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要为“四史”的编写和研究鸣锣开道
赵有福 黎凯
编写“四史”（家史、村史、公社史和工厂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应该怎样对待这项革命工作？这是目前许多同志都在关心的问题。这里，谨就我们一年来编选《北京四史丛书》的一些体会，发表一点粗浅看法。
北京市郊区农村，从去年秋季以来，密切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编写家史、村史的活动。仅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写出家史、村史、公社史和各种专题史（如民兵斗争史、农会斗争史、地主剥削史和罪恶史等）一万多篇，约七千万字。《北京四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已经从中选编出版了五辑。第六辑《长缨紧握卫山河》，也即将跟读者见面。这套丛书受到了城乡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历史界一些同志的注意。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史学界也有些人对这种群众性的写史活动表现十分冷漠，甚至提出了什么“‘四史’没有研究价值”呀，“没有新东西”呀等论调。在某些报刊编辑部门，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看来，这个问题大有加以讨论的必要，以求统一认识，端正态度，共同努力，推动这项新的革命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
“四史”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我们在选编《北京四史丛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四史”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活教材。“四史”的解放前部分是旧社会最生动的写照。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了解旧社会，不明白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那他就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了解旧社会，了解阶级和剥削，最好的活教材就是“四史”。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对于没有亲身受过旧社会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青少年一代，“四史”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教育作用的。
广大劳动人民是最讲求实际的。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政治课本、文艺作品等，但是最能使劳动人民信服、收效最大的，莫过于把他们亲身经历过的苦难历程和斗争生活，加以集中和提高，写成家史、村史、工厂史和各种专题史，作为活教材去教育他们，启发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编史活动既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也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许多地方结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首先写出一些家史，印发各生产队，利用大会、小会或地头歇息时间念给社员们听，对推动忆苦思甜、今昔对比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把老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画成连环画，把解放前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各种受压迫受剥削的物证，以及地主和资本家各种压迫人剥削人的实物摆出来，举办展览会，看的人非常多，也很受教育。
同时，“四史”的社会主义革命部分，如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揭露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复辟的活动，使人们清楚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曲折的，有时是很尖锐的；指出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同时，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使社会面貌和家庭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鼓舞人们不断革命，继续奋斗。可以说，“四史”既是阶级斗争的实录，也是服务于阶级斗争、推动阶级斗争胜利开展的有力武器。
