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两代人的启示
——谈影片《家庭问题》
文向东
根据工人作家胡万春同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家庭问题》，敏锐地提出了当前社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里，我们究竟需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革命接班人，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影片通过老工人杜兴华对他小儿子福民的教育与帮助，以及围绕着这个家庭而展开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形象地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并且，作者把家长们应该如何教育子女、老一辈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第二代，同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略任务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就更加加深了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
影片里的青年主角福民，是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中长大的。解放了，才使他获得了读书上学的条件。可是，他却自恃自己聪敏、年纪轻、出身好，单纯地追求技术，放松了思想改造。同时，由于他没有经受过严格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使得他在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和影响下，渐渐地沾染上了那些好逸恶劳、轻视劳动、脱离实际等等不良的旧意识、坏习气。
影片从一开始，便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象福民这样的青年，能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好的接班人，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对于这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按照福民的母亲及其大姨妈之类带有比较浓厚旧思想意识的人们看来，既然福民是个“这么聪敏的孩子，又是一肚子的学问”，就应该不再做工，去当现成的技术员；至于干活只干轻快的，又“成不了资产阶级”，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象杜师傅那样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却认为，即使福民有再大的
“学问”，如果不彻底清除掉那些好逸恶劳、鄙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便很难说他能与工农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也很难保证他能永远革命，永不变质。
前一种答案，代表着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后一种答案，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接班人的要求。
在旧社会，当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到本身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的时候，他们往往自发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和种种习惯与传统。而统治阶级也竭力宣扬这些思想、习惯和传统，使之形成为一股势力，以利于维护其反动统治。例如，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社会里，鄙视劳动就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甚至连某些劳动者本身也瞧不起自己的劳动。这种旧的习惯势力，对于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为消极保守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利用它来侵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达其复辟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重要手段。福民的母亲认为，干活干轻快的，有技术就当技术员，这可
“成不了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她的思想里有着较深的旧社会习惯势力的毒素，使她于无意识中把自己的小儿子引向危险的道路上去。
影片通过由福民的母亲和大姨妈等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一次大争论，反映出一场新、旧思想之间的尖锐斗争。这是一场新、旧力量争夺青年的激烈斗争，也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在这场严肃的斗争里，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不但串连了起来，并且还想利用家族的宗法关系来增强自己的“火力”。当然，同样的事件，在其他的家庭里也许并不常见，但类似性质的或大或小的争论，却恐怕还是在某些家庭里屡见不鲜的。这不也是影片提供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值得深思细想的重要问题么？
影片通过这一场严肃而又激烈的斗争，成功地表现了杜师傅这一优秀的工人形象。在他那种一切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原则斗争的行动里，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位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可贵品德。
