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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需要光辉的英雄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陈白海
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只能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以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正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斗争中涌现了大批的先进人物、英雄模范。人民群众要求作家写出工农兵英雄形象，做他们学习的榜样。这就是说，作家“写出的东西，应该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然而邵荃麟同志却提出了与毛主席指示相反的主张。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邵荃麟同志说：“文艺的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应该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不错，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不少介乎先进和落后之间的人物的。但是，这绝不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是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后一种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也是少数。而且，不管哪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都不是无条件的长期存在下去的现象，而是有条件的暂时存在的现象。“中间人物”是终归要向两极分化的，绝大多数的介乎先进和落后之间的人物是要走进先进人物的行列来的；那些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大多数也会倒向革命这一边。这里还有必要着重说明，落后的或者比较落后的人物的转变，往往是由于先进人物的带动、帮助和影响。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雷锋同志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战士，是由于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是白求恩、黄继光这些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光辉的英雄形象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把“有限的生命”献给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这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是由于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正面教育，也是由于受了白求恩、张思德和雷锋的光辉榜样的教育，也是由于受了英雄的艺术形象的感染作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我们的国家里，千千万万个雷锋在成长，他们所以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受了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英雄人物的教育，而不是受了“中间人物”的教育。
这几年，有些作家所以写出了“中间人物”的作品，还有些人所以吹捧这样的作品，是由于他们用落后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面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因此，他们看不到大庆人的革命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干劲和革命英雄气概；他们看不到象董加耕这样“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新型农民；他们看不到千千万万个正在成长中的活雷锋；看不到那些广大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人物，而看到的是“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的人物。他们对待“中间人物”的落后思想，不是批判，而是宣扬。他们用灰暗的色彩来描写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
作家同志们，你们多写写我们这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吧！他们既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革命理想是宽广美丽的。广大的读者要求你们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充满着革命英雄气概和共产主义风格的光辉的艺术形象，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鼓舞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广大读者之所以不喜欢“写中间人物”的作品，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已经取消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它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的文艺。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我们不要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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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间人物”不能培养出革命接班人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郝传之 吕 明
我们知道，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从来就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企图摆脱他们死亡的命运，千方百计地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腐蚀年青的一代上，妄想把我们拉上资本主义道路，使我们烂掉。他们利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而文艺作品则是他们进行思想腐蚀的手段之一。十几年来的事实，尤其是近几年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些抱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人，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也总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向社会主义进攻，极力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鼓吹资产阶级的
“实用主义”、“阶级调和论”等等，以此来毒害青年，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在创作上，出现了《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样的作品；在文艺理论上，就出现了“写中间人物”这样极端错误的主张。
我们认为，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完美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于我们青年一代的教育、帮助和鼓舞，培养我们青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安业民、杜凤瑞、雷锋、董加耕等青年英雄模范人物，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们在不断地鼓舞我们沿着党和毛主席指给的光明大道前进。塑造出这样的光辉形象，写出这样的作品，我们绝不会嫌多，也永远不会嫌多，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培养共产主义精神的活教材和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相反，我们感到这样的作品写得太少，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要求。这也是与我们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很不相称的。
在这里，我们愿意提醒邵荃麟同志，在文学创作中，新的英雄人物之所以出现得少，绝不是因为“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正如《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所说，这是由于有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把创作引入歧途，是由于不少作家的世界观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造，加之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的火热斗争，他们对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缺乏热烈的阶级感情。我们的革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的事迹，光辉的形象，就如同滚滚波涛，永无休止。新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该努力塑造新的英雄形象，反映广大群众的火热斗争，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去创作，投入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论文艺》第八十九页），并从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概括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就一定能创造出人民所喜爱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这怎么能够说
