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气息从何而来？
秦犁
从去年春天起，中央和北京市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分赴农村，首都不少艺术团体派出巡回演出队到农村去演出，把文化艺术送到广大的山区和原野。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他们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回到北京来，在思想意识得到锻炼提高的同时，又带回了许多文艺创作的素材，带回了一些新的戏，新的演唱节目。春华秋实，他们辛苦的耕耘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丰硕的收成也是值得庆贺的。最近以来，首都的观众高兴地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李双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汾水长流》和北京市农村文艺工作队的《箭杆河边》，这三台话剧，有一股强烈的农村生活的新气息迎面扑来。使人感到生意盎然，耳目一新。
为什么说是“耳目一新”呢？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久已流传，电影《李双双》更使这个大公无私、敢说敢做的社会主义农村新女性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话剧《李双双》仍然以它的浓郁的泥土芬芳，深深地吸引住观众；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是近年来优秀的作品之一，然而改编的同名话剧，也仍然以它的新的气息在话剧舞台上展开了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雄浑画卷；至于新创作的《箭杆河边》，同样以新的题材和新的风格，把农村当前的斗争生活再现在舞台上，拨动着观众的心弦。
若问这些新气息从何而来？道理也很简单：来自农村火热的斗争，来自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
我们非常熟悉毛泽东同志的名言：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但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才可能对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产生逐步深化的认识。每一次深入的实践，每一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都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斗争的重要意义，也都能促使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平方面向前迈进一步。
如果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们没有到河南农村去劳动，去演出，去同农民群众交朋友，他们怎么可能从农村生活的海洋中、从公社社员的心田中汲取那么多养料，使《李双双》从剧本到表演都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如果说，《箭杆河边》的作者刘厚明同志，没有参加农村文艺工作队去郊区工作几个月，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身感到那许多活生生的人和事，他怎么能创作出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受到农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剧本来？
如果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将《汾水长流》送到农村去演出，没有广泛地征求和搜集社员的意见，他们怎么可能把这个戏一改再改，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动人？
人民群众不仅以丰富的斗争生活给文学艺术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也从生活和斗争中的经验来评论文学艺术作品，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使作品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更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李双双》有这方面的经验，《汾水长流》也有相同的经验。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初到河南农村时，并没有排过《李双双》这个戏，也许那时候李双双根本还没有走到话剧舞台上来。可是，当地的领导机关希望他们演，社员群众要求他们演。能拒绝这种希望和要求吗？显然不能。于是，《李双双》排演组就成立了。为了使台下老乡们听懂，使李双双在观众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于是，让李双双回原籍的愿望就产生了。他们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会到哪山唱哪山歌。”于是，他们到社员中去寻师访友，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给社员演戏，空下来帮助社员做家务事，随时随地观察和学习农民的生活风习和语言。在同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演员们也在努力寻找角色的依据，使自己塑造的人物更加有血有肉。
无疑的，用河南方言演出，给《李双双》增加了地方色彩，那些精彩的对白和词汇丰富了人物性格和语言；但是，话剧《李双双》的成功，决不仅仅是由于用河南方言演出。在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话剧舞台上的和银幕上的，不只是
