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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介绍吉林省朝语配音解说工作
谢逢松
图们江畔，长白山中，有好些电影放映队成年累月地在为山区群众放映电影，他们有很多动人的先进事迹。这里，只说说他们为了帮助群众看懂电影，是怎样进行影片朝语口头配音解说工作的。
最先实行影片朝语口头配音解说的，是延吉市人民电影院的宣传解说员金东赞。他的经验推广后，现在，几乎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放映单位，都配有专职的解说员，实行影片的朝语配音解说。运用这种方法，一部汉语普通话版的影片，在放映的时候，经过一个解说员的配音解说，就会变成和一部翻译影片一样的“朝语影片”。
这一工作，在最初阶段，只是在放映电影时，进行映前宣传，介绍影片的主题思想；进行映间插话，介绍影片的人物和主要情节。这样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后来，观众对于这种作法就不满足了。电影宣传员也感到这样作不够了。于是，便开始了影片配音解说的试验。他们改装了放映机，做到能控制影片的音量；他们解说时戴上耳机，当影片音量减弱，观众听不见时，他们还能听见；他们翻译了影片的台本，对着朝文的台本来解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进行了艰苦的解说基本功的锻炼。刚开始时，他们为影片中的人物配音，说得不象，传达不出感情。以后，他们深入生活，观察各种人的讲话音调，分析他们的发音特点，不断摸索，反复练习，经过长期的实践，终于找出了不同人物的发音规律，他们针对各种不同的人物，分别以严肃、庄重、淳朴、诚恳、天真、活泼、沉着、激动、欢乐、痛苦、奸诈、狡猾、傲慢、卑怯等不同语气，来表达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现在，他们的配音解说基本上做到：学男象男，学女象女，老少有别，好坏分明。
电影朝语配音解说工作，是朝鲜族电影放映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他们最初映电影的时候，群众看不懂讲汉语普通话的影片，群众说：“电影好是好，可我们看不出怎么个好法。光听见电影说话，不懂说的啥，心里真着急！”群众看不懂电影，电影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甚至有时还为群众所误解，起到相反的作用。电影放映工作者听到群众的这些反映，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虽然映了电影，还是没有尽到责任。于是，他们下决心要使群众看懂电影，从中受到革命的教育，创造了口头配音解说的方法。这就解决了让少数民族人民看懂电影的大问题。
现在，群众看得懂电影了，他们十分感激地说：“是党给我们安上了‘千里眼’，让我们看到电影；是党又给我们安上了‘顺风耳’，使我们听清了话，看懂了电影。我们从电影中知道了许多国家大事，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我们要用出色的成绩，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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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作电影映间解说的
河北省昌黎县果乡电影放映队 张子诚
为了帮助农民看懂电影，我们电影放映队在电影放映之前和放映中间，采取各种方法介绍影片的主题思想、历史背景、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等，使农民看了电影以后，知道从影片中学习什么，反对什么，使电影真正起到宣传教育作用。这里着重谈谈我们如何做映间解说工作的。
一般影片的开头都有一定的空隙。电影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影片所描写的当时情况，我们在电影的开头向社员们作简单介绍。如《夺印》一开始就出现“一九六○年春天”字样，我们就介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远的不说，就说一九六○年春天江苏省苏北小陈庄的一件事吧！”这样介绍，可供农民了解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当影片中出现人物的时候，农民常问我们这个人是谁呀？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作好人物介绍是帮助农民看懂电影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人物分辨不清，就会张冠李戴，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电影里边的某些镜头，对不常看电影的农民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如人物不讲话，在进行思想活动，他在想些什么，需要向观众交代。又如幻想、回忆等特殊镜头，象《暴风骤雨》中赵玉林牺牲后，画面上出现松林，以说明赵玉林的精神永垂不朽，如松柏一样万古常青。类似这样一些镜头，农民是不大理解的，我们就利用间隙作些解说。
有些镜头是比较好懂的，但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起到连贯、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也作启发式的提问和解释。