影片不单尖锐地提出了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问题，而且通过福民在参加劳动中不断提高了思想觉悟，改进了作风的过程，有力地表明：劳动化是革命化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是无产阶级培养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之一。
轻视劳动，不劳而获，这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征，也是一切坏思想、坏事情的最后根源。因此，对社会主义的劳动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便是测量青年有无革命觉悟和觉悟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福民开始做工起，影片一步深似一步地描绘了他在劳动中提高思想觉悟的具体过程。
从鄙视劳动到安心劳动，这是福民的第一个很不简单的进步。影片用福民扔掉鎯头和他想要离开家庭等等细节，突出地反映了他内心斗争的激烈程度。但他终于经受住了考验。
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能够单纯地埋头于劳动，那还是不够的。福民闭门造车似地不管厂房多高，机器多大，单凭主观想象画出的设计图纸，正充分暴露出了他还存留着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个人表现等等不良的思想作风。正如杜师傅批评他的那样：“你这个设计，就象你这个人，不踏实”。画设计图纸的教育，使福民又一次接受了锻炼，也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可是问题还不仅于此。
如果说，福民在经受前两种锻炼时，基本上还算顺利。而在寻找皮带盘的事件里，却面临的是一次考察其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高低和集体主义精神强弱的更为严峻的考验与锻炼。也许有些观众认为，福民事前并不知道拿走的皮带盘是别人所需要的东西，拿了以后还给别人也就行了，为什么杜师傅在了解这事以后发那么大的火，而批评福民“只顾自己，损害别人，你给工人阶级丢脸”，岂不过分严厉了么？其实不然。尽管福民事前并不知道这是别人需要的皮带盘，但在拿走它以前，也曾象福新一样考虑到这也许是别人放在这里的问题，但他和福新不一样，福新考虑了以后决定到废料堆中另找；而他却“管他哪”，背起皮带盘就走。这种“管他哪”的思想不正是只顾自己损害别人的自私自利思想的严重表现么？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是与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因此，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老工人，杜师傅责备福民说：“你太不可靠了”，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苛求，恰恰相反，这是完全合理，非常自然的。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有高度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工人，对于培养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的严肃要求。
总之，影片通过福民在劳动中提高思想觉悟的过程，清晰有力地表明：劳动化是革命化的重要保证。而劳动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改造客观世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改造主观世界、保证不断革命的重要条件。只有在劳动中不断改造思想，才能逐步明确地、巩固地树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今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依靠谁？是依靠只专不红的专家、知识分子，还是依靠那些既有文化技术又有高度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有志的青年应该通过什么途径促使自己革命化，锻炼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思想上都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影片《家庭问题》通过一个老工人对他儿子的严格要求，通过围绕这一家庭的种种矛盾斗争，深刻地揭示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使家长们和年青人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了许多引人深思的启示。
这部影片的成功，无疑地是与作者对于政治生活的关心，以及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热情分不开的。同时，影片情节的发展节奏鲜明，描写的笔触比较细腻和富有生活气息等，也是这部作品获得观众欢迎的重要因素。
影片《家庭问题》也还有不足之处，譬如，影片强调了杜师傅对福民的教育，这是应该的，但却比较忽视了其他工人对福民的教育与影响。教育和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家庭教育不能代替社会的教育。又如，影片在次要人物的塑造上还嫌不足，福民的哥哥福新，如果能写得更加丰满一些，他一定会在福民的成长过程中起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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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美化
——再评《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形象
李希凡
一
