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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对子女进行阶级教育是父母的革命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革命事业，不但要彻底改造物质世界，而且要彻底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不但要改造我们革命者自己，而且要培养继承革命事业的一代新人。每个家庭在培养一代革命新人中，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今天本报发表的《将军和儿子》（见第五版）这篇通讯作了生动的回答。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既有良好的社会教育，又有良好的学校教育，儿童和青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肥壤沃土之中，沐浴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下。这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中，儿童和青年确实具有成长为新的革命一代的最适宜的环境和最优越的条件。但是，能不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父母们似乎不必再为教育子女而操心，也就不必担负什么教育子女的责任呢？不能！《将军和儿子》这篇通讯就用具体有力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家庭配合社会和学校对儿童和青年进行教育的重要性。通讯中报道的解方同志的两个儿子，不论是从小就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四儿子，不论是一度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二儿子，他们思想品质的逐步成长和改造，同我们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固然分不开，同他们的父母对教育子女高度负责和十分操心也分不开。解方同志这两个儿子的成长，特别是一度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影响较深的二儿子的成长，非常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在教育子女成为新的革命一代的事业中，父母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培养青年一代这一整个教育事业中的三个环节，它们密切相关，三位一体，既不能彼此脱离，又不能相互代替。儿童和青年，既在社会中和学校中生活，同时也在家庭中生活。社会风气和学校教育固然会给儿童和青年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家庭情况同样也会对儿童和青年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应该了解，家庭在儿童和青年的成长中还占着一种特别的地位。一个人的成长不但一般地要受家庭的影响，而且是首先就要受家庭的影响。儿童的第一个“老师”并不在学校中，也不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里。这第一个“老师”，就是他们的父母。即使儿童开始上学以后，仍然要和家人亲密相处，仍然受着家庭的影响；即使儿童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以后，仍然和家庭保持着联系，也就是仍然要受家庭的影响。因此，家庭环境和教育的状况，是在儿童和青年成长的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既可以对儿童和青年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又可以巩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成果，而且还可以补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古人说，“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树人”本来不易，“树”一代新人就更加不易。“树人”所以需要“百年”，从政治方面看，就是要整个社会和国家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精神风格，这种精神风格，不但要贯彻到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去，而且也要贯彻到家庭教育中去，只有在这种新的精神风格的影响熏陶之下，才能培养出新的一代来。
儿童时期和青年时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也是长思想的时期，是人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一个儿童和青年将来会成为具有什么样思想品质的人，和他这时候在思想品质方面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教育有很大关系。从前有人把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比作染丝，认为是：“入苍则苍，入黄则黄”。这是一个真理。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入无则无，入资则资”。而且，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如不入“无”，即不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感染，势必入“资”，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中间地带是没有的。这种情况正像列宁指出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阶级斗争的这个根本规律，在社会上是这样，在家庭中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正是根据儿童和青年的这个特点和阶级斗争这一规律，企图实现他们的“灭无兴资”的计划，妄想达到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的。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任务就是“兴无灭资”，这个“兴无灭资”的工作，就应该从儿童和青年时期做起。可是，“兴无灭资”的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非常艰苦的工作，要培养儿童和青年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品质，要防止儿童和青年沾染上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要给儿童和青年造成“兴无灭资”的环境，不仅要有这种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也必须要有这种家庭环境。
