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硬说中共反对和平共处和国际谈判
散布中共要“借助世界大战推动国际革命”的谣言
《真理报》七月二十八日发表伊诺泽姆采夫的题为《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进程》的文章说：
“中国同志实质上提出把是否准备为推翻帝国主义而进行世界战争作为衡量革命性的最重要尺度。
“中国同志怎能把原子弹叫做‘纸老虎’呢？而且还指望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以更快的速度建设高千百倍的文明’呢？在这样的论断中有起码的健康思想吗？”
“中共领导人企图把为防止世界战争而进行的斗争说成好像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好像牺牲人民的利益来同帝国主义交易，而和平共处原则的实际贯彻则仿佛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调和的路线，是拒绝社会的革命变革，是拒绝阶级斗争。这些论断同现实毫无共同之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基础相矛盾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观念根本不是像中国同志所描绘的那样只是消极地等待帝国主义的垮台。”
“中共领导把甚至不惜借助新世界大战来‘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这一论点作为自己‘总路线’的基础后，竟不体面地、侮辱性地捏造说，苏共和其他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坚持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就是出卖革命事业。从中国同志的立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发展，即：维持经常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冷战’，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
《真理报》七月三十日发表波斯别洛夫的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六○年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其中断言，在世界热核战争之后，‘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很难说，在中国人士的这种断言中哪一种东西更多：是对现代世界热核战争会对各国人民意味着什么这点的惊人的无知和不理解，还是对人类的命运采取罪恶的冒险主义的轻率态度？
“中国同志近来对苏共进行诽谤性的指责，似乎苏共忘记了革命。但是在这一诽谤中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托洛茨基分子已经说过和写过了。今天西德法西斯复仇主义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中就重复着这种诽谤。如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维尔涅尔·沙恩道尔夫的书中就直言不讳地说苏共似乎‘忘记了世界革命’。
“这种极左的词句和对苏共的诽谤使中国领导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产生同极反动的思想家的思想过程极其类似的逻辑。”
《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真假革命性》的文章说：
“脱离现实，不愿意考虑与他们主张相违反的生活事实，这是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调的一般特点。可能，再没有比他们对核武器的评价那样清楚地表明他们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
“关于准备牺牲的问题，关于革命者可以付出牺牲的假设的限度的问题，在现代条件下，不是像北京理论家的笔下那么容易解决的。这不仅涉及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到它的极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要知道，号召共产党员进行自我牺牲，要求他们为了革命而奋不顾身是一回事，而若无其事地谈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可以牺牲数以亿计的人以及整个整个国家与民族却是另一回事。虽然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都主张尽速地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却不能同意把冒险的赌注下在热核战争上，把它当作消灭帝国主义的手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由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的。一旦爆发世界热核战争，那么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农民。但是中国领导人甚至不考虑，使用这种必然以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作为其牺牲品的武器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悲剧。
“中国同志的极端革命性，是由于对战争与和平这个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丧失了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态度。”
《红星报》八月八日发表维尔希宁的题为《时代的吩咐》的文章说：
遗憾的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些人不愿看到生活的运动和世界上发生的转折。中共领导的一系列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的言论中公开表示不同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法。中国领导人的论断实质上是：只要地球上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不能消灭。”
“混淆帝国主义本性和当前越来越缩小的可能性的概念，忽视世界力量对比根本变化，这些论断的作者同时低估世界火箭——核战争的毁灭性的后果。不仅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国家领导人、社会人士和报刊的言论中不难看到这种暗示：如果核武器被开动，仿佛并没什么不好的，牺牲将不会是徒然的。例如在中共中央赞同的文集中就断言，胜利的人民将以极迅速的速度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中国领导人一下子就拒绝符合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国际协议，实质上只是证实自己坚持错误的、有害的提法，仿佛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间发生的一切问题不应通过谈判，而应通过武力来解决。他们继续坚持把和平共处政策同‘针锋相对斗争’的口号危险地对立起来。”
“但只坚持‘针锋相对’方法，不顾情况是否要求这一点，就意味着站到否认和平共处的立场上。这种口号实质上为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浇水，帮助军备竞赛的拥护者。”
《真理报》八月二十二日发表题为《和平共处政策的现实成就》的社论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指部分核禁试条约）上采取的立场使世界上感到遗憾和愤怒。中国领导人不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意见，躲在假革命词句的后面继续大量诽谤条约，诽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诽谤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条约的缔结不仅仅使中国领导人勃然大怒和在政治上神经过敏起来。他们企图利用国际生活中这一重要事件，靠各种阴谋和卑鄙的手法试图把自己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立场，强加给其他国家。中国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对条约进行没有根据的和没有意义的攻击”。
