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这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
——评邵荃麟同志“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
雷声宏
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来说，要不要着重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并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根本问题。按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针，我们的作家应该积极地去描写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表达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用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而邵荃麟同志却提出“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他竭力贬低描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说什么“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路子就窄了”，为了使路子宽广起来，他号召作家大力描写那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去描写那些“以追求钱和利为人生目的的人们”，去描写那些“身为劳动群众却存在缺点的落后人物”，尤其要着重描写这些人物身上的“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邵荃麟同志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这套文学主张，使之产生更大的迷惑作用，还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并且找出了所谓通过“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我们认为，邵荃麟同志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创作实践也是极其有害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对于这种理论的错误实质必须予以揭露。
一
社会主义文艺主要应该写什么人，歌颂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他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在文艺领域内的具体运用。从文艺的基本原则来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主要的应该写什么，决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而应该从客观现实出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以人民生活为创作的源泉。
工农兵是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就应当主要是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而英雄人物又是人民群众的精华，人民群众的代表，所以，文艺作品写工农兵，又首先要写他们之中的英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形象，才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些抱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人和资产阶级文艺家，却反对这个革命的文艺路线。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反对描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他们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划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资产阶级观点。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摆在文艺家面前的极其尖锐的问题。
全国解放以前，在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大多数的作者都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自由到工农兵中去，也不让工农兵阅读革命文艺作品；特别是由于当时还没有一条文艺为工农兵的鲜明的路线，所以他们普遍不重视工农兵。后来，一部分作家虽然到了延安，但也并未及时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很多人从上海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虽然经历了两种地区，两个历史时代，但是思想并未彻底改造，因而仍有轻视工农兵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才有了显著的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了，革命文艺队伍壮大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照耀下，革命文艺工作也有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文艺工作者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基础的不同，有一些人虽然身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而思想上却没有彻底改造，他们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艺仍然缺乏认识，对表现工农兵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甚至还反对作家积极表现工农兵。邵荃麟等所提倡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当然有其错误的主要原因，但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历史和社会的根源。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的擎天柱。现在，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正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建设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涌现了不止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而我们的作家也有了充分的可能和优越的条件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之中，反映工农兵群众。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更有必要和可能去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歌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曾经明确地指出：“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不是再明确不过地要求我们的作家去描写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吗？
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上多次强调作家应该努力歌颂我们英雄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而且从创作实践上，为我们的作家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事迹，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已经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每一首都是亿万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在毛泽东同志充满革命激情的诗词里，描写了我们勤劳勇敢的工人、农民、革命战士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充满英雄事迹的光辉历程，歌颂了我国革命人民的英雄气概，成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史诗。
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给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道路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些理论和实践象灯塔一般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道路。而邵荃麟同志却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相反地，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提倡“写中间人物”，实际上就是要把占据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主位的工农兵拉下去，把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落后人物捧上来，这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排除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也是挖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命根子。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写中间人物”理论，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相对抗的，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是一种反动的理论主张。
