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我的妻子瘫痪以后
福州通用机器厂工人 林桂官
我含着眼泪，读完了上海《解放日报》上登的《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这篇文章后，躺在床上、全身瘫痪了的妻子，听着，听着，不禁大哭起来。她说：“我们的情况和他们太相像了，如果不是新社会，像我们这样残废的人怎能活得下去啊！”
妻子说得不错，在旧社会，身强力壮的人，还被逼得走投无路，何况是个残废的人，失明的，瘫痪的，不幸的残废者。在新社会，人人都向他们伸出热情援助的手，使他们感到生活的温暖，坚强的活下去。我也要像高长富一样，把我妻子得病后，所受到的各方面的援助，告诉更多的人。
我和吴巧金在一九五六年结婚。婚后我们同在福州通用机器厂工作，生活过得很美满。可是，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一九六一年五月，巧金生下第二个孩子。产后第六天，她突然发起高烧，昏迷不醒，病情险恶，厂里工人同志帮着把她送到合组医院。那天，工厂党总支书记王绍清同志在市委开会，他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来找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要什么帮助？不久，厂工会副主席王宝荣同志也来到医院，向医院转达了工厂党组织的意见：请求院方设法抢救。这时巧金还处于昏迷状态，她还不知道党是这样的在挽救她的生命。我心里想：巧金呀！我们究竟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值得党组织这样的关怀。党真是比我们的亲娘还亲呵！
巧金病在医院里不省人事，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大的才四岁，小的刚出世几天，没有人照顾，没有奶吃，整天啼哭，我又要去上班，这叫我怎么办呢？王宝荣同志和我商量，帮助我安排：把大的送到长乐外婆家去，吃奶的小女婴找个保姆带，我自己请假，留在医院照顾巧金。
巧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十五天的抢救，紧闭着的眼睛才微微的睁开，神志也清楚了些。可是，她的手脚却不能动弹了。我问医师，医师说正在设法医治。又过了些时候，巧金的手脚仍不能动，洗脸、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招呼。她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好了，对我说：“我不行了，这样叫我怎样生活得下去？我不能生活还要拖累你，花钱，花时间，还是让我早点死了好。”我虽然极力安慰她，但都没有用。
工厂党总支副书记梁振中同志知道这种情况，特地到医院来看她，和她谈心，安慰她，鼓励她。告诉她医生正在想各种办法给她治疗，经济上的负担，组织上会帮助解决。同时还对她说，即使治不好，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怕没有依靠吗？梁书记的话，解除了巧金的许多顾虑。她在旧社会看到许许多多还没有她这样严重残废的人流落街头，行乞度日，她担心自己会不会也变得无依无靠？现在，梁书记给她解除了这个疑虑。党组织说的话，她怎会不相信呢？
在合组医院治疗的几个月中，书记、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工人同志们经常来看望她，安慰她。医院里的党组织，医师、护士们也都想尽各种办法替她救治。但巧金病得太重，见效不大。以后听说长乐有个中医治这种病很好，组织上又帮助我把她送到长乐去医治。
这位中医是在长乐古槐保健院里，保健院设备差，向来是不住不会走动的病人，但他们破例地把巧金收下来。但巧金的病还是医不好。我和巧金再也不愿浪费国家的钱了。于是我们就回到福州。回到家后，我更忙了，每天很早就要起来煮饭，自己吃了饭，还要照顾小孩吃，小孩吃了还得喂妻子吃，忙完家务就赶去上班。下班回来，还要烧菜喂饭，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四五次帮助她翻身，照顾她大小便。星期天，别人夫妻双双上街、看电影，我要在家里替妻子洗头、洗澡，处理家务。平常看起来很容易的事，自己一干，件件都那么难，我忙得整天透不过气来。这时有人劝我说：算了吧，你年轻轻的，哪能一辈子守着瘫痪的老婆，整天喂饭喂水，抓屎端尿，不如另娶一个！我想，她和我都是在苦水里长大的，她得病以前待我多么好，如今病得这个样子，能忍心把她抛掉吗？我又想起了梁书记对她说的话，想起了车间党支部书记许钟麟同志说的话：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残废的妻子，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大家都会帮助你克服困难！是的，巧金病了以后，已经有不少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有的还是素不相识的，他们都这样的帮助她，而我，她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难道把她抛掉吗？那些“好心”的人，你们只懂得“同情”我，怎么不同情我那瘫痪了的妻子呢？我应该照顾她一辈子才对。