“中国领导人用所谓取得胜利的途径是要通过世界热核战争这一断言来诬蔑国际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劳动战胜资本。他们甚至准备牺牲地球上人数的一半，以便在死尸和废墟上‘建立更高的文明’。同时，他们企图代表几乎整个世界的人民说话。但是各国人民早已学会分辨，真理在哪里，而诽谤又在哪里。各国人民不会走上中国领导人所建议的道路，也不会让具有野兽概念的作者代表他们说话。
“尽管北京有人准备牺牲本国一半居民的生命，牺牲一半人类的生命，然而，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政府来说，不仅苏联一半居民的生命是珍贵的、而且每一个苏联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同样，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也决不是漠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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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污蔑中共否认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诽谤中国领导人要在核战争的死尸上取乐
《消息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历史学博士列明的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文章说：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一新论点（指消除战争、肯定地球上的持久和平——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他们攻击的矛头令人吃惊地同极端反动的、好战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路线相吻合。两者都公开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自己的政治估计中两者都从不可避免的热核战争的远景出发，否定它的特别的破坏的和毁灭的性质。最为反动的原子狂人——特勒教授‘安慰’美国人民，宣称在相应的防卫下‘甚至全面的核进攻按结果来说是不会比某些以前战争的事件更危险的’，美国工业即使完全毁灭，‘在五年内可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在‘美国经济在核进攻后仍能坚持住’的口号下，美国展开着一个运动，这运动由洛克菲勒领导。
“中共领导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社会生产力的革命化的作用，企图证明我们时代的科技革命不在人类关系上带进任何原则上新的东西。他们宣称，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将迅速建成新的和更好的文明。”
“关于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理论原则不变性的问题提法本身就是有漏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活灵魂是具体分析具体形势。列宁无情地嘲笑那些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因为他们继续重复列宁自己的定义，而不顾情况已经急剧地变化，要求新的适应新情况的原理。例如，在辩论布列斯特和约时，一个‘左倾’者引用他坚持旧的列宁原则，列宁就此事写道：‘一个青年莫斯科人叫道：“我站在列宁的老立场上”……正是他的倒霉，莫斯科人想站在旧的策略立场上，顽强地不愿看到如何变化了，新的客观立场如何产生了。’
“列宁对思想贫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这一评价不是打在中共现代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眉毛上，而是正中在眼睛上，他们重弹老调不愿考虑要求有新的理论结论和公式的新的历史形势。”
“教条主义者的主要论据是：否认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本身。但是，列宁决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发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时说过，‘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将使我国的国防强大到没有任何人能侵犯它的程度。’列宁这些话的英明和辩证精神，同现代中国教条主义者硬化的学究态度和僵死的寻章摘句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教条主义者没意义地背熟的列宁的公式，如果正确地理解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加以运用，那就会转过来反对教条主义者，并成为关于在现时代可能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原理的源泉之一。”
《新时代》第三十一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真假革命性》的文章说：
“‘左倾’共产党人曾经达到过这样无耻的地步，竟责备列宁本人缺乏‘革命性’，竟以对敌人的‘不妥协’来教训列宁！类似此种情况今天也在发生。中国领导人装出一副有权以‘革命性’教训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姿态。他们宣布这样的奢求：中共中央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独家保卫者和解释者。其余一切共产党人（除了中国领导的不多的朋友外）因所谓丧失革命热忱而被革出教门。他们被扣上‘社会民主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帽子。”
“从他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和刊登在中国报刊上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他们认为革命斗争‘不可避免的牺牲’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待世界战争的前景问题是有决定性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只能是这样的人：他‘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都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避免牺牲的愿望被宣布为脱离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
“他们也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对待世界战争问题的。至于世界战争能使劳动人民和全人类遭到的不可弥补的灾难的问题，实际上被丢开了。依中国同志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牺牲都是‘完全合算’的，因为，战争的结果将是帝国主义的死亡。帝国主义能够把整个整个国家和人民一起带进坟墓，这一点丝毫未使我们的极端革命者感到难为情。”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要人相信在热核战争遗留的放射性的废墟上，用已有一半被放射物质消灭和受到其后果折磨的人类的手能迅速地建设起‘高千百倍’的共产主义的文明，他们的真实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们把自己的极端革命的现代的乌托邦究竟具体地建筑在什么之上呢？要知道，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一个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使用现代毁灭性的和大规模杀伤手段的世界战争，只能遗留给新文明的建造者以残缺不全的生产工具和遭到致命伤的、破坏了的经济。”
