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农民的大多数是“中间人物”吗？
北京市四季青人民公社西山大队贫农社员 赵保林 于文泉 续更起 李元
邵荃麟等同志在“写中间人物”的谬论中，歪曲农村情况，放肆攻击我们农民，说什么“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等等。根据他们的说法，我们都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动动摇摇的人，都有很重的“精神负担”、“阴暗心理”，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是对我们新农村广大农民的侮辱。我们坚决不答应。
事实上，正如毛主席一再指出的那样：我国广大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人占农村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邵荃麟同志说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经过一个“苦难的历程”，也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受罪的道路，是不自觉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解放十五年来，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因此我们最有发言权。一九五○年，我们这里进行了土地改革，党领导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从地主阶级手里夺过了政权，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根子。从那时起，党就在我们广大贫农下中农心里扎下了根子，我们认准了党指出来的光明大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批参加了互助组，第一批加入了初级社，第一批带头转向高级社。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贫下中农走在最前边。在目前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贫下中农更是起着骨干作用。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积极、最坚决，决不是那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晃来晃去的“中间人物”。我们一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没有什么“苦难的历程”。他们硬把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描绘成“受罪”，这是他们自己心情的流露，借句古话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邵荃麟等同志说的那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动摇的人是有的，那就是一小部分上中农，他们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十多年来，正是党领导我们贫下中农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斗争，才把他们一步步引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才一步步扩大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地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完成，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在经营管理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以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在这方面，究竟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四季青公社主要生产蔬菜，在我们大队，有些上中农从赚钱得利出发，要求生产队多种莴笋，因为这种菜既省工、又多卖钱，可是许多贫下中农都不同意。他们说，不能让城市职工、干部上顿吃莴笋、下顿还是吃莴笋。我们为了支援城市，宁可少赚钱，坚持按照国家计划和需要安排蔬菜品种和种植面积。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一贯向各种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革命事业。邵荃麟等同志硬把我们广大农民都说成是动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这不是有意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吗？这不是有意让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合二而一”吗？他们把我们都说成那种混混沌沌的小人物，这不是想踢开我们贫下中农吗？不要贫下中农，就是不要革命，不要社会主义，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再看看我们社和大队的先进人物吧。社里有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他在蔬菜生产方面做出了特殊的成绩，比如他把一间温室产六、七十斤黄瓜的纪录提高到一百六、七十斤，这不是先进人物是什么呢？又如“大蒜王”王贵，种白菜能手申多，也都是有名的先进人物。这样的先进人物不在少数。再拿我们大队来说，共有两千四百多个劳动力，群众从里边评选出来的五好社员就有六、七百，此外，还有不少生产能手……我们要问问邵荃麟等同志：你们下来了解过这些情况吗？为什么对先进人物那么没有兴趣呢？为什么不主张多多写这些先进人物，却偏偏提倡“写中间人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社会主义的擎天柱，如果大部分都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我们社会主义的天不早塌下来了吗！？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我们没有忘记，阶级敌人用各种隐蔽的方式向我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猖狂进攻，他们还在暗中同我们斗争，一心要夺回印把子。我们也没有忘记，资本主义势力也在企图腐蚀我们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我们的阶级队伍。有时少数的社员的确可能被暂时蒙蔽。可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贫下中农社员普遍提高了阶级嗅觉和思想觉悟。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能够把革命的红旗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希望，邵荃麟等同志能够站到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方面来，同我们一起革命，别再死抱住那套资产阶级臭理论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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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对农民的荒谬看法