对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必须根据他们的特点来进行。这就是说，除过一般的思想品质的教育而外，更重要的是根据儿童和青年在思想品质方面存在的不同的缺点和不同的需要，进行具体的个别教育，要把一般教育同个别教育结合起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知子莫若父”，对儿童和青年了解得更多，了解得更深的，往往还是他们的父母。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特别是父母根据儿童和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个别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具有比社会和学校更好的条件。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就会和良好的社会教育和良好的学校教育相得益彰，就会使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家庭教育中，既要重视言教，又要重视身教。因为儿童和青年，固然容易接受大人的“言”，也更容易模仿大人的“行”。做父母的不但要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影响和教育群众，在家庭中也应以身作则，影响和教育子女。对子女的教育来说，家长自己的行为最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要以为只是同子女谈话，教导子女或吩咐子女的时候，才在做教育子女的工作。实际上，家长在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在教育着子女。每一个革命战士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律己，如何待人，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如何对待家庭中的一切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家庭中的一言一行，都在对子女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如果他的言行一致，说得好，做得也好，那么他的“身教”就会巩固和发展他的“言教”；如果他的言行背离，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么他的“身教”就会削弱以至破坏他的“言教”。一个生活上铺张挥霍的人，如何能够收到对子女进行艰苦朴素教育的效果呢？一个行为上自私自利的人，如何能够收到对子女进行大公无私教育的效果呢？古人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是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强调家庭教育，不但是培养一代新人的问题，而且是继续改造自己的问题。
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历史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通过这种教育，让生活在新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了解旧社会的情形，让生活在和平时期中的青年一代了解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形，让生活在幸福之中的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情形，了解革命先辈牺牲奋斗的情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常说的不要忘本的本就是这个“本”，我们珍惜的革命传家宝的宝就是这个“宝”。列宁在论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伟大意义时指出：“当人们看见他们的父母在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反对剥削者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牺牲，地主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不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历史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在教育工作中不给青年一代造成像列宁所说的“这种环境”，就不容易把他们“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经历过长期阶级斗争的革命者，具有从这方面教育子女的优越条件，他们本人和他们的战友们的经历，就常常是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这种现身说法的教育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更深的感染力，是任何其他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代替的。
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既要重视革命的教育，又要重视革命的实践。革命的父母应该让自己的子女有机会到比较艰苦的环境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广大群众中去，让他们经历经历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识见识群众斗争的大世面，让阶级斗争的感性认识来巩固他们阶级斗争的理性认识。我们应该懂得这样一条道理：只有同劳动人民一起斗争，才能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只有在革命斗争中实践，才能锻炼进行革命的本领。
在革命的家庭里，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不但是长辈和晚辈的骨肉关系，更重要的还是革命中前辈和后辈的同志关系。父母对子女除过抚养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有教育的责任。我们要加强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不仅要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而且要使新的一代后来居上；不仅要使革命的伟大事业千秋万代地发展下去，而且要使革命的伟大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一切革命的父母，都应该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大的革命意义，都应该认真负起教育子女的神圣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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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农枚业全面丰收的基础上争取更大丰收
