉祥的笑脸一沉，瞪着眼睛说：“不能再借了，再借人家都给你借穷了！”停了一会，又把凶相改成笑脸，说：“这样吧，看你一家子也怪可怜的，索性带了你儿子来我家种地吧！地是我的，吃粮、用钱我先给垫上，到秋后按规矩：一石还三石，一元还三元，亏待不了你！”父亲想了想，只有这条路好走，便硬了硬心，说：“行！”
就在这一年，袁兴一家十口，搬到圣母冢来住了。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大小十口人，竟种了田玉祥家八十亩土地。八十亩土地啊，光只跑一圈也够你累的了，何况还得犁，播种，浇水，上肥呢！从头年开始，全家上下，凡能出力的人，都下田了。年仅十五岁的袁兴，一个人要干几个成年人的活。从冬天到春天，又从春天到夏天，不管风霜雨雪，不怕天寒地冻，父子俩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推一个拉，把一块块岭地犁好，一车车肥料施到田里，一把把种子撒进泥土；每天每天，他们起五更睡半夜，从清晨鸡叫干到深夜狼嚎，直干得头发昏眼发花，背脊熬出油，脚底烫起泡。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袁兴实在累极了，就靠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太阳正要落山，西天一片晚霞，一群群飞鸟在树林间自由快乐地穿梭跳跃，袁兴出神地望着，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向树梢上投去，“嘭”一声，鸟雀成群飞走了。就在这一刻，袁兴背后冷不防跳出少东家，举起一把竹枝扫帚，夹头夹脑向袁兴打来，一面打一面说：“穷小子倒在这儿享起清福来啦！”袁兴当时被打昏了，不觉得痛。可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每逢阴雨天气，腰间、腿上的伤口还要隐隐作痛。
辛苦的劳动总算换到了个好年成，这一年，高粱棵棵长得像小竹竿，秆粗穗大；特别是花生，往年一棵不过碗口大，最多结二十多颗子，这一年却长得油青碧绿，一棵有小面盆大，结子有四五十颗。这样的庄稼，怎么能不打心眼里高兴。当父亲见儿子累得四肢无力的时候，他总是指着茁壮的庄稼，安慰儿子说：“现今累一点，将来就好一点，等秋庄稼上场，还清田老财的债，日子就好过了。”这年秋天，收获的季节来临了。满车满车的高粱、花生、稗子往家里运，也不知究竟收了多少。在四分地的一个空场院里，火红的高粱穗子、颗粒饱满的花生，堆得像小山。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乡邻们，个个都以羡慕的眼光啧嘴说：“嘿，多好的庄稼！”可是，还没来得及收进家屋，地主田玉祥拿了把算盘来了，只听得算盘珠子劈哩啪啦一响，几个家丁称的称，量的量，搬的搬，“小山”从这一头移到那一头，到最后只剩下了几篓花生，作为田老财新借给袁兴家的食粮外，其他的全成了田老财的家物。
善良而又抱着幻想的父亲，眼见一年的希望转眼成了泡影，双膝跪到田老财跟前，噙着眼泪，哀求着说：“你们有钱的财主可不能这么心狠呀！你叫我一家大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田玉祥嘿嘿一笑，说：“那你愁什么呀，这一年你不是过来了吗，短什么你尽管开口好了，我还能亏待了你！”
袁兴在一旁，气得发抖，两手握紧了小拳头，恨不能一拳砸死田老财。他走近父亲身旁，把父亲从地上搀起，说：“爹，趁早别种了，这样种下去，累死了还找不到一块坟地呢！”
母亲在一旁说：“不种下去，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去讨饭养活你们！”
父亲想想儿子的话也对，一气之下，退了田，带了家小，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寨西村。
袁兴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没有去讨饭，他在一个地主婆娘家里当过牛倌，在一个远房的堂伯家里做过小长工。生活啊，处处是火坑；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袁兴就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一年年长大，慢慢地，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可以整天背对太阳，面向土地干活，不说一句话，不露一颗齿，只有当吃饭、喝水的时候，才不得不张开一下嘴。
一切献给党
