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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翻一翻杨献珍同志的老底子
——《再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的剖析
朱林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杨献珍同志针锋相对地拿出“合二而一”论，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对抗，这决不是偶然的。
很早以来，杨献珍同志的思想就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对立的。他一贯拥护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一贯地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在革命发展的重要阶段，他总是出来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抗，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现在，就让我们来翻一翻杨献珍同志的老底子。
大家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是一贯主张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阐明了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从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出发，阐明了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但是，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杨献珍同志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一篇
《再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杨献珍同志采取了以后一贯采取的两面手法，即打着“宣传”、“解释”毛泽东思想的幌子，来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公然提出了一整套中国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和纲领，来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对抗，反对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几种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不正确的认识》一文，继续宣传中国革命走什么“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再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散布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歪曲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杨献珍同志提出，中国革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不但不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拿杨献珍同志的这种主张，同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对比一下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①
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③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④
十分清楚：杨献珍同志所提出的中国革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我们党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根本对立的。杨献珍同志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而根本不谈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根本不谈这种革命又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样，杨献珍同志就完全抹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歪曲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杨献珍同志就是这样取消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不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招牌，贩卖旧民主主义的货色，又是什么呢？这不是用旧民主主义思想，篡改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很明显，杨献珍同志的观点，同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杨献珍同志反对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见解，说什么“这是害怕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很明显，问题根本不在于别人害怕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而在于杨献珍同志害怕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杨献珍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唯恐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挖空心思地为资本主义道路辩护，这才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依国际环境说，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依国内环境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叫嚷实行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掩饰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专政而已。而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决心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走向社会主义，争取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决不允许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使自己继续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杨献珍同志硬要主张中国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死路上去，实际上是使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永远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杨献珍同志为了宣扬中国革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竟然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是说今天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走不通’，他并没有笼统的说：‘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的，他强调的说，‘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道路’，这岂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么？”
真是奇谈怪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同资本主义道路，这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走不通，这不就是说，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么？怎么能说，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走不通，而又认为中国革命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种说法，不明明是把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主张，硬说成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么？不明明是借解释毛泽东思想之名，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实么？
至于“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样说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⑤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是同走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根本相反的。怎么能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呢？如果不是存心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会这样说呢？
杨献珍同志为了替自己的观点辩护，说什么“问题是很明显的，今天的中国，不是不要资本主义，而是不要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
问题的确是很明显的：杨献珍同志要撒谎。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上，杨献珍同志既要资本主义，也要资产阶级专政，不过为了欺骗群众，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已。杨献珍同志所宣扬的，根本不是什么“不要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说明。
二、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歪曲成资本主义的经济
杨献珍同志说：“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一种是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种形态中，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应当处于领导地位，应当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则应当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下面去发展。这两种资本主义，是相互为用，相互发展。”
我们看到，杨献珍同志把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形式。但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哪里能找到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毛泽东同志明确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杨献珍同志却象魔术师一般，忽然间就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当处于领导地位，应当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试问，这究竟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呢？还是采取极端卑鄙的手法，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呢？
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同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例如同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它们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这样，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同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是一个东西了；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个东西了。可是，这种经济哪里还是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呢？
在杨献珍同志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里，根本没有个体农民经济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但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这两种经济是明明存在的。旧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个体农民经济怎么会一眨眼就不见了呢？而在党的领导下，个体农民经济是会被改造为合作经济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论述过，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杨献珍同志写这篇文章的期间，在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地区，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得到发展，就证明了这个真理。杨献珍同志怎么能睁着眼睛却看不见这样明显的事实呢？
杨献珍同志撇开这两种经济，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前面谈到，杨献珍同志认为“平均地权”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很明显，在杨献珍同志看来，在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应该或者只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不应该或者不能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因此，杨献珍同志把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一脚踢开，把个体农民经济划入“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类型，就不奇怪了。这不是恰恰表明，杨献珍同志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否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反对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么？
经过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篡改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一脚踢开，把个体农民经济划入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于是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变成了杨献珍同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相互为用，相互发展”的经济纲领。这个经济纲领，是妄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这就难怪杨献珍同志在《几种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不正确的认识》一文中，要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说成是“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了。
看来，杨献珍同志把这个经济纲领拿出来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经济纲领相对抗，是表明他决心要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鸣锣开道。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同志已经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指出了新中国的经济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而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警告说：“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⑥而杨献珍同志却不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硬要违反中国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又怎么能达到目的、不自己碰破头呢？
三、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歪曲成资产阶级专政
杨献珍同志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使这种政权适合于现有的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时又运用这种政权去建设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根据地，即公营事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半句还象话。可是，后半句就露出了马脚：发展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建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权，这怎么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呢？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那么，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领导力量当然只能是无产阶级，而不能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领导新民主主义政权，就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使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从而彻底解放自己和其他劳动人民。怎么能够设想，无产阶级领导了国家政权，却不去利用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去建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自己和其他劳动人民永远忍受剥削呢？