“他们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而这就是对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武器的说法！仅一个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胆大包天的中国人士要我们相信，这样的炸弹只‘看样子’可怕，而实际上这是不伤人的纸老虎。不，一再重申关于‘纸老虎’的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并以此欺骗人民、向人民灌输对未来的战争的完全曲解的概念这决不意味着表现‘革命性’。而这只意味着（用列宁的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使自己陶醉于语言之声中’。
“这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轻率的、也可说是冒险主义的态度，是与冷静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相对立的。”
《新时代》第三十一期发表题为《新世纪的党》的社论说：
“现在，力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到反列宁主义的道路上的中共人士对我们党、党的方针（其正确性已被全部历史经验所证实）发动了蛊惑性的攻击。这些人士认为可以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来推翻帝国主义。这些人把这种大喊大叫的要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并且赋予它最新的中国解释。但是这个新曲中回响着老调！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曾提出过同此非常类似的要求，像现今的中国人士那样，暴露了他们自己对工人阶级力量、及其革命本领的不信任。目前，当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如此强大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加双倍地恶劣。”
《文学报》八月三日发表阿姆巴尔楚莫夫的题为《对未来的两种观点》的文章说：
如果说，实质上是企图歪曲和损害共产主义思想的信誉的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引起了不安和抗议，那么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则被评价为共产主义人道实质的最鲜明的证明。”
“谁也不愿在热核战争中烧死，来让中国领导人取乐。但中共领袖们坚持另一意见。《人民日报》写道：宁愿头断，只要原则是对的。”
“可以希望中共领导人了解到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不可驳斥的论据后会懂得自己立场的无意义和危险。问题不在这里。他们尖锐地没有任何根据地攻击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受到所有珍惜和平的人的真诚热烈赞同。这也不奇怪，因为条约意味着逐渐洁化我们星球的大气不仅在直接意义上——摆脱对健康有危险的放射性散落物，而且在转意上——摆脱危险并不小的‘冷战’的毒瘴。条约是走上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最终走上实现人类对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夙愿的第一步。而中国领导人不顾明显的事实，硬说条约违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如果使用中共领导人爱用的成语，这正是企图颠倒黑白。
“中国领导人企图给自己对禁止核试验的暴怒找理由，竟不惜进行诡辩。他们把中国同包括苏联在内的三个核大国对立起来，发牢骚地引用中国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不负责任的人会用原子‘小火棍’来纵火烧地球这一点好像还不清楚！
“对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同西方和平共处的最极端的敌人——‘狂人’的立场实质上相吻合这一点未必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问题只限于中国想充当‘十万幅带胡子的人的画像’拥有者的角色的话，可能并不那么可怕。坏的是这些画像象征企图用旧的斯大林方法建设新社会甚至迫令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此为榜样。”
“他们的道德品质标准并不逊于他们的目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举出了长长的组织和个人的名单，中共领导依靠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颠复活动。从公开信中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这些人的行动方法来判断，我们可称他们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但须知，把过去的幽灵引到明天是不现实的！”
《消息报》八月十六日发表谢迪奥德的题为《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当了‘左’的批评家。他们空口无凭地断言，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仿佛是同帝国主义‘妥协’，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摆出一副学者的面孔，好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他们说，和平共处‘绝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教训别人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借口和平共处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放弃革命斗争’。因此他们诅咒把和平共处原则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
“如此轻率地指责别人犯有修正主义的中共领导人，现在实际上企图修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观点。他们大叫大嚷地说什么两个体系和平竞赛的作用被某人‘片面地夸大’了，说什么示范和鼓舞力量‘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等等，等等。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难道不是说明，他们在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以后，不再相信自己有可能树立能激奋和吸引别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榜样吗？”