一九四四年春天，黑暗的寨西村出了太阳，共产党的红旗，插到了寨西村上。生活起了急剧的变化，那些拿枪的八路军士兵，在穷庄稼汉家进进出出，大爷大娘叫得怪亲热；而有钱的财主们不再横着眼睛看穷佃户了，他们逢人三分笑，一下子变得低声下气起来。
那年，袁兴已是三十一岁的中年人了。尽管三十多年来养成的沉默寡言的性格并未改变，但在他平静的心田里已激起了沸腾的浪花。他不像那些十多岁的小青年一样，整天扛着红缨枪，唱着抗日小调笑啊跳的，他只是报名参加了民兵，默默地接受着各项艰巨的任务：不分白天黑夜地放哨站岗，爬山越岭接送情报，学爆破，练拼刺，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县里号召参军，袁兴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是袁兴毕生难忘的一天。队伍聚集的日子来临了，从区里到县里，一群群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处。一编好队，大队人马就向沂蒙山方向出发了。时值隆冬，山岗上盖满厚厚的积雪，队伍像一条盘山的长龙，在岗峦起伏的山腰间上下游动。傍晚，队伍开到了沂蒙山。战斗的沂蒙山上，到处是一片沸腾的景象：山村里处处拉上了蛛网似的电话线；火热的歌声传遍了各个村庄，赫赫有名的老四团的战士们像迎接亲人似地把他们接进了事先准备好的驻地。
这夜，西北风像狼嚎似地在远处山头上嚎叫。经过一天行军的袁兴，一躺到干谷秸子垫的地铺上，就被疲倦带进睡乡。在睡梦中，他又回到了家乡，他的后脚跟上、脚掌上，横一道竖一道地裂开了缝，母亲捧着他的脚在温水里轻轻地洗着，流着泪说：
“孩子，往后离家越走越远了，谁来侍候你！？”
“呜——呜，”袁兴哭了起来。
“同志，同志，”一阵轻轻的叫声在他耳边响起。他睁开眼来，只见脚边点了一盏小油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同志正在他的脚上涂着药膏，地铺一边还放了只脚桶。
“同志，是做梦了吧？”青年同志问。
袁兴坐起身，说他梦见了家，看到了母亲。青年同志说：“是啊，我才来的时候也常做这样的梦，可时候长了就不想家了；这儿比家还温暖，党比亲娘还亲！”说着用纱布包起他裂开的脚后跟，问他痛不痛。袁兴眼眶里滚着泪珠，半天没说上话来。
革命的友谊，同志的关怀，使他感到了一股无比温暖的力量。这之后，他一直未能入睡，他在长久地沉思：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到今天才过到人样的生活，他该怎样来报答这个恩情呢？天微明时，他听到伙房里有人起来推磨，他坐起身，离开了热被窝，帮助炊事员推磨去了；推好磨，他又去借了副水桶，挑满了两缸水，这时东方发白，值星班长吹响了起床哨。
在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多少人争着要扛枪、上前线去杀敌立功。可是组织上对袁兴说：“你当炊事员吧，革命部队里需要烧饭的。”袁兴二话没说，只回答一个字：“行！”
从入伍的第一天起，袁兴就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他是个不多说话的人，他的语言，多半是从行动上表达出来的。春天，家乡的土地上遭到了严重的灾荒。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他就默默地开荒种菜，上山拾柴，用津贴费买生豆芽的用具，磨豆腐，做豆浆，让战士们吃饱吃好。下雨天不好外出，他就给驻地老百姓推磨、挑水、搓绳。谁家的屋子漏了，他冒雨爬上屋顶补塞漏洞。村边的一个陡坡太滑，容易摔跤，他举起铁铲，在陡坡上开出了梯阶。每次评模运动，他总是被战士们一致评为模范：生产模范、工作模范、群众工作模范……
可是这一切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的？他为什么这样忘我地工作？这在袁兴思想上还不是十分明确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个傍晚，有一位姓牛的管理员向袁兴提出了这个问题。袁兴想了半天说：
“俺是个穷要饭出身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俺就翻不了身！如今不好好工作，能对得起共产党？！”
这话讲得很朴实，是他长久积压在心头的语言。可是管理员听了并不满足。他说：“永远记住党的恩情，这没有错，但党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报恩吗！”老牛停了停说：“今天晚上俺俩好好聊聊。”
这晚上，老牛和他谈了很久很久。五月的春夜，空气特别温馨，月光照在院子里，像水一样。等牛管理员走了很久，袁兴还一个人留在院子里。他的心眼同月光一样明亮。他要决心做一个有觉悟的阶级战士，他不单是为了报恩，他要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壮丽的革命事业！
