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试论组织合理运输
王柏江 张耀曾
组织合理运输，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一项经常任务
运输业从事社会化的运输活动，其目的在于改变乘客和待运货物的地点，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务。运输业主要是完成社会物资流转的运输任务，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纽带作用，通过货物运输，实现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把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贯串一气，把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运输业是一个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它参与国民收入的创造，却不能提供脱离于生产（运输）过程的新的实物形态产品。社会产品通过运输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社会的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运输业为运送货物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实质上是对社会生产费用的一种附加。因此，运输业技术装备的能力及其所完成的货运周转量，应当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运输业的活动，以提供充分的运输能力、满足社会的运输需要为前提，既要做到安全完整、经常可靠、迅速及时，又要尽量节约社会的运输费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国民经济的运输任务，是我们评价运输业活动的经济效果的基本准则。组织合理运输，是运输业改进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一项经常任务。
运输的合理与否，首先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产生不合理运输和浪费大量社会劳动的根源。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利益一致和紧密协作，为组织合理运输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由于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认清和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在实际工作中也难免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以运输不合理的现象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发生。
运输业只有遵循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在不断改善生产布局和运输配置的条件下，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出发，以满足运输需要、促进生产发展为前提，以保证社会劳动耗费的总节约为依据，各种运输方式紧密配合，产、运、销各部门（单位）切实协作，力求运送货物的数量、距离和方向三个基本因素合理，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国民经济的运输任务。
生产与运输网的合理配置，是组织合理运输的前提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改善生产布局和有计划地综合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对于组织合理运输具有根本意义。生产与运输网的合理配置，是组织合理运输的前提。
生产布局，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国民经济问题；其牵涉面至广，需要专门加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在处理生产布局问题时，考虑物资交流的运输通道、运量、运程、运输费用、运输时间等因素，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合理的生产布局，包含着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合理运输条件；合理的运输网配置，可以促进生产布局的均衡和合理。
铁路作为我国交通运输的主力，应当从国防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适时适度地修建新线，扩展路网，为沟通内地和边疆、开发新工业基地提供强大的运输通道；在现有路网地区，应当注意加强装备，适当修建平行（分流）线、联络线和各种专用线，以便脉络贯通，提高运输能力，缩短运输距离，扩大服务（吸引）地区，加强运输协作。应当尽量避免修建与水运干道平行的铁路。我国海岸线长，内河水系发达，应当加速发展沿海和内河航运，大力疏浚航道和开辟贯通全国水系的运河，加强码头和换装基地的设备，改善水陆联运，以充分发挥水运的作用。在不能通航和不宜修建铁路的地区修建公路干道，在铁路、水道沿线修建深入腹地集散物资的公路网。在全国广大农业地区，应当结合农田水利建设，适应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整修小河道和大车道，使之成为统一运输网的重要补充渠道。总之，有计划地综合发展各种现代化运输方式，注意发挥为数众多、分布至广的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应当保证它们在承担运输任务时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为运输合理化创造条件。