二
邵荃麟等“写中间人物”理论的提倡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企图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我们认为，这是徒劳的。
事实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出任何关于“中间人物”论的理论根据。相反地，从经典著作中看到，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反复地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文学艺术描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的丰功伟绩，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创造出足以值得千百万人效法的高大的英雄形象。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马克思就曾经高度地评价了歌颂工人阶级英勇起义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战歌《血腥的审判》，认为“它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评“普鲁士人”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四五三页）
也是在四十年代，恩格斯尖锐地批判过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文学的作者，说他们是“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他们热中于“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三卷一九五页）当时“真正社会主义文学”所醉心歌颂的所谓“小人物”，很象今天邵荃麟同志等所宣扬的“中间人物”，而恩格斯对此是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的。
到了八十年代，无产阶级已经经历了五十年的自觉英勇的战斗，政治上更加成熟了，而且在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批评了《城市姑娘》的作者哈克纳斯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消极的群众，要求作家们去描写“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和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历史地位相适应。（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
这些尖锐明确的论点，是和“写中间人物”的论调针锋相对、毫无调和余地的。白纸黑字，历历在目。然而，这些明明白白主张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反抗和英雄人物的文艺观点，在邵荃麟同志的笔下，却成了“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根据”，这岂非咄咄怪事！邵荃麟同志说：“恩格斯并不是责备作者把女工写得那么消极”，“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是这样吗？邵荃麟同志，请你想一想：要是照你的解释，恩格斯只是批评哈克纳斯把环境（工人群众）写得不典型（太消极），而主人公却可以是消极的（不反抗的）性格，请问，这叫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工人阶级革命反抗的“典型环境”中所产生的“典型性格”，竟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而是那种不积极反抗、服从命运的消极人物，这是什么逻辑呢？！
我们再看看列宁的论述吧。
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地方涉及到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问题。他在一九○五年发表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主张。看来，列宁的观点是“有意”跟那些“写中间人物”的狂热的宣扬者“过不去”。同邵荃麟同志等把劳动人民大多数看作“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的观点完全相反，列宁认为，“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过了两年，即在一九○七年，列宁读完了第一部描写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长篇小说《母亲》之后，给予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高尔基：《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二卷八八二页）在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中很多人都是处于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照邵荃麟同志的主张，高尔基倒应该去描写那些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的人，因为他们是“多数”，然而列宁不仅没有责怪高尔基为什么不去描写那些“中间状态”的人物，而且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了描写第一批革命英雄人物的《母亲》。
列宁深深懂得，群众的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是暂时的、不确定的，随着革命斗争的历史条件日益成熟，人们在斗争中的政治态度便会明朗起来，形成两极分化，而绝大多数人必将很快地倒向革命一边。邵荃麟同志不仅把所谓“中间状态”的人们看作一成不变的，而且硬把已经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的、已经具有高度觉悟的我国劳动人民，说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人，这不仅是殭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且也是反人民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列宁认为，为了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生活，密切注视和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中经常不断地涌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事物。因为英雄人物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总是新事物的体现者。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说：“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指在当时彼得堡——引者）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卷四五三页）但是，邵荃麟同志是怎样看待工农兵群众中的新事物呢？他说：“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这和列宁的观点，岂不是正好相反吗？要知道，眷恋旧事物，死死抱住旧事物不放，这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热爱新事物，歌颂新事物的成长，这是一切革命者的本色。邵荃麟同志对劳动人民中的新事物竟是如此的反感，而对旧事物是如此的恋恋不舍，这究竟是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情绪，成了哪个阶级的代言人，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从经典作家的言论中看到，他们从来都是主张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气概，歌颂他们创造历史、改造世界的伟大奇迹。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邵荃麟同志企图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为他的“写中间人物”论寻找“理论根据”，是枉费心机的。
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间人物”论的“现实根据”吧。
邵荃麟同志的“现实根据”是什么呢？他说：在人民群众中“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广大各阶层都是中间的”。事实是这样吗？不，事实和邵荃麟同志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国劳动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英勇奋斗，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在各个战线上，捷报频传，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大庆英雄，只不过是千百个英雄集体中的缩影而已，雷锋、向秀丽、欧阳海、陈永贵只不过是千百万英雄人物的代表而已。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那些不知名的英雄人物，那些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奋不顾身的人们，又何止千百万？“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我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
正是他们，在我们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他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所强加给我们的困难，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是他们，以惊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突破了重重障碍和难关，以钢人铁马般的毅力在荒地上建起石油城，第一次从东方、从中国的土地上发出了打破美帝核垄断的消息。
