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评书演员的今昔
袁阔成自述 赵 博整理
袁氏三杰
四十年前，在北京提起评书界袁氏三杰，没有不知道的。他们是我的长辈。大伯父袁杰亭（袁氏三杰之一），生得身材匀称，浓眉阔目，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十八岁出师，便和大师兄、当代的评书名艺人王杰奎说对台。据说，只要王杰奎在露天书场开书，就像磁石吸铁一样，大街小巷的车马、行人全被他吸住了。真是行人忘记赶路，小贩停止叫卖。有时由于车马行人聚集街头，阻碍了交通，把交通警察忙得热汗横流，因此，得名为“净街王”。我大伯父敢于同“净街王”说对台，他的艺术水平的高低是不言而喻了。
令人愤恨的是，旧社会对一个评书艺人百般折磨，大伯父年近三十，就精神失常了。在那个黑暗的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有病难求医。开始，有些医生自动登门，几乎踏平了天井，挤碎了门框；等钱花光衣服当尽后，连个医生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就这样，为评书艺术费尽神思，熬干心血的大伯父，正当年青有为，便与世长辞了。
继大伯父之后，二伯父袁杰英在北京说书四十多年，久占西安市场长顺轩茶社，也颇有名气。他最善于幽默又留有余地，一个笑包袱让听众回家也得笑三天。尽管如此，在旧社会也同样受尽了“糊涂”气。一天，二伯父“下地”（说书）归来，路上碰到两位带枪的军人，见面便问：“你叫袁杰英吗？”“是啊，我……”没等二伯父把话说完，那两个家伙便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跟我们走吧！”顿时把二伯父吓了一身冷汗，看样子不去是不行的。二伯父一边走一边试着探问，才知道是要他去说“堂会”。两个家伙带着警告的口气说：“我们老爷很看得起你，不过，你得注意，要是说出个‘春’字来，可小心你的脑袋！”这个“老爷”究竟是哪一位呢？二伯父纳闷着步入大厅。大厅里富丽堂皇，寂静无人，对着一面一人多高的大站镜，便开了书，目不敢邪视，耳不敢杂听，说得口干舌燥无人送茶，累得腰酸腿疼也不敢坐下。就这样一连说了两个多月书，除了两个持枪的门卫以外，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只是偶尔从挂着珠帘的内室里散发出一股鸦片烟气味，和不时地传来使人欲呕的嬉笑声。直到“堂会”结束，受完了气，遭够了罪，才打听明白，这“老爷”原来是一个军阀手下的参谋长。你说这不是“糊涂”气吗？二伯父忍气吞声，饱经舞台风霜四十多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生活所累，带病演出，昏倒在北京东华门外张王茶社的舞台上。病后就医，将几年来仅有的衣物变卖一空，最后，幸亏同行的帮助，才免于黄土盖脸。
伯父一死，父亲失去了经济上的援助，拖儿带女，在北京维持不了生活，于是，全家便开始流浪天涯。
流浪生活
全家从北京来到了天津，蒙书曲界老前辈陈士和先生的帮助才算落了脚。旧社会的艺人由于怕别人“顶行”，自己挨饿，所以“欺行霸地”，有好地（好说书场）都让一些至亲盟友、同门同户的人占着。我们只好在边边沿沿堵空儿说上几场，无风无雨每天只能收入元八角钱，无奈，父亲便上“明地”（露天演出）。就这样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都极难维持，我就在那个困难当儿，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天津。富家生“贵”子高朋满座，设宴贺喜，一个穷说书的添了孩子，则添了忧愁。多亏一些好心的穷朋友，给了几升小米、二尺白布，才算糊弄过去了。
被生活所迫，听人说塘沽是渔乡富地，在陈士和老先生的帮助下，全家又流落到塘沽。要说“富”，塘沽确实“富”，那些豪绅富户，整天大鱼大肉，酒气熏天；要说穷，塘沽也真穷，贫民扶老携幼，倚门乞讨者，触目皆是，而且经常是一天讨不了半罐米汤，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到这里又听说赵各庄东矿生活好混，为了糊口，又奔赴东矿，此刻正值严冬，一家五口人，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冻得死去活来，好歹算来到了东矿。然而穷困像恶魔缠身一样，任凭你走到哪里，也逃不出它的掌心。父亲常常勒紧了腰带拚命说书，仍然是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为了活命，老人家含泪将我那刚刚十四岁聪明可爱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年近三十岁姓王的矿工。大姐含着眼泪离别了一家人，据说第二年便上了头（结婚）。之后，全家又奔林西、山海关、锦州、沈阳……，总之，穷人的道路是一步一个陷阱，刚出龙潭，又入虎穴，走一处不如一处，直到最后，将全家仅有的两床被褥抵还了店账，求人寄款重返北京。一段苦难的历程，使二老失去心爱的女儿，骨肉深情像揉乱了的麻团拉扯不断，烦闷忧愁像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全家人坐在龌龊的车厢里，热泪盈眶，沉默寡言，相互呆望着，叹息着。
