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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中的反动历史观
田余庆
周谷城先生关于美学问题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已经受到许多同志的批判。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九五七年修订本中，同样贯串着敌视劳动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现在我就翻检所及，把他的重要观点在这里摆一摆，让大家共同来识别和批判。
用生存竞争说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周先生给这部著作贴了许多标签，把自己装扮成唯物史观的拥护者。“历史即斗争过程”，就是这些标签中的一个。
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都是“斗争过程”，所以说“历史即斗争过程”，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只要不是满足于抽象谈论，就应当说明历史过程不同于其它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所在，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表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斗争过程”，以及这种“斗争过程”将要导致什么结果，含含糊糊是不行的。
遁词知其所穷，周先生所以这样含糊其词，乃是由于他穷于遮掩自己的反动史观，因而不得不把它隐藏在“历史即斗争过程”这样的暧昧字眼后面。在“斗争过程”的幌子下，周先生任意歪曲阶级斗争的实质，贬低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并为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预留地步。“生存竞争”，就是周先生用以偷换阶级斗争概念的一个“法宝”。
农民战争，这是封建时期农民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在周先生的笔下，农民起义被说成是农民的“生存竞争”（上册，第一六四页）①。农民战争史也就成了农民的“生存竞争”的“斗争过程”。民族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是，在周先生笔下，不论是边境各族入主中原，还是汉族王朝侵犯四境民族，都被说成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或“优良的生活环境”（上册，第三七六页；下册，第六七页），因而也是“生存竞争”。
在周先生一九四七年版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书中，“生存竞争”的思想表露得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周先生说：“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其里面则为生存竞争，亦即国父中山先生所谓人与天争、人与人争之‘争’也”。所谓“人与人争”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古今之变，或治乱兴衰，人与人争之表象也；天下之文，或典章经制，则人与人争之收成”②。
生存竞争，这是生物进化论者的用语。生物进化论者认为生物的生存竞争导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否则生物本身便会受到自然淘汰。这种观点同自然科学中的神学观点比较，无疑是进步的，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移植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来，就只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的一种谬论。周先生认为生存竞争的表象和结果，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治乱兴衰”，是地主阶级的“典章经制”，总之，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万古长存的完备的统治，其实质也正是维护地主统治，反对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还说：“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历史观；“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的反科学的历史观③。象周先生那样闪烁其词，泛谈什么“斗争过程”而不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提到阶级斗争而不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看作观察历史的主要根据；或者用“生存竞争”偷换阶级斗争的概念，兜售反动的庸俗进化论，这都只能是剥削阶级的历史的唯心主义，无论如何打扮，都不能冒充无产阶级的历史观。
污蔑农民战争，宣扬阶级调和论
我们再看看周先生认为“着重阶级斗争”的部分，即封建时期的农民战争吧。在这个部分里，理应说明阶级斗争激化的过程，歌颂农民的英勇斗争，阐明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但是，周先生却掩饰和调和阶级矛盾，辱骂农民起义，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请看这些例子：
东汉建武初年，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乱源：一为官僚地主的称雄，一为各地的农民暴动”（上册，第二三二页）。“自黄巢死后，秦宗权继起，当时中国全境，几乎都陷入纷乱之中”（下册，第七页）。这是把地主集团的割据活动同农民起义等量齐观，把农民起义说成是社会纷乱源泉之例。
黄巾起义“是以迷信造成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妖言邪说”（上册，第二四六页）。方腊“生长的地方；天然环境；有些奇特，人民的知识未开，所以他能以邪道支配他们”（下册，第八八页）。这是歪曲农民战争形成的原因，把农民起义领袖说成是玩弄邪道的人，把起义农民说成是受邪道支配的乱民之例。
“无知识的地主（按指刘玄等人），虽姓刘，也不能成大事。直到谨厚有识者（按指刘秀）出，才稍稍有个样子”（上册，第二三一页）。皇甫嵩从南到北镇压黄巾，被说成“转战经年，卒著成功”（上册，第二四七页）。这是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吹嘘刽子手的“战功”之例。