“各有千秋”；演员于黛琴创造的角色，刚直之中有柔情，泼辣之中有妩媚，也同样令人喜爱，令人信服。其所以能够如此，正是从生活中吸收了丰富的奶汁，虚心地听取了群众意见，并且不断修改，不断充实的结果。此外，原作者对剧本作了修改润色，导演作了精心的处理，舞台音乐运用了河南地方戏的乐曲，舞台美术运用了河南印花布剪纸图案，这一切努力，使《李双双》在从小说到电影到戏曲再到话剧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进一步丰满起来。特别是，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上，《李双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观众感到分外亲切，分外愉快。
《汾水长流》在京郊潭柘寺公社演出时，引起农民观众的强烈共鸣。他们从舞台上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有位大队长被感动得甚至当场抱头痛哭，一位团支部副书记说：“这印把子咱们可不能放下，我们要不干谁干？难道让反动富农去干吗？要叫他们干，咱们贫雇农会怎么样呢？”农民兄弟在感谢和欣赏的同时，也给戏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宝贵的意见。他们要求演员演得更好些，把角色演得更像些。他们还说：“反动富农赵玉昌怎么没有抓回来呢？一定要抓回来，一定要斗争他！这样才能平民愤，才过瘾！”“你们怎么不让刘文禄的老婆杨二香上场呢？富农利用美人计坑害干部，咱要看看他们的黑心眼儿是怎么使的，心里也好有个数儿。”这种意见，正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在舞台上看到“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的革命气概，反映了他们评价社会主义戏剧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一种标准。而这正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严肃对待和重视的。剧院接受了农民的意见，增添了抓住赵玉昌的情节，让杨二香这个人物上场，使这个戏的艺术效果更好。
至于《箭杆河边》，那更是从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酝酿人物情节，写出初稿，反复修改直到演出，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在农村沸腾的斗争生活中完成的。剧作者同文艺工作队同志们一起深入到京郊箭杆河边，同当地的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经历着斗争。在作者的眼前，交织出一幅农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雄浑画面，激起了作家的创作冲动。正如作家自己说的：“只有在亲身深入生活的过程里，才真正理解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所以我们说，这几个新戏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丰富了首都的话剧舞台、给观众带来几个优秀的剧目而已。首都话剧舞台上的这一片新的气息，也给戏剧工作者以及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同志许多鼓舞，许多启发。
只有坚决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有可能真正地反映时代精神，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和教育作用。
只有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同劳动人民紧密结合，丝丝入扣，息息相关，才能在生活的海洋中感受到新人物的新品质，才能发现新的题材，在创作上找到新的天地。
只有深入生活和斗争，拜劳动人民为师，艺术上也才能有所创造，有所革新，才能提高，发出新的光彩。
当然，我们所说的深入生活和斗争，决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到下面去收集材料。应该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取得同劳动人民相一致的思想感情。我们不能只是伸手去“要”和“找”一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去“给”一些什么，去帮助群众办事，为群众服务，其中包括写出好的作品，演出好的戏，从而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和要求。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进一步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是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向前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双翼。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首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感情的改造，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武装自己的头脑。如果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同劳动人民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任何文学艺术天才，都不会写出、演出、画出、唱出当前广大人民所需要的作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思想和方法，也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斗争的指路明灯，它可以帮助我们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可以帮助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找到本质的东西，更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含意来理解和实践同劳动人民结合、深入群众生活斗争这件大事。
时代赋予的崇高任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使文学艺术事业，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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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生活学习 向群众学习