影片的语言是比较精炼的，有的甚至是话里有话，很多社员对这些地方有时是不理解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对影片作些补充说明。如映《野火春风斗古城》，伪军到处搜查杨晓冬，正在这紧急关头，关敬陶来了，当时也有伪军在场。银环说：“这位团长，你的弟兄到处乱抓人，你管不管哪？”“你管不管”这句话是有另外意思的。我们当时就解说：“是啊，关敬陶，你管不管哪？难道你不记得银环到你家去，你曾经说过，凡是你管辖范围以内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办吗？现在就看你怎么办了！”
我们在农村放电影，使用的是小机器。放半个钟头左右就要换片，一换片，社员对影片故事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再加上找人找座，第二本开映好一阵，还静不下来，前本和后本连不上。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学习了外地的经验，这时就作换片小结，片子一放完，就把刻有字幕或有图的幻灯片放出去，一边换片子一边作解释，说明上本放的是什么，下本是什么。这样做，不但稳定了场内秩序，更主要的是可以使故事连贯起来。
影片快要放完的时候，我们还利用空隙镜头作简单总结。如放映《夺印》结尾，何支书对陈广清说：“要记住这次教训啊！”我们这时也向农民作片终总结：“社员同志们，我们都要记住这次教训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印把子，绝对不能让敌人夺去。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咱们的人民公社办的更好吧！”
据了解，我们这种做法，对帮助农民理解电影是有益的，也是受到农民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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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话电影来了”
广西僮族自治区，共有僮、汉、瑶、苗、侗、仫佬、倮倮、毛难、回等十多个民族，语言复杂，有些地区不但一个县有好几种民族语言，甚至一个区、一个乡也有两三种民族语言。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听不懂影片中的普通话。
今年八月，我们学习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用民族语言口头翻译影片对白的先进经验。九月初，上林县第一电影放映队在这个县的三里、圹红、乔贤等三个地区放映电影时，就用上林僮语口头翻译对白。电影队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僮话电影来了”！僮家的男女老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向来不爱看电影的人，听说是僮话电影，也跑来看了。从九月十二日到十月十五日，电影放映队在这三个区巡回放映十六场，观众达一万一千六百多人，有的地方观众增加一倍多。僮族青年黄宪看了僮话电影之后，兴奋地说：“真想不到来了上林僮话电影，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僮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广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孙殿周 陈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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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电影放映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创造
农村电影普及放映工作的任务，首先是让广大农民看到电影，看到革命现代题材的电影。但是，有了好的电影，还要帮助农民充分理解电影。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影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这方面，农村许多电影放映队作了不少工作，创造了很多好的形式，放映员在电影放映前和放映中间进行解说，就是帮助农民看懂电影的很好的方法。
这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等地区的电影放映单位，以本民族语言翻译对白解说影片。许多放映员口头翻译工作做得很出色，有的译得和一般翻译片的水平差不多。如果观众不知道有人在当场做口头翻译，简直以为是在看本民族语言的翻译片。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电影的口译工作，这是电影放映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创造，是电影放映事业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发展，发挥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作用，是有很大意义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语言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人民看不懂汉语普通话电影。党和国家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每年都要选译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版的影片，供应这些地区放映。