在《早春二月》里，萧涧秋救济文嫂，是影片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人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编导者力图通过这条情节的中心线，尽情地渲染和美化萧涧秋的所谓真诚的同情心，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是当文嫂陷入“绝境”之际，他
“为了别人的幸福”，决定“用根本的方法救济她们”，即割弃陶岚的爱情而和文嫂结婚，更是影片所要表现的萧涧秋的人道主义的顶峰。
在影片里，有多少镜头集中在萧涧秋对文嫂的同情这件事上面啊！而对那顶峰的处理，编导者更是费尽了心思的。在萧涧秋劝文嫂改嫁之后的归途上，影片出现了这样的镜头：
萧涧秋默默地走着。在闪动的树木上，迭印出文嫂惊愕的脸。
萧涧秋默默地走着。在闪动的树木上，迭印出文嫂含泪摇头的脸……
这显然是想告诉观众，萧涧秋是怎样满腔同情地关心着文嫂的命运！接着是出现了一连串的内心矛盾的描写：萧伏在桌上给陶岚写信，写不下去，又走到荷花池边凝思着，心绪烦乱地用手捂着头想着什么。这一切，也都是企图给观众留下这样的悬念：为了文嫂的幸福，萧涧秋在做痛苦的但又是“高尚”的抉择。陶岚来了，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对白开始了：
……萧涧秋慢慢地走过来，走到陶岚身边。
萧：（为难地）“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萧：“关于采莲和她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救济她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陶岚不相信地看着萧涧秋问：“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萧涧秋没敢看她，低声说：“是的，她，她现在绝望的很，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岚，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她说。”
陶岚抑制住苦痛地问：“你爱她吗？”
萧涧秋一时答不出话来，接着横了横心应了声：“呣。”
岚：（激动地）“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
陶岚说完哭着跑去。
萧涧秋追上几步叫着：“岚！”
萧涧秋见陶岚已经跑远，痛苦而激动地慢慢走出画面……
如此精心设计的细腻描写，难道不是对于人道主义的由衷的赞扬吗？编导者显然要观众接受这样的观点：萧涧秋这个人道主义者是多么崇高，多么圣洁！谁能忍心责备萧涧秋呢？他和陶岚的爱情本来是很美满的，但为了彻底地“救济”文嫂，他通过“痛苦”的考验，宁肯牺牲和陶岚的爱情，而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去同没有爱情的寡妇结婚，实践他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行为难道还不高尚吗？因此便有人说，萧涧秋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在那“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的旧社会里，这种不同凡响的举动，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萧涧秋这个人道主义者值得这样美化吗？萧涧秋决定和文嫂结婚的所谓“自我牺牲精神”，值得这样大肆颂扬吗？影片编导者这样美化和颂扬萧涧秋的意义何在呢？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剖析的问题。关于萧涧秋这样的人在二十年代所占的地位，本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革命潮流外的徬徨者》一文，已作过概略的分析，在这里，我只准备分析一下萧涧秋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对他的进一步批判。
二
影片编导者既然声称是为了“纪念”柔石，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来改编，并且忠实于原作人物性格的真实。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在柔石的《二月》里，萧涧秋和文嫂关系的真相吧！
只要翻看一下小说《二月》，影片编导者给萧涧秋加上的这些虚伪的光圈立刻就会失色。在小说里，萧涧秋对文嫂的“悲天悯人”的行为，虽然也得到了美化，但柔石还没有掩盖这位人道主义者的真实的思想感情活动。在柔石的笔下，明显地写出了萧涧秋对文嫂的暧昧的感情关系。而影片却掩盖了这一点，以便于突出地表现萧涧秋的“崇高”。
这里，先看看影片是怎样打扮萧涧秋这位人道主义者的。
从小说关于萧涧秋初访文嫂前后的一段描写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慷慨行为十分自我陶醉。他是芙蓉镇唯一出现在文嫂家里的救命恩人。他向文嫂表示愿意负起扶养两个孩子的责任；并且拿出五元钱给文嫂买米。这不仅换取了文嫂的“无限感激”，把他的“救济”视为“菩萨”的“天降的福利”，而且获得了芙蓉镇上“孔雀”的欢心，陶岚一见面，就向他表白了自己的深情感触——她懂得萧涧秋的“善心”：“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
于是，萧涧秋的“崇高”形象，一下子就高踞于芙蓉镇庸人之上了！成了陶岚和文嫂膜拜的偶象。你看萧涧秋从文嫂家里出来时是何等的顾盼自豪！
萧涧秋在雪上走，有如一只鹤在云中飞一样。……他顾盼着，他跳跃着，他底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这时他想到了宋人黄庭坚有一首咏雪的词。他轻轻念，后四句是这样的：穷巷有人衣不纩，北窗惊我眼飞花。高楼处处催沽酒，谁念寒生泣“白华”！
影片虽然删削了小说的某些细节，却突出了萧涧秋的“崇高”形象。在描写上述场面时，采取了一连串情景交融的手法：突然雪后放晴，文嫂家里闪进了一线阳光，阴暗的小屋顿时亮堂了许多；萧涧秋从文嫂家里出来时，又是雪后初晴，一片银白，阳光照耀，银光闪烁，这洁白的景色，无一不使他陶醉，他顾盼着，跳跃着，心里充满说不出的喜悦。可以说从萧涧秋初访文嫂直到影片结束，编导者是在千方百计地把萧涧秋雕塑成越来越高大的“救世主”形象，到萧涧秋决定割弃同陶岚的爱情而娶文嫂就达到了“顶峰”。
