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奴隶”村见闻
〔蒙古族〕玛拉沁夫
科尔沁的雪天,那景致是格外别致的。村落被厚厚的鹅毛大雪复盖住了,屋顶、房笆、墙头、棚架、干牛粪堆……都戴上了白帽子,转眼间,仿佛这一切都长高了许多;一排排房舍,露出一只只眼睛似的窗户,窥望着白花花的雪幕、灰莹莹的原野、迷蒙蒙的远方。
整天“吱嘎吱嘎”响在我们脚下的雪的歌声,被留在门槛外面了;我们走进了奴隶村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喝过喝不够的红茶,唠过唠不完的家常,党支部书记热情地为我们作了一阵安排,看天色已晚,说:“你们赶了一天路,早作歇息,明天再谈。”便回家去了。
这管委会本是三间土房,我们住在西间,隔一间外屋,东间是会计办公室,那屋里开着灯。方才支书说会计在那一间里忙着搞年终收益分配决分,很晚才睡,夜里我们有啥事就去找他。看见那明亮的灯光,可以猜想得出小会计忙碌的程度,我们也就不去打扰他了。
夜深,雪住,我一个人走出屋去。外面,羊不叫,牛不吼,马不嘶,只有生产队发电厂柴油发动机在不住地“嘟嘟”作响。在我看来,北方的夜,比南方的更招人喜爱。如果把南方的夜,比作是文静清雅的少女,那么北方之夜,恰像仪表很“帅”的青年,英俊而威严。
在街上,我认识了生产队小电工扎木苏。小伙子十八九岁,长着一双充满幻想和求知欲的眼睛,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意。在交谈中得知他是个“文艺迷”,曾在本村盲说唱艺人哈代门下学过艺,他也读过许多现代作品,据说还写过几篇短文,其中有一篇是描写他们生产队发电经过的。那些文章都锁在他的工具箱里,不曾投寄任何报刊,他大有抱负地说:“我还没有到发表作品的时候。”他热情地要为我作向导,陪我遛一遛夜的街道。我们在街灯下,看见有两位老人在下棋,他们的棋战正在很高水平上激烈进行,不便打搅,我们走开了。
“这么大雪,还在外面下棋!”我觉得两位老人很有情趣。
“只要不是刮大风、下大雨,他们天天如此。”小电工说道,“他们两位当了大半辈子奴隶,我们保林艾里第一天发电的时候,他们看见电灯,都流泪了!”
听见他提起村名,我便把一直闷在心里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你们这个村,为什么叫奴隶村呢?”
“因为过去在我们村住的全都是王公财主们的奴隶。”
“你也曾经是奴隶?”
“我是奴隶的儿子。”
“父母都是奴隶吗?”
“母亲是……”
“父亲呢?”
“我没有父亲。”
我的心猛地震动了一下,没有把话问下去。
我曾听说过许多女奴隶的不幸命运,她们只是主人的会说话的牛马,而没有做人的权利。多少女奴隶被指令“嫁”给一把笤帚或者一根烧火棍,终身地被剥夺恋爱、结婚的自由。她们有的也在各种不同的不幸情况下,生养出儿女——没有父亲的儿女,她们拿用自己的眼泪酿成的乳汁,把他们哺育成人。显然,扎木苏就是这样的奴隶后代。
“你是怎样当电工的?”为了避开他的创痛,我有意提出了新的话题。
小伙子嘻嘻笑了笑,一扎头,抬起脚踢了一下路上的石头子儿,忸怩地说:
“咱算是啥电工,没公鸡的地方骆驼打鸣呗!”
“你学过电吗?”