瞿希贤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参加了一个自愿结合的三人小组到河北承德专区兴隆县去深入生活。三人小组的组长是一位久经锻炼的老同志，另一位是翻身农民出身的话剧工作者——老张。而我呢？
却是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曲者，对农村、对农民真可说是“不熟不懂”，我决心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到农村去锻炼自己。
兴隆县是长城外的老抗日根据地，是山区，交通相当不便。从县城到区里还有长途汽车（敞篷卡车），再下乡就只能步行。县委要派小汽车送我们，组长婉言谢绝了。县里的同志说：“你们要带了行李走三十多里路，中间还过两个岭，怎么行呢？我们派小汽车送你们吧！”我当时想：对啊，这样可以快些！可是组长却坚决地谢绝了。他说：
“我们文艺工作者下乡就是来锻炼的，决不能特殊化！”听他这么一说才提醒我：怎么个去农村，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呢！只有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群众中去，才能达到锻炼思想、改造思想的目的，才能使群众不致于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终于搭上了喧喧嚷嚷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一跳三尺高地颠簸着到达半壁山。在区上，我们借到了两辆自行车，向目的地进发。我已有好几年不骑车了；特别是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骑自行车，还是二十三四年前参加抗日战争时干过的。虽然上坡下坡、过河涉水相当难走，又怕摔到山沟里去，可是又紧张又累的旅行，使我产生了一种“战胜了自己”的特别愉快的心情！
我们到村子里以后，就分别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并且轮流到各家去吃“派饭”，老乡把我们当做八路军的干部，老张、老瞿的叫得很亲热。通过吃“派饭”，我们认识了很多人，也基本上了解了每一户的生活情况。这一带山区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从一九三三年日寇占领兴隆以后，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早在一九三八年，山区已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二年，敌人在这里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老百姓都被赶到“人圈”里去住。大片山区被划为“无人区”、“无住地带”、“无住禁作地带”，不许老乡在那里住或种地，否则就以“通八路”的罪名格杀勿论。那时候敌人变本加厉地到处乱烧乱杀，有不少村子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人亲眼看见老父亲被日本兵的狼狗撕成碎片，有的给灌上煤油烧得死去活来，有的一家九口被杀了八口，有的是亲生孩子被日本兵用枪尖挑死的。敌人三天五天地经常进行扫荡，老乡们常常睡在河滩地上、石磖子里、山洞里。下雨时只好背靠背地站在婆罗树下。有一位大队支书给青年团员讲话时说：“我们年轻时就没睡过安稳觉。那时候，二十岁左右的人都是民兵，天一黑就轮流上山岗放哨。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雪都不敢偷懒，要不然鬼子一来就要了全村人的命。就是不放哨的时候，睡觉也不敢脱衣服，一有情况，说打就打说走就走。”所以尽管敌人那样残酷凶狠，“无人区”始终有人，始终坚持了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我们访问了一些英雄人物。这些人的功劳真是不小，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功臣，但是他们今天的生活却还是艰苦朴素、不脱劳动人民本色。后来我多跑了一些村子才发现这个地区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当过民兵或者“交通”、送过鸡毛信。这一个月的生活，使我对“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两句话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国的农民不论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农民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有一个阶段我们三个人分散活动。我独自和公社妇女主任到几个村去访问，临行前，组长传授给我几条“要领”：首先，要和妇女主任交好朋友，通过她和群众联系。其次，对老乡要有说有笑，不要绷着脸没话说。第三，是向这位妇女主任学习，她干什么自己也干什么。开始，我觉得第二条太难啦！可是硬着头皮努力做时也就由勉强到自然了。老乡真是热情，这里又有老区传统，干部群众关系特别好。远远隔着一个山头就有人亲热地招呼：“呆会儿吧？”（请到我家坐坐的意思）。尤其是妇女对妇女，更是爱说爱笑的。不知不觉地我也受到了感染，把知识分子“孤高自赏”那套坏习惯和臭架子放下了。我的同伴真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妇女主任，老大娘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小媳妇把心事都对她说，年轻姑娘爱和她打打闹闹。为了研究妇女劳动力的工分问题，她在地头和男女生产队员又辩论又询问，把调查研究和说服教育结合在一起了。这一带到处都在修盖大瓦房。我跟随她看见老乡家盖房就帮忙、搬砖瓦。她一次搬八九块，我却只能搬三四块，老乡看见我这个戴眼镜的城里人肯为他的新居搬砖搬瓦，一边笑得闭不上嘴，一边直喊：别累着啦！歇歇吧！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天天吃的粮食中，有多少农民的汗水，可是城里人对“乡下人”有这样体贴没有呢？这位妇女主任到哪儿都双手不闲着，一边话家常，一边宣传党的政策，拿起鞋底就纳，遇见娃娃就逗。总之她到每一家都有话可说、有事可干。她到哪儿总要发现一些问题，也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俩的交情还不错，抽空子就一起念一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像她这种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学问，许多基层干部都有。我想我们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学会这种本事，才能和群众有共同语言。