——评邵荃麟同志“写中间人物”的理论
郭志刚
一
邵荃麟同志很赞赏《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对于作品的正面主人公梁生宝，则不止一回地流露鄙薄的意思，反复宣讲“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下同）。如果这也算做艺术评价，那么，这个评价的实质，却涉及了怎样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把它澄清一下。请看邵荃麟同志的这番话：“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而是必须有发展过程，应该写他的发展过程；如果只写他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了。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你看，他也很容易地举出了郭振山，却竭力贬低梁生宝作为典型存在的价值。梁生宝为什么“不是最成功的”？从他这番含沙射影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一、没有写出“发展过程”；二、只写他完美无缺，这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总之，在他看来，梁生宝这一英雄人物的创造，没有避免、或者没有完全避免“简单化”、“教条主义”的缺点。
对于所谓发展过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很多作品里，这个过程表现为英雄人物和群众一起革命的过程和锻炼、成长的过程。长篇小说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等，电影戏剧如《李双双》中的李双双，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样的过程（虽然是不同程度的）。《创业史》也是这样，故事情节的每一推移，梁生宝性格就得到一次新的展现的机会；整部“生活故事”的情节是由各种矛盾冲突构成的，这些矛盾冲突在作品里织成一系列生活和斗争的场面，而梁生宝性格也就在这些场面内得到多方面展现的机会；随着整个故事的进展，梁生宝性格就在读者面前逐步清晰、明朗起来，最后给我们构成了他在《创业史》第一部中的完整形象。这难道是没有写出发展过程吗？我们还知道，这部作品的题材和情节，是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实际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因而反映在作品第一部中梁生宝性格的发展，也只能遵循着这个时期的生活逻辑。如大家所知道的，“题叙”一章描写他解放前尝够了个人创业的痛苦教训，最后被迫钻了终南山，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给梁生宝性格的发展安排了充分的历史基础。一九四九年人民军队解放了这个地区，从那时起，这个“地下农民”重见天日，立即卷入斗争的漩涡，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从这里，人们不难联想起当时一系列这类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影子。梁生宝是在这个起点上开始自己的英雄历程的，是在这个起点上接受党的教育，率领群众披荆斩棘，树立了农村一代新人的光辉榜样的。作家力图塑造这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作品主题的要求，而且作品展示的历史情势，也决定了它的人物只能如此思考和行动；如果硬要去写梁生宝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动摇或犹豫（或其他品质上的缺点），那就会违反梁生宝性格发展的逻辑。象梁生宝这样先进的农民，难道一定要他去留恋一番资本主义道路，走一段立场动摇的岔道，才能满足邵荃麟同志对“发展过程”的要求吗？显然，他脱离作品的实际情况，抽象地提出写“发展过程”和反对创造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按照邵荃麟同志的理论，把农民中的大多数看作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他们都有这种政治上的矛盾、动摇和旧的东西，都要走一大段“苦难的历程”，然后用这个框框去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和“发展过程”，这显然是违反现实生活的。用这个框框捏塑出来的梁生宝，将成为一个满身疮痍的病态的人物，从而完全断送现有的感人的力量。那时，还将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有了王玉坤、陈学孟等无数先进人物，却不能在文学作品里找到他们的典型形象。
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从来不笼统地反对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是写什么缺点，我们反对的是邵荃麟同志所竭力鼓吹的那样，写英雄人物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品质上的缺点，因为那是违反现实生活的。至于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个性、作风等不属于政治品质的缺点，自然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作家完全可以从生活实际和作品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描写。这样做，不是为写缺点而写缺点，而正是为了正确反映英雄人物成长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也无权订出一套公式和清规戒律，硬要作家人为地去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仿佛不写缺点就犯了什么法。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只写完美无缺”，邵荃麟同志所以这样说，是诬栽，是想证明在写英雄人物的问题上，我们主张一套“公式主义”的“清规戒律”。但这是帮不上他的忙的。这样倒是泄露了他自己的意图，即实际上主张非写缺点不可，而且非写政治品质上的缺点不可，这才是十分有害的公式主义和清规戒律！邵荃麟同志一会说“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一会又不同意描写完美的英雄人物，这种吞吞吐吐、自相矛盾的情形，说明他的理论是多么虚弱。