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只能译制几种语言和少数影片，远不能满足各族人民的要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放映队，采取翻译对白解说影片的办法，既不要多花钱，多用人，又使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完全看懂电影。这个经验，值得在少数民族地区电影放映队中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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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贫下中农 办好集体经济
郭河生产队队长这样作了，粮食增产，后进队跃居先进队
永兴生产队队长没这样作，粮食减产，先进队变为后进队
本报合肥十五日电 安徽六安县查陵波公社白圩大队郭河生产队干部虚心听取贫农、下中农的意见，集体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后进队变为先进队；永兴生产队干部不重视贫农、下中农的意见，粮食减产，由先进队变成后进队。最近，生产大队总结了这两个队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办好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郭河队和永兴队的生产条件大致相同，土地座落相距很近，但是今年的收成相差很多。郭河队去年是全大队生产较差的一个队，今年有三十四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九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三，粮食单产跃为全大队的首位。永兴队去年的生产在全大队是比较先进的，可是今年五十四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只有六百七十四斤，比郭河队每亩少收四百一十五斤，生产不如去年。
这是什么原因呢？
郭河队队长杨本义，是今年被社员选为生产队长的。他领导生产的经验虽然不足，但和队里的贫农、下中农处得水乳交融。他经常与关心集体、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贫农、下中农保持联系，有事情就向他们请教，遇到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重大问题，首先征求和听取贫农、下中农的意见。由于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逐渐团结了一批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队里的老贫农杨宜平、刘开周、汪永祥和杨本善等经常给他出主意，成了队里有名的“老参谋”。杨本义担任队长不久，生产摸不到头绪。贫农杨本善到他家里对他说：“要搞好集体生产，在经营管理上应该把劳动定额搞好，做什么活，该得多少工分，弄个清清楚楚。活路安排要有计划，把劳力安排好了，生产就有头绪了。”杨本义认为这个意见很重要，便召开贫农、下中农座谈会，详细讨论了各项农活的定额，改进了评工记分工作。社员们看到队里的政策执行得好，生产积极性很高，没有一个无故缺勤的。今年全队的投工量比去年增加一半以上。
郭河生产队去年生产搞得较差，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播种季节。为了接受这个教训，春耕前，杨本义主动找一些贫农、下中农商量，根据队里劳畜力的情况，及时安排了春耕；又根据今年水源条件改善的新情况，把四亩五分旱地改种水稻，结果水稻总产有了大幅度增长。
永兴队队长赵士中先后担任过五年生产队长。他虽然积极肯干，但是由于存在着自满情绪，认为“自己懂得怎样领导生产了”，在工作中征求和听取贫农、下中农的意见不多。结果今年生产很被动，吃了大亏。正当春耕大忙的时候，队里有不少社员只是忙着搞家庭副业。这时，一些贫农、下中农向赵士中提出意见，建议动员社员集中力量开展春耕生产。可是，这个重要的建议没有引起赵士中的重视，他反而听信了个别自私心重的社员的意见，结果推迟了春耕，延误了农时，队里的三十六亩水稻普遍长得不好。由于春耕推迟，以后的农活步步被动，还影响了积肥和田间管理等农活。
最近，这个大队在总结今年的生产经验和安排明年生产计划的时候，以郭河和永兴两个队的事实作教材，向全队干部进行了阶级教育，使干部认识到：要办好集体经济，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郭河队队长杨本义说：“我们队里今年生产有起色，是贫农、下中农主意出得好。”永兴队队长赵士中说：“我没有听取贫农、下中农的意见，今年的生产吃了大亏。”赵士中接受了这个教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当前的生产又有了起色。前一个时期天旱，他便与一些贫农、下中农商量，组织劳力车水润田。有的贫农社员说：我们的队长转变了，遇事和我们商量得也多了。以后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搞好集体生产，向先进队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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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颗颗红心为革命
阶级情谊比海深
少数民族业余演员在观摩演出会上亲密团结热诚互助