不久，袁兴同志在老牛以及另一位共产党员的介绍下，光荣入党了。在党支部大会以后，袁兴回到宿舍里，在一盏小油灯下，摊开一本崭新的小日记本，握住笔，写了五个新近学会的大字：
“一切献给党！”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从来就存在着两种英雄行为：一种是在战场上，在冲锋的最前线，在敌人的刀枪面前，出生入死，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事迹；还有一种看来是平凡的岗位，干的是无足为奇的小事，声不外扬，名不四传，可是终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日积月累，每一个细小的事迹里，无不闪耀着英雄的火花。我们的袁兴就是属于后一种人。在三年艰苦的解放战争中，我们的每个战士跑了多少路啊！可是当战士的，不管爬多少高山，跨几条大河，只要一到宿营地，饭一吃，打开背包就可以睡觉，而做炊事工作的就不同了。在那些满天烽火的日子里，袁兴总是挑了副炊事担子，嘴里衔了根旱烟管，在队伍的前头或尾后走着。他不声不响，不紧也不慢，队伍急行军时，一天一夜走一二百里地，他从不掉队。人家就地休息时，他却继续搬动着稳扎的步伐，走着，走着。起初谁也不注意他究竟走在前面有多远，可是当队伍到达宿营地后，要不了一枝烟工夫，他就担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滚烫的开水，送到一个个精疲力倦的战士面前。然后，他自己饿着肚子默默地蹲在一旁，一声不响，衔着旱烟管，注视着战士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比自己吃着还高兴。等大家吃好饭，洗好脚，靠着背包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忙着刷锅、洗菜、挑水，而当战士们在又一个黎明醒过来，他又把早餐的饭菜端了出来……
三年战争，多少个日日夜夜！袁兴坚守着自己平凡的岗位，他没有亲自上战场杀死过一个敌人，可战士们仍然公认他为战争立了大功；三年间，他收到的立功牌子、立功奖状，他自己已记不清有多少了。
在花花绿绿的世界里
令人难忘的一九四九年来临了，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生活，向人们提出了各种问题、各种考验。袁兴同志也不例外。那年年底，袁兴调到了上海。
这正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啊：过去是整天在山沟里转，周围的群众都是朴实厚道的老乡；那些村庄、田野、河道、木桥、庙旁的两三棵枣树……多么亲切而又熟悉的环境啊！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长大、工作和战斗的。现在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住的是高楼大厦，走的是平坦的柏油马路，周围是花花绿绿的人群；在这里，奢侈成风，恶习为荣；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虚伪，特别是袁兴工作的是个上层的经济机关，除了少数几个部队下来的军管会工作同志外，极大部分是留用人员。他怎么能看得惯，怎么能待得下去。在漫长的深夜里，他常常怀着眷恋之情想念着过去生活过的每个山村。他变得越发沉默了，整天口衔着一根旱烟管，除了同另外两个炊事员偶然说上一句两句工作上的话外，简直无以为欢。他决心要离开这里，回到那可爱的农村中去，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提出意见，领导同志就觉察到他的思想活动，找他谈话了。
“是啊，我也想离开这里，”领导同志亲切地对他说，“可是我们走了，谁来改造这个世界呢？”
“谁？”袁兴这一点还能答不出，“那，有党嘛！”
“是啊，有党！但是党靠什么呢？”那位领导同志停了停，说，“靠你，靠我，靠我们每一个党员，靠我们的工人阶级！不是这样吗？”
袁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个共产党员，过去只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想法：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现在，党提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的任务，他感到既新鲜又艰巨。他意识到不该产生“离开”的思想。他向领导上表示说：