但是，困难明摆着，巧金除了张口让人喂饭外，什么都不能干，我又不能整天守着她。许钟麟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和厂里领导商量，决定把我的团支部书记、生产小组长的职务解除，晚上开会也不叫我参加，会后由专人给我传达，有些重要的会，一定要参加的，车间就派人到我家里来换我。最近有个会，车间就派了两个已经听过会议内容的女工林雪英、陈美玉到我家里来，给巧金作伴，让我去开会。车间还让我迟点上班，早点下班，每天只工作七个小时，使我有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料理家务。巧金生病用钱多，除了医药费由公家报销外，厂里还月月给我们补助。从巧金生病以来，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在新社会到处都充满着阶级友爱，真是一人有事众人帮呵！
巧金产后第六天就进医院。那时候邻居工人家属陈美贞就把我的两个小孩抱回家中。有奶的人都乐意把奶喂给我的小女婴。大的男孩在她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女婴的奶母林细妹。这位贫农女社员听说婴儿的母亲病了，没有奶吃，她就提前给自己的孩子断奶，把奶水让给我的女孩吃。我的小女孩出麻疹，她怕我知道孩子生病更加忧伤，就自己拿了钱替孩子治病，一直到病好了才告诉我孩子生过一场病。她还把自己孩子穿的衣服让给我的小孩穿，给我小孩做衣服、做鞋帽。
洋中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的男孩子的照顾，我也是不能忘记的。阿姨知道我没有时间照顾这孩子，对他特别细心。我怕小孩受凉，总是给他多穿衣服，福州的天气一般总是早晚冷，中间热，阿姨每天总是不厌其烦地替他脱衣穿衣。暑期，幼儿园放假了，园里的阿姨先找上门来了。原来园里办了个大班的补习班，我的孩子虽是小班，阿姨答应特别照顾一下，让他和大班的孩子一起上课。
工人家属卓珠俤怕我下班回来忙不过来，就主动帮我买柴买米、挑水、煮饭。我家水缸里的水全是她挑的。有一次，我下班回来，蚊帐不见了，到外面一看，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晒在竹竿上，原来是她看见我帐子很久没有洗，就偷偷地替我洗了。我上班了，巧金要喝水，要干什么，只要叫一声，她就会立即送到面前。
另一位邻居姓陆的老依婆，她自己也是长期生病，但她主动帮助照顾巧金，巧金的床铺靠近窗口，下起雨来有时会淋到床上。这位依婆一看到雨势不对，就会过来帮助关窗门。有一次，洗好衣服晒在外面，不巧下午下起雨来，但等我晚上下班回家一看，老依婆早就替我收下来了。
我们有着这么多的好邻居，时刻都在关心着我们，所以我上班生产也安心，不用记挂着家里。
巧金刚回到家里，大小便都拉在床上，花费了我好多时间洗衣被，房间里又搞得很臭。厂里老师傅、市劳动模范郑开谷同志知道了，说：“这怎么行，你家里人再弄病了，那就更麻烦了。”他利用休息的时间替我做了个铁桶和一个漏斗，一个星期天带到我家里，在巧金睡的床铺上挖了个洞，装上漏斗，再把铁桶放在漏斗下。从此，床上干净了，房间也清洁了。
厂里的医生高重同志，看见巧金整天仰卧在床上，不能转身，怕日子久了背和臀部都会烂，他自己买了个气垫送到我家里。为了减轻巧金的痛苦，他常来给巧金针灸。我想天天麻烦人家来回的跑五六里路，不是办法，就请他把针灸的技术教给我。高重同志找了针灸的书本送给我，还每天利用休息时间到我家里来教我针灸技术，一直到我学会了为止。