新华社十五日讯 “万个苦瓜一条藤，万个穷人一条心；颗颗红心为革命，阶级情谊比海深。”一位瑶族女社员在北京新写的这首山歌，深刻地道出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各民族业余演员之间亲密团结的感情。这些业余演员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相处不过二十多天，但同命运、共呼吸的阶级情谊，已经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每个代表团的住地，几乎都贴满了彼此题送的贺词和喜报。每当一个代表团的观摩演出晚会结束时，有些代表团的人员马上拥到舞台上去，送上一张张祝贺的大字报。他们不是一般地握握手，而是面对着演出者又唱又舞，出现了在首都的剧场里少见的热烈欢腾的景象。在大家高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苗族小伙子的芦笙舞刚刚跳罢，内蒙古的演员们又跳起传统的“安代”舞。没有上台的其他代表团的演员们就在台下高唱革命歌曲，他们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还热情地有节奏地向台上的演员高呼“再见！”内蒙古的代表们后来还特地编了一首歌颂民族团结的歌子在这个时节演唱。他们唱道：“我们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少数民族欢聚一堂；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党的民族政策胜利辉煌。各族人民团结紧，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
这些业余演员，绝大部分是过去的贫苦农牧民和翻身奴隶。在讨论会上，在墙报栏中，多少人曾经表达过在温暖的祖国各民族大家庭里的亲身感受。有的说：“解放前我们邻近两个村子的人，往往也成了冤家。只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知道各民族受苦受难的人民，原本是亲密的兄弟！”贵州的苗族青年熊志彪，在一次座谈会上听见新疆两位维吾尔和哈萨克族老人诉说解放前的悲惨身世，非常激动，他向一位会说汉语的哈萨克族青年详细地打听了两位老伯伯的情况，并请他代为问候。熊志彪说：“我在贵州，你们在新疆，相隔几千里。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我们这些受苦人怎么能相见？”正是怀着同样深切的感情，广东代表团黎、京、瑶族的年轻人都把五十八岁的黎族老大娘王玉梅叫作“妈妈”或“婆婆”；在其他许多代表团里，大家也都亲热地把年长的女演员叫作“姐姐”，把年纪最小的姑娘叫作“妹妹”。他们共同回忆往日的苦难，共同赞颂今天的幸福生活。
心心相连的各族业余演员，都把这次观摩演出当作是向党和毛主席的一次汇报。他们共同分享每次演出成功的喜悦，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别人演出时遇到的种种困难。辽宁的朝鲜族舞蹈和湖北土家族的民歌演唱缺少伴奏者，吉林和广西代表团立即抽调人力，突击练习乐曲，分别担负起了从排练到正式演出的全部伴奏任务。至于借用服装、乐器的情况，在各代表团之间更多。他们之中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兄弟代表团需要，一定尽全力帮助！有一次，广西代表团的几把芦笙突然变了音，贵州的侗族演员石国兴听说以后，马上自告奋勇地为他们修理。原来，石国兴是当地有名的芦笙师傅，身边带着修理芦笙的工具。他利用休息时间及时修好芦笙，使广西代表团第二天没有耽误演出。
许多演出节目的排练过程，也包含着各民族业余演员之间的深厚友情。各个代表团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学会了其他民族的歌曲或舞蹈，有不少单一民族的节目也是由几个民族的演员同台演出的。有一次，四川代表团要在夜晚演出，就在这天早晨，表演铃鼓舞《丰收后的欢乐》的一位羌族女演员病倒了，彝族姑娘阿依子几莫虽然早已参加了三个节目的演出，却毫不畏难地来顶替这个角色。她紧张地排练了一天，当天晚上登台的时候，双手都被铜铃磨起了水泡。别的演员在墙报上写了一篇表扬文章，但阿依却说：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各族业余演员在朝夕相处中，出现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这里，同住一层楼的西藏姑娘和她们来自宁夏的回族朋友曾经发生过多少次“争执”，因为大家都坚持要帮助对方打扫走道和卧室；一些达斡尔族和维吾尔族农民刚刚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袜子破了，而朝鲜族和塔吉克族的姑娘却很快替他们缝补完好，悄悄送回来。在庭院里，在排练场，在汽车上，人们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业余演员在亲切交谈、互赠照片、交换通讯地址、交流表演心得。这一言一语、一针一线，都饱含着兄弟民族间无比深切的情谊。家住康藏高原巴塘县的藏族女歌手阿呷，现在已经结交了蒙古、朝鲜、满、布依等许多民族的朋友。一天夜晚，阿呷正在后台学唱朝鲜歌曲《人民公社好》，西藏十八岁的女歌手雍西也闻声赶来。她们跟随朝鲜族姑娘玄春月，一字一句地学会了这支歌曲，回到宿舍又不约而同地向同伴们演唱起来。这两位藏族歌手兴奋地说：朝鲜族和蒙古族人民能够听见我们藏族的歌子，我们又能够把他们歌颂党歌颂人民公社的歌儿带回去，唱给乡亲们听，这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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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健康服务