东晋南朝的“富者尝招纳贫者，为之生产；贫者尝投奔富者，以图托命。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力；相反的两层，竟是相成的两层；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贫富两极，经济地位，虽不相同；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出现之时，阶级意识，不甚明显；贫富两极，竟能结合，构成经济单位。贫者在这种单位里面，与富者合作，而得生存”（上册，第三二六、三二七页）。这是粉饰阶级剥削，宣扬阶级合作之例。
从上面这些例证，特别是从宣扬阶级合作的例证看来，周先生对农民的阶级斗争所持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观点，岂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周先生所谓“着重阶级斗争”的话，难道有一丝一毫可信的成分吗？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周先生假起义农民的敌人之口来咒骂农民。在《太平天国的反抗运动》一节中，周先生引用曾国藩《讨粤匪檄》近七百字，而用“这檄文当然是荒谬的”一句话来遮掩自己的用心（下册，第三二四页）。周谷城还恶劣到这种地步，他详述僧格林沁设灵祭奠战死的清兵，“捆太平天国之兵八十人，及童子二人，挖去其心祭之！并为文曰：‘尔官尔民，为国忘身。沙场战死，英灵未泯。天鉴尔志，振我军声。渠魁既歼，“贼”党悉擒。剖其心肝，慰尔忠魂。尚饗’”（下册，第三一七页）。周先生用轻松的笔调详细地写下这些事情而无半句谴责的话，难道能够否认这是周先生为封建统治阶级警诫“乱臣贼子”吗？难道能够否认这是周先生发泄对农民的刻骨仇恨吗？
诅咒和诬蔑是埋没不了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的。在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是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每一次较大的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历史上“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④；而朝代的更换，往往集中反映了农民起义反对封建统治、推动社会发展的成就。农民战争后产生的新王朝与旧王朝比较，土地分配的矛盾缓和一些，封建剥削、封建压迫轻一些，这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在周先生的笔下，农民起义的这些伟大作用，是根本看不到的。既然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农民的“生存竞争”，其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农民获得暂时生存的机会。农民起义成不了什么“大事”，徒然对社会制造了“纷乱”，必须等待“有知识”的地主起来才能收拾残局。因此，在他看来，农民起义都是一闪即逝的萤光，没有对后代留下任何影响，同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在《中国通史》的《结论》中，周先生回顾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民的阶级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疏漏，而是如实地反映了周先生的反动历史观。
歌颂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周先生一方面辱骂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主阶级大唱赞歌，把一个又一个的花环奉献给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和对地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最露骨地表现了周先生的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
请看他是怎样赞扬封建统治者的吧：战国时期的法家为人民谋“福利”（上册，第一九○页），秦始皇刑法“严明”（上册，第一七○页），光武帝“谨厚有识”（上册，第二三一页），宋太祖是“非常之人”（下册，第一一页），乾隆皇帝“勤政爱民”（下册，第二五二页），等等。
周先生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描写，更是倾注了他自己的深厚感情。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历史上的开始。在周先生看来，士是“优秀的读书的人”，是“能干的做官的人”（上册，第一二二页）。士“最有资格研究学问、保存知识”；“士是以研究学问，保存知识为其最大之特征的”；士成为地主以后，“其原来研究学问、保存知识的习惯，也就跟着遗传下来，成了地主阶级的新习惯”（上册，第一二二、一二三页）。士“除农工等生产事业以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册，第一三八页）。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在周谷城看来，“那才是最伟大的运动”（上册，第一四二页）。
士的历史评价，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但是士的阶级本质，却必须讲清楚。“研究学问”的士是掌管地主阶级上层建筑的人，他们除通过地主阶级的专政机关，直接统治农民以外，还善于充当地主阶级的精神卫士，用各种说教麻醉农民。士的最大部分，并不是“研究学问”的人，而是鸡鸣狗盗之徒，他们更是统治阶级的鹰犬。至于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那不过是一种被记述所夸大了的游说伎俩，根本不是什么“最伟大的运动”。周先生对他们使用“伟大”、“优秀”这一类的赞词，无非是表现他自己对这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同类感而已。
周先生还大力歌颂东汉的士大夫，说什么东汉“知识分子之中，养成一种卓越独特行为”（上册，第二三四页）。他又引赵翼之说，对所谓“志士的卓特行为”（上册，第二三五页）备加赞赏。说穿了，这都是借以抬高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价。
东汉士大夫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杀身成仁的人，但是更多的人则是厚颜无行，把矫揉造作当作猎取声名利禄的手段。“以儁才知名”的黄允，被妻子攘袂揭露“隐匿秽恶十五事”⑤，只不过是伪君子的一个例子而已。司马光在这一点上比赵翼要老实一些，他承认东汉许多名士“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⑥。周先生最好还是多尊重一点事实，多斟酌一下古人的不同议论再来抄引，而不要让赵翼一人牵着鼻子乱撞。
周先生还说：六朝时期的江南文化，“是中原南下的大家世族与江南本土的大家世族合伙造成的伟业”（上册，第三一一页）；南下的世族，是“外来的优秀分子”（上册，第三二○页）；唐以后实行科举制时期的士大夫，也无一不是“优秀分子”（下册，第一九、二二页）。周先生把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看得如此“崇高”，把创造封建文化的全部功劳都归之于他们，这是对历史的绝大歪曲。历史的唯心主义者都是这样歪曲历史的，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所致。