有时，巧金看到我为她操劳，也说几句感激我的话。其实，她应该感激党，感激许许多多帮助她的阶级兄弟。当然，我是爱她的，愿意赡养她。但是，光有我，没有这个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她能够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过日子吗？不能的，绝对不能！旧社会许许多多流落街头的残废者，并不是他们的亲人不爱他，而是无能为力呀！我的弟弟才两岁被卖掉，我的母亲在我四岁、我的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都因病无钱医治，年纪轻轻的死去了。这不就是因为那时是旧社会吗？看如今巧金生病，连转几个医院，中西医都治疗过，虽说没有治好，算把生命保存下来。病后，组织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同志、邻居、阿姨以及素不相识的公社社员，都伸出了友谊的手。如果不是今天这个新社会，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这一切能出现吗？读了《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这篇文章，联系到我自己的经历，真是百感交集。现在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福建日报》，本报转载时略作删节〕
（附图片）
赵志方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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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一定要使你站起来”
福建日报记者 林翰观 徐訚欢 陈宗良
福州通用机器厂工人林桂官写的《我的妻子瘫痪以后》一文在《福建日报》发表以后，他夫妇俩受到了来自各地区、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半个月来，他们收到许多寄自上海、山东、河南等地的问候信，有的寄来了秘方，有的寄来了药品。在福州，有许多人去探望吴巧金，有的替她治病，有的帮助她料理家务，有的把生活用品送到她的家里……
三年来一直在关心帮助林桂官夫妇的福州通用机器厂的职工们，在下班后或是星期天，总有人到桂官家里，帮助作各种家务事。为了使巧金安心养病，桂官安心生产，他们什么事情都抢着去做。著名的先进班组——苏玉英小组的工人们，每逢星期天，都轮班到桂官家里洗被子，缝衣服。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通用厂科室团支部委员陈心如和几个团员下班后一起来到桂官家里，有的洗地板，有的擦窗户，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陈心如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在生病，她的母亲年纪很大了，她多么需要回去料理自己的家务啊！可是，陈心如却跑到这里来帮忙。陈心如不停地在操劳，她一看到病床上的吴巧金，就想到了两年前的自己。原来，那时候她也得了痛苦的瘫痪症，半个身子失去了知觉，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永远也忘不了党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同志们对她的热情帮助。当时，她住在家里，每次上医院的时候，工会干部就用车子推着她走，到了医院又背着她上楼下楼，看病拿药。同志们每天按时把药送到她的床前。“这是千金难买的阶级爱！”陈心如完全知道她应该怎样对待吴巧金。当她看到巧金睡的是木板床，便向大家提议送一张藤床给吴巧金。
阶级兄弟的帮助来自四面八方。厦门百代服装店福州分店女工黄萱读了林桂官的文章以后，马上就把曾经治好自己丈夫半身不遂症的单方找出来，送到桂官家里。福州市公安局、化工厂等单位，也都派人把治疗瘫痪的单方送来。为了让长年卧病的吴巧金能经常听到国内外大事和文娱节目，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派人到她家里，为她安装了一架收音机。福州市木箱厂女工张淑英来探望病人的时候，还帮助桂官运来了烧柴。茶亭干鲜果门市部营业员苏茂花特地跑来帮助林桂官洗地板，搞卫生。横街水产门市部营业员每天都挑送新鲜的水产品，送到桂官家里。三保蔬菜店、洋中粮店的营业员们也都跟桂官联系，要按时送货上门。
医务人员们对吴巧金的病也非常关怀。仓山区人民委员会卫生科长同这个区专门治瘫痪症的中医师蔡尘了前来替吴巧金检查病情。另一位中医师陈迺泽晚上九点多钟还赶来探病。上杭路七十八岁的居民洪老太太有一手祖传治疗瘫痪症的医术，当她听到儿孙讲述林桂官写的文章后，便要媳妇和孙儿搀着坐上三轮车，到工人新村替巧金治疗。半月来，这位白发老人已经四次来到巧金家。