党中央和毛主席深谋远虑，及时向我们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具有重大的革命战略意义的任务。但是，老一辈革命者怎样交班，交什么班？青年一代又怎样接班，接什么班？首先一条就是要交接阶级斗争之班，交接社会主义革命之班，就是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武装青年一代的头脑。而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就必须通过真实、形象的活教材，加深他们对新旧社会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憎恨过去，热爱今天。“四史”恰恰是这一方面最好最有效的教材。大兴县红星公社亦庄大队双桥门生产队有几十个青年是从城里来的中学毕业生，他们原想到农村享受“农家乐”，不好好劳动，讲究吃喝穿戴；屋里乱七八糟，门口贴着副对联：“门外良田千顷，屋内豪杰数名”，横批是“闲人免进”。这次，他们参加了访史、写史活动，听了老贫农的诉苦，不少人痛哭流涕，说：“想不到农民过去这样苦，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通过访史、学史、写史等活动，他们起了突出的变化。原来早晨生产队长敲几次门他们还不起床，现在他们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访史、写史，第二天一早不等队长叫就去劳动了。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还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和“红五月”图书馆，读毛主席著作、唱红色歌曲已成风气。他们的宿舍打扫得整整齐齐，门口的对联换成了：“忆过去苦，思今日甜”，横批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由此可见，“四史”是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一代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的重要武器之一，也是子孙后代受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财富之一。编写“四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思想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
不仅如此，写史工作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调查，可以挖掘出、记载下大量的历史资料，提供人们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一村一地的变迁（如社会阶级、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面貌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等），可以为今后开展农村工作提供方便，可以为编纂县志、地方志积累史料，也可以为文艺创作提供生动具体的素材，等等。同时，通过写史活动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写作人材。
这次群众性大规模的编写“四史”活动，是写史工作的一次大革命
我国是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历代的那些史书名之曰国史、地方史，实际上只是帝王家谱、封建统治者的“嘉言美行”录，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至于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主人——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在那些史书中不仅没有地位，而且遭到恣意的歪曲和污蔑。
解放后，历史学界做了许多工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旧有的史书，做了某些研究和批判。但是，今天学校历史教科书里讲的，历史工作者研究的，仍然大半是帝王将相，广大劳动人民的活动仍然不占重要地位。这里，既有受史料限制的实际困难问题，也有观点认识上的问题。
今天，广大工农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翻了身，在文化方面也翻了身。他们要亲手书写自己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把人吃人的旧社会的罪恶揭出来了，把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斗争写出来了，同时把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三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也写出来了。他们既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现象，也总结了历史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并用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和鼓舞人们继续奋斗，更有力地推动历史车轮迅猛地向着共产主义前进。这难道不是写史工作上的一次值得欢欣鼓舞的伟大革命吗？这是很值得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参加进去，及时加以认真研究的。