“没有。”
一九五七年他从高小毕业,正赶上盟邮电局招收兼通蒙汉两文的邮递员,他去应了招。一九五八年修建沙漠水库,他作为邮电局职工,前去支援。当时水库任务紧迫,别的安装上电灯的工区,日夜连战,因电工人手不够,他们那个工区一直拉不上电线,夜间没有照明,窝了不少工,把他们急得眼都红了。
当时从奴隶村去的人,都知道扎木苏在邮电局呆过,就派他去拉线引灯。他说他不会做,谁也不信,甚至有人大为抱怨:“你小子,眼巴巴看着咱们工区窝工、落后,还耍滑头,国家白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爷爷对你白白费了那么多心血!”虽说他不知父亲是谁,但却有一个老爷爷,那是他母亲的父亲,本应叫姥爷,但为了表示他们苦命相连的亲密关系,他叫他爷爷。人们提起国家和爷爷,他什么话也不能讲了,那些往他耳朵里塞不完的埋怨,虽然使他感到委屈,但是“不会”那两个字,再也说不出口去。正在这时,工区指挥部党支部书记,找他作了一次极其认真的谈话,这一下,可把他难住了。党支部书记坐在他的对面,严肃地跟他说:“现在我们工区只因没有照明,不能搞夜战,工程进度大大落后于兄弟工区。在这样关头,你不能再作推辞,从今天开始,指挥部交给你一项紧急任务:限五天之内,在全工区拉上电线,引来照明,祝你成功!”没等他回话,支部书记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当时他觉得长在胳膊上的好像不是自己的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请过去握住支部书记的大手……他搭拉着脑袋,走出指挥部席棚,心想:“这冒牌电工算是当上了!还能说啥,干呗!”他到别的工区去找认识的电工,学了学基本知识,末尾又借来几本《电工手册》,从理论上提高提高,说也吓人,真就在五天之内,让他们整个工区大放了光明……修完水库,他们奴隶村要发电,他就回村当了电工。
“嘻嘻,真有意思!”小伙子用两声笑结束了他的话语,然而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省略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钻研的艰辛、挫折的苦恼、成功的喜悦……
这时候,街上的电灯反复几次地渐渐暗下去,又渐渐亮起来,小电工说这是发电即将停止的信号,他邀我明天到他们发电厂去作客,我们便分了手。
我刚走到胡同口,电灯就灭了。回到住处,只见会计室里还有灯光,从亮度看来点的是煤油灯;小会计真卖劲儿,或许要干个通宵吧!
我进屋点上灯,屋里冷冰冰的,这地方按照老习惯,炉子烧干牛粪,着得快,灭得也快,我不能不去打扰那个小会计了。我推开他的房门,为了不惊动他,只小声说句:“借个火!”便径直走到炉子跟前。打开炉盖一瞧,他的炉子里也没有一星火苗。我说:
“光顾算账,炉子都灭了。”
“嗯。”会计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声。
“小伙子火力壮,真行!”
当我这样说着转过身来的时候,会计才搁下笔,慢慢站了起来。我往他脸上一看,愕然向后退了几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站立的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那老人红朴朴脸上满是和善的神情,头发虽已雪白,但是那般齐盛,尺长银丝般的大胡子挂在胸前,爽朗地喝喝喝笑着说:
“同志,今天刚到吗?眼下活儿忙,我也没过去看一看你。”
我在万分窘迫之中,赶忙道歉说:
“噢……噢,刚才我以为是小会计在这儿办公,说了冒失话语,老大爷别见怪。”
“同志,你需要什么材料、数字就说话,我给找。”
我忙说:“不,不,您休息吧,明天我找你们的会计问一问就行了。”
听了我的话,不知为什么,老人那满脸的和颜悦色渐渐消失下去,而以一种对客人不能再少的礼貌勉强作出微笑,不言不语回到原位上坐下了。我借此机会,抽身退了出来。直到我睡一觉醒来,那屋里还闪着灯光。
第二天早晨,我冒着寒风去找小电工。小伙子把发电厂收拾得干干净净,在他住的那间屋的墙上,贴满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各种照片,在床头小桌子前面,贴着一块长方形红纸,上面写着几行工工整整的蒙古字:
记住这句古老的谚语:
不要像小人似地吝惜力量
而要像牧人似地迸发力量
——爷爷
科尔沁的人们,总是用红茶的浓酽,来表示对客人的热情。小扎木苏给我沏了壶酽得发苦的红茶,又把炉子烧得像火车头似地呜呜直叫。当我们围着火炉坐下来时,我指着那张红纸问他:
“这是你爷爷写的字吗?”
“怎么样,写得不坏吧?我爷爷比我大五十几岁,可是跟我一起上学,又是一起从高小毕业的。”
我不曾听说有爷爷跟孙子同校同班念书的,所以惊奇地追问:
“你爷爷是教师还是学生?”