“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呢？如果说“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不是有意歪曲我们的时代，贬低英雄人物的作用，那么就是企图把社会主义的文艺引向资产阶级旧文艺的道路，使我们的文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
因此，塑造出更完美更多的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这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要求，这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事，必须把它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联系起来，同当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
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就非常重视青年的成长，强调培养青年成为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是我们青年的方向；而提倡写“中间人物”，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提倡文学创作描写“平平凡凡”的事物的人，其目的不是在于反映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而是企图通过“中间人物”的描写，抽掉社会主义文学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通过“中间人物”向广大的劳动人民散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使群众离心离德，向后退，是为了把文艺阵地变作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堡垒，是为了向我们青年灌输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青年一代成为“中间人物”——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从而为革命的敌人培养接班人。所以说，“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不仅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和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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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雄人物是我们时代的主角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杨上泉
我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中，以无比的智慧和毅力，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把个人的得失名利置于度外，对工作是满腔热忱，处处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他们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就说部队吧，雷锋式的战士，何止千万。正是那千万个雷锋式的战士，他们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捍卫着我们祖国的领空、领海以及边防。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去反映和歌颂社会主义的新英雄形象。
可是，邵荃麟同志却鼓吹社会主义文学要描写“中间人物”，描写“平平凡凡”的人，描写那些“专门利己”“唯利是图”处处计较个人得失的
“小人物”。照邵荃麟同志那样说会成一种什么状态呢？试想，部队如果在战斗紧急的情况下，各人顾各人，毫不管国家民族的安危，毫不管他人的安危，那将会导致一种什么局面呢？都靠那些“唯利是图”“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中间人物”或“小人物”，能够取胜于强大的敌人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平时都养成了严重的个人主义，遇事专替自己打算的人，或者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需要他去为人民求解放，需要他去消灭敌人，甚至牺牲他宝贵的生命，这办得到吗？这是办不到的。
邵荃麟同志说，“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我们说，不。我们喜欢看到象《红旗谱》里的朱老忠，《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这样的新英雄形象。因为他们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那种大公无私，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不怕死，不怕任何困难，对革命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抱巨大的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所喜欢的，是活的典型，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我们热切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反映，大力歌颂社会主义的新英雄人物，这是我们时代的号角。
当然，“中间人物”并不是不能写，但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去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因为他们虽然暂时对社会主义抱怀疑的态度，但他们总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的。所以，在描写他们时，必须对他们的个人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促使他们改造自己。这种人，只是少数，在描写他们时只能算作次要，或作为衬托，不能以描写他们为主。因为，我们迫切需要看到新英雄形象，以便通过他们来对照自己的工作，鞭策自己前进。
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邵荃麟同志却极力鼓吹文艺要以描写“中间人物”为主，这是彻头彻尾地在为资产阶级说教，其目的是对资产阶级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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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的大多数不是“中间人物”
石景山钢铁公司 韩庆宪 田军
邵荃麟同志为了宣扬他的“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一古脑儿把事实丢到背后，颠倒黑白，说什么我国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种调调歪曲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对咱们工人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和诽谤！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十五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了数不清的英雄人物。
邵荃麟同志不是主张“以小见大”吗？就以我们车间为例，一百来个工人中，就有九个被评为“五好工人”，十三个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至于那些好人好事，那简直数不清。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带头人当然不能算“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就是那些在革命过程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部分群众，也绝不象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那样，是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有许多人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克服了缺点，变成了先进分子；而有些表面看来是“不好不坏”的，但是，在一些紧要的关头，埋在他们内心的可贵品质，也会发出亮晶晶的光辉。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机械厂青年工人程金法来讲吧，平时三天也见不到他有一次说说笑笑，人家叫他做啥他就闷着头做啥。以前团支部为他入团也讨论过好几次，觉得他的
“事迹不突出”而未曾批准。但在今年初夏的一个上午，他正在业余学校听课，突然从校门外传来了救命的呼喊，他马上奔出课室，朝着传来声音的方向跑去。结果在校侧的小河边，看到从激越的河水里，漂下来了一个小孩，于是，他不顾河水深浅，天气寒冷，自己安危，就噗通一声，和衣跳下水去，救出了那个小孩。事后，他从来也没跟人说过。当组织上知道了去问他，他还怪不好意思地说：“这有啥可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人家迢迢千里，从加拿大跑到咱们中国来，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是一个中国人，还能不去救救自己的阶级兄弟？”又如一个青年女工沈桂香，平时也是个还没开口，脸就红了半边的人。打样子上看，可算得个“不好不坏”的人，可是在一个星期天，她一听说研究所有位女同志出了“车祸”，流了许多血，就马上跑到医院去，从上午九点一直排队到下午四点，硬等着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同志输了二百CC血，院里给她四十元钱，她不要；过后也没告诉过人。要不是研究所送来表扬信，咱们还被蒙在鼓里。你去问她为什么不哼声，她却涨红着脸说：“这是我应当作的事！毛主席不是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吗？”你看，又是用同样的话语回答了同一件英雄的行为、崇高的事迹！这样的人能不能称为中间人物呢？我们认为不但不能把他们称为“中间人物”，而且应该称他们为精神崇高、品质高尚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咱们的国家里又何止万千。邵荃麟同志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不顾事实，只从表面去看问题，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假若你的眼睛是正着看、而不是斜着看咱们，假若你不是踩在人民头上，而是生活在群众之中，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热爱他们，那么你就会到处碰到、看到这样一些品质可贵的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代；只要坚持不断革命，先进的会变得更先进，暂时处在“中间状态”的、甚至是比较后进的人也会赶上先进，参加到先进人物的行列，这样的先进人物会越来越多，队伍愈来愈大。这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邵荃麟同志应该赶快从书斋里走出，睁开眼睛瞧瞧这热气腾腾的革命现实，看究竟广大的各阶层是不是你所说的“中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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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工农兵英雄形象，不要“中间人物”
