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文艺生活
我们是战友〔蒙古族〕
乌兰巴干
我经常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对我的写作表示十分关怀，问我写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样解决的？有的读者知道我正在修改这部作品的第二部，也来信打听还有什么困难等等。当我每次给他们复信说明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要想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我们之间的亲密合作。谈到我在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在这一篇短文里是无法说清的，至于遇到了困难是怎样解决的，这确实是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帮助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分不开的。
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联系，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了。八年前的一个春天，出版社同我所在的单位商议，叫我来北京修改作品，我扛着好多斤重的稿子，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北京。一下火车第一次看到了庄严而美丽的天安门，激动得眼睛里含满了热泪。我没有坐车，扛着稿子，手里拿着标明出版社地址的信皮，走几步打听一下，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门前。从那时候起，我不但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个普通作者，又是他们的一个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了。
我是一个蒙古族作者，除了思想与艺术修养很差以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文字的掌握和运用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是用蒙古话构思，用汉文表达出来。想用蒙古文字写，蒙古文字水平更低。而且《草原烽火》又是一部一百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品的规模相当大，它的初稿又毕竟还是一大堆文不成章、句不达意的材料。假如没有出版社的帮助，单靠我一个人要把它改成一部有一定思想与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那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们，对我的情况作了充分的估计，把我的创作列入了他们的长期出版计划，同时，对我进行了热情无私和诚挚的帮助。首先他们三番五次地审读原稿。我的手稿尽管还只是一大堆材料，甚至有好多地方别人也不容易懂，可是，他们从未表示过厌倦，而是更加细致入微地从原稿里发现我所能熟悉和能加工得更好的部分，同我共同研究。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往往由于一些生活经历，引起长时期感情的冲动，不得不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在初稿里自然而然会出现结构零乱，人物过多，或者孤立地描写各种各样的生活片断和小故事，把要写的有分量的生活部分，反而淹没了。这么一来就会造成人物形象不鲜明、结构混乱等等许多问题。《草原烽火》第一部初稿就是这样。我对奴隶的生活比较熟悉，在这部作品里我企图以奴隶的觉醒为主要线索，来反映在抗日战争时期，居住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一场尖锐的斗争。可是在初稿里，不是把奴隶的觉醒写得和整个斗争联系不紧，就是在写斗争时又忽略了对人物成长的刻划。这样一部稿子到了编辑部，可以想像给编辑同志带来多大麻烦。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总是耐心又认真地提出意见，帮助我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草原烽火》第一部，终于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了。
一九五九年年初，我又在出版社协助之下，开始修改《草原烽火》的第二部《燎原烈火》。从规模上看，第二部要大于第一部；从内容上看，反映的斗争生活也更为尖锐和复杂。在第二部里，我想描写草原上的人们，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并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直到彻底摧毁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草原上的统治。这一段生活与斗争，怎样能真实地生动地概括进作品里来，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第一部不知多多少倍，同时，为了提高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水平，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苦恼。可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把我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我的苦恼当成自己的苦恼，耐心地等待，热情地鼓励，大力地继续帮助我进行修改。