这次写史工作上的大革命，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卓越的政治远见。编写“四史”这项工作，在当前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也势在必为。我们党一向是非常重视用群众亲身的经历，用诉苦方式进行阶级教育的。但是，口头形式的诉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间里都能进行的。今后，了解旧社会、受过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人逐年减少了，再过几十年，用口头诉说旧社会苦的方式进行阶级教育，就将成为不可能。广大劳动人民有鉴于此，趁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好时机，积极掀起忆史、访史、写史的群众性运动，把老一辈人的血泪史和反抗斗争史记载下来，作为今后千秋万代的活教材和“传家宝”，以利于更有效地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四史”没有研究价值吗？
但是面对着这种革命现实，有的人说：“‘四史’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对于革命的历史工作者说来，什么东西有研究价值？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价值？这的确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凡是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革命者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没有什么研究价值，那么什么才是有研究价值的呢？对于广大革命人民珍为“传家宝”的东西，这些人竟没有研究兴趣。他们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观察事物、对待革命？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四史”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教育价值和认识价值，前面已经说过；“四史”对于革命的历史工作者提高阶级觉悟、培养阶级感情的重大的教育价值，这里也不必多去论述。单从历史科学本身来考察，“四史”也绝不是“没有价值”的。
革命的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从头绪纷繁的众多的历史现象中，显示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力量，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鼓舞人民更快地前进。要认识和揭示历史的发展动力和规律，要总结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教训，光靠翻弄帝王将相的家谱和“丰功伟业”，而不了解劳动人民的历史，不了解他们在旧社会所受的阶级剥削压迫、所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怎么有可能达到目的？特别是对于研究近代史和从事近代史教学工作的人来说，“四史”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中国人民的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所有这些在“四史”中正有着最真切的反映。如果不去大量地接触和认真地研究“四史”，那就无法在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方面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事实表明，如何对待群众性的写史运动，如何对待“四史”的研究工作，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人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所持的态度，也最明显地表明他的学术研究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多数人服务，还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为少数人服务。编写“四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大业之一，如果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量写出村史、公社史和工厂史来，一些重要的街道写出街道史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写出专题史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老工人、老贫雇农和老革命干部写出家史来，这将是一笔多么宝贵、多么了不起的思想财富啊！这将发挥极其巨大的威力，并把我国的历史科学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上。
“四史”没有新东西吗？