“当然是学生,而且还是‘五好学生’。”
我无法相信他的话,困惑地看了他一眼,没作声。
扎木苏往炉子里添了两把干牛粪,顿时,从炉中散发出一股香味来,这种香味对我们草原上的人是那样的亲切,它既不像煤烟那样呛人鼻喉,又不像佛香那样使人闻而生腻,它是一种淡柔的、带有原野花草之香的气味,闻到它,会想起故乡、母亲和童年时代的歌曲……
扎木苏喝着浓茶,时而擦着额头上的薄汗,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了下去:
“看来你对我爷爷当小学生这一点还不相信,那么让我从头说起吧。一九五一年我们村成立了第一个初级合作社。从前,全村人都是奴隶,找不到一个识字的,没有办法记工分,就把毛笔的铜帽蘸着墨汁,在纸片上印一个圆圈,算为一个工分。那时,我爷爷也入了社,当了记工员,我爷爷觉得那种记工方法,不是长远之计,就让我上学念书,意思是学它一两个月,会写个二四六八,就退学回来替他记工分。那年我才六岁,学校离我们村五六里远,我不能一个人去上学,每天老爷爷把我背着送到学校,我们上课,他就一个人蹲在教室的一角叭哒叭哒抽烟。老师是女的,攀论起来还把爷爷叫姑父。她虽然常常被烟呛得又打嚏喷又咳嗽,但也不便说什么。老爷爷每当在墙角扣出三堆烟灰的时候,我们也就该放学了。放了学,老爷爷又背起我一步一步走回家去。冬天,有一次刮大风暴,天冷极了,我就跟爷爷说:‘明天咱们请一天假吧。’老爷爷顶着风雪一面走一面说:‘孩子,咱们这样人家上学念书,只在这个世道才有的事呵,你没见咱们全村连个记工分的都找不到?社里眼巴巴等着你接力,咱们一天也耽误不得呀!’从那,不管风多大,雪多深,天多冷,我也一声不吭地上学去。有一天下了课,我到老爷爷跟前,忽然看见他老人家在地上用手指头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字,原来在我们上课时,他老人家也在一旁学呢!我高兴得马上跑去告诉女老师,女老师走过去看了看爷爷在地上写的字,深深受了感动,她一眨巴眼睛,眼圈都红了,只因是在学生们面前,才没叫泪水流出眼眶。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多了一条板凳,女老师走到蹲在墙角的我爷爷跟前,红着脸递给他一支铅笔、一个用窗纸订的本子,说:‘姑父,您坐上那条板凳,跟我们一起学吧。’就这样,六十岁的老爷爷跟六七岁的小娃娃们成了同班同学了。我爷爷在学习上分毫不含糊,只要有一点不懂,就从我们后面大声地问女老师:‘姑娘,你再给讲一遍。’‘孩子,再给写一写。’后来,我自己觉得长大了,上学不再叫他老人家背了,我就对他说:‘爷爷,您不用去了,几里路我一个人能走。’爷爷说:‘我也得念出个头尾来。’白天爷爷跟我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晚上回来给社里记工算账。村里有人说我爷爷‘七十岁想起当秀才’,爷爷回答说,‘不指望秀才,能当个社会计,也算是不辜负毛主席领导咱们翻身的心意。’这话说得灵验,我们一同从高小毕业以后,我进城当了邮递员,他老人家果真当了生产队会计。”
“你爷爷还健在吗?”我问。
“健康得很,昨晚算了一夜账,今天早晨又到公社开会去了。”
“那位白胡子老人就是你爷爷吗?”我眼前出现了昨夜灯下那位老人的身影,耳边又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
“正是。”
这时我才明白昨晚老人那满脸和颜悦色渐渐消失的原因,我很想马上找到他老人家解释一下。我问:“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
扎木苏说:“今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年终收益分配决分情况,爷爷一定会赶回来的。”
我决意在开会之前见他一面,吃过晚饭,就到村头大道上等候他回来。此刻,风雪停息,四野寂静,夕阳给无边雪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那善于咏雪的鹌鹑,抖动着赤褐色羽毛,正在欢快地歌唱。
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老会计骑着马来到了我的近旁。我忙迎上去搭话:“您刚从公社回来吗?”