组织合理运输，要研究货物的运量、运程和流向三个因素
组织合理运输的过程，同时也是与不合理运输作斗争的过程。不合理的运输有多种表现形式，诸如远距离运输、对流运输，等等；究其内容，则可分属于同货物运输直接相关的三个基本因素——运量、运程、流向。因此，在我国资源分布、生产和运输配置的现状下，要组织合理运输，就应当对货物运输量、货物运程和货流方向三个因素进行认真的研究，具体分析引起不合理运输的原因，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
货物运输量，是决定运输工作量和运输费用的一个基本因素。道理很明显，货物运输量增加了，必然会增加运输工作量，同时运输费用也会相应地增加；反之则反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货运量将日益增长。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生产布局日益合理，生产者与消费者日益直接接近，需要运输的产品数量将会相对地大大减少。因此，要组织合理运输，首先就要研究货运量与生产量之间的合理比例，消除不必要的货运量。这是组织合理运输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就要改进物资的供应制度、调运方式和仓库基地的配置。其次，在铁路、水运、公路、空运、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以及民间运输工具之间正确地分配运量，也是组织合理运输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地说，就整个国民经济和大多数地区来看，在同一个运输区间，往往有几种运输方式可资利用，这就需要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性能，结合具体的地区条件、货流性质和国民经济对各种货物在运输上的不同要求，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以便正确地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分配运输任务。再次，尽可能地做到在时间上均衡地发运货物，是组织合理运输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因市场行情而引起运量波动和年度运量的周期性下降；但是，季度、月度、旬间和日内各小时的运输不均衡现象还是存在的。运量在时间上的不均衡，除由于国民经济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某些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季节性，以及有的运输方式（如水运）的生产季节性等客观原因之外，对那些因生产部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前松后紧、缺乏节奏性，各种运输方式协作不良，以及供应制度和运输计划不善（特别是月度运输计划下达迟缓）等所引起的运量波动，都应当竭力加以消除，尽量做到在时间上均衡地发运货物。
一般地说，在其它条件一定时，货物的运输距离，对运输工作量、运输费用和运输时间发生直接影响。因此，辩证地分析货物运程是否适当，乃是研究合理运输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满足既定的生产量和消费量的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应当尽量选择最短的物资调运路线。为此，需要仔细分析资源分布、运输和生产配置状况、消费要求和各种货物的经济性质，正确地制订供销计划和运输计划，妥善地组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合理联运，以消除不适当的远距离运输和不必要的迂回运输。
货流方向，对运输合理与否有着重大影响。在配置生产和组织运输时，应当研究重载方向和回空方向的货流的性质和数量，考虑利用回空方向来输送货流的可能性，以便充分利用运输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应当注意适当提高运输工具的通用性，实行合理代用，以减少运输工具与货种不相适应所引起的空驶。在选择合理的货流方向时，不能从某种产品接近于消费地，以及个别单位或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而应当使局部货流服从于主要货流的总方向，贯彻符合于整个国民经济利益的就近供应原则，具体分析被运送产品的效益和消费部门的要求，竭力消除由于供应制度和仓库基地的配置不合理，以及需用物资单位缺乏全局观点和运输计划工作不周到等原因所引起的对流运输，特别是隐蔽的对流运输。
产、供、运、销各部门协作，共同组织合理运输
组织合理运输，是产、供、运、销各部门的共同任务。