有的人说：“四史也重要，但是翻了一下，可惜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些人对于西洋史、古代史这些被前人翻腾咀嚼过多少次的洋古董、老古董，不觉其乏味，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充满血泪和反抗斗争的历史，却翻一下就腻了，摇头说“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是何等奇怪的逻辑！不，不是“四史”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是这些人的头脑被洋人、古人、死人给塞满了，被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尘土给糊住了，以至于对当前群众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打开群众编写的“四史”读一读，会发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它们会提供给人们以许多关于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使人读了提高觉悟，增加知识。即以农民而论，我们从家史、村史中可以了解到，雇农有长工、短工、小半活、忙月之分；佃农租种地有上打租与下打租、活租与死租以及粮租与钱租之别；贫苦农民阶层中还有坟奴、轿夫、羊工、船工、挑担的、拉脚的、走窑背煤的等等。这些经历遭遇各有差异的人，口述出来或者书写出来的家史、专题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就现有的“四史”看，体裁形式也是异常绚丽多彩的。比如家史，有第一人称的，有第三人称的；有的写成访问记，有的写成回忆录；有的是叙事简括的史传体，有的是生动活泼的报告文学体。又如村史，有编年大事记，有记事本末体，有介乎文学和历史两种文体之间的史话体，有的又纯写成报告文学。读者翻开“四史”，有如进入了竞芳争艳的百花坛，只觉耳目一新，美不胜收，何以会有陈旧之感？同时，这次编写“四史”的写作队伍也是极为广泛的。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写作的新手，有些人甚至是破天荒第一次挥动笔杆的。
这样异常广泛丰富的内容，这样多彩多姿的体裁形式，这样巨大的群众性很强的写作队伍，必然会给“四史”带有若干新的特点。因而应该说，“四史”不是没有新东西，而是很有新东西，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看，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并且编写“四史”是一个新课题，因此写什么、怎么写，即在思想内容、体裁形式和写作队伍等方面，也必然会存在许多新问题，须待我们去探索，去解决。在这一方面，革命的历史工作者是大有驰骋才能、发挥创造力的广阔天地的。
还有的人说：“四史目前还不够成熟，还不到研究的时候。”不错，目前已有的“四史”的确还有许多值得探讨改进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历史工作者，面对这种情况，是站在一边评头品足地挑剔责难，还是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边写作、边探索、边提高？毫无疑问，后一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必须加强这一方面的实践、研究和指导的工作。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说，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归还给广大劳动人民。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于历史学也同样适用。历史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也应该从历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劳动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而使劳动人民更有效地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中去。
面对着写史工作中的这场大革命，是继续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还是树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是沿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老路走下去，还是让历史、历史学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是关在书斋里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还是走出书斋，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结合斗争，结合实际，从事历史的著述和研究？革命的历史工作者必须坚持后一种历史观、后一种道路、后一种方法，而摒弃前一种历史观、前一种道路、前一种方法；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跟群众一道写出一批风格全新的“四史”来，总结出一批结合运动、发动群众编写“四史”的成功经验来，从而推动这一群众性的编写“四史”的革命活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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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夺“印把子”的斗争