西藏一批医疗单位医务人员受表扬
藏民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新华社拉萨十五日电 西藏最近有十六个医疗单位和四十多名汉、藏族医务人员，因为在保障藏族人民的健康方面成绩卓著，受到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卫生部门的表扬。
经过这些医疗单位的努力工作和医务工作人员的忘我劳动，几年来已使近四万名身患宿疾的藏族劳动人民恢复健康，重返劳动岗位。藏族人民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一个名叫温堆的老人，在桑日县卫生院治好折磨他几十年的下颚肿病后，流着眼泪向毛主席象献了哈达。回家途中，他一路上嘴里念着“毛主席万岁！”
这次受到表扬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的医务人员，五年来已使六百多名藏族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以热心为藏族人民服务和勤俭办院出名的桑日县卫生院，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已为当地农牧民治病四万多人次。他们还克服医疗器械和医药用品方面的种种困难，使六十多个重病人恢复了健康。
比如县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克服器材设备不足的困难，为受到原西藏反动政府毒打而两腿溃烂达十五年的藏民恰日动手术，使他恢复健康。当时动了手术以后，医生陈德源等人亲自为他护理了七天七夜。贡觉县医生董线朴和王继娥，为抢救一个脓痰阻塞食道的藏族妇女，嘴对着病人的嘴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
受到表扬的那曲专区人民医院贫苦农奴出身的藏族医生达瓦顿珠，经常风雪无阻地步行在广阔的藏北草原上，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为牧民治病。有时，深夜找不到帐篷，他就在雪窝里露宿。哲古县青年女护士马秀英，几年来不论黑夜白天，刮风下雨，只要有病人，她就立即出诊。一九六一年一个雨大天黑的夜晚，东方村有个老人突然昏迷不醒，马秀英闻讯后冒雨赶到病人家里，彻夜治疗护理，终于使病人脱离险境。
据新华社拉萨十五日电拉萨藏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和牧区为翻身农牧民治病，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赞扬。
这个医院从一九六○年就开始到农村和牧区巡回医疗。到目前为止，全院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医生先后下乡，有的医生一年下乡六个月。四年多来，藏医们已为农牧民治疗疾病十二万九千多人次。
藏医院的前身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门孜康”（医算局）。民主改革前，“门孜康”实际上只为农奴主服务，广大劳动人民没有钱送礼和付药费，很难请医生治病。不少藏医也有卑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把“门孜康”改成了今天的人民藏医院。医务人员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开始抛弃旧思想旧作风，面向群众，面向生产，热心为劳动人民服务。
现在，藏医们下乡巡回医疗，普遍都能关心病人疾苦，吃苦耐劳。有的藏医在乡下看病时，看到有些重病人无人照料，就住在病人家里，既替病人治病，还帮病人烧水、煮饭，等病人恢复健康才离开。
藏医们下乡后，大都和农牧民同吃、同住，有时参加劳动。因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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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两个队的距离
白圩大队的郭河生产队和永兴生产队在地理上相距很近，可是，今年的粮食产量却相距很远。这个距离，不是生产条件好坏的距离，也不是干部工作经验多少的距离，而是队干部阶级觉悟高低的距离，是队干部阶级立场坚定不坚定，阶级观点鲜明不鲜明的距离。
郭河队的队长，虽然是今年新当选的干部，领导生产的经验不足，可是他的社会主义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懂得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有了这一条，事情就好办。有些不懂的事，虚心向贫农下中农请教，很快地懂了；有些困难的问题，请贫农下中农当参谋、出主意，顺利地解决了。
永兴队的队长，虽然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自己也认为“懂得怎样领导生产”。可是，他辨别不清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忘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听不进去贫农下中农提出的宝贵意见。结果不是让一些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比较严重的人拖着走，就是主观行事，使集体经济遭到损失。
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怎样才叫做真正懂得领导生产呢？领导社会主义的生产，光是懂得栽培技术不行，再加上懂得经营管理的具体办法也还不行，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依靠什么人，听取什么人的意见。这是能否办好集体经济的一个首要问题。