一般地说，在生产布局上，把生产笨重产品（如农业机械和木制家具）的企业配置在离产品的消费地较近的地区；把消耗大量原料、燃料的企业，配置在原料、燃料的产地附近，使同一地区的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掺搭配置；在各经济协作区根据资源条件和需要，实行大、中、小并举，建立有重点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在工业基地附近发展给养性农业；在空车、空船的发生地和沿回空方向配置发送货运量大的企业；在临近通航水道的地方建厂，等等。上述这些作法，都将对运输合理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在大大减少物资调运的数量和距离，加速物资流转，充分利用运输能力和节约运输费用等各方面，收到巨大的经济效果。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极广，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理的运输联系，就应当结合全国的生产布局，根据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正确地规划铁路、水运、公路等的地区分布和发展比例，迅速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统一运输网。
首先，国民经济的计划机关，应当组织产、供、运、销各部门，共同研究和制订保证运输合理化的一些重大技术组织措施。例如，制订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固定产销地点、编制货物运输计划等，乃是在现有生产和运输配置条件下组织合理运输的基本依据。
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规定货物的合理流向，是产、运、销各部门按照合理流向，组织物资调运的依据。在编制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时，要求切实掌握各类货物的分布、产销数量、规格和质量，以及改进现有运输联系和利用回空方向的可能性等方面。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要在按照经济区划全面调整供销关系和规划运输线路的基础上，分别主要货物品类来规定它们的总流向和局部合理流向。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但当某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发生变动时，生产布局有所改善，各种运输方式有所发展，则应当及时进行修正。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的形式和内容应当力求简明具体，以便基层单位在组织合理运输时易于掌握。
固定产销地点，实质上是为产品规定最有利的供应范围，把众多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具体化。这是正确组织国民经济物资流转和促进运输合理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固定产销联系的基本原则是，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各种产品的需要为前提，保证逐步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与运输费用。
货物运输计划，是国民经济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当反映国民经济主要物资的流转动态和运输部门的基本工作量，保证以最少的运输工作量和运输费用，充分、及时地满足国家物资流转的运输需要。货物运输计划系按各种运输方式分别编制，以确定它们在计划期内的合理分工，即各自的吸引范围，运送货物的种类、数量和发到地，以及货运周转量，等等。货物运输计划是在产、运、销各部门的共同协作下编制的，这个协作编制过程，也就是尽量剔除不合理运输的过程。加强月度货运计划，对组织合理运输有着直接意义。当前，应当在货运计划的品名分类方面，显示出支援农业的运输的要求，以便把支援农业的物资优先列入计划；对那些暂时难以计划的支援农业的物资特别是紧急物资，应当及时核实优先承运。
合理运输基本流向图、固定产销地点和货物运输计划三者是紧密联系的，牵连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众多的经济单位（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由各级计划机关全面负责，相应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平衡，才能使这些措施在实现合理运输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次，产、供、销等需运物资的部门和单位，在日常的物资交流活动中，应当把组织产品的合理运输，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改善物资供应制度，尽可能组织直线运输，可以克服许多不合理运输。这一措施的关键在于：减少物资流转的中间环节，以最少的时间和劳动消耗实现合理的运输联系。为此，应当针对各种产品的流转特点，按照经济区划全面地调整购销关系和规划运输线路，合理地分布供销点（商业网），顺主要货流方向配置仓库基地，以保证产、运、销之间的紧密联系。对自上而下分配且有直达直拨条件的产品，可以实行就厂矿、就车船、就车站码头直拨的办法；对地区之间相互调拨的那些产品，应当尽可能选择最近路线，实行跨区（省、县）越级调运；对一些地产地销的产品，应当尽可能组织产销直接见面（如厂店挂钩），以加速调运过程。例如，化肥、农药、煤炭、大型农具、动力和排灌机械等产品，应当尽量由起运点直接运往供应点或需要地；农副产品，只要条件许可，都应当自产地直接运至交通干线或工厂；城郊农副产品应直接运往城市的供应中心，不必经过商业仓库中转；日用工业品应当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等等。物资部门（特别是使用单位）还应当协助运输部门组织接力式运输。这一措施的实质是，在遵守货流总方向和消除对流的前提下，达到符合总体利益的就近供应，使局部地区的就近供应服从于整体范围内的就近供应，保证缩减运输距离和运输工作量，节约运输能力和运输费用，加速物资流转。