——北京市房山县张谢村村史片断
胡连璞 侯秦生 沙云 唐弘整理
一
三十年前的张谢村，是个有名的穷村子。那时候，全村九十多户人家，住的多半是低矮阴暗潮湿的小土房。平常年景，勉强还能混个半饱；要是碰上灾年，那就只好外出讨饭，流落他乡。说张谢穷，可为什么穷的呢？那就因为这里住着钱保忠、赵海、王维田、袁良、钱奎、李六、赵田、张殿和等八家地主。这“八大家”占了全村土地的一大半。他们把地租给农民“伙种”。农民租一亩地，得先交一老斗（合二十斤）粮当押租。量地时他们还把八分当作一亩。那阵子，赶上好年头，一亩地也不过收一百三四十斤粮食，可地租得交六老斗。秋天，“八大家”瞅见地种好了，还要涨租。另外，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地亩会”，名义上是管理村上的十四亩官地和四十多亩学田，实际上是霸占着这些地，收租自肥。
“八大家”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张谢村的穷苦农民，而且还把持着村里的政治大权。村长的职位一直被他们占据着。那时候，差粮兵款繁多，“八大家”占地多，却出款少。他们互相之间串通一气，任意向穷人摊派粮款。
一九三四年，地主赵海把村长的职位夺到手中。从他上任以来，就是三天一敛钱，两天一派款。谁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被扣上个“抗款不交”的帽子，拉到局子里去。赵海还假借村公所的名义，勾通区里和“保卫团”，随意打人抓人。有一回，村公所要在钱保源的地边栽一行树。这树要是长起来，遮着地，庄稼可就没法长了。钱保源刚要拦挡，赵海便给栽上个“霸占官产”的罪名，叫人把他捆送到警察局关押起来。
赵海不仅把持村政，在村里飞扬跋扈，敲诈勒索，而且还借着“办公事”的名义，三天两头上良乡县城，大吃大喝。
二
赵海当村长也罢，“八大家”之中其他地主当村长也罢，他们都是维护腐朽的社会制度的。反动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罪恶统治，一方面要支持他们当村长，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反抗，于是就玩弄“民主选举”的花招，来欺骗人民。这样，张谢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所谓“民主选举”。可是选来选去，当村长的总出不了“八大家”的圈圈。穷人们当时还不懂得自己身上压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只是从亲身的经验中感觉到有许多事情太不合理。他们以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因为当“村长”的不好，幻想着选一个好村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赵志是村里的文书兼管账先生，为人耿直。尽管一家七口种着三十亩薄田，他却从来不往“高埂填土”，所以一直深受大伙的信任和推崇。
赵志在村公所管账时，看见“八大家”把应出的县里派款分派到全村的穷人名下，非常气愤。他就按地亩多少，写好派款条子，非得让“八大家”也按地亩数出款不可。赵志还看见赵海这伙人进县城一吃饭就是好几块大洋，便说：“这样大吃大喝，穷哥儿们可受不了，今后凡因公在外吃饭，不能超过八毛钱，超出的不给记账。”赵志自己有时也因事进县，但一顿饭不过四毛来钱。这回选期快到了，穷人们便积极串连，商量着一定要选赵志当村长。
这事让“八大家”知道了，他们说什么也不愿让穷人们把“村长”的大权夺了去，于是赶紧商量对策。
三
一九三五年春天，改选村长的日子来到了。选举在村西边的大庙里进行。选票本该是一人一张，可地主钱保忠从中捣鬼，一人竟投十多票，结果他们的选票占了多数。末了，全村穷人坚决不认可，不得不重新投票。这次当然是穷人占多数，赵志当选了村长。
赵志当选，“八大家”岂肯罢休！他们赶忙串通县里。因此，县里下委任状时竟然委任了“八大家”的首户地主——钱保忠，而且还批了个“赵志办事无能，人望不孚，县府有择委之权，择委钱保忠为村长。”穷人知道后，便写了呈子向县里告状。县里没料到穷人这样坚决，便耍花招说：“那么重投一次吧！”
第二次投票是在四月间。事前，“八大家”费尽心机，把区里的巡官张炳利和保卫团的教练刘明远叫来弹压会场。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大声喊着：“今天投票不许投赵志！”在场的穷哥儿们也都一起喊叫：“就投赵志，看怎么不行！”说话之间，大家都把写着“赵志”的选票投进票箱。“八大家”和给他们保镖的知道众怒难犯，只好呆呆地在旁瞅着。投票结果，穷人又得到了胜利。
但是几天过后，县里下来的委任状上，写的还是钱保忠的名字。这时，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希望，想寻找个地方说理去。大家联名写信告到了省民政厅。那些上层的反动统治者见这张状纸来势很猛，不得不批下来“重选”两个字。重选就重选，什么时候穷人都是多数。这一点，“八大家”心里也明白。他们又赶忙商量对策。
四
“八大家”眼看自己的主子现在都害怕百姓人多势众，又听说其他地方也有穷人闹事的事件发生，才真正感觉到目下的“国势”确实“不如从前了”。于是，钱保忠想出了一条“妙计”——拉下禅坊村的人来合投。
为什么“八大家”竟敢拉下禅坊村的人来合投呢？原来下禅坊是张谢村北边的一个小村子，和张谢村同属一个行政村。虽说是同属一个行政村，然而一切事务从来都是各归各，只是下禅坊还没选过村长罢了。“八大家”就想利用这点关系来进行欺骗。