为了了解歌曲在农村中的传播情况，我有意识地每到一个村就访问小学教师，打听小学生和群众喜不喜欢唱歌。我遇到了一位特别爱唱歌的乡村女教师。我和她睡一个炕，我们俩在油灯下唱到深夜。她唱得很动听，会唱的歌还不少，不过我发现其中只有一首是我写的，而且其中还有一句唱起来比较别扭。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想：我是喜欢写儿童歌曲的，不过现在看来，在题材内容上、在情调上都是为城市的儿童写的；可以说没有一首真正适合农村儿童的。就拿我写的群众歌曲来看，在农村中能唱的也非常少。我在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做得怎么样呢？这次到农村去考试就得了个“不及格”，农村是文艺作品民族化、群众化的最严峻的考场呀！这使我更鲜明地感觉到，有些长期在农村生活过的、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音乐语言比较熟悉的作者，他们写的作品就能较好地为农民服务。归根结底这是个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结合的问题。
为了继续探索为农民服务的道路，我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曾到山西榆次向民间老艺人和民间歌手学习晋中秧歌音乐。晋中秧歌非常生动优美，它的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许多秧歌老艺人本身就是农民，在演唱风格上泥土气息特别强烈。我请他们一句句的教，自己一句句的模仿，同时把曲调记录下来。同样一首曲子在重复唱时，艺人常在无意中作了变化，有时一句曲调竟变出六七种不同的样式。通过比较去学习这些变化，对掌握民间音乐的规律很有好处，因为每次变化都有它自己的道理。这是活的作曲学。从这次学习和记录民歌中，我更深地体会到民间音乐的丰富，需要我们认真地、细致地研究，这样才能将它更好地运用到今天的创作中来，写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
去年十一月，我又到山西昔阳去向农民作曲家史掌元同志取经。早就听说昔阳里安阳沟的农村歌咏运动开展得非常好。掌元同志的创作和活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歌曲》上看到过他发表的作品，而且在开会时也看见过他本人，但是他的活动和里安阳沟是分不开的，我决心到那里去进行实地访问。
去年夏天的连续暴雨也使昔阳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水灾。去之前，我就听说里安阳沟被冲塌了不少窑洞，生产也受了损失。我带着几分不安走进了这个太行山上的山村。灾后重建家园的修建任务是不轻的。我们到达时，掌元正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盖石窑。大队支书笑着说：“今天晚上就开个歌咏晚会欢迎你们！”我赶紧阻拦他：“可不敢耽误你们的救灾工作！不要专门动员人组织节目了！我只要看看现成的就行啦！”他说：“这就是现成的！你不来我们也经常举行的。农忙时三五天唱一次，农闲时天天晚上俱乐部里歌声不断。现在就算受了灾，也少不了一星期一次！”我半信半疑地看看他，又看看那给雨水冲刷过的黄土圪梁。深沟的两旁分布着高高低低的土窑洞，在满目土窑之间有一间很大的瓦房，那是“红旗乐堂”，可容纳一千人。这个大礼堂很神气地屹立在山沟里，好像在说：别看我们今天还没有电，连喝水都还困难（靠旱井），可是谁都会哼史掌元作曲的《唱得幸福落满坡》！
汽灯亮了，山沟里的晚会开始了。红旗乐堂侧面的俱乐部里挤满了人。不用化装、不用布景、也不用幕布，二三十个歌咏队员站好队形，五六个拉胡琴的、弹拨乐器的、打锣鼓的在板凳上一坐，节目就开始了。二十五个节目中有不少是本村人写本村事，其中极大多数是史掌元写的。从这份节目单就可以充分看出今天农村新的精神面貌：
一、大合唱：《国歌》《三面红旗万万岁》《一条大道在眼前》《山西是个好地方》《国际歌》
二、女声独唱：《幸福生活万年长》
三、男声独唱：《共产党是救星》
四、女声独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请到我们山庄来》
五、女声齐唱：《溪边来了采矿队》《变成了幸福沟》《好队长》
六、女声独唱：《幸福越多歌越多》
七、表演唱：《眼睛长到脑后边》《全家红》《养猪姑娘》
八、男声对唱：《怪得很》
九、男声独唱：《大黄犍》
十、女声独唱：《唱得幸福落满坡》《哥哥参加八路军》《积肥小调》
十一、女声小合唱：《农村的山水实在美》《喜酒先敬工人哥》《赶集》《学习雷锋好榜样》
从形式到内容，这样一个由农民自己组织的音乐晚会，我看今天只可能在中国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文化。不管它在初期还比较粗糙，但是它散发着先进思想的强大威力，体现着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真理！
一九五五年这个俱乐部成立前，里安阳沟只在五年一次的庙会上才听得见锣鼓声。在这里，旧社会有这样一首民歌：“一进安阳沟，低头把苦受，不见锣鼓响，只听山鸡吼。哭声常不断，百姓心里愁。”昔阳县文化馆为了深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从一九五三年起就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骨干，史掌元就是自己背了干粮到那里去开始学习的。文化馆把有培养前途的骨干每年都召来学习，文化馆的同志也经常下去进行重点辅导。如果没有文化馆长期深入的工作，很难设想有今天的成就。
史掌元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歌以来，已经写了一百多首了。我请他把全部创作重点地给我介绍了一下，总的说来，我认为这位农民作曲家的创作有这样一些特点：