“行！党提要求好了，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咯对咯，这就对咯！”领导同志对他简单的回答非常满意。到这时，他才把问题的实质提高了一步，说：“同志?，这思想要不得，这是一条新的战线，难道我们在这场新的战斗中做一个逃兵吗！”
对于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人，用不到多说，只要拨一拨心里就明亮了。他决心面对现实，投入新的战斗。不久，工作需要他去一所大型工厂的职工医院当事务长，他打起背包，像一个出征的战士，欢乐地去接受新任务。
这是一个新建立的机构，人员复杂，组织不健全；床位虽不多，事情却不少。特别是事务长，不仅要管理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得操理各种各样的琐事。病床的钢丝绳断了，脸盆破了，痰盂漏了，桌子腿断了，拎水的铅皮水壶坏了，电线断了，电灯开关失灵了，抽水马桶塞住了，病员的被子脏了，甚至医生用的听诊器、化验漏斗等出了毛病，都得找到他。这一切，尽管千头万绪，袁兴能自己做的都亲自动手做了，他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可是他不能容忍一种因袭的旧习：有些人存在着一种阔少的作风，东西坏了、旧了，往墙角里一丢，再不然，索性撕撕坏，砸砸碎，当柴烧，作废品处理，而需要用时，就伸手向上面要，造预算买新的。袁兴目睹着这种现象，常常怀着庄稼人看到庄稼被糟蹋的那种愤懑心情，从垃圾堆里捡起有用的物品。他尽量用自己埋头苦干的一点力量，设法减少不应有的损失。他文化水平不高，可是一双手却特别灵巧，不论什么活儿，初次生疏，二次就熟练了。朝朝夜夜，他掌握了各种复杂的技术：从木工、泥瓦工、钳工，一直到电灯匠、焊锡匠……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不管是赤热的炎夏还是冰冷的寒冬，他兢兢业业，终年如一日，夜晚，在他的工作室里，常常亮着一盏深夜不灭的灯光，而在清晨，人们刚刚睁眼醒来，往往能听到一阵隐隐的锯木声，或是轻微的斧凿敲击声。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薄的，而因袭的旧习竟如此顽强；他无法理解某些人的行动：为什么他们对公家的东西如此挥霍而毫不痛心呢？这时，他的记忆里，开始频繁地浮现起老首长的教诲：要改造这个世界！他的思想深处，渐渐凝聚成一个明确的观念：这不单单是节约和浪费、勤俭和挥霍的事情，这是一个有关革命的人民医院应该树立一种什么风气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艰苦朴素作风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大少爷作风。
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就毅然挑起了这副艰巨的改造担子。
一次，医生们提出要粉刷病房的墙壁，这当然是个合理的要求。多年失修的墙壁，有的地方颜色已经发黄，有些地方的石灰早就脱落。袁兴去请厂里的修理科估了下价，全部粉刷一下，最起码得花一千五百元钱。从医院总的开支来说，这是一笔不算太大的数目，可是袁兴一听吃惊不小。他思索了又思索，想：能不能就从这件事着手，改变一下往昔总是张口、伸手的办法！
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到厂里的修理科来义务劳动。他的精力似乎是无尽的，尽管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可是一干起活来，精力充沛，爽快利索。几天之后，他同一些老师傅结为知己了，再几天之后，在医院的某一块墙壁上，出现了一片新粉上的石灰。袁兴一日三次地跑来静静地察看，轻轻地抚摸，待生活证明了他的设想是完全可能的时候，他就动手干开了。
他先是动员了几位积极的青年护士和勤杂人员一起来干，大家爬高落低，手拿刷帚，临时当起了“泥水匠”，而袁兴俨然担任了技术指导的角色。
这是一次自己动手改造环境的活动，但同时又是一次用生动事实来改变人们心灵的一次小小的战斗。开始，人们对这种行动是拭目相待的，慢慢，有些人被他人的行动所感，投入了这个行列，而还有一些人，迫于形势，也勉强卷起了袖口。集体的力量果然是大，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大小三十多间房子，粉刷一新。早晨，当太阳刚从东方升起，耀眼的霞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投到新粉刷的白墙上，反射出一股绚丽的光亮时，人们的心里充满了舒适和快乐。事后，当人们知道，他们的这几天活动，不但美化了环境，还