下禅坊的副村长王达九也是个地主，和张谢村“八大家”之一的王维田还是儿女亲家。投票那天，王达九事先作好安排，要下禅坊的人一律投钱保忠的票。这王达九原是下禅坊的地头蛇，他说了的话，人们不敢不听。再说有些人也不明白事情的缘由。这样一欺一压，他们都来到了张谢村。“八大家”不但把下禅坊的人叫来合投，还在大庙门口设了岗哨，不准本村穷人进去投票。全村穷人此时正聚集在庙门口，闹着要进去。忽然一个叫郁明的穷兄弟来了。他对选举赵志特别关心，便说：“选举不让大伙进去，让谁选？往里冲！”他一带头，大伙一拥就都进去了。后来的人又被挡在门外。不一会儿，赵志来了。站岗的不敢拦他，这样又带进去一帮。大伙心里想，你“八大家”说什么今天也还是少数。正在这时，王达九带着一伙子人进来了。一打听，大家才知道是要合投，又气又急。郁明站起来质问道：“咱们张谢村的村长从来都是自己选，今天干吗要下禅坊的人参加？”大伙儿也跟着坚决反对合投。这一天“八大家”也早有准备，从区里请来了保卫团。一看这种情况，四五个保卫团的人便把郁明捆绑起来，吊在大殿房檐前的横梁上，拳打鞭抽。不一会儿，郁明被打掉了四颗牙齿，鲜血顺着嘴角直往下淌，可他始终没有屈服。大伙一见他们无理伤人，更是怒气难忍，纷纷撕掉选票，朝着他们大骂。下禅坊的多数人看到这种情形，知道自己上了当，便三三两两地回去了。这时大伙一声怒吼：“咱们不选了！走，上良乡，闯大堂喊冤去！”
穷人一走，“八大家”一边把郁明送到警察局里刑讯，一边自己投票选出了钱保忠。
穷人到了良乡，闯进县政府的大院。县政府的人看见众穷人来势猛烈，便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说：“有理不在人多，打官司这么多人也没法打，你们先回去吧，赶明儿派个代表来再说不迟。”庄稼人见人家说得“挺好”，也就相信了。
五
县里用甜言蜜语把大伙哄了回去，其实私下里早给赵志记下一个“发起暴动”的罪名。第二天，赵志代表全村穷人去县里打官司，一进县政府，就被押了起来。他们以为扣了赵志，张谢村的穷人就不敢再闹了。可哪里知道，赵志被扣的消息一传到村里，穷人们立即设法营救。于是，七八十人都在保状上签了名，并推出二三十个精悍的人去良乡保人。县政府看见又是这般阵势，只好将赵志交保放回。
人是放回来了，可官司不能不打，村长的委任状说什么也不能是钱保忠的。虽说那年月打官司少不了花钱，但是穷哥儿们人穷志不穷，这口气得争，官司非要打赢不可。
在旧社会，哪个衙门口不是朝着有钱人开的！“八大家”在区里、县里大把大把地花钱，果然官司就拖了下来。
“八大家”是不怕拖的。穷人可就赔不起那份工夫，没人干活，地就得撂荒，穷人种的又是地主的地，到头来还得交租子。县政府知道穷人耗不起，就故意把案子拖着，也不说谁输谁赢，反正村长已经由钱保忠当上了。他们想，拖不过两个月，穷人也就没劲了。可是他们计算错了。张谢村的穷人，这一回是下了“不得胜利，死不甘休”的决心的。有不少穷人把多年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一点钱拿了出来，有些妇女甚至把世代相传的镯子、首饰也拿了出来。大伙还以为只要有了钱，便可以打赢官司。可是，那时穷人能有多少钱呢？即便有了钱，反动统治者的衙门怎么能替穷人伸冤呢？果然，穷人仅有的几个钱花销得快完了，案子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由于张谢村穷人毫无妥协之意，良乡县伪政府深怕事情闹大了对他们不利，于是就使了个“缓兵计”，派人将委任状送到赵志手里。
六
赵志当了村长以后，立即撤了村小学校长地主王维田的职务，并把小学校改由村公所兼管。这样，地主们就不能再从学田中取利了。另外，在摊派款项方面，他坚决按照地亩多少派款。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各种花销，比如两个保卫团的月薪、服装等等，也要往“八大家”身上摊派了。
这时，“八大家”对赵志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就让王达九对他提出控告，给县里递上了呈子。副村长李六也是他们一伙的，跟着也告了一状。这两张呈子告的都是赵志“账目不清”。
其实，赵志的账目一点儿也不含糊。但是，县里委任赵志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现在见到有人告他，便立即把赵志给抹了下来。这件事，前后还不到三个月。为了迷惑大家，“八大家”不推选钱保忠了，让“八大家”中的钱奎当了村长。
这回穷人跟“八大家”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结果官司打输了不说，大伙儿更加穷困啦！过去有点家产的，都卖了；有点土地的，也都当光了。赵志自己祖传的三十多亩地，临了一亩不剩。
穷哥儿们虽然失败了，更加贫困了，可是他们却越来越团结了。大家都觉得对不起赵志。赵志却回答说：“这怪不着大家！如今这个世道是人家有钱人的，咱豁出命去多挣几张选票没用。那选举不过是个幌子，咱光把那幌子扯下来不顶啥用。”接着又说：“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打官司也还不是一面理！要斗垮他们有钱人，得另想法子，夺过刀把子来！”穷哥儿们都赞成地说：“赵大哥说得对，现在的世道是官官相护，衙门口也是他们自个儿的，咱们要斗得另找条路子。”赵志说：“对！村长咱们没有争到，可咱穷人的志气不能不长！他们富人有党有会，咱们也来组织个‘穷人会’，往后好让子孙万代接着斗下去！”
于是，穷人们组织起“穷人会”，并定下千古盟约：“地主有钱，我们有人；他们是‘八大家’，咱们是‘穷人会’。穷人们不能去侍候他们，从今以后，谁也不去给‘八大家’帮工。有违犯者，‘家出大事，众人不管；家着大火，自找富人’。”
张谢村的穷人从此团结一心，就这样跟“八大家”斗争着。但在那时候，他们好比一只孤舟，漂泊在茫茫的大海里，只是盲目地跟大浪搏斗。
七
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终于在一天，他们遇到了一座灯塔——中国共产党。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张谢村来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队。工作队一来，便领导穷人组织“抗联会”，给穷人讲革命道理。张谢村的穷人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为穷人谋利益的党，还有军队在为穷人打天下！