在内容上，他的创作极大多数是密切结合本村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的。即使有些歌词选自《红旗歌谣》或歌词刊物，也多半可以适应本村的情况。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在音乐形式上，他多半采用本地民歌的音调，因此群众唱来感到亲切、容易上口。老乡说掌元的歌最顺口了，有些外面的新歌曲学半天都唱不会。在创作取材上，因为他本身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所以经常能从本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
里安阳沟会作曲的还不止史掌元一个人，他们有一个六七人的创作小组，除了写歌曲外也编快板、顺口溜，有时还编个小歌剧。歌咏队几年来经常保持有四十人左右，也都是各生产队教歌的积极分子。歌咏队不是随便吸收人的，必须具备政治好、劳动好和作风正派这三个条件才能参加。这批骨干在生产上、执行政策上、坚持集体化道路和维护集体利益上都能真正做到“说在人前，做在人前”，他们在群众心目中也是一批政治骨干力量。掌元写的歌曲首先就在这个歌咏队里考验，大家谈谈好坏，爱唱的大家唱开了，就在本村地头上普遍教唱。
大队支书对我们说：“我这个工作可离不开歌咏队。我到公社或县里开会回来，第一件事是召开党员会，第二件事就是找掌元，把精神跟他一讲，俱乐部一活动开，政策就贯彻到群众中去了。这比我作报告灵得多！”在这方面，书记同志是有深切体会的。一九五四年，有些社员对统购统销认识不清，经常找刘支书去“闹粮”。有一次他给群众包围得无法解脱，正好街上锣鼓响了，群众都去看热闹去了。原来是歌咏队唱开了《卖余粮》《双送粮》《工农联盟》等歌曲和表扬本村好人好事的民歌说唱。这一下不但解了他的围，而且帮他做好了思想工作。后来区上作总结说：“里安阳沟的粮食是你们唱出来的，是你们锣鼓敲打出来的。”所以这几年来，支部一直坚持着每隔一个月左右总要召集文艺骨干们开一次会。刘支书一再说：“掌元是我离不开的一条胳膊”。
里安阳沟的音乐活动是为巩固新农村经济基础做了出色工作的上层建筑，他们很好地解决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生产的关系和音乐与群众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在史掌元同志的面前觉得很惭愧。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也能像这位农民作曲家那样使党觉得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助手，那么音乐工作就真正完成了党的宣传任务了。
一九六三年我到生活中去向群众学习的体会，使我觉得自己最严重的是需要再革一次命。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只有一个好的政治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我希望自己不做空头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是努力去实行和工农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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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兵演唱新曲艺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前进歌舞团 朱光斗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具体业务是曲艺创作，有时也兼搞些演出。对我来说，从事这项专业还仅是刚刚开始学习，是曲艺创作队伍里的“新兵”。
我一开始做文艺工作就喜欢曲艺，尤其喜欢相声、快板、山东快书这一类的曲艺形式，因为它短小精悍、轻便灵活、能及时地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表现形式风趣活泼、易于编写、易于演唱、易于被群众所接受所掌握，部队官兵喜闻乐见，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我认为曲艺是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一种很好的“轻武器”。
部队的文艺工作要战斗化、群众化、民族化，曲艺这种说唱艺术形式是非常适应这三个特点的；而且它在部队里有这样的传统。在解放战争时期，各个部队里都有本部队的“快板大王”，他们在行军、作战和日常生活中，运用快板、顺口溜的形式现编现唱，鼓舞士气。像前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毕革飞同志，就是这些“快板大王”中间的突出代表，用他的快板谱成的歌曲《运输队长蒋介石》，有的连队现在还在演唱。抗美援朝时期，曲艺在部队里更是兴盛一时，它已经成为部队的文工团、队不可缺少的表演形式出现在舞台上、战壕里、坑道里，还有战地医院的病房里。像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数来宝《战士之家》等那个时期产生出来的优秀作品，至今还在人们脑子里留着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虽然处于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是战斗性、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在连队里仍然很活跃，这个优良的传统，部队始终没有丢掉，而且发展了。所以，曲艺在部队里还是很受欢迎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连队的战士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来到连队，同时也把他们所喜爱的家乡曲艺形式带到部队来。现在部队的战士全是青年，文化程度也高了，他们不仅爱说爱唱，而且还爱编爱写，他们所编写和演唱的曲艺节目，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比过去更加提高了，在表现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了。连队里“月月有晚会”，哪个晚会上都少不了曲艺节目，战士演出队更不用说，他们所演出的节目，几乎大部分都是属于曲艺这个范围之内的。就是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例如：表决心、挑应战、写墙报、黑板报和宣传标语、鼓动口号，比武打擂，就连赛歌赛球的啦啦队，许多都是用快板、顺口溜来表现的。战士们说，“快板快板，可长可短，写出能看，上台能演”，说它是最轻便、最灵活的宣传鼓动形式。