最为荒谬的，莫过于周先生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说成是
“指导人民”（下册，第二六九页）、“训导农工商人”（下册，第三六七页）的超人了。在周先生看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不是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而是站在地主与农民两者之间，以“缓和双方的冲突”（同上），因此，“皇帝对他们的期望特别殷切”（下册，第二六九页）。这样，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应当肝脑涂地，报答皇恩，让皇帝陛下永远生活在太平盛世，让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万古常青，让农民永远作牛作马，而不“犯上作乱”。周先生散布这些荒谬论点，只能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的作用。
歪曲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偷贩“商业资本主义”谬论
自宋元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仍旧是完整的封建社会。那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形下，商人的根本利益还是从属于封建地主的。及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双重任务。
但是在《中国通史》的《结论》中，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被歪曲了。周先生说：从北宋以来，“地主之势力便随着削减”，
“商人的势力纵不能大过地主的势力，但实际上至少已有与封建地主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了”（下册，第四三九页）。地主的势力是怎样被削减的呢？他认为是通过地主阶级政权自己制定的办法：做官须要通过考试；须要负担公役；实行了和籴［dí 笛］制。
照这样说来，北宋以后，政府自动地限制地主，保护商人；商人地位与地主相等，甚至超过地主。试问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呢，是资本主义社会呢，还是陶希圣之流转贩的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周先生在他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一书的弁言中说，他同陶希圣谈到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受了他（陶）的暗示，自己（周）的见解变了”⑦。大家知道，陶希圣之流提倡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极其险恶的用心的，那就是反对我们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企图抹杀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周先生在《中国通史》里，正是拾了陶希圣之流的反对中国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发展学说的破烂，加以补缀和贩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颇可深思。
歪曲中国近代史，把它说成是“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历史
周先生给《中国通史》中的近代史部分，加上了一个《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副标题，用它来概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从而达到歪曲中国近代史的目的。
中国近代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⑧。在这个过程里面，充满着人民大众的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也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但是在《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这一标题中，阶级没有了，民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工国”和“农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没有了，革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互相激荡”。中国近代史难道就是这样的吗？还应该看到，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周先生所强调的，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性使然，而是产业变革引起的对外贸易的要求。从这些看来，周先生竟是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了。
为侵略者作辩护，表彰卖国贼投降有“功”
中国人民富有反侵略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正义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野心，阻止了反动统治者的投降行径。但是，周先生对此是怎样看的呢？他完全抹煞了反侵略斗争正义性和侵略战争非正义性的区别，从而对反侵略斗争大加谴责，为侵略战争竭力辩护。曾经有人揭发，周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油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中说过：“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他还举例
“证明”说，正是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问罪之师了，于是发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八国联军入京的惨举”⑨。这是一种道道地地的奴隶哲学。而这种观点在《中国通史》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后赵统治者石虎抢夺汉族妇女三四万人，供其蹂躏，这是一种无可饶恕的民族压迫罪行。而周先生却认为这“未尝不可视为石氏之选择人种”，因为石虎“想与汉族中之优秀分子通婚，以期改进种族”（上册，第三○八页）。请看，周先生为了替民族压迫辩护，竟滚到种族主义的烂泥坑里去了。