新疆掀起冬季生产热潮
冬修水利项目多进度快；冬麦播种、冬灌、秋耕面积增加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二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六三年农业和牧业全面获得丰收。目前全疆各地掀起了冬季生产的热潮，冬修水利工程项目比一九六二年增加，进度也快；冬麦面积比一九六二年增加四十多万亩，冬灌和秋耕面积也比一九六二年增加。
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六三年全疆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百分之十二以上，棉花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油料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甜菜、蚕茧、蔬菜等也都获得大幅度增产。畜牧业一九六三年是连续第三个丰收年，牲畜总头数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百分之五。
满怀丰收喜悦的各族农牧民，入冬后冒着风雪严寒，广泛掀起了兴修水利、积肥运肥、翻地、冬灌和牲畜配种等冬季生产热潮。一九六三年各地冬修水利的工作比一九六二年提前十多天，出工的各族农牧民十分踊跃。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各地参加修水利的就有近三十万人，工地上响起劳动的歌声，一片热气腾腾。今冬自治区计划兴修的水利工程项目共五十多项，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九项，工程量增加百分之十以上。各地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也因地制宜地兴修大批小型的水利工程，其中大部分是用工少、受益大、受益快的配套和加固工程。
各地的冬灌和翻地工作也做得很扎实。一九六三年自治区播种的冬麦比一九六二年多四十多万亩，种得也好。各地都提早冬灌和追肥，为冬麦安全越冬作好了准备，冬灌的面积也超过了一九六二年。在秋耕方面，由于一九六三年各地种在秋耕地上的作物增产特别显著，加上一九六三年国家支援农村的拖拉机比一九六二年多，耕畜的膘情也好，各地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都力争多耕一些冬闲地，为一九六四年增产创造条件，总计全自治区的秋耕面积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普遍犁得深，犁得细。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在向本社记者分析一九六三年新疆农牧业全面增产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他指出，自治区农田主要依靠引水灌溉，水利建设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关键。公社化以来，各族农牧民依靠集体力量，连年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使自治区各种干渠的引水能力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一倍半；农田灌溉面积也扩大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在一九六三年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同时，国家支援新疆农村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其他农用物资逐年增多。一九六三年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拖拉机就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一倍。由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力量逐年上升，使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和农用物资充分发挥了作用，耕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一九六三年是自治区公社化以来的第五个年头。农牧业生产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一九六三年冬季农牧民生产情绪又极为高涨，这一切都为一九六四年的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指出，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自治区人民公社越办越好，集体经济制度越来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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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族人民经济生活变化巨大
一九六二年消费的布、茶和糖，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加六点七倍、七点三倍和八点七倍；一九六三年一到八月购买的呢绒、绸缎比一九六二年同期多一百多万米；全区农牧民自用畜达到四百五十多万头；城乡人民储蓄总额比十年前增加二十三倍。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二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团结一致，迅速发展生产，物质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据调查，各民族人民一九六二年消费的布、茶和糖，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六点七倍、七点三倍和八点七倍。一九六三年，自治区农、牧业生产又一次获得丰收，各地市场更为繁荣，各民族人民在一到八月份购买的呢绒、绸缎比一九六二年同时期多了一百多万米。乌鲁木齐、伊宁、喀什、和田、哈密等地市场上供应的羊肉、牛肉、黄油等异常丰富，人们任意选购。
现在，自治区每个牧户家里，几乎都有自用的乘马、奶牛、肉羊，南疆农户还普遍饲养供驮柴、运水或赶集代步的家用毛驴。据统计，全疆这类自用畜达到四百五十多万头。
去年秋收的季节，记者调查了一些人民公社社员的经济生活状况，许多农民、牧民说，现在的生活和解放前比较，有天堂地狱之别。天山深处尼勒克县的红十月人民公社，有一千七百多户牧民，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个人的收入比人民公社化以前的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牧民们购买了不少的日用家具和呢绒、绸缎、布匹等。