北京，旧社会的北京，粮价像辽河的潮水一样一天三涨，靠大家帮助好歹对付了一个多月。正值大年正月，听说张家口演员少，全家四口又冒风雪奔走，路过昌平县，因为没有住店的钱，只好住在孔庙的三间年久失修的配房里，房顶无瓦，窗上无纸，炕上无席，无情的风雪像出笼的猛兽一样往身上猛扑。夜里，我们蜷曲着身躯，咬紧牙关，忍受着风雪的侵袭。我那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尽管母亲用体温暖着他，还是不断地嗷嗷嚎叫。弟弟的哭声，比风雪刺骨的滋味要难受得多；弟弟的哭声，常常使二老彻夜无眠。
这里根本没有书场，也没有茶社，临时在鼓楼下露天演出，别说要钱哪，就是白说也很少有人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啊！一天只挣两三角钱，这个鬼地方，光煎饼就要两角多钱一斤，所以，经常是全家人守着一斤冻硬了的干煎饼，伴着八行眼泪相互推让着。
母亲，可怜的母亲，劳碌半生的母亲，由于穷苦、饥饿、忧愁、疾病的折磨，变得瘦骨嶙嶙。一天，我和父亲“下地”归来，拿着一斤冻硬了的干煎饼，一进庙里破院子，喊了声：“妈妈”，妈妈没答应，又喊了声：“妈妈”，妈妈仍然没答应。进屋一看，妈妈已经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嘴里含着母亲那已干瘪的乳头，还在撒娇撒泼地哭闹呢！啊！妈妈已经被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哇”的一声扑到母亲怀里，煎饼从手里滑落到地上。妈妈生前没过好日子，死后一领残席卷埋于他乡“义地”（一些外乡人用钱捐置的乱坟岗子）。为了活路，忍痛将天真无辜的小弟弟给了人，只剩下父子双双，举目无亲。当年，我才十三岁。
没有路费，父子步行百里去通州，两次求助于寄人篱下的大伯母，三次求助于陈士和老先生，走一地，演一地，餐风宿露，难得一饱。
一日来到了山海关，被生活所迫，又产生了二下关东的念头。当时，艺人出关是不合法的，经别人出主意，父亲假扮个掌鞋的，我扯着父亲的后衣襟，刚刚走到剪票口，被日本鬼子一个大脖溜给打了回来。幸亏一位好心的站台工人向鬼子说了几句好话，才连推带搡地混过去了。
到东北以后，我，一个十四岁的毛孩子，为了混碗饭吃，也不得不登台说书。记得有一天，我说得正起劲，只听“嘭”的一声门响，从外边一溜歪斜地撞进一位警察“老爷”，到跟前，劈头盖脸就打了一顿，打得我鼻青眼肿，懵头转向，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东北光复，国民党侵占了锦州。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有了自己的国家总会强得多吧！又兼，这时我和父亲一样已经正式登台说书了，爷儿俩总可以糊口吧。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就在这一年，和我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因为误收了国民党特务的书钱，第二天，这个狗特务，带了四个打手到书场，用盒子枪对着台口，硬把我父亲撵出了书场。父亲是个火性汉子，一气卧床不起。不久，便丢下可怜的我死了。
万恶的旧社会，像吃人的猛兽，吞噬了我的两个伯父和父母；万恶的旧社会，像杀人的强盗，夺走了我姐姐和小弟弟。袁氏门中，老老小小，只剩我只身一人，像一片经严霜摧残的败叶，在狂风暴雨中，飘零着，挣扎着。
四喜临门
解放的红旗卷走了漫天的乌云，我，一个受尽压迫的说书艺人获得了新生。我的大姐，同全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翻了身，估计我这些年一定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她穿着整齐的衣服，带了点心和路费，从关内找到关外，想把我接回去学点手艺。可是，当姐姐迈进山海关永胜茶社，完全出乎她意料：我穿着崭新的演出服——毛料子大褂，在明亮的灯光下正说晚场，观众坐得满满的，都在凝神静听。
离别多年杳无音信的大姐突然来临，为我的新生活增加了欢乐的气氛。记得一次吃饺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过去惨痛的遭遇，想起至今还无信息的小弟弟，想起了爸爸妈妈的惨死，想起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也自然地联想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姐姐沉痛地说：“爸爸妈妈死得太早了。”“是啊，老人家要能活到今天该多幸福！”
大姐在我这儿住了十几天，看看我的处境也就不想接我回去了。她临走拉着我的手嘱咐说：“弟弟，我走了。要记住我们是穷孩子，多亏共产党才有今天，往下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本啊！”后来我和一个老艺人的闺女结了婚，婚后感情和谐，第二年便添了个闺女，给生活又增添了许多乐趣。
翻身后应该好好埋头工作。当年我便在党的培养下，开始试说新书《吕梁英雄传》，在山海关演出时，还得了一面写着
“发扬新内容”的黄字金边的红旗。
党的培育