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萧涧秋不断救济文嫂，即使撇开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不说，也不过象有钱的少爷拿出几个铜板来救济穷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这种所谓“善行”不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能起巩固现存剥削制度的作用。编导者可以辩解，说他并没有把萧涧秋的这种行善当做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文艺是用形象来表达思想的，你既然百般渲染和美化萧涧秋的这种“善行”，它就不能不起到这样的宣传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春二月》不正是企图使人们相信萧涧秋式的高尚人物的善意，赞赏他的“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诱导人们去走萧涧秋式的改良主义、人道主义的道路，而不走革命的道路吗？这恰恰是体现了剥削阶级中的改良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愿望。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博爱家、人道主义者、关怀劳动阶级生活者，慈善事业家，动物保护会会员，戒酒团体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小气小节的改良家。”因为这类人制成的思想体系，都是替他们宣传“安慰人心的观念”，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善行”，不仅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根毫毛，而且可以维护和包庇它的“合理存在”，使“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而抛弃其认为这个社会是种可恶的东西的观念”。因而，人道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用成体系的学说还是用个人的“善行”，来“医治”剥削统治的“社会疾病”，他们都只能起这样的作用，甚至象托尔斯泰那样的企图用个人“苦行”解除社会矛盾的人道主义者，实际上也不过是象列宁所指出的：“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
萧涧秋的行为正是起了在精神上麻痹被压迫群众的作用，他不但并没有解决文嫂的苦难，使她得到真正的幸福，反而把她推上了毁灭的道路。从小说和电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走投无路的文嫂，本来已经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她曾经无限愤懑地向萧涧秋表示过：“我已经不相信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啊！”她也不相信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种种说教，认为那不过“是照戏台上的看法。戏台上一定是好人团圆的”。这虽是微弱的声音，但在这个受压迫的妇女身上，毕竟算是产生了自发的不满情绪的萌芽。可是，悲天悯人的萧涧秋的出现，他的小恩小惠的善行，再加上他的说教，反而使文嫂相信了她所生活的世界并不那么丑恶，还有萧涧秋这样的“救世主”，于是，文嫂的刚刚萌芽的自发不满的火花，只一闪就被萧涧秋的悲天悯人的假慈悲压灭了。她也就膜拜在这位人道主义偶象面前，成了他的新教徒。最后是为了不致毁坏他的名誉，为了解除他的痛苦，文嫂自杀了，而萧涧秋却博得了好名声，至今还得到有些人的赞美和崇拜。然而，这样的人道主义者的同情穷苦人的“善行”，告诉了观众什么呢？它不过是在说，不论什么苦难，根本的方法是靠恩赐者伸手，被恩赐者只有等待“天降的福利”（文嫂对萧涧秋感恩时常说的形容词）。假如阶级社会的千千万万的穷苦人，都膜拜这种“救世主”，等待他用这种“救世新术”去医治资本主义的“社会疾病”，剥削制度岂不就可以永远保存下去了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可以万万岁吗？
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总是把“爱”和“利己主义”放在一起。高尔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有一条道德诫律，‘爱你的邻人，象爱你自己一样’。这就是说，人爱自己是爱的范例。”十九世纪俄国人道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托尔斯泰说得更为坦率和露骨：“而一切都是为着别人的幸福，同时，主要是为着我的幸福。”萧涧秋，就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实际上是以爱别人为名，爱自己其实，使别人幸福其名，为自己幸福其实。他在同文嫂和陶岚的三角关系上既猎取了两个女人的感情，又满足了自己当“救世主”的愿望。
柔石笔下的萧涧秋，对文嫂本来是有着强烈的感情欲望的。早在船舷上的一瞥中，满脸愁气的文嫂，就和她的遭遇一起，投合了这位逃往“世外桃源”的颓唐的“游人”的没落情调。这种偶然的相遇，激起了萧涧秋的感情的欲望。因而，他刚刚踏上芙蓉镇就丧魂落魄，“似乎精神有些不安定，失落了物件在船上一样”。同文嫂和陶岚接触以后，萧涧秋又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完全为环境所支配！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我接触了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底感情的飞沫，我几乎将自己拿来麻痹了！幸福么？苦痛么？这还是一个开始”。萧涧秋如果对文嫂没有感情活动，为什么在第一次帮助朋友妻子的行为里，就产生了这样的心境！此后，在频繁亲热的来往中，在探望文嫂病情时，在采莲留住的细节里都流露了这种欲望。电影编导者虽然有意地砍掉了萧文之间暧昧的感情线索，但生活的逻辑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仔细观察和分析影片中人物的活动，仍然不难看出其中的隐情。在影片里，芙蓉镇上的庸人们不理睬萧涧秋的“悲天悯人”的“善行”，却对他出入寡妇之门放出了“冷箭”。假如他真是无意于有所猎取，此时此刻他为什么仍然不顾流言蜚语对文嫂的伤害，而为她继续造成困难的处境呢？人们合理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萧涧秋单纯是为了救济文嫂，那完全可以通过陶岚去做，何必事必躬亲？”可是，他在听到流言蜚语以后，却不仅毫不自省，反而产生了“振奋”“勇敢”的精神状态。那琴声中的“勇敢的旋律”，河边小路上的“昂首阔步”，表面上象是用“我行我素，笑骂由之”来“反抗”芙蓉镇上的庸人，但这是什么“英雄”行为呢？事实上是不顾文嫂的死活，继续进行感情挑逗，这分明是增强了文嫂的幻想。此后，文嫂似乎也不再顾及流言蜚语了，安然地、镇静地去送采莲上学，直到她发现了萧涧秋和陶岚的爱情之后，才绝望地走上死路。