老人利落地跳下马,还是那样满脸和颜悦色地说:“公社召开的会计会议还没完,我是请假回来的。”
我们并肩往村里走着,我很想把昨晚的事向他解释几句,但又不知从何开口,正在踌躇的当儿,老人问我:“昨晚上休息得好吗?”
乘此机会,我把话接了过来:
“老同志,请您别误会,昨天晚上,我……”
我刚说到这儿,老人喝喝喝大笑着亲切地抓住我的手说:“年轻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不能怪你。我常碰到这种事,有一次从自治区来了一位厅长,看见我在记账,还问‘你们会计在哪儿?’本来么,现在农村知识青年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哪有我这样年纪当生产队会计的?同志啊,有一条我承认,我们七八十岁的人,脑筋怎么也不如年轻人灵敏,但是比起我们的脑筋,我们的腰腿就更不中用了,一不能放牧,二不能下地。力衰心不衰,又不甘心坐在炕头闲呆着,有多大力气,出多大力气,我当会计,就能腾出一个青年,干更要紧的活儿去,反正大家都是为集体呗!”
我听着老人的话,全身感到暖和和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是夕阳一直以她温暖的光辉照耀着我。我们每天都受到夕阳的照耀,但很少仔细地观察她,今天我才发现夕阳是如此壮丽而动人!
夕阳与晚霞,依照自然的规律,总是要跟大地和人间告别的,然而,她们全力争取多停留一分一秒,而将自己最后一线光明、一分热力,留给我们,留给大地和人间!
我跟老会计,就在这夕阳光下,走进奴隶村。
奴隶村有个很好的习惯,确切一点说,保持着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每次召开群众大会之前,善拉会唱的人先聚集起来,作一番会前献艺,所以谁要不在开会前提前半小时到场,就休想找到座位。今晚是公布年终收益分配决分的群众大会,自然人们聚集得更加踊跃了。
我跟扎木苏走进会场时,这里已经坐满了人。这时我才发现扎木苏的老爷爷还是一位琴手(是呵,在科尔沁哪个男子汉不是琴手?)。他坐在一群老人当中,全神贯注地拉着马头琴。他像是刚喝过酒似地,脸上泛着红光。在他身旁放着一个小书包,扎木苏告诉我说,那就是他爷爷上学时背的书包,现在用作文件包,今晚即将公布的社员收益分配材料,想必就装在那里面。现在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琴声中了。不知是出于对他的尊敬,还是他的琴技超人出众,他那徐缓、悠扬的琴声响起之后,人们都转向他去,先是静静地听他拉琴,而后在他老人家的领唱下,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合唱起来……
歌声以它迫人的感染力,将人们引入一种艺术境地。小扎木苏唱得非常认真,他的心在轻轻颤动,而诗的激情就在那轻轻颤动中,注满了他的心田。他在这种激情的鼓舞下,走到屋子中央,喘着粗气,高声说道:
“全村的同志们!”
依然沉浸在歌声中的人们,突然受了一惊,有人发出了抱怨:
“把嗓门放小点!”
小扎木苏向那个人打趣地点了下头,继续说:
“在浩浩长江旁边小河用不着大声流淌,在巍峨高山近处丘陵用不着呼啸,但是腰骨还没长结实、两腿还没长足尺寸的我,有几句话要说,请村老们赐给我片刻时间。”
全村的最长者,是“五保”老人、盲说唱家哈代,他听到徒弟扎木苏说出从他那里学会的艺术语言,满心欢喜,捋着关公式的长须,以艺人特有的洪亮嗓音说道:
“长江再浩瀚没有小河也会枯竭,高山再雄伟没有丘陵也会陷塌,头脑装满智慧、心胸长足力量的小伙子,有什么话就说吧,老人们不会吝啬他们的时间。”
这师徒二人的对话,引起村人一阵笑声。
“我想编写一支歌子。”扎木苏说出自己的意愿。
“什么样的歌子?情歌、儿歌、酒歌,还是宴歌?”
“是赞歌。”
“什么样的赞歌?是赞颂英雄、骏马、高山,还是大海?”