从部队的专业文工团来讲，为了适应部队的情况，在创作和演出上，要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也非常需要短小精悍的曲艺形式。尤其是深入边防海防部队演出，曲艺的战斗性、灵活性则更加明显。前年，我团去福建前线慰问演出，为了使更多的战士看到我们的演出，我们便临时编成了一个八个人的曲艺演唱小组，哪里有我们的战士，我们就把节目送到哪里，而且是走到哪里写哪里，写出来就演，人多也演，人少也唱，哪怕一个人，我们也不放过演出的机会，尽管演得不好，但是他们能看到，他们就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
部队的首长对曲艺历来就很重视，很关心。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说：“一个相声、一个快板说得好，也等于上一堂政治课。”在部队里搞曲艺工作的同志听到这句话是无比兴奋的，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有力的鞭策。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曲艺形式虽然小，它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我们在部队搞曲艺工作的同志，应当鼓足更大的干劲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要使曲艺在部队里更好地发挥战斗性的作用，关键问题在于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我们应当以更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检验自己的创作，不断地提高作品质量，使之真正起到“一堂政治课”的作用。
我在创作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要提高作品质量，首先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而要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又必须首先提高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我在开始写数来宝《学雷锋》和《巧遇好八连》这两个作品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面对着一大堆生动感人的活材料而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原因是对雷锋和好八连缺乏高度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林彪元帅号召我们要“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句话，于是，我便带着创作这两个作品中所遇到的问题，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几篇文章，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不仅对我深刻地理解雷锋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理解好八连这样一个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模范单位有极大的教益，同时，也为我向雷锋同志学习、向好八连学习指出了一条明路。
在创作过程中我还体会到：要写出好作品就必须下决心到生活中去，深入到连队去参加火热的斗争。虽然曲艺形式短小，反映现实生活快，也正因如此，作者更需要到生活中去，随时随地掌握连队战士的脉搏。切身经验告诉我，在连队生活的时间越长，根子扎得越深，越能写出好作品来；与此相反，在上面呆的时间越久，似乎“创作条件”比连队好，可是写出来的东西越没生命力，越不受战士欢迎。
我们搞曲艺的同志下连队还有个很大的方便条件：“不用剧场不用台，竹板一打唱起来”，最容易深入战士群众。看来曲艺不仅是为兵服务的“武器”，同时还是联系群众的手段。这样，战士们就非常喜欢接近你，对你一点也不拘束，再加上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自己把连队当成家，时间一长，战士对你无话不谈，把你当成他们最知心的朋友。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得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培养了良好的作风。另外，每个连队里都有不少文艺骨干，我们对他们有辅导的责任，同时又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吸取营养。战士们是富于创造性的，他们的思路往往比我们宽，他们的“点子”往往比我们多。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火热的斗争中间，另外，他们写作品时脑子里也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他们根本不受旧形式、旧套子的束缚，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在内容上使你觉得生活气息浓厚，在形式上使你感到新颖活泼。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真正地同他们结合，这也是提高自己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两年，我交了一些这样的朋友。离开连队以后，我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作品，在帮助他们修改作品的时候，也使自己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即便暂时离开连队了，可是这一批“通信员”还同你保持着“通信联络”，你从他们的作品里，从他们的来信中，仍然还能听到连队前进的脚步声。
就我本身来讲，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深入生活等方面，做的都是很不够的，有的仅仅是开始认识到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到；有的是刚刚开始做了，还有更多需要做的没有做。但是，我有决心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正确的文艺方向朝前走，努力做一个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