周先生在分析辽、宋战争的原因时说：“辽人因生活上的要求，向宋进逼之时，宋为自卫计，当然予以反攻，……这样一来，双方便大开战端。”（下册，第三四页）如此说来，辽的侵宋和宋的抗辽竟是各有理由，无所谓是非曲直，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周先生还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原因，归之于义和团的“原始的排外运动”（下册，第三四○页）。这就是说，似乎中国人民在外来侵略者的面前必须逆来顺受，否则，“必然引出大压迫”，咎由自取，危险得很！周先生的这些话是在中国人民反对日寇侵略的期间写的，并且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今天仍然不加修改，其用意不能不使人发生怀疑。
按照周先生的观点，反抗侵略应该受到谴责，那末屈膝投降当然就应该得到嘉奖。无怪乎周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竟充当起汉奸卖国贼的辩护士来了。
周先生袒护汉奸卖国贼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从而在抗日战争激烈的年代为投降论找到了历史根据。这种反动观点，已有专文揭发和驳斥了⑩。这里只是补充一点：周先生除了为秦桧辩护以外，还替卖国小丑张邦昌开脱，为他缓颊求情。他说：张邦昌“一半是遵循舆论”，“另一半大概是张邦昌的自愿”，“于是自动的迎立康王（按即以后的南宋高宗）”；“康王之立，的确也得力于他之一迎”（下册，第七一至七二页）。周先生写下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想让读者不要忘记，南宋的建立及其同北方女真人的对抗，有张邦昌一份“功绩”。不仅如此，周先生对李鸿章等的投降行为也备加赞扬。他说：当义和团进行反侵略斗争“引出丧权辱国之大祸”（下册，第三四○页）时，“南方各省……有粤督李鸿章等联名奏言，农民不可置信，兵衅不可轻启。山东巡抚袁世凯亦同此主张。……他们与各国妥协。南方各省因此也得保偏安”（下册，第三四三页）。请看，公然宣扬反抗有“罪”，投降有“功”，这是什么居心！
周谷城先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是举不胜举的，他的《中国通史》实际上是汇集了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反动史观的一锅大杂烩。这些反动史观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之点，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
本文只是对周著《中国通史》的若干反动观点作初步的揭露，并且对这些观点也还没有逐个地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周先生其它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论文，同样散布了许许多多的荒谬观点，这里也完全没有触及。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关心这个问题，参加这一场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史观的斗争。
①本文所引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新一版（修订本）上、下册。
②《中国史学之进化》，生活书店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页。
⑤《后汉书·郭太传附黄允传》。
⑥《通鉴》卷五一，永建二年。
⑦《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店一九三○年版）第四五至四六页说：周至秦为封建时代，而秦以后的“封建余波，郡县封建并行，封建势力之反动等等，皆为变相”，这正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者惯有的论调。至于下面又说：“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我都不置辩”，这实际上是不打自招。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六页。
⑨李星等：《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
⑩金应熙：《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载《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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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剖析英国的新费边主义
骆静兰
一
费边主义是英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思想流派。费边主义得名于费边社，费边社是一八八四年在伦敦建立的。费边社分子之所以袭用“费边”一名，意在效法古罗马名将费比厄斯（Fabius）的稳健缓进战略，以“攻击”资本主义和实现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他们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①。费边社的成员包括英国各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上层分子。他们冒充英国工人运动的顾问，攫取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从来就是一帮恐惧英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仇恨马克思主义，又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威力而不得不把自己乔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恶棍。
八十年来，费边主义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和“思想渗透”，广泛宣扬他们的社会改良、阶级调和的观点。
从一九五一年以后，费边主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帝国主义思想实行了彻底的合流。在一九五○年英国战后的第二次大选中，工党的失败说明了工党所执行的费边主义理论和政策已经在国内完全丧失人心。当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壮大，由于广大殖民地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工党和费边分子本能地警觉到，他们必须及时改弦更张，另立新说，来进行更巧妙的欺骗蛊［gǔ 古］惑。自此以后，费边分子纷纷著书立说。费边分子们自己标榜，这些书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涵义作了新的考虑，用适合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会主义哲学，对明天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原则和方案云云。