在同一地区（城市）组织物资归口管理，亦即使物资供应按部门系统的逐级管理与按地区的统一调济相结合，实行本地区内各单位发货统一托运、到货统一调济，可以协调长短途运输和加速物资集散，充分利用运输能力，减少作业次数，节约运输费用。
需运物资的部门和单位，凡有条件者，都应当尽量不分散大宗货流并力求集中零散货流，按方向和到达地点组织集中发送，以便运输部门组织经济合理的直达运输。
产、供、销各部门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促进合理运输。例如，尽量在产地剔除夹在煤炭中的矸子，设法使季节性（生产和消费）的物资能够均衡发送，改善货物的包装特别是轻质货物的打包方法等，都有利于节约和充分利用运输能力。
最后，对运输部门来说，组织合理运输乃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运输部门除了要积极参与有关合理运输措施的制订和执行，以及主动向货主提出要求和搞好协作之外，还可以通过
自己的业务活动来采取许多促进运输合理化的有效措施。例如，铁路部门所创造的货源搬家、货流改道，组织“捎脚”运输，实行车辆代用，开行成组成列红旗列车，以及与厂、矿、林、码头专用线统一技术作业过程等经验，都对实现合理运输、解决运量与运输能力的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经验都应当在加以科学鉴定和改善后，积极推广。
各种运输方式，应当本着发挥各自运营特长共同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原则，在全国和各地区实行运输的统一指挥与调度，分工协作，组织合理联运。这是运输部门在组织合理运输方面的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
运输部门采取正确的运价制度，也是促进运输合理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铁路部门应根据各种货物的性质和流转特点，规定合理的起码运价里程和递远递减限界，以限制短途运输和过远运输；实行联运减成运价和季节运价，可以鼓励水陆联运和充分利用水运；对超过车辆技术装载量的运量减收运费，而不足者按整车收费，可以鼓励充分利用车辆载重力；对直达运输和利用空车方向的运输实行特价鼓励，等等。各种运输方式都应当制定、运用合理的运价制度，以促进合理运输。
第5版()
专栏：
近代史上美国的一支“和平队”
陈原
美国资产阶级正式成立共和国后第二年，便将它的触须扩展到辽远的中国：派到中国来的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一七八四年启航。六十年后，即一八四四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特使”顾盛，趁着西方殖民主义轰击中国的炮火的余威，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在这一年，恩格斯写下了如下的一段对美国的分析：“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望厦条约”的订立就是恩格斯所谓的“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美国对华侵略的第一个高峰。从一七八四到一八四四年这六十年间，美国殖民主义向那时落后的中国，派出了许多旨在渗透和侵略的“先遣”队——也就是美国人所谓“唯和平是求”的一群牛鬼蛇神。人们只要略为考察一下这些牛头马面的勾当，那就很容易了解今日美国新殖民主义四处派出它的侵略工具“和平队”的本质。正如一个革命家所说，这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的历史罢了。
让我们从美国商人罗伯特·福士开始。罗伯特·福士是许多美国商人中的一个，并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只不过他留下一本《回忆录》，所以我们知道他比较多而已。这个罗伯特·福士是一八一八年来华的，临动身时听取了一个老殖民主义者的“规劝”：“要永远朝前冲”，并且“路上遇见魔鬼，立即将他撕成两片，然后从这当中冲过去！”（见斯达克波编：《船长柏列斯葛和鸦片走私贩》一九五四年）福士一家都是从可耻的鸦片贸易中发财的，他本人也是美国鸦片商旗昌行的经理。福士同其他美国商人一样，披上了伪善的外衣。所以那时他们“处在一种奇异的地位”，“获得中国人的信任”，而英国商人却“失去了这种信任”（斯达克波上引书）。难道美国商人果然是“唯和平是求”的天使么？请让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来作证吧：
“美国人从英国商人和银行家的委托中收到大量的孟加拉和麻洼的印度鸦片，但是他们自己也开辟了一条鸦片贸易的支路，而在这条支路中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国人是被排挤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本世纪（十九世纪——引用者）开始，普金斯行以专贩士麦那鸦片运华为业；……由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运华的鸦片，也有一部分为美商旗昌行和赫特公司所有。”（摩里逊：《麻萨诸塞航海史》）还有个美国商人利用“中国人尊重死者”的风尚，“将大批鸦片装入若干棺材冒称船上水手死尸，抬入陆上发售”（上引书）。