抚顺业余煤矿学院 顾虹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许多论点，都是为一个基本论点服务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不要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而要大写特写
“中间人物”。他提出的那些论点，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站不住脚的，不合乎逻辑的，是用一些虚假的判断，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得出来的结论也都是错误的。
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体现出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绝不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少数，而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毛主席诗《送瘟神二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主席词《沁园春·雪》）只要你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老爷，你就会看到的；只要你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而不是离群索居，躲在阁楼里面，你也会看到的。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充满了共产主义思想，闪烁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他们是我们时代的精华、阶级的精华、人民的精华，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突击队，是人类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今天和明天。请问，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文艺家的人，你们却极力贬低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价值，尽量抬高“写中间人物”的作用，反对着力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提倡“写中间人物”，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的文艺家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与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火热的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创造了不少完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例如：刘胡兰、李有国、董存瑞、朱老忠、许云峰、雷锋、梁生宝、李双双等等。通过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现实的本质面貌，为人民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人们对于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些艺术形象，形成了巨大的鼓舞力量。我个人就不止一次地被这些形象鼓舞着，使我克服了不少困难，帮助我认识了不少事物，鼓舞我朝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再举一个普通的例子说吧，今年暑假，一位回乡参加生产的高中毕业生跟我说：他从城市走向农村的时候，刚开始，过不惯农村生活，庄稼活一样也拿不起来，产生了畏难情绪。一天晚上，县里电影放映队到村上放映了《万水千山》。他看过以后，受了很大的教育。第二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党支部书记问他：“小张！昨天晚上看了电影，有什么感想没有呵？”小张很郑重地说：“给我上了一堂很生动的政治课。我过去错了，遇到一点困难，就有些退缩不前了，和红军过雪山草地比起来，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我一定要学习李有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在农村干一辈子，把祖国的农村建设得如花似锦。”从那以后，他爱社如家，勤学苦练，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社员们都说他是个好青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社员。这就是伟大的英雄形象给予人们的教育作用，绝不是“中间人物”的描写可以代替的。
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多么渴望能在文艺书刊上、戏剧舞台上和银幕上看到自己最理想的英雄人物呵！要知道，我们是最爱看红脸的，决不象邵荃麟同志说的那样：“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恰恰相反，我们不爱看的却是那些苍白贫血的脸。
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写中间人物”，而是反对把“写中间人物”强调到文艺创作的首要地位上去。如果按照邵荃麟同志的主张干下去，文艺家们都大写而特写“中间人物”，那么我们的文艺刊物上、戏剧舞台上和银幕上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不妨设想：英雄人物少见了甚至不见了，只有那些摇摇摆摆的、彷徨不定的、保守落后的、开小差的、浑浑噩噩的、麻木不仁的、满嘴怪话的、不满现实的、满腹牢骚的、悲观失望的、唉声叹气的、无病呻吟的、油头粉面的、杨柳细腰的、苍白贫血的、神经衰弱的等等稀奇古怪人物，活动在读者和观众的眼前，会给人们什么样的影响呢？毫无疑问，只能起到腐蚀人们心灵的作用，使人们的斗志消沉下去，沿着资本主义的斜坡滑下去，一直坠入罪恶的深渊。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呵！
难道忘记了吗？那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诲淫诲盗的黄色书刊、歌曲、戏剧和电影，曾经毒害了多少纯洁无瑕的心灵，使他们堕落下去，走向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旧社会比比皆是。就是在新社会，资产阶级也没放弃这付腐蚀剂，社会上不是有不少这样被毒害的例子吗？写到这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两件事儿。我六七岁的时候，很喜欢听故事，有一次，邻居的一个老头子给我讲了一个猪槽子成精的故事。从那以后，晚上就不敢出去了，一出去，就觉得有个猪嘴獠牙的怪物跟在身后似的，一直到十七、八岁才敢走黑道，但有时也害怕，因为那个妖精的形象还时常出没在脑子里。在高小读书的时候，能够独立阅读一些东西了，那时没有什么好的读物，就在那渴望知识的少年时期，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小书铺里去，蹲在地上，看《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之类的武侠小说，很羡慕那些会飞檐走壁、玩弄刀枪的“侠客们”。读来读去，着了迷，被那些“侠客们”领出了课堂，和几个同学跑到野外去，练掷镖，耍单刀，互相厮杀、决斗，记不清旷了多少次课。要不是解放了，要不是党的培养教育，谁能担保不堕落下去呢？回忆起来，不寒而栗。旧社会到处是陷人坑，处处是迷魂阵，就是对一个无知无识的儿童和少年也是不放过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兴无灭资是主要内容之一，帮助人民群众尽快地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我们党对青少年和儿童一代，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了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抵制资产阶级黄色书刊和歌曲，号召他们读革命的书，听革命的故事，唱革命的歌曲，大量出版优秀读物，供应他们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如果能有一点革命观点的话，能有一点群众观点的话，能替青少年和儿童一代着想一下的话，那么就不会提倡什么“写中间人物”的。现在我们要问：“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你们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有益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那样不感兴趣呢？你们对不利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东西、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又为什么那样热中去宣扬和鼓吹呢？你们想把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一代引向何处去呢？尽管你们发明了多少词藻，说的是怎样有条有理，采取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巧妙，但是欺骗不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人民群众，不是象你们说的那样，而是绝大多数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在历次阶级斗争风暴中，得到了锻炼，经得起考验，站住了脚跟儿；在困难面前，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昂首阔步，向前挺进！经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不是什么好玩艺，而是资产阶级害人的东西。你们鼓吹“写中间人物”，就是想用一种巧妙的偷梁换柱的方法，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挤掉工农兵英雄形象，从而抽掉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使社会主义文艺变质，成为资产阶级文学，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