“莫斯科条约在全世界被看作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善良的人们欢迎它，把它看作是在解决重大的世界问题方面的第一阶段。但是，北京却有人反对它，甚至把禁止核试验看作是什么‘向帝国主义投降’，甚至是‘反对各国人民的阴谋’。中国领导人鼓吹的是多么奇怪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如果这种变种在这一情况下使他们同也反对条约的大洋彼岸的‘狂人’、波恩军国主义者和法国执政者中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站在一个行列的话。”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任何牺牲都会‘得到代价’，因为其结果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这些哲学家谈到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亿万人时却丝毫无动于衷。很难说，在这种立场中是什么成分多——是‘革命的’冒险主义的成分多呢，还是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以及用自己的斗争挣脱资本主义奴役的枷锁的成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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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污蔑中共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反对中国号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反帝
《消息报》七月十六日发表米尔斯基的题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亚非团结》的文章说：
“把民族解放运动置于现时代的中心的概念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最近所传播的一些观点是令人莫解的。这些观点的提出者虽然在世界共产党当中只占微乎其微的少数，然而他们极力修正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所承认的论点。这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志的企图，他们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反帝力量的总洪流中划分出去，宣布民族解放运动是导致帝国主义复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因素，企图突出三大洲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作用和贬低打击帝国主义的所有其他力量的作用。这种概念不是像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把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置于现时代的中心，而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置于现时代的中心。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从这种概念中只能得出一种恶劣的有害的理论，即所谓作为‘当代唯一现实的革命反帝力量’的三大洲的‘独特的团结’。这些观点同中国领导人的企图具体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企图在实践中把亚非团结运动同当代其他进步的反帝运动对立起来。”
“现在，竟然有人企图用臆造出来的、非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口号‘三个年轻的革命大洲团结’，来代替这种列宁主义的团结。
“‘独特的团结’这一概念在理论方面正在同亚非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企图证明某个民族的民族特殊和民族优秀，把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对立起来，煽起沙文主义和宣扬倒转过来的某种种族主义。某些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企图阻挠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阻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阻止在人民群众中扩大对苏联的好感，拨弄民族主义的琴弦，利用被压迫人民对殖民主义者的理所当然的仇恨进行投机，向他们灌输仇视白人的情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分裂分子实质上也是向亚非人民灌输这种思想：西方毕竟是西方，白人毕竟是白人。当然，这是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法来干的，并且有其貌似革命的词句：在西方连工人阶级也同资产阶级相去不远，丧失了自己的革命能力，整个欧洲，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害怕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因此不能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不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年轻的’、‘革命的’和‘贫穷的’那些大洲的、一无所失的人才能推翻帝国主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而不必理睬西方的‘饱汉’，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于可以同已有大多数国家似乎受了‘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体系划清界线。这里离开叫嚷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叫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心，只有一步之隔。
“他们自封为世界上的第一号的马克思主义者，暗中搬出这种思想：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民比另外一些人民更富革命性、更加充满反帝情绪。他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向这些地区的人民灌输一种他们是优秀的和特殊的，他们比‘白色人种’优越的思想，他们冒凟地把白种人中压迫有色人民的剥削者上层分子同西方一向反对这种上层分子的劳动群众混为一谈，他们用对抗无产阶级团结而颂扬某些种族和民族‘团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逻辑来暗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逻辑。”
《真理报》七月十八日发表斯捷潘诺夫的题为《世界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章说：
“中国同志显然是把‘殖民主义’同‘殖民主义体系’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关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在和将来通过什么途径和什么方法开展的问题，取决于每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中的具体条件。对于三大洲的一切国家和地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然而中国同志实质上不愿承认任何一个过程、任何一个行动是革命的，如果它们不带有火药味的话。”
“如果像中共的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只有枪炮才是有效的革命手段，那么请问：如何用它来解决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任务——消除经济落后和取得经济独立呢？当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阻挠埃及人民行使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时，自然，人民拿起了武器，以便反击武装干涉者。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力量给了他们援助。而这种援助也是以相应的形式提供的。
“后来怎样呢？步枪和机关枪不能当作提高经济，给迅速增长的居民保证粮食的手段。集中国家的力量来改造尼罗河流域的经济潜力成了埃及人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解决办法。”