“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鸦片贸易的瓜葛，比任何统计数字所表示的都要深切得多。”“……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在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战争期间，福士同其他美国商人一样，留在广州，直接帮了被迫撤离的英国商人的许多忙，承接他们的业务，并且从中大赚其钱（参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福士的《回忆录》里记载，那时英国人劝他撤退，福士对他们说，“我不是到中国来休养或享福的”。后来英国人发现福士留在那里对他们很有好处，送去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对这位
“亲爱的福士”表示：“你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离开广州，女王真地应该向你好好致谢！”可见福士之流的美国商人留在广州干的是什么勾当了。
罗伯特·福士和其他几个美国商人，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向美国国会投送的献策书，彻底暴露了这所谓“唯和平是求”的美国商人的嘴脸。信里呼吁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而且“应同英法荷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向北京帝国政府直接请求，以获得它对于……许多重要要求的应允”。信里还呼吁美国立即派舰队威胁中国当局，以便“兵不血刃地从这个政府获得某些承诺和条约”。在福士们呼吁后五年，美国政府确实用炮舰来实现这些“唯和平是求”的“商人”老爷们的献策了。
在那时的美国商人当中，也有一些体面的流氓。威廉·亨脱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无赖到中国是在一八二五年，那时他是一文不名的小伙计，二十年后他离开中国，已是腰缠万贯的体面绅士了。只是由于他写下了两本不成体统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一八八二年和《旧中国杂记》一八八五年），这位体面的绅士给我们留下了很不体面的流氓事迹。试看这个流氓绅士的自供：
“当他们（走私贩子——引用者）靠近的时候，我们由他们的桅顶分辨出他们的暗号，……我们升起我们的旗，这划子靠近我们下锚，在惊人的短时期内，从玫瑰号（美国鸦片走私船——引用者）上接受鸦片，搬到他们自己的船上。”——难道这不是干鸦片走私的可耻勾当吗？
“中国当局一再威吓我们说，假如我们继续卖给人们洋土（即鸦片——引用者）的话，我们要受严厉的惩罚。……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继续出售洋土。”——这些美国商人何尝将中国“当局”放在眼里？
“除去一个月几次固定的日子以外，禁止我们闲逛，并且不准离开一位通事（即译员——引用者），可是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走，愿意逗留就逗留，并且很少有通事跟着我们。”——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的美国流氓本色吗？
“我们能召集的〔外国商人〕约有七八十人，一齐冲出来，制止执行（指中国人在商馆外广场上处决鸦片走私贩子——引用者）。”“还拆毁了绞架”，“拿着这些木料，向行刑者及附近的中国人头上及肩上乱打”！“我们每天都没有得到像这样的游戏”！——以殴打中国人为“游戏”的美国绅士是什么东西，难道还不清楚吗？
也就是这个美国流氓，“发明了”所谓“鸦片对华无害论”。亨脱竟胡说什么“吸食鸦片比起美国和英国饮用烈酒来，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好一个“微不足道”！马克思在那著名的论文《鸦片贸易史》中所作的辛辣的讽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真好像是对准这伙美国流氓商人说的。
当美国商人在中国站稳脚跟时，美国的传教士——“医生”“编辑”“学者”就跟踪而来了。一八三○年到中国的裨治文，是这群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凶手中的第一个。作为传教士，裨治文用中文译过《新约全书》，但是他对传播上界“福音”的兴趣，远不如宣扬世俗的美国“民主”更热心。他用中文编译的《美国地理沿革史》，先后两次修订，很受美国资产阶级看重，被说成是“颇具有使中国政府对美国发生好感的作用”。但是裨治文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大“贡献”，却是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这份刊物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界“福音”，从头就作了这样的规定：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是“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裨治文主持下的情报工作，显然对美国侵略者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人甚至于说，“望厦条约中有一些条款，似乎都在《中国丛报》先行讨论过的”（见丹涅特上引书），这种说法不算过分。