我们并不反对一个青年男子对一个年轻寡妇发生爱情。但是，总不应该一方面去沾取这个寡妇“感情的飞沫”，另一方面又如醉如痴地恋爱着芙蓉镇的孔雀陶岚。萧涧秋这种玩弄感情的行为给文嫂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在小说中是有明显描写的。在阿宝死去，文嫂自杀前夕，她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一个男子象他一样，不成了！——我毁坏了他底名誉，以前是如此的，——为了忠贞于丈夫，也忍住他底苦痛，——他可以有幸福的，他可以有……于是我底路，便完了！”这个男子，就是指的萧涧秋，“不成了”是说她看到了萧和陶是“可以有幸福的”，而她的幻想却破灭了。萧涧秋对文嫂的这种处境也并不是不知道的，在给陶慕侃的信里，清楚地说明了，文嫂的“慷慨自杀”，是为了“爱”他和陶岚！
有人说，尽管萧涧秋的情调不太健康，但他在察觉文嫂处于绝境的时候，毅然决定割断和陶岚的爱情，与文嫂结婚，毕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一种崇高的同情心。事实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小说的描写吧。小说里的萧涧秋，曾一再在陶岚和文嫂面前表示过不愿结婚，有了家就不自由，象这种人怎么会真诚地愿意同一个并无深厚感情基础的女人结婚呢？而萧涧秋本来也没有娶文嫂之意。请看他在劝文嫂改嫁时的一段描写：
“我以为这样办好。做一个人来吃几十年的苦有什么意思？还是择一位相当的你所喜欢的人……”
他终于说不全话，他反感到他自己说错了话了……一边疑惑地转过头向壁上自己暗想：
“天呀，她会不会疑心我要娶她呢？”
那么，萧涧秋要娶文嫂的念头又是怎样提出的呢？根据小说的叙述，萧涧秋拒绝了文嫂明显的求嫁要求，“她晕倒在地上了”，苏醒以后，谈出了求死的念头。萧涧秋才感到了大祸将临，“我简直似一个杀人犯一样——我杀了人，不久还将被人去杀！”怎么办呢？他在给陶岚的信中写道：“在三天之内……假如最后我仍没有第二条好法子的时候——我决计娶了那位寡妇来！”萧涧秋之要娶文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而即使在这里，也仍然是件未曾肯定的事。同小说相对比，影片的编导不正是在这个“顶峰”问题上又一次地无端美化了萧涧秋的人道主义吗？小说里的那个萧涧秋，本来是一箭双雕地取悦了两个女人，又一箭双雕地欺骗着她们的感情，在决定娶文嫂以后，和陶岚的一节谈话，他自己也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感情联系，清楚地表明了他很陶醉于在两个女人中间扮演的“多情”的角色，虽然柔石也是带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些，但它在客观上毕竟还揭露了这位人道主义者的那种可笑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过是一件包藏感情纠葛的外衣。影片竭力掩盖这种暧昧的感情，把萧决定娶文嫂美化成“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并把文嫂甘心为萧涧秋而感恩赴死的悲剧，引向芙蓉镇的“社会的不容”，这明显的是不择手段地美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装扮成“高尚”“圣洁”的救世主，使人们膜拜在萧涧秋的脚下，其实即使如影片中所描绘的萧涧秋对文嫂的恩赐婚姻真正实现了，这又算得上什么“高尚”行为呢？结果也不过是把文嫂变为依靠他施舍的感情奴隶，变为完成他“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什么样的牺牲个人幸福呢！这分明是一种扮演救世主的新的自我陶醉的形式。因此，即使按照影片的逻辑，对于文嫂来说，这样的恩赐婚姻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一向落落寡合，以“孤雁”明志的萧涧秋，为什么同文嫂和陶岚发生这样的感情纠葛呢？这是不是和萧涧秋这样的人的人生观发生矛盾了呢？答曰：并不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他们的阶级没落时期，精神面貌必然也是委靡的，颓废的。而这也必然要表现在他们的恋爱观上。他们在颓唐中寻找着感情的寄托，追求新鲜的刺激，而又没忠实于爱情的愿望。正象高尔基所说，这只不过是一种“疲倦了的市侩的浪漫主义”（高尔基：《再论机械的公民》）。
四
什么是值得歌颂的，什么是必须批判的，只有把它放在总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在批判影片《武训传》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必须研究百多年里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然后才能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时间过了十几年，但这些话对今天评论《早春二月》，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影片所描写的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前后的江浙一带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激变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南方，革命的浪潮正猛烈地冲击着旧秩序。在这个时候，人民所需要的正是革命的思想武装，用以彻底摧毁旧制度。而萧涧秋却对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抱着完全冷漠的态度，他极力鼓吹“以爱拯救世界”的药方，对人民散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毒素。他同文嫂的关系正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种思想同当时的革命潮流是完全矛盾的。