党启发我，鼓励我，给了我说新书的信心，并千方百计帮助我把新书说好。开始我想说新书，由于没有文化不能看新书，党让我进夜校一连读了三年书，文化水平提高了一些，但是想到正式说新书，心里像塞个小兔子似地扑登扑登乱跳，总认为参加会演和正式为观众演出不是一回事儿，担心上座率下降，收入减少，有损名誉。这时，正值一九五八年，祖国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在党的教导下，我逐渐认识到祖国无比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用鲜血为之奠下了基石。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当代英雄正在这座基石上日夜不停地添砖铺瓦。当时，党组织经常让我参加祝捷会，因为没有新段子，在这样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仍不得不上演《醉打蒋门神》。我想革命先烈和当代的英雄人物能够不惜一切为革命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丰功伟绩再现给听众呢？正在我新旧思想矛盾交锋的时候，党又及时地鼓励了我的正确想法，帮助我解除顾虑，并提出上述的思想矛盾是关系到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党的鼓励下，便开始说新书。可是不几天，新的困难又来了，过去上十成座，现在只上三四成座，顶多不过五成座，有的听众反映：“干脆换了吧！”自己又有些动摇了。党及时派人同我研究，终于找到了毛病，不是新书不抓人，而是我生活底子薄，表演有问题。因此，党便让我去营口县虎庄公社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去山区隽一公社为农民演出；并派一名干部陪同我去哈尔滨等地采访抗联的故事，帮助我改编、创作新评书段子。党的关怀使我增强了信心，也使我忆起了往事：我那二位伯父才艺过人，在评书界也颇有名气，但毕生饱受欺凌，落了个十分悲惨的结局。今天，我这样一个极不成熟而又十分年轻的评书演员，却得到了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时代变了，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良好愿望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党支持我说新书，我就一定能把新书说好，有党给我做后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经过一番深入生活和勤学苦练，终于使新评书在舞台上又一次同观众见面了。而且上演比重逐渐增多，由每天一段增加到一场，直到全部上演新书；听众也由少到多，直到站排买票。
幸福的时刻
在旧社会里，飘零四海，最后只剩孑然一身人称“下九流”的我，今天居然成了营口市曲艺团副团长、市政协委员、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能经常和市首长坐在一起，讨论政府工作和国家大事，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许多在过去作梦都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九五八年，党让我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会演，在怀仁堂演出。一天，我们的周总理同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来听书。我和他们坐在一起，激动得手脚都不知朝哪儿放了。晚间我躺在床上，周总理慈祥的面孔，不时地浮上脑海。兴奋使我几乎一夜不能入睡，想起了过去的悲惨生活，想到伯父、父母们死得太早了，没能分享我的幸福；又想到了今天自己和祖国人民的幸福，不禁独自笑了起来。想啊，想啊，突然一桩心事悄悄地浮现在脑际，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呀？想啊，想啊，慢慢地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袁阔成啊，袁阔成，你太不知足了，主席那么忙，怎么能有时间会见你呢？虽然如此，却总不喜欢打消自己的这个美好念头。
一九六○年，党让我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我日盼夜想的愿望实现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我和两千多位文学艺术界代表一起会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两千多颗火热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两千多双激动的眼睛，闪着幸福的泪花，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异口同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震天的欢呼，迎接我们领袖的来临。
主席同我们一起合影，从照片上看，我虽然和主席相距挺远，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主席的身边了。会见毛主席，这个终生难忘的时刻，永远刻在我的心里。现在每当我看到我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浑身便充满了力量。他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我将牢牢记住党的教导：高举说新书的红旗，以评书这种文艺武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原载《辽宁日报》）（附图片）
父子双双到处流浪
袁阔成说书时的神情
第5版()
专栏：
一个长工的碑文