《草原烽火》第二部的初稿，大约有四十万字，这一部稿子写得又粗又乱，修改它，困难更大。起初，我曾一度信心不强，有时想不如抛弃它去写其他方面的东西，可是出版社的同志，对我的帮助更细心、更热情了。他们审读非常认真，而且仔细地和我研究再研究，根据我熟悉的生活，从这四十万字中抛去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原稿，然后集中力量修改、补充有改好前途的部分。但即使剩下这几万字也是很乱的一堆素材。以后，我又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初稿，可是我还是没有能把自己掌握的生活有力地表现出来。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就坦率地提意见，耐心地和我再三研究原稿，这一次又肯定了九万字。我又在他们帮助下，根据这九万字把原来的提纲作了较大的修改，从一九六○年初到一九六二年末，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又重写了三次。这一段时间里，出版社没有间断过与我的联系，我每读到他们给我的充满了同志式热情的信，都受到很大的鼓舞。前些时候，我送去了《草原烽火》第二部近五十万字的五次重写、三次大改过最后的定稿。
我每次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接触，心情不但舒畅、兴奋，同时从内心里觉得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和好战友。如果说我的作品是用自己的手写成的，不如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手扶持着而写成的。
回想经过这八九年来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联系，我的文化水平不但有极大的提高，创作水平也有不断的进展，我在长期的艰苦的写作劳动中锻炼了自己，这些都是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每当接到读者来信，从信里看到对我的创作提出鼓励或是看到自己眼前堆着的一大堆稿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出版社。这里不但有我个人的劳动，同时也有编辑同志们的劳动；这里不但有我个人的心血，同时也有着编辑同志们的心血。我也同样以激动的心情想到在我们的时代里，在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多少条战线，而在文学战线上作为作者和编辑，我们是共同向前进的战友。作者和编辑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给人民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这二者之间互相帮助、协作包括严肃友好的批评，都是充满着战友间的情谊。每当想到这里，我所熟悉的编辑同志们认真地审稿，默默地劳动，真挚而又热情的面容，又会长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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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山密林里的人们
满锐
我沿着森林铁路，徒步到小兴安岭的青石林场去采访。这里是新开发的原始林的腹地。山上，山下，远处，近处，所有映进眼帘的，都是黑黝黝的针叶松林。我想看看树头到底有多高，一仰脸，不想帽子却掉了下来。
“同志，这树可不矮吧？”当我躬身拾帽子的时候，忽然林子里钻出来一个人。暮色苍茫中，看不清面孔，只见他弯着腰，背上背着小山也似的一捆乱树枝。等他来到眼前，我才看清，原来是一位胡子花白的老汉。
我们一同往林场走。老人很健谈，他姓许，今年六十一岁，早先放了三十多年树，如今岁数大了，领导上照顾他，只让他烧烧炉子。
“就用这烧吗？”我指着他背的乱树枝。
老人点点头。
“林区不是尽烧大木棒子的吗？”
“哦，旧皇历喽！”老人紧了紧捆柴的绳子，郑重地说：
“同志，这也算咱林区的一桩新鲜事儿！我在林子里闯了快四十年啦，在早，哪见过有烧枝丫的？成年都是大腿粗的松木棒子往炉子里扔，有节子的还不要哩！那时人们说，靠海不缺鱼虾吃，靠林不愁木头烧……可是现在，大伙的觉悟高了，都嚷嚷说：全国处处等着木头用，咱们咋能再拿好木头烧火？我一听，有理，就把规矩改了——烧枝丫！”
“每天都出来背？可够辛苦呀！”我说。
“不，背倒是不辛苦，”老人说着，腾出一只手，伸给我，我看见手掌里外尽是划破的道道。“你瞧瞧，就是树刺儿可恶！不过，这也不算啥。只要把好木头给国家省下，咱自个儿受点苦，心里坦然！”这时，我借着雪地的亮光看了老人一眼，那苍老的面孔上，正闪现着自豪的微笑。
那天晚上，老人把我领到他们的工棚去住。工棚很宽大，点着汽灯，铁炉子烧得通红，树枝在里边毕剥作响。屋子里头，伐木手和拖拉机手们正围着开会。只听得一个大嗓门说：“刘书记说得对，咱们是脚踩兴安岭，眼望全中国！眼下煤矿等着坑木，咱们没说的，不管它千难万难，也得完成任务！”
“采坑木的工资要低些，你不怕你的爱人埋怨你？”旁边一个中年人笑嘻嘻地问。
“她吗？”大嗓门自个儿也笑了：“思想早变啦！她现在总跟我念叨：孩他爸，遇事得先给集体、给国家着想，可别先打自个儿的‘小九九’。”说到这，周围的人都咯咯地笑了。
我忙问烧炉老人：“那说话的是谁？”
老人把嘴附在我耳边说：“张猛子，油锯手，家就住在这场子里。在早哇，他的思想，在全场是数这份儿的——”老人把小拇指伸了伸，然后瞅着我神秘地挤了挤眼。那意思是在夸赞说：瞧，现在有多好！