紧跟着是一九四八年，张谢村彻底解放了。当年“穷人会”的领导者之一赵秀，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当上了村主任，真正成了穷哥儿们的管家人。
一九五○年，张谢村同全中国各地一样，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才从根本上拔掉了张谢村的穷根子，斗倒了地主“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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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把·枪杆·香炉
金盏村村史编写组
金盏村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公社的一个村庄。全村两千多人口，六千五百亩耕地。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可是在解放以前，这里的农民在二十九户地主、富农的残酷压榨下，过着无衣无食的悲惨生活。金盏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三个法宝印把子、枪杆子、香炉子，来统治农民。
先说印把子。金盏村的政权，从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都为地主高德旺所掌握。他不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而且高家子弟在方圆十几里白日行劫，管杀不管埋。
高德旺一手掌握村政权，另一手还掌握“青苗会”。“青苗会”是本村地主、富农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在大麦两秋前派出爪牙为地主、富农看青，以及负责规定长工、短工的工资标准等。每年高德旺都要向农民摊派会费，贫苦农民稍有拖欠，就被狗腿子们拖入北庙狠打一顿。村中有个农民谢四，因为不堪高家的敲诈剥削，就串连了一些亲戚手持棍棒到高家去讲理。凶暴的地主一看穷人进了他家，立即鸣锣召集他豢养的走狗爪牙，把穷人围住。高德旺的父亲手持红缨枪，抢先向谢四刺去。谢四一闪，跳过去迎头一棍，将高德旺的父亲打倒在地。高德旺看着形势不妙，立即派人到县城求救。为了躲避地主的报复，谢四等都逃往他乡。后来，谢四在一天夜里偷偷回来探家，被高家发现。高德旺就带领他的家人和打手，竟把谢四捉住车裂处死。
一九二○年，高德旺死了。金盏村的印把子由高家转到李家。地主李永裕袍笏［hù互］登场以后，对穷人的榨取比高家更厉害。因此，群众给他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吞钱兽”。
“吞钱兽”在手段上似乎比高家“文明”一些，自己轻易不出面动武。实际上，他所操纵的村公所、“青苗会”都豢养了一批狗腿子，照样行凶打人，无恶不做。有一次，贫农韩文贵的嫂子，在路旁拾了一个玉米棒子，狗腿子许万洪硬诬她“偷秋”，打得她顺嘴流血，接着又把她扭送到村公所，声言要让她游街。这时李永裕迈着方步走出来，装模作样地说：“这次不要游街了，免得伤了咱乡亲们的和气。我看罚一石棒子算了。”李永裕这条老狼，就是这样变着法儿压榨穷人。
一九三七年，各地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李家地主感到光有印把子并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还必须掌握枪杆子，于是就和一个土匪头子聂鸿儒勾结起来。至此，金盏的地主就由“文地主”变成“武地主”了。一九四五年，这支土匪武装被日寇改编为壮丁队。
这年秋天，我武工队来金盏开展了增加雇工工资的活动。长工们刚把粮食分到手，聂匪就指挥壮丁队反扑回来，实行倒算。一九四六年，壮丁队又换上了国民党的旗号。
金盏村的地主除豢养了一支地主武装外，每家还购置了武器，雇了打手。
金盏的地主们虽然有了印把子和枪杆子，可是他们深知，要保住自己的统治，还必须从思想上毒害群众。于是，他们又祭起了第三宗法宝——香炉子。
一九四二年，地主李永裕开始发展一贯道，建立“善德坛”，自做坛主。一九四五年，他的儿子李陛到北京与北方一贯道头目、大特务张福五接上头，被正式任命为“待命点传师”，成为职业性道首。他经常去京郊各地“讲道”，说什么“人生在世如苦海，求道有如登法船”等鬼话，无非是要农民“安分守己”，永受地主阶级的压榨。李永裕、李陛还对他们的道徒，大肆污蔑共产党是
“妖魔”，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
一九四四年，金盏地主又指示他们的狗腿子王元功成立了一个枪杆子、印把子与香炉子相结合的“大刀会”。“大刀会”曾与我军作过战，并杀害了我军派来金盏村的抗日干部七人。一九四五年，会首王元功被我镇压。
除了封建的一贯道、大刀会外，金盏地主对本村原有的北老爷庙、下菩萨庙和上菩萨庙等，一律都不放弃。每年举行好几次庙会，都由青苗会主办。有一年附近闹蝗灾，碰巧金盏的庄稼没有被吃。金盏地主就胡说什么“蝗虫是神虫”，鼓动全村村民举办了“走会”还愿。金盏地主利用这些活动既毒化了群众思想，又乘机搜括民财。
一九四八年解放后，金盏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进行了斗争，夺回了印把子、枪杆子，砸碎了香炉子。他们决心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