在关于典型化，关于写英雄人物的问题上，重温一下毛主席的某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邵荃麟同志的“理论”的危害性。毛主席说：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段话告诉我们：只有从社会生活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出来的艺术的美，才是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种美，体现在英雄人物身上，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阶级品质的美。只有体现了这种美，才能表现出普遍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质。许云峰和《红岩》中许多英雄人物体现了这种美，我们就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解放前无数地下工作者、革命烈士卓越的阶级品质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朱老忠体现了这种美，我们就在他身上发现了广大农民由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伟大转变。同样地，梁生宝因为体现了这种美，我们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以王玉坤、陈学孟等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并且预见了大寨英雄、南柳英雄以及更多农民英雄的必然出现。这就是因为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是从革命群众和他们无数先进分子身上提取、概括出来的。体现这种革命群众的阶级品质愈是有深度，才愈能有力地表现我们革命的群众。这里提到的这些英雄人物，还有其它作品中的很多英雄人物，他们不但具有阶级品质的共性，而且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并没有落入“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窠臼。这是因为，不仅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每个作家也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些必然也会反映在英雄性格的塑造上不致彼此雷同。只有那些实际上并不了解群众、不了解英雄人物、而且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作者，才把英雄人物写得千篇一律。这些，并不是主张描绘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注定要产生的缺陷。邵荃麟同志反对创造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只能暴露他的“理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上述毛主席关于典型化的论点的。
如果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大写那种歪曲现实、损害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就一定损害英雄人物的阶级品质，那就不但不能克服他臆造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局限，而势必连这“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也出不来，出来的不外是各种阶级思想“汇合”在一起的“复杂”的、“矛盾”的“典型”，充满“阴暗心理”的、没有远大理想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不知所从的“典型”。
可见，邵荃麟同志的“理论”实际上是“写中间人物”的尺度。他拿这个尺度去要求梁生宝，梁生宝当然要倒他的胃口。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要把英雄人物降低为“中间人物”。
二
邵荃麟同志鄙薄梁生宝，对于梁三老汉，却是一再地吹捧。他说这个人物“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
邵荃麟同志提出这个看法的指导思想是：一、广大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中间的，都有“精神负担”，梁三老汉是一个代表人物；二、矛盾集中在这类人物身上，要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或者说要做到“现实主义深化”，就必须多写“中间人物”。梁三老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他拿出来的一个样板。
说广大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中间的，对这样的谬论，《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已经作了有力的驳斥（《“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载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笼统地说梁三老汉“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这也是不正确的。不错，农民是小生产者，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具有两面性。但关键问题是看谁来领导，如果让资产阶级领导，他们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破产的贫困道路。农民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虽然不能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资本主义道路无疑是违反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指引的合作化道路是一条使绝大多数农民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康庄大道，是一条使全体劳动农民共同繁荣、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终究会积极地走上这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基本的和主导的一面，或者说是主流。当然，他们作为个体农民的自发性那一面，开头看来确乎“沉重”，但由于这种自发性同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正相违反，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逐步推进，小农经济所固有的自发性，也是可以、而且必定会得到逐步改造的，实际生活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而这种自发性是非基本的和被支配的一面，或者说是支流。梁三老汉在作品中整个看起来，属于暂时不觉悟的比较落后的那个阶层。尽管这样，在梁生宝等英雄人物所体现的党的思想的影响下，在合作化事业节节胜利的促进下，这个人物所表现的整个思想和心理的发展动向，仍然证实了以上我们关于农民的论点。把他说成是“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岂不是片面夸大的错误看法吗？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邵荃麟同志把他所理解的梁三老汉这个人物，看成是广大个体农民的代表。