正是他们，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了合作化、公社化的高潮，迅速地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正是他们，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警惕，守卫着国防，歼灭了几十股美蒋特务，击落了无数架美蒋特务飞机……这些振撼人心的事迹，真是说不完、唱不尽。
“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对于这样伟大的人民，我们的文学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呢？为什么硬要把他们污蔑成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愚昧自私的“芸芸众生”呢？为什么硬要说他们满身都是“旧的东西”、“精神负担”、“阴暗心理”呢？邵荃麟同志该不会忘记，九年前你在批判胡风时说过：“只有那些脱离群众的反动的个人主义者，才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庸俗、自私的芸芸众生，仿佛只有他自己才是背着十字架的救世主。”（《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曾几何时，你也曾为捍卫人民的尊严、捍卫人民的事业而战，为什么今天也滑到反人民的路子上去了呢？应当深思，应当猛省啊！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我国劳动人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五一八页）
他们决不象邵荃麟同志所污蔑的那样，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而是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他们也决不象邵荃麟同志所污蔑的那样，满身都是“旧的东西”、“阴暗心理”、“精神负担”，而是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们没有那副奴隶相了。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位工人同志说得很对，邵荃麟同志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他是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上来看人，把在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有着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看成是无所谓好坏的、浑浑噩噩的“群氓”，这是不折不扣的贵族老爷态度。列宁说过：“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九十八页）邵荃麟同志应当想一想，在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上，是不是也陷入了“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了呢？
自然，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邵荃麟同志却把这些只占百分之几的少数动摇分子，夸大成了大多数。这正是由于邵荃麟同志站在少数动摇分子一边，把一部分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的心理状态强加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虚张声势，造成“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的假象，动摇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资本主义势力的泛滥鸣锣开道。
由此可见，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的“现实根据”，是按照资产阶级观点对现实生活加以歪曲地理解，完全是捏造的。
四
还必须指出，邵荃麟同志所谓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说法也是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社会主义文艺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形象化的教科书。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对群众有着巨大的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向来主张，必须用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去教育他们，“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展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但是，邵荃麟同志却提出了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这个主张，同我们的上述观点有着原则的分歧。这个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究竟是要树立什么样的旗帜？是树立红旗还是树立灰旗或黑旗？是树立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标兵，还是树立所谓“中间人物”的“标兵”？是教育群众向英雄模范看齐，还是向“中间人物”看齐？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是消极动摇甘居中游或下游？这关系到我们的文艺，究竟要把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引导到哪个方向的问题。
按照邵荃麟同志的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必然要把读者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方向上去。且以他们所鼓吹的一些“中间人物”，如赖大嫂（西戎《赖大嫂》）、老牛筋（刘澍德《老牛筋》）、小腿疼、吃不饱（赵树理《锻炼锻炼》）等为例吧。
赖大嫂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落后的农村妇女，她一心一意想发财，寻求个人富裕幸福的小家庭生活，通过养猪这件事表现了她的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第一次养猪是在她知道队里与食品公司订了养猪合同，养一头猪供应饲料一百斤，她看见这是个便宜，便养了一头猪，不巧，猪突然病死了，队里向她要回剩下的饲料，她说吃完了，实际上是她贪污了。第二次养猪是队里对喂猪又规定了新办法，队里不供应饲料，自喂自养，收入归己。赖大嫂认为这个新规定更对自己有利，但又怕到时候变了收入归公，于是三心二意，她用一种押宝的心喂了猪，不过这次采取了喂而不管，让猪到集体地里去吃庄稼，引起社员的不满，于是在一怒之下，把小猪杀死吃掉了，并且下决心不养猪了，但是当她看到立柱妈用卖了猪的钱在供销社买了那么多好东西回来之后，又嫉妒、又羡慕，于是想到有利不能让她一家得，产生了第三次养猪的念头，并且捉回了一头小猪，又开始了她自私自利发财致富的家庭创业史。赖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落后人物），难道这样的人物对农村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教育作用吗？对那些思想本来就落后的人有积极的影响吗？能鼓励那些有“旧的东西”和“精神负担”的人丢掉那些“旧的东西”和“精神负担”奋勇前进吗？当然不能。
至于象“老牛筋”这样的人，显然也是不能给人什么积极的教育的。这个所谓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的人，在大跃进中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搞水利，“不听书记劝告，不信公社力量，不信群众干劲，不信能修水库，不信干坝翻身”的顽固人物，难道对人有什么重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吗？
“小腿疼”和“吃不饱”又能不能给人积极的教育呢？赵树理笔下的小腿疼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老太婆，她不但自己不参加劳动，也不让媳妇下地干活，可是地里有点便宜活却从不放过，“拾东西全凭偷”。而“吃不饱”则是一个权谋谲诈，玩弄男性，品质极其恶劣的年轻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给提意见，马上给谁闹，无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象这样的无赖，难道也能给人好的教育吗？
这些被当作“中间人物”的艺术标本，都是一些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落后分子，是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这些人物消极动摇、自私落后、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在作品中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而且往往是同情、欣赏甚至鼓吹、美化，其结果，这些所谓“旧的东西”，在某些读者中，不是引起感情上的憎恶，而是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就给人潜移默化，把某些读者引入歧途。所以说，邵荃麟同志所宣扬的那些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对今天的读者，即使是对“中间状态”的人来说，也是根本起不到教育作用的。如果说有教育作用，那只不过是向读者灌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毒素而已。这是文艺离开了工农兵方向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文艺，在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使命中，负有重大的责任。而要完成这些重大的使命，必须努力塑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一定要让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群众心灵中开花结果，而不能让所谓“中间人物”去散播资本主义的思想毒素。我们的文艺，已经创造了象刘胡兰、李有国、董存瑞、朱老忠、许云峰、雷锋、梁生宝、李双双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并且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当然，同我们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相比较，同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相比较，还是相差得很远很远的。因此，我们的文艺，一定要创造出更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以便成为群众行动的楷模、效法的典范。