河北省任县固城公社齐村最近发现一块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刻立的石碑。碑宽二尺，高四尺许，碑文的内容是已故贫农宋文成自己编的一篇家史。
这篇碑文的全文如下：
“宋文成三月初二日卯时生，天生命苦，独守孤单，兄弟皆无，手足未联。靠父亲，日月难度常在外，靠母亲，耳聋眼花看不见。母子二人受艰难，三天不烧锅，两天不做饭。要吃讨吃走他乡，忍饥耐（挨）饿二十年。与这家锄天地，与那家浇天园。母亲在家受艰难，前院要?（碗）汤，后院要?（碗）饭。苦受贫穷三十三，一双父母湮黄泉。东院无人理，西院无人管，那时节，难的我叩头礼拜将人求，求来乡里把事完。拉灵车，到坟前，圆坟合墓身才安。房又破，地又?（碱），收把庄稼自己背，用两筐土自己担。一人在家难度日，又做长工正（整）七年。有了吃的无穿的，劳我姐姐做衣衫。结（订）下婚，未得完，年六十，尚孤单。吃个米面也是难，大磨推不动，小磨杂（砸）不烂。近门牲口不教（叫）使，远门牲口无串换。壮志气，加强勉，不沾旁人半点闲。口内省，度（肚）内俭，忍饥耐（挨）饿谁看见？逼得我少吃减（俭）用积下钱，先与祖父立下碑，又与父母立坟前。无奈何，自盘算，一身困苦说一番。庄伙（户）田地全丢下，淮（谁）继门头把丧完？不成文，不成篇，一生苦楚难说尽，因修碑文以鸣冤。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 宋文成自志”
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宋文成又名宋天成，生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从祖父起三代都是给地主扛长工。宋文成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他四口人，住两间破草房，种二亩碱坟地。父亲扛长活常年在外，只能维持个人生活。姐姐出嫁后，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他在乞讨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刚能干活时就给地主打短工，过起了当牛当马的日子，一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宋文成父亲死的时候不仅没有棺材，身上连件衣裳都没有。宋文成就叩头礼拜到处求人。后来，还是穷亲戚宋文成的远房侄子宋喜德给了一件破汗褂，宋文成的叔伯兄弟宋文贞给了一件破棉裤。宋文成又典当了那仅有的二亩地买棺材，才埋葬了父亲。不久，他的母亲也悲惨地死去了。
孤苦伶仃的宋文成，只好去给地主当长工，生活更加艰难。他幼年时姐姐曾为他订下婚事。但他平时连糊口都不能，根本无钱娶妻，直到三四十岁还是一个人苦熬岁月。他经常一个人到宋氏祖先祠堂去，冲着祖先灵位一边叩头，一边大声疾呼：“为什么人家有钱的人，能娶上两三个媳妇，我怎么连个老婆都讨不上？我也是宋家的子孙，难道真的叫我无依无靠吗？”
宋文成年迈失去劳动能力后，只好串乡乞讨，经常不回家。但一回来，人们常见他在房门外的院里点盏油灯，人们问他为什么大白天在院里点灯，宋文成愤懑地说：“我屋里头黑，外头也不明！”他用这样的话来控诉当时社会的黑暗。
据宋文成的外甥女、八十二岁的贾翠琴回忆，当时宋文成要饭到她娘家来，她娘家也挺苦，只能给他些破鞋破袜子。宋文成破衣褴衫，面目枯槁，腰里扎着麻绳，背上背着个“纸案”，上面写着他自个编的一生苦处，到处诉说。“纸案”揉搓烂了，他又请人写在一块破布上。他每到一个村子，把“布案”往墙上一挂，就向群众诉说自己的苦楚。
后来，宋文成老得走不动了。他决心立碑鸣冤。他请本村秀才宋千俊把他在“布案”上自编的词写下来，又求石匠陈福祥帮他刻了碑文，好叫后代知道他受过的罪。
宋文成的石碑发现以后，社员们把它作为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好教材，前来参观的干部、社员、青年络绎不绝，许多外县的干部和社员也前来参观，不少人还把碑文抄下来带回本村去传诵。在任县，社员们在中共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个以学习碑文为中心的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活动。许多老贫农社员看了碑文感触很深，他们感到，只有不忘昔日苦，才能知道今日甜，劳动人民应当永远也不忘本。许多青年认为，宋文成的碑文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新华社天津电）（附图片）
第5版(王华山 刘效牛)
专栏：读者来信
把生活组织得更好些
不久前，我们到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几个林区去了一趟，看到有些林场在改善职工生活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首先在伙食管理方面。过去林区的蔬菜，绝大部分靠外地调入，菜价既贵，又不能充分满足需要。近几年来，林区大力开展了种菜、养猪、养家禽等自给性生产，现在副食品基本上可以自给。职工们对这点很满意。但是因食堂的经营管理不够好，在饭菜质量、售价、粮食品种的搭配和加工还有缺点。这给职工生活带来一些困难，需要设法改进。
其次，林区的商店，要多为林业工人着想。林业工人的作业条件和一般工厂矿山不同，他们整天在树林里穿来穿去，衣服鞋子损坏得很快。林业工人希望商业部门能根据他们工作的特点，多供应一些适合林区特殊需要的商品。可是，有的商店在这方面作得较差。譬如内蒙古图里河林区的一家商店，就不愿意经营利润小的商品，日用百货品种很少。这个林区的作业段附近商店很少，职工买东西常常要到五十多里地以外的图里河或更远的牙克石去买，非常不便。