《中国丛报》着重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没有公开印出来的还不知有多少。它在第一卷写道：“有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各方面比较准确、比较详尽和比较切实的资料，正是十分急需，尤其在目前，正当基督教国家（应该作殖民国家——引用者）开始考虑同这个帝国的关系的时候。”战争打响以后，裨治文更明确地提出，应当以一八四○年五月英国侵略军所拟订的“调查提纲”作为这个刊物选题的依据，同时又强调要搜集有关中国人事的材料。裨治文办刊物有他的阴谋，在刊物上面不轻易发表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图，竭力将自己打扮成“客观”和“公正”，以致后来美国资产阶级竟宣传什么由于裨治文是个“美国人”，“所以对于当时在争执中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没有偏见的”（见马士上引书）。不过这所谓“完全没有偏见的”裨治文，却仍然不时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来——例如一八三九年五月号的社论，就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付中国，或者无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可见这个“毫无偏见的”裨治文的主张，还是跟上面说过的美国商人的献策，如出一辙的。这个裨治文是帝国主义联合反华论的始祖。当顾盛乘炮舰来华时，裨治文就匆匆脱下袈裟，再也不传道，不编报，而投笔从政，做美国侵华特使的翻译、秘书兼谋士了。
裨治文办刊物得到纽约教会巨大的物质支持。一套印刷设备由美国送到广东；还附带送去一个年青的神学院毕业生——这就是卫三畏。这个印刷所由卫三畏主持，能印书报和其他宣传品，在侵略特使顾盛来华时，还印文件。顾盛对卫三畏的工作很赏识，说他“对〔美国〕政府所作的直接和间接的、对于在中国布道和传播文明（！）的事业的贡献，应给予很高的评价”（《传教士、外交家、汉学家卫三畏生平及书简集》，纽约，一八八九年）。
卫三畏是以“中国通”见称于美国统治阶级的。他编过多种中文课本、辞典，但最被统治集团赏识的则是《中国总论》（一八四八年）。这部“巨著”是由美国侵略野心家的偏见和无知堆砌成的，原名很长，叫做：《中国——关于中华帝国及其臣民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考察》。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美国资产阶级喝采——偏见和无知征服了这些老爷们的头脑。他们直到这个世纪初还说，它“仍然是关于中华帝国的许多权威著作中最丰富的一种”。
卫三畏既然出色地完成了美国侵华先遣队的工作，所以在一八四四年以后是“官运亨通”的：由译员、秘书而当代办，直到后来告老回国去当教授，继续为美国统治阶级培训侵华人才。
如果不提那位挂着行医施药的大慈善家牌子的野心家彼得·巴驾医生，那是会使这群牛鬼蛇神减色不少的。巴驾医生是一八三四年在裨治文和卫三畏们的迫切期望中来到广州的。他的来华，使得美国侵华先遣队“增加了格外的活力和能耐”，而且“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因素，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消除他们相互之间的误解（！）”（《彼得·巴驾生平、书简及日记》，波士顿，一八九六年）。巴驾的医院，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开张，确实骗取了若干中国人的信任。美国的整个侵略集团，不久就全都发现巴驾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捐款，有的捐房子，有的替他作义务宣传。巴驾医生在中国官场中也有熟人，连抵抗派首领、那时派到广州去的钦差大臣，也上过他的病历（见六五六五号病历）。按照记录和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林则徐曾托人找这个医生译过瑞士国际法专家滑特尔的《各国律例》中的几段。有了这样的“交往”，这位野心家巴驾医生就妄图进一步影响林钦差的外事活动了。那时（大约在一八三九年），他向林则徐提交一封长信。信里先把林则徐大大恭维一番，说他为人“正直”、“爱国”、“人道”，是“有口皆碑”的等等；接着又将自己大大吹嘘一番，说他本人是“全人类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的朋友”等等。信的中心内容却是劝林钦差不要动武，投降为上。信上说：“目前中国和外国发生争执的原因何在呢？是在于相互之间对彼此的意图性格缺乏了解。这样，有什么救治之法呢？无他，两个字可以概括：订约。天下间一切友好国家都订了约（举例而言，美国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订了约）。让过去的一切仇恨都被忘却吧。”（见《彼得·巴驾生平、书简及日记》）
但是，被压迫的民族怎样能把压迫者所加于自己头上的“一切仇恨”都忘却了呢？这位假慈善家还向林钦差“保证”，说外国侵略者的“企图”，只不过是做生意，“有条约保障的贸易”而已！这封胡说八道的信那时是否到达林则徐手里，林则徐如果收到了又怎样想，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可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无论用什么花言巧语劝林则徐投降，可办不到；劝中国人民投降，更办不到。