对于一件事，人们常常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主张，干部应该听谁的意见，采纳谁的主张？这就要看一看，想一想。看看是哪个阶级说的，想想它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贫农下中农的社会经历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最听党的话，是带动农村人民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的火车头，是农村中坚强的革命力量。很多地方的事实表明：凡是有利于集体事业的事，贫农下中农总是说在前头、走在前头、干在前头。先进的生产技术要靠他们推行，正确的经营方针要靠他们坚持，完善的管理制度要靠他们维护。我们要首先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事先与他们商量。只有时时刻刻倾听贫农下中农的意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力量，才能保证集体经济突飞猛进。否则，如果不作阶级分析，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人说的话，有话就听，听了就办，就一定要出偏差、犯错误。
干部听取什么人的意见，这不是一桩小事，而是有关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的大事。郭河队和永兴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距离，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相信，永兴队的干部只要认真接受这次教训，虚心学习郭河队的经验，很快就会赶上前去，缩短这个距离，消灭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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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种经营传增产喜讯
山东棉花比去年增五成
山东今年棉花收获面积约比去年扩大了三分之一，总产量约比去年增长五成。到十一月十八日止，各地向国家交售棉花的数量，已占全年交售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一。
今年这个省的棉花生产，从播种到收获，都和自然灾害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他们战胜了历史上少有的连绵春雨，比较适时地完成了播种工作。入夏以后，若干主要产棉地区连遭雹灾，许多棉田虫害十分严重，广大棉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棉苗能够正常成长。在棉花成熟期，雨水很多，光照严重不足，棉农们又采取种种有效措施，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消除烂桃落桃的威胁，因而保证了棉花增产。
河南花生果大幅度增产
河南省绝大部分地区今年花生每亩产量比去年增产两三成，多的达到四成以上。目前，这个省花生收刨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广大社员正一面积极组织复收，一面积极向国家出售花生果。
河南省是我国主要花生产区之一。今年，全省花生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一点三倍。
四川加紧砍收甘蔗
四川各地正在加紧挥镰砍收甘蔗。已经收获的情况表明：全省甘蔗将获得大幅度增产。甘蔗集中产地的内江专区将比去年增产一倍多，其他分散产蔗区也普遍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
今年，四川各地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植蔗面积普遍比去年增加很多。宜宾专区由去年的四万一千多亩扩大到七万多亩；主产甘蔗的内江专区今年实际种蔗面积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十六左右。再加上放种适时，放种质量提高，田间管理细致，因而全省甘蔗获得大幅度的增产。
广西木薯蚕获大丰收
广西僮族自治区已成为我国新兴的养蚕区。全区已有六十六个县饲养木薯蚕。到十一月上旬，全区共饲养木薯蚕一百多万盒（每盒一万条），比去年增加了九倍。全区今年共可收鲜茧三十万担（折皮茧三万担），可织绢绸三千万尺，可供二百万人每人添制一套新装。今年在市场上出售的各种木薯蚕丝绸和花纹呢等产品，颇受消费者欢迎。
今年广西一百万盒木薯蚕，可得蚕粪十万吨，相当于一万五千吨硫酸铵、五千吨过磷酸钙、四万八千吨纯钾的总和。
河南中药材获得好收成
河南各地种植的中药材普遍获得好收成。据有关部门预计，全省总产量可比去年增长一成左右。其中生地、菊花、牛夕、山药四大怀药产量，比去年增产六成。
河南是我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今年全省种植总面积比去年扩大百分之七十三，四大怀药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一倍半。
目前，广大社员正积极向国家出售药材，到十一月底止，全省除山药和白芍外，其余药材如党参、茯苓、银花、红花、白芷、菊花等都已超额完成全年的收购任务。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