不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所谓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确“受着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向前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当然会解除这种束缚。但是，既然谈到什么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受着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应当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应该叫做“非垄断性的”资产阶级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由于这种软弱性，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也不可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里，他们只能处于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既然如此，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想要什么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限制地“顺畅发展”，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就不必等待“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开始去创造”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早就“创造”过了。不过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如果要“创造”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那么，象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也早就“开始”了的。而新民主主义政权，对不起，它只能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不能“开始去创造”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其实，把问题说穿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明确规定了的。杨献珍同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可是，杨献珍同志既然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怎么能承认它呢？于是，杨献珍同志不得不使用两面手法，一方面挂起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招牌，另一方面又矢口不谈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根本否认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而把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说成是发展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建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新民主主义政权就名存而实亡，它的性质就被根本改变了。
很明显，发展资本主义（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权，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权，这种政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的政权，即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专政。
杨献珍同志把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这就证明，他在前面所说的“不要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完全是骗人的。实际上，杨献珍同志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他所宣扬的道路，就是早已破产了的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
杨献珍同志说：“就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好象就算完成了；而就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说，则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只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这就是说，在杨献珍同志看来，所谓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政权”），发展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步，依靠资产阶级专政（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杨献珍同志所梦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哪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味呵！这哪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呵！
请看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怎样说的吧。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⑦
难道杨献珍同志的思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恰恰背道而驰，势不两立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杨献珍同志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同路人。那时，他已经有了一整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当然，他主张中国革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谬论，是早已被无情的历史所彻底粉碎了。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是极其顽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又提出了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合二而一”论，一次又一次地挑起论战，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起进攻，向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起进攻。为了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伪装起来，杨献珍不仅为他自己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并且不惜采取两面手法，借以欺骗党和欺骗群众。但是，狐狸尾巴终究是掩藏不住的。翻一翻杨献珍同志的老底子，人们就越来越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五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六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二页，第六四五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一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七二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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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杨献珍
政权性质改变，社会性质即随之而改变，这已经有很多文章加以讨论了。但还有些人有这样的意见：以为这个问题“非有统计数字证明不可，若是只在理论的意义上做工夫，还是不能真切认识目前敌后社会的具体状况……必须要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对于进一步把握今天敌后的社会性质，一定帮助更大些；而尤其重要的是土地关系，因为这个地区是生活落后的地区，土地是决定一切的基础”。这种说法，不仅没有了解政权性质之与社会性质的关系问题，而且没有了解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态，没有了解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
在一定社会的发展进程上，要了解该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则统计数字是必要的。至于研究政权性质之与社会性质的关系问题，则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必用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的。譬如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论“左”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指出那时俄国的经济特点是：（一）宗法社会的，即大部分是自然品的、农民的经济；（二）小商品经济（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皆属此类）；（三）私人经济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那时俄国经济成分这样复杂，而且其中在数量上最占优势的是小商品经济，但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社会性质，却不能不承认其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列宁于此曾明白指出：“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是表示苏维埃政权有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绝对不是表示承认新的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还解释“过渡”这个名词的意思说：“这个名词在应用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就是说现有制度中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碎块，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碎块吗？任何人都会说：是的”（著重点是原文有的）。由此可知，一种新的政权才建立起来之后，那时社会经济正处于过渡阶段，经济成分新旧糅杂，新的政权正是要起着发展新经济，改造旧经济的作用。今天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经济，正是处在这样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正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向前发展着，但这并不妨害承认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呢？
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不但不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曾见本区某刊物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为甚么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害怕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是说今天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走不通”，他并没有笼统的说“中国革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的。他强调的说，“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道路”，这岂不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么？
问题是很明显的，今天的中国，不是不要资本主义，而是不要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一种是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种形态中，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应当处于领导地位，应当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则应当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下面去发展。这两种资本主义，是相互为用，相互发展。
今天敌后抗日根据地中，还没有这种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所谓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就工业上说，一定是指那种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大工厂说的，而这种大工厂，在全国范围，在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建立，在敌人包围封锁，不断“扫荡”与破坏的敌后战争环境下，是没有可能建立的。现在根据地中，只有几种公营事业，这种公营事业，照罗迈同志的说法，可以叫做“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个名词很恰当，称之为“特殊的”，就是用以区别那种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大工厂。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公营事业将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雏形，今天它就应当起着领导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作用。
公营事业，或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与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二者相互为用，相互发展，在今天对敌经济斗争中，尤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在对敌经济斗争上，公营事业与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共同构成一条战斗的经济战线。若只有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而没有公营事业，则对敌经济斗争的阵线，就没有指挥部，就全是散兵线，这显然是没有力量的。若只有公营事业，而没有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则不惟公营事业不能发展起来，而且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也等于单靠正规军作战，没有游击队配合，致陷正规军于裸体跳舞的状态，绝不能造成群众性的无孔不入的对敌经济斗争。不正确的统制贸易政策，就会造成这种恶果。
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就是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与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前者则是属于领导地位的。那末，当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起来后，说社会性质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了，是否还必须用统计数字表明了根据地中这两种形态的经济的发展状况，才能证明这个命题呢？我们说，不必要。要明白这个道理，须要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既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有时又与二者各有类似的地方。
我们如果了解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而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这个问题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呢？我以为有如下的几点：
第一，就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说，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未建立起来之前，即已经存在着了，不过是受着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向前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权一旦建立起来了，只要解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就给它造成了顺畅发展的条件。因此我们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减租减息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但就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说，则它从前还没有存在过，这是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才开始去创造的。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使这种政权适合于现有的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时又运用这种政权去建设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根据地，即公营事业）。
第三，就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好象就算完成了；而就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说，则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只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同时政权则被利用来作为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的杠杆。
简单说来，新民主主义政权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说，就非垄断性的私人资本主义说，一旦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了，现存的经济形态解除了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了。就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说，则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开始去创造。因此，这里便无须用统计数字来表明即可证明：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一旦建立起来之后，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了。
自然，现在要想说明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则统计数字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