对林区职工的文化生活也应当注意。内蒙古林业局岭西林场采伐工段的职工们反映，那里书报和文化娱乐用品也比较缺乏。
希望有关部门更多地关心林业工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王华山 刘效牛
第5版()
专栏：读者来信
改进报刊投递工作
我们林区工人虽然住在僻远地区，但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次报纸一到，工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但是，林区的报纸发行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报纸来得很不及时。每逢雨雪天和节日，报刊就积压在邮局里，迟迟不见。报刊的投递也不够准确，有些报纸到手已经残缺不全。去年十月份，我们就缺了五天的报纸。我订了一份《人民文学》，去年三月份以前一本也没有收到。经过查询后，四月份才陆续送来。
希望邮电部门尽量设法满足我们的学习要求，缩短报刊的投递时间，并准确地投送。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 毛万良
第5版()
专栏：编后
关心林区工人生活
现在正是林业生产的大忙季节。在北方白雪皑皑的林海和南方苍郁茂密的林区里，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为国家生产着大批的木材。
林业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十分重要同时又是比较艰苦的一条战线。我国林区大多在边远地区，有的是在高寒山地，有的是在人迹罕见的地方。那里远离城市，交通闭塞，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比较差。因此，对于林区职工的生活，我们应当给予特别的关怀。虽然林业生产的领导部门和各行各业，在照顾和支援林业工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也还有不够的地方。
这里发表的几封读者来信，反映了林区职工的一些要求和意见。由于林区的条件差，有些困难一时不可能彻底解决，例如林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就不是马上能够做到的。虽然如此，但对那些有困难，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解决或者可以逐步解决的问题，就要积极设法解决。如有些林区职工蔬菜副食的供应不足，过去一直认为很难解决，这几年经过努力，不是已经基本解决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林区工人的生活，更需要多方的关怀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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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把方便送给林区
我的孩子在大兴安岭金河林业局金林林场第三段工作。在这个林场工作的工人，大部分都不带家属，他们每月都要往家里寄钱。但是，他们住的地方距离邮局很远，汇一次钱要跑二十多里路。最近听说，金林林场第三段附近原有的邮电所也撤销了，工人邮信和汇钱也就更不方便了。我们希望邮电部门和银行多在林区设一些流动储蓄所或流动邮电所，每到工人发工资的时候，银行和邮电部门的职工主动到林场为工人办理储蓄或汇款手续。这样，工人称便，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 海拉尔市 徐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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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两套《毛泽东选集》
去年十二月七日，广东惠阳驻军某连战士郑昌龙同志，同时收到了北京新华书店和惠阳新华书店寄来的两封信和两套《毛泽东选集》。他看完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郑昌龙同志早想买一部《毛泽东选集》，可是他自己曾多次设法购买，都未能如愿。一天，他听说全国许多大城市的新华书店都设立了邮购部，万分高兴，便给北京新华书店寄去一封信，随信寄去了一笔书费。
北京新华书店接到来信，书已卖完，他们便把信转给广州新华书店，广州新华书店又转给惠阳新华书店。惠阳新华书店正赶上有书，很快就给他邮来一套《毛泽东选集》。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三个书店都曾先后给他来信。北京新华书店在给郑昌龙同志的信中写着：“你的来信我们已代转广州新华书店，但恐有误，现在我们在别的书店里找到一套《毛泽东选集》，特给你邮去。”
当晚，郑昌龙同志在日记本上写着：“我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像北京新华书店的同志们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战士 郭振芝
第5版()
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向农村捐赠图书