七十三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别尔克波尔家里，解放时只有四头牲畜，一顶破毡房，早春时，房外化雪，房内滴水；当时一家人因为穷得买不起布，都穿着又硬又腥的生羊皮，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白天当衣，夜晚当被。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全家八口人中四个人是全劳动力，都在公社里劳动得很好，一年仅超产奖金就达二百多元。
阿尔泰山麓哈巴河县红旗人民公社的哈拉其列克村，一九五四年时还是一块河谷草地，从一九五五年起，八十多户原先给牧主扛长工的哈萨克族贫苦牧民，经过政府的帮助，陆续在这里定居下来。最近几年，由于这个村的牧业和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每个牧户的收入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毛毡、毯、衣柜、饭桌和闹钟、热水瓶等，已是多数牧民家庭都有的东西了。村里的哈萨克老牧民阿合米吉，解放前的几十年，没有买过一尺新布做衣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解放后，特别是定居下来以后，公社给他和他的老伴两间房子，还有奶牛和乘马等。最近二年，因为他和另外几位老人自动组织起来给生产队种菜，每年种的菜除供给社员食用外，还可收入上千元。这样，他不但购买了许多日用品，还给自己和老伴买了新皮衣。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商业部门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政策，过去十年来，新疆农牧民出售农牧产品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经济最稳定的时期，一只重四十公斤的绵羊只能换得砖茶一块半，糖一公斤，布十二米半。而现在，同样重量的一只绵羊，已经可以换回同质量的砖茶四块半，糖八公斤半，布十六米多。
据有关部门调查，现在城市和乡村人民的储蓄大大增加了，一九六三年十月份，各族人民在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一亿五千多万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二十三倍。（附图片）
左图：新疆乌鲁木齐县小亚草场上的一个牧业点。 新华社记者
岳国芳摄
上图：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在选购日用百货。 范 博摄（新疆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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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普遍建立各级档案馆
省、市、自治区档案馆的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据新华社二日讯 根据国家档案局最近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工作会议提出的情况表明，我国的档案馆工作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现在全国除了中央级的档案馆以外，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建立了档案馆或档案馆的筹备机构，各县也普遍建立了县档案馆。各级档案馆收集的档案，在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几年来，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收集、整理和保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和现代的，也有一些年代久远的珍贵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档案馆的服务面越来越广泛。中央档案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毛主席起草的大批文件和有关材料；还为基本建设单位提供过历史上有关地震和洪水量方面的档案和资料；为文化艺术界编修史志、研究历史人物、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等方面提供过不少历史档案文件。许多省的档案馆为政治斗争、科学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档案资料原件或复制品。有些档案馆还研究和汇编了一些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结合近代史研究工作，几年来选编了七十多种近代政治史料等专题史料，共达四千多万字。上海市档案馆几年来进行了以党史为中心的史料选编工作，初步整理和选编的史料共有三百多万字。河北省档案馆编写了《河北省革命历史大事记》第一册等六种史料。北京市档案馆汇编的史料有《旧政权时期北平市的基本统计数字》、《北平市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等。
我国省以上档案馆是党和国家保管历史档案的基地，是国家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些档案馆建立不久，尚有不少历史档案没有集中，对档案的汇编和研究工作也做得不够，还不能充分适应客观形势和各方面对历史档案的需要。这次档案馆工作会议要求省以上档案馆今后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加强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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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通信兵前政委朱明中将逝世
新华社一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前政治委员朱明中将，因病久治无效，一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朱明同志一九二九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一二○师组织部长、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中共雁门区党委书记、雁门军区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政委、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通信兵政委等职务。
朱明同志治丧委员会由贺龙、罗瑞卿、李井泉、许光达、萧华、杨成武、李聚奎、杨勇等三十三人组成，定于一月五日举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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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江顺利装运淡水供应香港