“赞颂我们的新生活。”
“是一首好歌子。”
“但有一个难题,困住了我。”
“什么样的难题困住了我们的驯电手?那难题是黑的白的,还是圆的方的?”
老说唱家幽默的问话,又把大伙儿逗乐了。
“我们的村名不改换,我的歌子难编成。”
“这话怎讲?”
“我要编的歌子紧末尾一段,是用最热烈的词句歌颂我们的新村庄;但是奴隶村怎么歌颂?奴隶只能代表苦难,不能代表幸福——我不是为了编写歌曲才这样说,是早就有个想法:我们该改换村名了。”
改换村名,是件大事,很多人一时难以表示态度。只有几个青年,齐声说“对!”接着先后发表起各自的意见:
“村名早就该改换,我们现在又不是奴隶,还叫奴隶村太不适当了。”
“修水库时,人们听说我们是奴隶村去的,就老是咯咯笑,闹得我们脸红脖子粗的,扎木苏的意见我举两只拳头赞成!”
“解放后许多村都改了名,我们也该改。”
几个青年一个接一个说着意见,人群中,有的在倾耳细听,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议论。扎木苏的老爷爷斜仰着头,两眼直视,微蹙眉宇,将几个青年的意见一一听完之后,跟坐在他身旁的盲说唱家等几个老人交谈了几句,便问道:
“你们打算改成什么村名?”
扎木苏一见爷爷开了腔,信心就足了,一口气答说:
“解放村、民主村、胜利村、红星村、光明村、幸福村都可以,反正哪个也比奴隶村好。”
听了他的话,老爷爷微微一笑说:
“青年们说得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奴隶,我们的村名也的确有些古旧,别的地方改了不少村名,改得都不坏。但是,我们的村名不能改,不能改!”
会场当即变得嗡嗡然,方才发表意见的几个青年的脸上那如十五的月亮那般明亮的微笑,一下子变成小羊羔受惊的那种表情。
老人顿了顿又说了下去:
“不错,现在我们不是奴隶,但我们过去大半辈子都是!把我们的村名相传下去吧,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是王公财主们的牛马不如的奴隶,记住当过奴隶,就会知道怎样才不再当奴隶。只知道今天的幸福,就容易忘记过去的苦难,只有牢记过去的苦难,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奴隶村’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翻了身,就一定要改换村名?不一定!中国人民已经挺起腰板站起来了,但是,我们每天还唱着:‘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曾经是奴隶,为了不再当奴隶,就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老人一面说,一面唱了起来,唱得那么庄重,那么有力,那么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
老爷爷稳了稳情绪,半认真半玩笑地补充了一句:
“这只是我们几个老头儿的意见,最后还是请我们党支部书记同志作结论吧!”
这一句话,将大伙儿的注意力一下都引到刚进来不久的支部书记身上,支部书记憨厚地笑着往前迈出两步说:
“要让我发言,那我就宣布:奴隶村生产队年终收益分配决分大会现在开始!”
青年、妇女、老人一齐哈哈大笑着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笑声和掌声中,扎木苏的老爷爷忙转过身去,拿起他那个小书包……
一九六三、十二、二四夜
于哲里木茂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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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回舍
何其芳
一九四八年我到河北省平山县张家庄、胡家庄(当时两村合在一起,叫张胡庄)参加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又到附近的西回舍作整党等工作。多年都想回到这些村子去看看熟识的农民们和干部们,但一直到前年一月才去了。回来后想写一点什么,却迟到现在才来执笔,又已经过去了两年了。
西回舍!西回舍!可曾有人
记录过你的光荣的斗争?
走在东沟来这条街上
就看见一排高大的砖房,
一进院子又一进院子,
每一座都深得望不见底——
这些宅门的财主们曾占据
村子周围肥沃的土地;
大半个村的农民给他们养种,
给他们扛长工,打短工,当佃农,
恨死了他们大斗进,小斗出,
再加上滚轮子利钱的恶毒,
恨死了他们腊月底要阎王账,
牵驴子,逼死人,都很寻常……
从人间,不是从神的手中,
终于传来了革命的火种!
建立了党,建立了支部,
燃起来了奴隶们心里的愤怒。
黑夜里写标语,从平山城到洪子店,
一宿就许多村子都写遍:
“欢迎工农红军北上!”