在吴巧金家里，每天中午都有一位中医在替她治病。他一会儿端来温热的“艾草汤”替吴巧金熏洗，一会儿又为吴巧金作按摩疗法，累得头上冒出颗颗汗珠。他名叫陈俊鸿，在福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三月十五日下午，他从莆田出诊回到福州，当天晚上，他看到了《我的妻子瘫痪以后》这篇文章，便对妻子说：“吴巧金这样一个青年工人，被病困住了不能参加生产，多可惜，我一定要想办法替她治好病！”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顾不得回家吃饭，就跑来为吴巧金细心地作了检查。临走时，桂官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是上海老工人梁金城寄来的秘方，不知道这种药是否对症，请他鉴定。
上海老工人的热情使陈俊鸿非常感动。当天晚上，他就带了这张秘方，跑去请教著名的老中医李建颐、孙朗川。这两位老中医把秘方上开列的十四味药研究后，认为这一剂药有明目、安神、活血之功，对瘫痪病是有利的。可是这十四味药中，有一味叫“灵砂”的，这究竟是什么药呢？大家都不懂。陈俊鸿便跑到药店里去问，药店里的人也不知道。秘方上既然有这一味药，总有它的作用。但是搞不到这味药怎么办呢？陈俊鸿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刚巧接到医院院长王云章从闽清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从报上看到林桂官的文章，想到陈俊鸿专门研究麻痹症，所以要他赶快去给吴巧金检查治疗，需要什么，医院就给什么。医院领导上的来信对陈俊鸿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来到福建中医院图书馆寻找药书，翻来翻去，只在《珍珠囊补选药性赋、雷公炮制药性解合编》一书中看到“灵砂”这个药名，据记载，这是一种用水银和硫磺合炼成的一种中药。就在同一时间，台江医院的中医师陈玉村和林春生也在寻找“灵砂”。他们跑遍各大中药店和福州人民制药厂。凭着一颗火热的心，这两位中医师终于从七十多岁的老司药陈礼进口里，证实了“灵砂”是从“辰砂”提炼成的一种药物。经过这么多的周折，中医师们为病者按秘方配齐了这剂中药。
半个月来，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问候信，送到林桂官家里。解放军某部战士李金生的来信中说：你们生了病，就像生在我的身上一样，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帮助你们。台江江五路十三号居民严师瑞给林桂官的信上说：读了你的文章，给我上了一次阶级教育的课。的确，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会有这种“一人有事，万人相帮”的新风尚。
在党的亲切关怀、亲人们的热情帮助下，吴巧金三年来木然不动的上肢已经能够略为摆动；不能伸直的下肢也有些灵活。每天都上门替她治疗的陈俊鸿医师，看到这个情况，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满怀信心地对巧金说：“看来上海老工人的秘方是有效的，我们一定要想法使你站起来！”巧金望着这位医师，脸上露出了笑容，两眼含着热泪，颤动着嘴唇，尽力想说清这几句话：“感谢党！感谢阶级兄弟姐妹们！我应该站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
第6版()
专栏：编后小语
共产主义风格的形成
读了《我的妻子瘫痪以后》和《“我们一定要使你站起来”》这两篇文章，很多读者会更感到我们新社会的可爱和温暖。
吴巧金是我们的一位阶级姐妹，这样的一位姐妹有了困难和痛苦，我们应该同情她、帮助她，满腔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你看那位普通女社员，听说吴巧金的婴儿没奶吃，不就提前让自己的孩子断了奶，把奶水让给吴巧金的婴儿吃吗？你看那位医生，怕吴巧金整天仰卧床上的日子久了背和臀部会烂，便自己出钱买了气垫送了去；他不是还牺牲休息时间去教林桂官针灸吗？还有那些上海的、山东的、河南的和福州市内的同志们，仅仅从报纸上知道了吴巧金的病况，便立刻伸出支援的手，想方设法，要让这位阶级姐妹摆脱病魔的纠缠，站立起来。所有这些同志的关怀和帮助，都是自觉的，主动的，满怀热情的，不需要任何报酬的。这就是共产主义风格。
《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我的妻子瘫痪以后》以及许多类似的感人事迹，再一次使我们看到：在新社会里，由于我们党的教育，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格正在形成和发展。本报社址：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 电报挂号3838 电话中继线56361、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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