为公家节约了一千多元，那些从未计算过钱的人十分惊奇，连几个勉强参加刷墙的医生，也感到这是一次既有经济价值又有实用精神的活动了。
生活中从来都是充满斗争的，而斗争并不完全表现为公开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它甚至是默默地进行的。慢慢地，在医院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断起着变化。开始，医生、护士的工作衣破了，不再随便丢给老袁了，有人自己动手缝补
了；接着，病员丢下的牙膏管、橘子皮、空罐头，专门有人给收拾起来了，甚至连盘尼西林瓶盖上指甲般大小的一块铅皮，也不轻易丢弃；最后，人们公然订为制度，诊病时用过的药棉、纱布，不准随便
乱丢，分工负责收拾，集中后再行消毒、弹松，另派他用。医生们还建议，自己动手绿化庭院。不久，在病房的前后左右，在长长的走道边上，在圆圆的金色池四周，出现了绿色的薄荷、藿香、紫苏……环境美化了，又收到了大批的中药药材，真是一举两得！
有些读者最怕看枯燥的数目，可是在这里，我仍然不得不借用几个不同的数字，因为在这几个数字背后，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医院的修理开支，从全年的五千元压缩到二千五百元；
七八年来，医院没有用公家的钱添过一只新的畚箕、一样新用具。而一个医院的用具之多、损坏之快，这是人们都十分清楚的；
仅药棉一项，几年来节约了数百斤之多……
当然，重要的不是数字，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变了。护士变了，医生变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变了，连在这儿休养的病员也变了。医院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风气：在这儿，谁在吃饭时丢掉一颗饭粒不捡起来，谁随便乱花一分钱，谁在地上看见一只钉子、一根铅丝，不马上拾起，谁听到漏水声不去把水龙头扭紧，谁不争先为集体办好事，谁在个人得失上斤斤计较，……就会被看作是一种不光采的行为。艰苦朴素，勤俭为荣，奢侈为耻，这是这儿新的院风！而且这种风气，还扩展到了邻近的托儿所，保健站，全厂，以至于袁兴居住的宿舍区域。过去，常常有一些住在一个区域的邻居，深夜跑来敲门：
“老袁，我家的电灯不亮了！”
“老袁，我家的抽水马桶给塞住了！”
“老袁，我家门上的锁坏了！”
而袁兴呢，不管是晴天雨天，不管是寒冬炎夏，不管夜有多深，路有多远，总是背起工具袋，跟了就走。他一面含着旱烟管修理，一面向主人解释毛病在哪里，如何来修理。有时，星期天闲下来，他就背起帆布工具袋，一家一户去访问：有没有破鞋要修，要不要打鞋掌子。而在修鞋、打掌子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传授技巧。慢慢，在他的周围有许多人开始学习这套勤俭的“业务”来了。
一颗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它不怕天寒地冻，任何恶劣的环境和气候，不能阻止它的发芽生长；一朵革命的火星，任凭怎样的风吹雨打，扑不灭它那燃烧的火焰。袁兴——革命队伍里一个普通的事务长，从他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近二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一切。事情是如此琐屑、零碎，可是集中起来，却如此光辉，如此伟大！但是对这一切，袁兴是怎么想的呢？他想的是：
没有党，没有革命，他永远无法在风雨鞭挞的黑暗中盼到黎明。他，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革命者，不过尽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应尽责任，比起整个阶级的壮丽事业来，他实在作得太少，太普通，太平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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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春来早（木刻） 郑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