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向农村知识青年捐赠图书一事，很受启发。为了丰富农村知识青年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向农村捐赠图书”这是一件好事。当前在我们大中学校的师生中，有许多购买重复的或暂时用不着的图书。其中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有毛泽东著作，有自然科学通俗读物，有关于青年政治思想修养的书刊，也有文艺小说，等等。如果把这些图书送到农村，它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用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我建议大中学校的同学们有组织的向农村捐赠图书。
北京师范大学 陈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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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更好地发挥新老兽医的作用
近几年来，各地的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农村的畜牧兽医人员很少，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虽然大专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新兽医，但是，他们缺乏临床经验，目前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前些天，我在石粘公社工作时，发现这里有些生产大队很重视培养和使用民间兽医，解决了很多牲畜疫病问题，对于保护耕畜健壮，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了解，对于发挥民间兽医的作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有些兽医医治牲畜疾病的单方，没有经过鉴定，怕不可靠；有的人顾虑采用了民间兽医的办法，会影响新的兽医医疗技术的推广，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这些民间兽医有的已经几代从事这个工作，有的具有二三十年的临床经验，他们在农村的牲畜保健工作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们积累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财富，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由大专学校毕业的新的兽医工作者，也很需要了解实际临床经验，希望有关领导机关能够帮助他们同民间兽医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然，民间兽医有的“土”办法也有一些缺点，希望有关部门组织一些短期训练班，或经验交流会，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水平。
浙江温岭县 钟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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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滦平县培养兽医的办法好
滦平县是河北省一大家畜繁殖基地，牲畜数量多，兽医人员少。全县三十五个公社，三百九十个生产大队，原来仅有农村兽医二十三名。因此，积极动手培养一批青年兽医，是当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县培养兽医的办法是：一、以师带徒，传授技术，这是农村兽医传艺的一种传统办法。县的有关部门帮助各公社建立起兽医院九所，把农村兽医都组织起来。参加兽医院的老年兽医伴诊时都带一两名学徒，这样，可以使兽医队伍不断扩大，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一九五八年以来吸收的青年学徒中，已有十一名成为合格的兽医。青年兽医张瑞书和王树勤等人，医治畜病疗效很好，很受群众欢迎。
二、每年冬春农闲季节，县里举办训练班，传经献宝，总结和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在大面积开展预防注射时，举办防疫员训练班，吸收农村初级兽医，学习防治牲畜疾病、消毒等办法。全县曾举办过十一次短期训练班，为各生产队培养了初级兽医二百七十五名，基本达到了队队有兽医，有防疫员。
三、采用技术考核、规定级别的办法，促进新老兽医积极提高医疗技术。技术考核的办法分两步：第一步是合格考试，凡是不合格者不发予行医证，不准行医治疗；第二步是对合格的兽医试行晋级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由于采取了这个办法，全县新老兽医都积极钻研业务、提高医疗技术。
河北滦平县 李成富 白凤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