“打倒大地主!”“打倒国民党!”
暴动,跟着来的逮捕,镇压,
地下的火越蔓延越大……
这时候就参加了党的老同志,
你们谈起了这些往事,
革命带着它全部的炽热
一下就烧沸了我们的血液!
准备迎接呵更大的战斗!
侵略者的战车在向前奔走,
八路军插入了敌人的后方,
到处掀起了游击战的巨浪。
西回舍!西回舍!可有人歌颂
你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
一个碉堡在村子南边,
又一个碉堡在村子北面,
敌人正旺呢,像马蜂一样闹嚷,
簇拥着它们的蜂房。
两根针可以钉死昆虫,
碉堡却限不住人的活动。
十二条枪成立了大枪班,
做营生、睡觉都不分散;
破公路,砸汽车,埋地雷,割电线,
配合工作人员打汉奸,
帮助军队抬担架,探消息,
十万斤公粮一宿就收齐;
活捉过在河里捉鱼的鬼子,
伪军一个人就别想回去——
真是做到了保卫家乡,
村里没有烧掉一间房。
几个村合成游击小队,
一年大小战斗上百回。
有时和好几倍的敌人遭遇,
就利用山上的地形掩蔽,
打得连头都不能抬,
一直坚持到把敌人打败。
队长牺牲了,指导员指挥,
死了人劲越大,越不后退,
就像吃了雷公的胆,
不知道死,不知道危险。
匍匐前进的民兵英雄,
黑夜在掩护你们的进攻!
把碉堡变成敌人的坟墓!
把碉堡变成我们的武器库!
民兵打碉堡这是第一次,
大家都换了新的装备,
缴获了步枪、机枪、炮弹,
满满一屋子的大米,白面,
还有电话匣子,望远镜,
更大的战果是破除了迷信。
后来又围困更大的堡垒,
敌人从平山城运粮食、运水
来勉强支持了一个多月,
从天气还不很热的粽子节
到黄了谷子红了枣,
终于丢掉据点逃跑……
我来时日本早已投降,
石家庄也已从蒋军解放。
我惊讶这个村大得像市镇,
给它画一个地图才分得清
那错综复杂的大街和小巷。
我依靠老同志们整党,收公粮,
半夜里动员一次战勤,
要几十匹牲口,几十个人。
我感到作一个村干部不容易,
读破万卷书也不能相比。
备战!备战!准备斩断
北平的敌人向石家庄进犯!
穿过这个村子的中心,
一条汽车路直通石门。
你抗战时期的大枪班班长
来和我睡在一个炕上。
你戴着从鬼子缴获的皮帽,
它像在对敌人发出嘲笑。
战斗的气氛回到了村里,
大家预期着快来到的胜利……
西回舍!西回舍!从你我看到
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功劳!
不知道死,不知道危险,
是这种硬骨头,这种勇敢,
这种无畏的英雄的气概,
这种革命的精神打败
日本法西斯,战胜蒋介石,
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和渣滓!
我们曾经手无寸铁,
不怕山一样沉重的压迫,
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不怕战争的残酷和持久——
尽管生命只有一次,
活着当奴隶不如战斗死!
革命者的美德就在知道
什么更宝贵,什么更重要,
就在自觉地把个人的一切
献给未来和集体的事业!
我再来时已过了十四年,
农民们都成了公社社员。
你十六岁就扛长工的生产队长,
你们在为过春节杀猪宰羊,
你们在为全村安装电灯,
希望不久用它们照明。
从一个人家收音机里的广播,
我已听到了北京的音乐。
你说:“老何,过几年你再来看,
我们把农村建设得更美满!”
你屋子里堆满了粮食,白菜,
你领导的生产闹得不坏!
我知道自然的灾害和困难
难不倒久经锻炼的硬汉!
西回舍!西回舍!我给你写作
这一首朴素无华的歌,
可不知它是否多少描画出
你的英勇的斗争的面目?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北京
附记:此诗在《诗刊》一九六四年三月号发表时,误把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节和第七节之间的空行都排掉了,给人以眉目不清之感。现在趁《人民日报》转载的机会,特为更正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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