六个月中香港当局派来轮船五百八十航次，运水量达八百多万吨
新华社广州一日电 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从珠江装运淡水供应香港同胞和居民使用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当局派来运水的轮船共五百八十航次，运水量共达八百多万吨。
入冬以来，珠江河水日渐枯浅，河水含盐量有所增加，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意香港运水船全部由狮子洋进入黄埔港附近的大濠洲汲水，并拨出四个锚位给他们停泊轮船。黄埔港务局以及驻黄埔港的我海关、边防和检疫人员都简化了检查手续，对香港派来的运水船的检查时间，比一般进口轮船缩短一半左右。
目前香港派出的运水船几乎每天都有四五艘同时进入黄埔港。每艘运水船只需三十多个小时便可以在香港和大濠洲间来回一次。
据悉，目前香港仍实行每四日供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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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军起义人员杨发祥等走上工作岗位
蒋军残部士兵张兴荣等四人携械归来
新华社昆明电 半年前从云南省境外率部起义归来的原蒋军残部莲山支队支队长杨发祥、盈江支队支队长高长进等，在云南各地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参观访问之后，最近已分别走上工作岗位。
杨发祥和高长进担任政协云南省盈江县委员会常务委员。原蒋军残部盈江支队的参谋长明跃义担任盈江县旧城造纸厂副厂长，原莲山支队秘书王德尚担任盈江县新华工厂副厂长。原蒋军残部的大队长高茂兴、杨成堂、武有政、左林政等，希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政府根据他们的愿望，给他们发了生产补助金。随同杨发祥、高长进起义归来的其他人员，政府也根据他们的意愿，作了适当安置。
起义人员十分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他们说：我们起义归来后，到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现在政府又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新华社昆明电 流窜在云南省境外的蒋军残部士兵张兴荣、吴光志、札妥、岩庄木俄等四人，不愿继续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卖命，先后在去年十二月十四、十六、十七日归来，向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投诚。他们带回轻机枪一挺、步枪两支、子弹一百发。他们回到祖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按照国防部的规定，给他们发了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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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永宪打破男子铅球掷远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昆明二日电 我国著名的男子铅球选手贺永宪，一日在昆明参加为庆祝一九六四年元旦举行的田径表演赛时，以十七米十八的成绩打破了他本人在一九六二年创造的男子铅球掷远十七米零九的全国纪录，成为我国今年打破体育运动全国纪录的第一人。
参加这天田径表演赛的，还有我国部分优秀田径运动员倪志钦、田兆钟、梁仕强、刘玉英等人。著名男子跳高选手倪志钦这天跳过了二米十五的高度。另外，参加表演赛的还有贵州、云南、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单位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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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军政人员思念家乡和合湾同胞向往大陆
蒋匪帮加强特务统治和思想控制
据新华社二日讯 台北消息：蒋匪帮为防止原籍大陆的军政人员怀念家乡和台湾同胞向往祖国大陆，最近在台湾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和思想控制。
据《台湾新生报》报道，蒋匪帮“行政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制定了一项“动员时期无线电收音机及电视接收机管制办法”。这项“管制办法”规定，凡收听大陆广播“散布谣言或抄录传播”来“动摇人心者”，将依“惩治叛乱条例”治罪；如发现别人收听，必须将“收听人之姓名住址及收听时间，向当地宪警机关或电信监察机关密告检举”。蒋匪帮在“管制办法”中还重申，凡购买、转让或迁移收音机和电视机者，都必须依照过去制定的“广播收音机及电视接收机登记规则”，向当地有关部门“领取执照”，以便随时派人检查和监视。
据蒋匪帮《中央日报》报道，不久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曾严令禁止台湾人民利用耳机收听广播。蒋匪帮“警总”在给台湾省“政府”的公函中说：“各型收音机如另附小型耳机”，即使收听大陆广播，也“不易发觉，对于维护心防工作，影响至巨”。同时还把台湾的“刑警大队”组织及其职权加以扩大，对台湾人民的言论行动，施行严密控制。
《台湾新闻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一则消息透露，由于许多台湾人民喜爱京剧，凡是大陆出品的京剧唱片，也已被蒋匪帮禁止电台广播。在这些唱片中，有张君秋的《银屏公主》，裘盛戎的《盗御马》、《锁五龙》，杨宝森的《文昭关》、《失空斩》，以及整套的《赵氏孤儿》、《将相和》、《除三害》、《玉堂春》、《赤壁之战》等百余种。消息说，这些唱片都是近几年由香港转运到台湾重新灌制，由一些民营电台广播的。有的电台为了投合“听众所好”，甚至“整天播送”。
另据香港《新生晚报》透露，蒋匪帮所以禁止电台播放上述唱片，是怕“京剧新唱片使台湾的外省人怀乡”，并使“台湾全体同胞想到”祖国培植“京剧新人的好成绩”。
台湾报纸还透露，蒋匪帮对大陆籍军政人员的怀乡情绪十分惊恐，甚至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一九六三年八月，因为有人向台北市“议会”提出一个在各重要街道种植杜鹃花的议案，结果在市“议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议员”说，人们看到杜鹃花，会想到杜鹃鸟，而杜鹃鸟的叫声音似“归去，归去！”假如台北市种上这种花，岂不令在台湾的旅子们“发生联想”。有的“议员”还认为，杜鹃花是一种“足以引人悲伤的花卉”，并且引用“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的诗句，说种植这种花“显属不祥”，结果吵来吵去，议案终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