散会了，有一些工人走了，其余的各自回到床边。这时，我猛然发现，屋里墙壁上张贴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图片：人民大会堂、北京车站、武汉长江大桥、三门峡水库……每一张都贴得端端正正，四边还镶上了红纸框。
第二天拂晓，我随伐木手们上山。领队的是伐木组长李殿安。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附近十多里内没有硬杂木，不能作坑木，必须翻过四座山头去。“实在说，困难不算少哇；可是，你瞧，没有一个是软骨头！就凭大伙爬山的这股硬劲儿，就是坑木长在刀山上，还愁拿不回来吗？”听得出，他是多么为自己的伙伴们自豪。
经过好一阵艰难的急行军，曙色微明时，来到了一座杂木丛生的山谷。说是山谷，倒不如说是乱石塘——树木长在石缝里，斜坡上，河岸边，横躺竖卧，迈步尚且困难，何况是要把树伐倒，并且把它们一根一根归集在一起！可是，伐木手们来到以后，甚至连气都还没有喘匀，就抡起臂膀干开了。顿时，满谷响起油锯的嗒嗒声，斧头的啌啌声和树木倒地的咚咚声……
休息的哨儿响了。大伙儿放下斧锯，三三两两地从树丛里弯腰走出来，都不约而同地向李殿安这里聚拢，热闹的谈笑声顿时填满了山谷。李殿安和我坐在一根倒树上。他没有参加大家的谈笑，却从衣袋里取出小本子和圆珠笔，垫在膝头上写字。
“要写产量么？”我问。
“不。”他答应着，没有把脸转向我，只管低头继续翻着本子。只见他翻了几页，在一张纸的下半页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阜新”两个字。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张纸的上半页，早已密密麻麻地写上了许多地名：唐山、沈阳、大连、鞍山、石家庄、保定……少说也有几十个。
“你在复习地理吗？”
我这一问，周围的人都笑了，李殿安也笑了，没等他回答，张猛子替他说了：“啥地理呀？——这是供材记录！”
“对了，这是我们从贮木场了解来的供材地点。凡是写在这上头的，都用过我们的木头！今天这批坑木，是去阜新的。”李殿安打着手势，向我解释着。他略微停了一下，又说：
“我们记下这些地名，可不是为了表功，而是当教材用的——每次调来了新工人，我们就翻开这本记录讲给他听，好叫他知道：我们是在为全国的建设流汗，为整个的革命事业流汗！”
当我向这个林场告辞的时候，我望着四面层层起伏的山岗，望着那密密交织的树叶，眼前蓦然出现了许多人的影子：那位烧炉子的老汉，那位大嗓门儿的张猛子，那位胖胖的青年伐木手，那位受人尊敬的组长李殿安，以及两天中我所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不错，他们是一些终年劳动在深山密林里的人，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到处是起伏的山，到处是密密的树，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时时望着百里、千里、万里以外的地方；他们的胸怀里，装着整个祖国，乃至整个世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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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小语
新关系
《草原烽火》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乌兰巴干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注入了无数的心血和辛勤的创作劳动，这是我们在读着这部作品的时候可以体会得到的。但是，像乌兰巴干同志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所热情叙述到的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心血和劳动，则是读者们不大能体会到、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的。
帮助作者修改稿件，本是编辑应尽的责任，是编辑的份内工作。但是，热情的态度，认真的精神，细致的工作方法，却不是每个编辑都能做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水平的作品，这是同他们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分不开的。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里，作家和编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是革命战友关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给人民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也应该是革命战友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在认真负责地加强同作家合作这一点上，开展一个革命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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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公社有了电不怕涝，不怕旱，抽水机唱呀唱得欢。碾米砻谷用机器，劳动轻松又方便。若问方便哪里来？只因公社有了电。收音机，广播站，开关一拧听不厌。生产上升生活好，嘴里唱歌心里甜。人民公社红旗飘，高举红旗永向前！
庸非画 易和元诗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