当然，新费边主义和老费边主义一样，都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抵制人民革命运动为目的，都是反对革命、主张阶级调和的。从老费边主义到新费边主义的转变，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走向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思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即已天才地看透了费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质，他说：“‘费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②今天的新费边主义越来越证实了列宁的论断。
二
新费边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据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过去确实存在过，今天在英国却已经不存在了，英国人心目中只残留着些微的阶级“感”而已。他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用来分析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今天的英国社会，则已经完全是“过时的了”，等等。分开来说，有以下三点。
第一，新费边分子故意违背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竟按照什么“每个人自己认为他是属于哪个阶级”这种彻头彻尾的主观感觉，来确定人们的阶级地位。据说根据民意测验，上自资本家、工厂主、农场主，下至教员、职员和一大部分工人，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中间阶级”。只有完全无衣无食、无家无业的人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在英国，无产阶级正在消失。在美国，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
对于那些靠剪息票为生的大资本家，新费边分子援用了一套“经理革命”的谬论来替他们诡辩。他们说什么这些大资本家都已不亲自经营企业了，企业的管理权业已转入经理人员手中，而经理人员本身并非业主，因此他们能以“中立的”态度去经营企业。最后，他们说，由于资本家的财产权同管理权已经分离，他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
在新费边分子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英国都已绝迹，全体英国人都属于一个所谓无所不包的“中间阶级”。这样，阶级斗争也就自然“没有”了。
第二，他们认为，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工党执政期间，工党政府不仅实行了几项重要企业的国有化，开创了“国有”经济，而且还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本主义的主要弊害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新费边分子们一再强调，英国已经把资本主义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因此英国已经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说是一个“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他们硬说，英国的国家机器已经不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一个“超阶级”、“超政治”、“中立”的、为全民谋福利的工作机关。抹煞国家的阶级性，是费边社从成立以来一贯的手法。新费边主义就是企图借助这种拙劣的欺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抵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决不可能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已经是常识。我们从英国政府的实践，英国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中，就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证实。
先看看英国的政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英国研究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詹宁斯自供道：“我们的政府不是别的，而是内阁和文官的专政”。英国的文官系统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得力支柱，这是举世皆知的。至于内阁，且不说保守党内阁几乎全是由工业托拉斯、大银行、大公司的董事经理之类组成的，就连工党政府也都是由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组成的。
再看看英国国家所从事的种种经济干预活动，究竟是为谁服务的。根据凯恩斯的药方，英国政府实行了控制预算、控制通货的政策，从事定货、包工、贷款和发放补助金等活动。国家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搜刮苛捐杂税，当作国家预算资金，再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向大资本家进行定货、包工，把大批金钱输入资本家的腰包。不足之处，再给予贷款和补助金。特别是在扩军备战期间或战争期间，国家预算就变成了军火垄断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无尽的源泉。
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可以举以下数点说明。自二次大战以来，英国一般人民的收入，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被国家用征税的方式剥夺去的。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九五三年发表的统计，一九五一年英国按人口计算的许多食物的消费，都大大低于一九○○年的水平。一九四八年艾德礼工党政府还发布了冻结工人工资的白皮书，横蛮地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利。至于就业情况，即使根据官方大为缩小了的统计数字，战后全失业人数也达到三百三十到三百四十万。关于居住情况，艾德礼政府曾经夸下海口，要“坚决消灭贫民窟”。结果连约克郡大主教哈尔贝特都不能不失望地说：“由于工党政府政策的结果，住在贫民窟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加了，生活状况也变得更加恶劣了。”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是掌握在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手里，它所执行的政策是加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维护并巩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位。上述事实，就是新费边主义所鼓吹的“福利国家”的真实面貌。