一八四○年七月战云密布，西方殖民主义者眼见行将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了。这时，“慈善家”巴驾十分焦虑，生怕美国统治阶级坐失良机。他此时已将行医施药的事抛到九霄云外，连忙回到美国大陆，到处演讲，煽起美国人侵华的狂热。他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与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长谈，并送去书面建议。他主张立即派全权使节去中国，在这场战事中捞一把。他又以筹款为名，到欧洲去活动，并与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菲立交换过意见。巴驾医生的活动，深得美国当权阶级的赞许。他娶得国务卿韦伯斯脱的一个亲戚为妻，攀上了豪门，然后大摇大摆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回到广州。此时这个力主“订约”的始祖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已经签了字。巴驾这个“慈善的”野心家狂喜地欢呼：“有丰富迹象表明：一个新时代已经到临了！”
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美国侵华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先遣的“和平队”已经作好了必要的布置。一八四四年顾盛带着国务卿的儿子即巴驾医生的亲戚弗勒拆当秘书，乘军舰“出使”中国。巴驾立即做了顾盛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后来还吸收了上面提到的裨治文和卫三畏。从此以后，巴驾“医生”变成巴驾“博士”，“慈善家”变成外交家，满脸笑容的传教士恢复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巴驾博士当了三次代办之后，一八五五年正式升为公使。在一八五六年，这个野心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侵华新方案——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巴驾博士的老朋友、美国鸦片商人吉地安·奈跟他一唱一和，说只要美国政府肯出面保护，美国商人便能在台湾“促成”一个什么“独立政府”。一八五七年，巴驾为此提醒美国国会说：“甚盼美国政府不致于事关台湾这种人道、文明、航行和商业关系的行动，畏缩不前”。到了这时，自封为“全人类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的朋友”的巴驾，于是原形毕露了：自封的“慈善家”原来是只野心狼！
鸦片商人，流氓打手，情报特务，学者教授，江湖医生，……正是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干着同一目的的侵华罪恶活动：一堆牛鬼蛇神组成了一幅美国侵华先遣队的绝妙图画。从这幅图画不难识破今日美国派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去的、满口“仁义道德”、大攀亲戚、侈讲和平的“和平队”所要干的是什么勾当。这叫做：“温故而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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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地区棉花播种期的研究
关于棉花播种期的确定，无论在生产实践或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北京农业大学郑剑非不久前在北京农业气象学术年会上，提出了关于北京地区棉花播种期的农业气候鉴定的论文。
作者的研究中心是：（一）播种期指标确定，包括播种期温度指标、霜冻指标和适宜土壤水分指标。其途径以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分期播种（包括四平地和低洼地）和小气候观测为主，辅以郊区驻点调查材料，并参考比较前人所提的指标。（二）长年的气候资料的鉴定。为了求得比较严整的客观结果，尽可能运用所得的比较长的资料年限，即春季后平均气温上升规律用了五十一年资料，后平均地温（五厘米）因年限短，采用回归方程法订正到五十一年长序列。此外，作者还进行了棉花播种期农业气候鉴定、热量鉴定、霜冻鉴定和土壤水分鉴定。
通过分期播种试验和京郊调查证明：（一）适期早播是促进棉花早熟增产的一项重要经验，不仅适用于旱地，而且对灌溉地也有明显的效果。（二）在农业气候上鉴定适期早播效果反映人们主动利用四月上中旬的土壤水分和热量资源，达到早播种、早成熟和植株健壮等目的。（三）适期早播温度指标是后平均气温摄氏气温十度，相当后平均地温摄氏十一度（低洼地区后平均气温摄氏十一度），棉苗霜冻危害指标为摄氏二度，但对不同苗期危害程度不一样。（四）适期早播另一种优越性表现在充分利用返浆的土壤水分。土壤水分的指标在沙壤土和地下水位不高的条件下，零至十厘米土壤水分大于百分之十二为适播，百分之十至十二为勉强可播，小于百分之十为不可播。
这个结论可作华北北部棉花地区生产上的参考。但要进一步地确定棉花早播时期，还需要对多年气候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