如果他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么，农民就只有“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因此，就只能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性。可见他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引导农民，而是从这种荒谬的见解出发，号召作家大写“中间人物”，大写“精神负担”，用写出来的这类东西去瓦解他们的思想。这就是意味着要拖农民的后腿，把他们从社会主义道路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意味着在实际上要求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让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邵荃麟同志的理论究竟是哪个阶级的理论，这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谈谈对梁三老汉这个人物的理解问题。梁三老汉只有处在作品中他自己的地位上才是典型的。就是说，他的典型意义只能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显示出来。一方面，他只是不占主导地位的一小部分农民的概括，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受着占主导地位的另一部分贫农的思想行动的制约。具体地说，在《创业史》里，梁三老汉性格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来完成的，特别是在以梁生宝为代表的贫下中农的支配作用下来完成的。梁三老汉性格的发展，受着作品所表现的整个阶级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受着梁生宝所代表的革命力量的影响。然而，邵荃麟同志否认了梁生宝的典型性，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认了上述条件对于梁三老汉这个典型性格的支配作用。他孤立地抬出梁三老汉，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抽象地夸大和歪曲梁三老汉的典型意义，企图以这样的人物实现他的“现实主义深化”。其实质是要把“中间人物”捧上主导地位，取代英雄人物。
可以设想，如果实现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创业史》就不再是一部革命的作品，就不再是对英雄人物的颂歌，因而也不再具有时代精神，剩下来的，只是一部个体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矛盾”、“痛苦”的记录。
可以设想，如果实现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将看不见梁生宝、李双双等英雄形象，而梁三老汉、喜旺等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以至赖大嫂之类的落后人物将占满文艺作品。这些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之间的人物，肯定不能鼓励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鼓舞他们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兴无灭资的革命；受到鼓励的，只能是那些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和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那时，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将欢迎这些作品，他们可以指望这些作品在广大群众中间散布腐蚀剂，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和平演变”提供精神武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揭露邵荃麟同志许多看法的“秘密”。例如他说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因此对作品“分析不够深”的问题。他既然对广大农民抱着极端荒谬的看法，制定了一个
“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这样一个反动的政治概念，又在这个概念的指导下片面夸大梁三老汉的“精神负担”，并把他当作广大农民的代表人物，这样一来，就首先抹煞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积极性，从而也在思想内容上否定了《创业史》所反映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现实，哪里还谈得上分析作品“够深”或“不够深”呢？邵荃麟同志不是认为“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吗？原来他心目中的“现实”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就是梁三老汉“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就是这类人物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性格的复杂性”或“阴暗心理”等等，在他眼里，只有梁三老汉这类“中间人物”的“现实”，而没有梁生宝等新英雄人物带领群众起来革命的现实。这就难怪他认为不多写“中间人物”，我们作品的“现实主义就不够”了，这就难怪他不赞成
“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了，因为在他心目中不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的现实。他那样积极主张让人们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正是为了去发掘他心目中的“现实”，以为那样一来，对作品的分析就“够深”了。
不难看出，邵荃麟同志要求的深度，是丑化广大农民的深度，是美化少数落后农民的深度。他不喜欢《创业史》那样的着重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的深度，而喜欢《赖大嫂》那样的美化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的作品的深度。这里不妨重提一下《赖大嫂》。这篇小说，开头便极力渲染立柱妈卖了一口三百多斤的肥猪怎样“轰动”了“全村妇女”，渲染她的“收获”（洋磁脸盆，红绒衣等）怎样让她们“眼馋”，企图用这种气氛加强赖大嫂的心理活动和“转变”。可见，作品为了肯定和美化赖大嫂在自私自利思想指导下养猪这一行动，连她周围的群众都“附带”着刺了一刀，它为了突出赖大嫂资本主义思想的“深度”，却毒化了她周围的群众、妨害了他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度。邵荃麟同志自然是欣赏这种深度的；然而，象这样的深度，越深则越远离现实生活，不是很清楚的吗？