三
几十年来费边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把社会主义歪曲成为一个空洞的伦理概念。老费边分子经济学家托尼早已鸣锣开道，说：“社会主义一词的涵义，不仅上一代与下一代不同，前十年与后十年也是不同的”。新费边分子克罗斯兰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书中也说，历来对社会主义一词的解释都是出自各人的喜爱，而今天界定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应该是伦理价值或道德理想。克罗斯兰把他的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归结为以下几个内容：一、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物质贫困和人身卑微的抗议；二、对社会福利的广泛关怀；三、对实现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信念；四、反对竞争性的敌对状态，坚持友爱与合作的理想；五、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效率，尤其是对大量失业的抗议。他说，第一、第五两点在英国业已实现，今后有待努力的只是关怀社会福利、宣扬“理想”、树立“信念”，等等。去年死去的前工党领袖盖茨克尔说得比较干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自由和公平股份，或者说就是一个股东国家”。不难看出，新费边分子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的科学真谛，其目的正是要保存一个由大垄断股东统治的帝国主义制度。
新费边分子标榜他们的“社会主义”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别称，就当前英国的条件论，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里的“民主”，按新费边主义的说法，包含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方面。所谓政治民主，就是前节所讲的“福利国家”，新费边分子认为它已经实现了。当务之急在于实现所谓经济民主或工业民主。在这方面，新费边分子提出了两项具体目标：一是所谓“工业参与制”，一是所谓“资本民主化”。前者是选择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即工人阶级的叛徒，同国家的代表和资本家共同协议，制定企业生产计划，借以宣扬工人业已“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后者是诱骗乃至强迫工人购买小额股票，一面借以帮助资本家搜刮大量资金，一面借以鼓吹工人业已同资本家“共有”企业，资本业已达到了“民主化”。
让我们再看看新费边分子所谓“混合经济”的实质。他们强调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私有制决不是由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被默许暂时存在的，相反，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私有经济来履行它的合法而又确实必要的职能。”据说由于“人们需要有种种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花钱、去占有财产、去创造、去尝试”，所以如果没有私有制，就不足以“保证个人自由”。不但保存私有制，而且还“决不能把私有经济搞得残缺不全”。十分明显，新费边主义为了保证垄断资本家的“个人自由”，不仅要保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还要完整和永远地保持它。
“国有化”经济是费边主义和工党赖以鼓吹其“社会主义”的王牌。其实，这个“国有化”是极其虚伪的。第一，国家不是无偿地没收，甚至也不是以合理的价格赎买，而是从国库中以高达原企业价值三倍到四倍的价格，用国家债券的形式付给原业主补偿金，名义上收归国有，事实上却又保留着原业主的管理大权。第二，既然英国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么
“国有”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共有，或者说是集体的资本家所有。因此，决不能把英国的这种“国有化”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混为一谈。据统计，工党政府付与“国有化”企业原业主的补助金达二十八亿镑，而原业主每年还要另外从国家开支中取得八千万镑的债券利息。这样巨额的款项是由工党政府一手取自全国劳动人民，一手转送给大垄断资本家的。
资本家通过“国有化”政策所得的好处还远不止此。原来实行“国有化”之前，有些企业（如采煤业）是技术落后，生产效率极低，岌岌乎濒于破产的行业，经过国家接收以后，它们不仅免于破产，而且获得丰厚的补偿金。原来有些企业的产品是其他工业的原料或动力，但因生产不足，牵制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国家收回这些企业（如采煤、电力、钢铁等企业）之后，保证了廉价而充足的供应，使有关企业的资本家普遍受惠。此外，原来有的企业（如钢铁工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已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通过“国有化”，把这种矛盾从形式上转变为工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由政府出面，借口“国有”企业中工人不应罢工而剥夺工人的罢工权利，更进而强迫工人加强劳动强度。“国有化”企业中工人的处境，恰恰如恩格斯所说：“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顶点。”③
由上所述，可见“国有化”是挽救和巩固英国垄断资本的地位、加强英国财政寡头势力的政策，也是战后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国家机构进一步从属于垄断资本的重要步骤，更是加强剥削工人阶级、欺骗世人的狡黠措施。
①《英国的和平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三七页。
②《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四五八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九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