五
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对创作实践也极其有害，它为某些作家逃避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找到了“防空洞”。
实践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根本关键，在于作家的革命化，在于作家的思想感情彻底工农化。因此，作家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去改造思想感情，取得创作泉源，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成就多大，阅历多深，如果他一旦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斗争，就会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要写出好的作品，要创造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必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他们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就必须不断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不断工农化、革命化。否则，如果作家的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同新的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保持很大距离，怎么能创造出成功的英雄形象呢？
创造新英雄人物是一条比较艰苦然而却是正确的道路。邵荃麟同志却叫作家逃避这条道路，他不是提倡作家去熟悉应当熟悉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工农兵斗争生活，而是提倡“熟悉什么就写什么”，换言之，你熟悉旧时代的旧人物，你就写旧人物吧，写“中间人物”吧，不必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不必写你不熟悉的英雄人物，这不是同作家的革命化唱反调又是什么呢？邵荃麟同志所竭力提倡描写的“中间人物”，实际上是群众中的落后分子，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散发出资产阶级感情的铜臭味。
对这样的旧人物，那些顽强地坚持旧的世界观、坚持旧的思想感情的作家或改造不彻底的作家，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属于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感情，描写这样的人物，对他们是得心应手、呼之即出的。在描写时，也确实能将这些人物的自私、卑微、消极、落后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有时也披上一层薄薄的“批判”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是欣赏的；有时连这样的“外衣”也不披了，赤裸裸地宣扬那些“旧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戏”。这也是“中间人物”论能够有一定市场、得到一部分作家响应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抵制思想改造、抵制革命化的一种手段。邵荃麟同志的理论主张为他们逃避思想改造帮了大忙。他们把党所教导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指示置之脑后，选择了“熟悉什么就写什么”的“捷径”。譬如阳翰笙同志创作《北国江南》所产生的错误，就是如此。
还必须指出：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对某些政治上艺术上还不十分成熟的青年作家，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们看到“写中间人物”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支持，能够得到“写中间人物”的宣扬者的赏识，他们便不再去思考表现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问题，而是去琢磨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其结果，也必然把他们的创作引进死胡同。
总之，邵荃麟同志等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矛头是指向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针对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如果让邵荃麟同志的这个文学主张成了我们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那么，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变质，就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就成为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对于这种文学主张，必须和它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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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芸芸众生”
闻岩
“写中间人物”的鼓吹者曾得意洋洋地给“中间人物”下过一个定义，曰：“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芸芸众生”是什么意思呢？“芸芸”不难理解，“芸芸”者，众多也；“众生”却颇费解，查其出处，原来含义主要有二：
第一，泛指人类和一切动物。《礼记·祭义》中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这是封建时代的所谓“圣人”们对庶民的称呼，为了抬高自己，就把老百姓和动物视为同类；
有时甚至单指畜生。《水浒传》第三十回中张都监栽赃陷害武松，阴谋得逞后，骂武松道：“常言道，‘众生好度人难度’，原来你这厮外貌象人，倒有这等禽心兽肝。”这是十足的流氓口吻；
第二，“众生”是梵语“萨捶”（sattava）的意译，本义为“觉有情”；也泛指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金刚经》中就有“无众生相”的词句，这是“救世菩萨”对黎民的称呼，即称自己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老百姓自然是茫茫“苦海”中的“芸芸众生”了。
总之，“众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贬词，它不是剥削阶级对劳动群众的蔑视的称呼，就是流氓骂人的野话。
可是，今天竟有这样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人，在堂皇的文章中信手写出这样的话：“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你看，他写起来，语气多么“自然”，笔调又是何等的“轻松”！人们不能不问，你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广大群众，看成是“芸芸众生”，那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用“众生”一词的呢？
难道你是站在“圣人”的角度用的？你自己是那高居云端的“圣人”，而群众只不过是地上的一群“生灵”。你俯视“大千世界”，觉得比他们“高尚”，比他们“纯洁”，比他们……，而且不只如此，还要装出一副“打抱不平”的面孔，说：你们看，谁都不关心你们，“似乎很少人着力去写”你们，而我，却号召作家去写你们，写你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阴暗心理”，“苦难的历程”等等，等等。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人民有最崇高的风格，在这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里，孤儿不孤，残废不残；有最雄伟的气魄，开山劈岭，改江造河，唱出了不知多少首激动人心的共产主义歌曲，创造了不知多少人世间从未有过的奇迹，为什么，你对这些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故意置之不理？请问，你比他们“高”在何处？“纯”在哪里？
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转弯抹角，巧装打扮，“工农兵”绝对不许用“芸芸众生”代替！
难道你是站在“救世菩萨”的角度用的？你是那“大慈大悲”的“救世菩萨”，而群众是那“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好象群众不但创造不出世界的一切财富，创造不出人类的历史，自己也不能救自己！反倒要你帮他们渡过茫茫的“苦海”，赐予他们幸福，给予他们光明，到达“极乐世界”？然而《国际歌》中唱得好，“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果真有什么“菩萨”和“上帝”，那么，“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他们不仅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创造了新中国，还要在中国和世界，实现辉煌壮丽的共产主义！你为什么偏偏要和真理顶牛，不把群众放在眼里？
不管你怎么看不起群众，可他们却风驰电掣的创造了或正在创造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
不过，不管你用的哪个意思，站在哪个角度，都是对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极大污蔑，我们要怒喝一声——“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