对于萧涧秋这样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该抛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到了六十年代居然还有人把他抬出来，打扮一番，塞给我们的观众，而且竟然还有人大肆鼓吹，把他说成是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者，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这真是咄咄怪事。
有些人虽然承认《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形象，渗透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容，却又辩解说，影片正是通过萧涧秋救济文嫂的失败，表现了此路不通，形象地批判了人道主义者的悲剧。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诡辩。任何作品中的形象都不是空洞无物的躯壳，而是饱含着作者的爱憎感情，体现着作者对生活的评价。
影片所展示的每一次救济、帮助文嫂的场面，都分明是在渲染萧涧秋热心救助的高尚动机。可以说，影片从始至终都是采取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段，一切都是以萧涧秋的“自我”为中心，一切景色都被表现成以他的情绪变化为转移。一听到文嫂的不幸遭遇，立刻在萧涧秋俯视水面的视线里，就出现了岸边浅滩上一叶破旧的孤舟；五元钱刚刚递到文嫂手里，窗口就闪进一线阳光；萧涧秋洋洋自得地引领采莲上学，于是，影片上也出现了蓝天白云、花开似锦、山头塔影、群鸭争食、小桥流水、碧波白帆的美好风光；而当采莲说出别的孩子骂她“有个野爸爸”时，萧涧秋脑子嗡的一声，象失去知觉似地走着，大自然也随之而出现了无情的变幻：天边乌云滚动，疾风摇动树枝，骤雨击打着荷花池水面……
能说这样的表现手段是形象批判吗？在这里，岂止是自然的景和萧涧秋的情融而为一了，它们也体现了编导者和萧涧秋的思想感情的共鸣。这些镜头，这样的手法，如果可以说成是批判而不是美化，那么，人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划清错误与正确、是与非、黑与白的界线了。
至于说，写了失败的悲剧就是批判，这更是诡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失败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失败了，但有谁会从描写他们爱情失败的作品里感受到批判的痕迹呢？那失败的悲剧分明是对他们最大的歌颂，观众都同情他们的失败，诅咒封建势力毁灭了他们的爱情和生命。《红岩》写了革命者的壮烈牺牲，那的确是表现了革命力量的暂时受挫折，但却丝毫没有批判的色彩，而是渗透着正确的、强烈的歌颂。《早春二月》也正是企图用失败的悲剧来歌颂萧涧秋的。动机的“善良”，心地的“纯洁”，是对他人格的美化，而此路不通的失败，则是对于人道主义者的悲剧的美化。
有人用萧涧秋给陶岚的信中的一段话：“……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象两条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证明这是萧涧秋的自我否定，这是影片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这的确是编导者想给萧涧秋披上的一件走向革命道路的外衣，但说这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则滑稽可笑！这算做什么批判呢？一直到文嫂的自杀，萧涧秋从芙蓉镇逃走——也就是最后的失败，影片编导者不都是竭力表现他在“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围攻中的高尚、善良、正直吗？此路不通的失败，充其量只是表现了人道主义者是高尚的，而芙蓉镇的社会太愚昧，太黑暗了，以致崇高的人道主义者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编导者给萧涧秋加上“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这件外衣，恰恰是对这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更加明显、更加露骨的美化。这根本不是批判这个人物，而是用这种外加的手法诱骗观众增强对这个人物的同情和崇敬，同时也更加暴露了编导者自己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崇敬。正是因为这种美化是如此强烈，以致有些为影片辩护的人已经称萧涧秋是革命人道主义者的形象了。那么，有什么根据把这种对萧涧秋的美化辩解成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呢？
在二十年代，柔石写的《二月》，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弱点，特别是在萧涧秋这个人物身上，很明显地表现了作家思想的消极面。可是，《早春二月》不仅继承了原作的一切消极的东西，反而把柔石笔下的这个落后人物，极力用“清洗过”的人道主义加以掩盖，加以美化，用各种美丽的光圈，把这个个人主义者打扮成一个灵魂高尚的正人君子，打扮成精致的、纤细的、真诚的进步青年，以骗取人们的同情和赞美。
当前，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且企图用人道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早春二月》的编导适逢其时，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形象。而其意图又不在于批判这个人物，而在于美化他、歌颂他，这不正好迎合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需要吗？我们不能轻视它的危害作用，必须一层层剥掉它的伪装，揭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给以彻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