邵荃麟同志煞有介事地说：“‘拔高’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脱离现实，拔出来离开泥土。”其实，《创业史》的作者并没有“拔高”梁生宝；他也没有“拔高”梁三老汉，这个人物本来是一个比较丰满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倒是邵荃麟同志企图把梁三老汉放在梁生宝之上，夸大他的典型意义，这才是“拔高”他哩。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哪个人物形象在艺术创造上的成败得失，这是可以讨论的；而在于邵荃麟同志怀着资产阶级的偏见来看待我们的现实和群众，因而艺术中的典型也在他那里受到了歪曲的理解和宣传。
现实和艺术中的英雄人物是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他们是在党的教育下、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群众斗争，没有集体的哺育，任何英雄都不可能诞生、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是英雄的母亲。英雄形象也是来自生活、来自群众的，它只不过是经过艺术结晶化了的典型人物。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给作家们的艺术想象力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革命的作家们从事这样的艺术创造是身心愉快的（虽然也是艰巨的），他们不会感到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那种“压力”或者“束缚”。
在艺术创造上，邵荃麟同志要求作家们去做的，却是另外一种“工作”。他把群众的大多数划入“中间人物”。这样一来，就把英雄和群众割裂开来，英雄成了游离在群众之外的无从产生、也无能为力的人物了，这等于是取消了英雄人物（这正好和他心目中的“现实”一致）。而在他划为“中间人物”的那一大部分群众中，按照他的解释和作法，永远只能产生“中间人物”的“典型”。他说：“提高还是要讲的，提高无非是概括，无非是典型化，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他提出来的“中间人物”的概念已经划好了圈子，那么，“提高”也好，“概括”也好，“典型化”也好，结果只能还是个“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实际上都是歪曲了现实，丑化了群众。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邵荃麟同志的这些“中间人物”究竟往哪里去的问题。根据他的表述，这些人物是“矛盾”的、
“动摇”的、有着“阴暗心理”的、带着“精神负担”的……按照他的理论和创作方法，又怎样使他们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呢？只有天晓得了。如果循着他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方法“深化”下去，这些失去了主心骨的可怜虫，就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试想，这样一来，“广大的各阶层”不都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实际上，这正是邵荃麟同志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真正看法。他在一九六○年冬天就开始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了，这正是国内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处于暂时困难的时候，国际上反动派以为可以趁火打劫，特别起劲地诬蔑我们的三面红旗搞糟了，人民公社搞糟了；在国内，也有一小撮人参加了这个合唱。邵荃麟同志在这个时候，在文艺界鼓吹“写中间人物”。他失去了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因此也就自然会失去对革命的信心、对三面红旗的信心，他弹出的“写中间人物”的调子，恰恰配合了国内外敌人在政治上的反华大合唱，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邵荃麟同志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最后在文艺上陷入这样的错误，只能在他的世界观里寻求答案。邵荃麟同志只看到象郭振山那样代表党内外资本主义势力的人抵抗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真实的，却看不到广大贫下中农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更大的真实；他只看到暂时还没有觉悟的、处在中间状态的部分农民群众留恋自己的土地，徘徊在两条道路之间是真实的，而当他们在运动中终于觉悟起来并且决心入社的时候，对于这种革命的真实却视而不见；他只看到一些人的落后保守，甚至于“动摇”、“偷东西”、“违法乱纪”，而对于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共产主义风格”却满心狐疑；他对于我们时代“平平凡凡”的小故事那么热心追求，而对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却缺乏真实的感受。其实，他是“含着微笑”看待“平平凡凡”、“皱着眉头”看待“轰轰烈烈”的。将近三十年前，高尔基在批评“有些和现实不调和的地方”、号召人们“应该更全面地了解现实，应该更深刻地理解它”时说过：“要知道，十七世纪的人物，即是俄罗斯的农民，终于从自己那一块狭小的份地中跳出来了，这是事实。可是居民当中的知识分子却还没有从狭小的份地中跳出来”（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四○六页）。邵荃麟同志应该从这段话里照见自己的影子。
很多社会生活现象在邵荃麟同志眼里走了样子，这说明他不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来观察现实的，因此，他捕捉不住那些革命的、生动活泼的事物。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和英雄人物身上的光辉品质，也看不到梁三老汉身上的革命性变化，仅仅看到了他的“精神负担”；在对待赖大嫂这类人物上，则是百般辩护，同情落后的东西。他完全脱离了工农兵群众，把自己拘禁在狭小的精神“份地”内，所以他无法理解梁生宝和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大庆油田的建设者、南京路上的好八连之间的精神联系，而当我们的文艺创作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时，他反而少见多怪起来，说什么“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他提倡作家写“精神负担”、写“旧的东西”……只能说明他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观察现实，因而他的目光只能落在这些停滞的、落后的、已经死亡和正在死亡的现象上。这样，他要求文艺创作“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并不象他所说的“也应该是典型”，而是不折不扣的“破烂儿”。主张“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同志和其他跟着鼓吹的同志，是应该从这种“理论”的泥坑中走出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