《红星报》七月二十一日刊登了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加弗罗夫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题为《从历史学上的教条主义到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在确定东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们实际上是用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概念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报刊上不止一次出现了似乎‘在世界历史上主导地位属于黄种人’的说法。这种观点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它给美国阿拉巴马和南非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的磨盘中浇水，这是同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极其格格不入和敌对的特殊的种族主义。
“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同国际主义敌对的概念不只是表现在对待某些历史科学问题的态度上面，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在国际舞台上也贯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例如，他们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亚非团结委员会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中国历史科学中的教条主义者美化过去，歌颂封建主义的政治方法——征服、内战、血腥的侵略。例如，不管多么使人难以置信，在中国的历史科学中充斥着对成吉思汗的真正的个人迷信。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用剑和火征服了中国的，而中国的某些东方学者却把他描写成所有中国土地和民族的伟大统一者。成吉思汗对西方的血腥远征是中亚、中近东、高加索和东欧人民的巨大历史悲剧，而某些中国历史学家却说，这种远征
‘促进了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交流’。这只是几个例子，它们证明教条主义如何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导致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原则，导致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需要谈一下中国理论家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不正确的解释。从颂扬‘伟大的’征服者的形象到保卫个人迷信只有一步之隔，中国领导者企图向其他党强加那些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制度、思想、道德和领导的方式、方法。然而，正像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指出的，‘这个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而我们苏联东方学的学者，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相竞争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我们应强调，世界上不是正进行西方和东方的斗争，而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两种体系、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斗争到处、在各大洲、既在西方、也在东方进行着。教条主义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事实上掩饰和冲淡我们时代斗争中的主要的——两种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两种生活方式——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不是西方和东方的斗争。”
“中国同志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目前广泛宣传‘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后面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这种类型的孤立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完全忽视形成着的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这中间显眼地透露出同社会主义体系隔绝和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些观点导向反对保证他们生产力真正巨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
“‘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导向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团结，实质上成了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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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中国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
要人相信中国是“危害民族解放斗争的反动势力”
《真理报》八月七日发表题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强大支柱》的编辑部文章说：
“帝国主义在其新殖民主义政策中的主要战略目的之一，是试图破坏，或至少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盟。帝国主义者正在领导着肆无忌惮地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运动。他们试图使人怀疑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疏远社会主义国家同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帝国主义者持这种立场是不足为怪的。可是，身为共产党员的那些人持这种立场就是令人惊奇和不可思议的了。而最近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的意义正是如此。他们用诽谤性的谎言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诬蔑性地硬说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和摇摆不定’、‘否定和鄙视’的态度，甚至是‘牺牲’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来‘同美帝国主义者做交易’。中国领导人执行着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开来的路线，并燃起民族的、甚至是种族的偏见。
“中国同志企图用他们‘忠实’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的虚伪借口来掩盖他们的不体面的立场、粗暴地伪造真理和史无前例地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立场。他们毫无根据地自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愿望的唯一保护者。
“但是，无论中国领导人玩弄什么诡计，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们的立场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怀毫无共同之处。中国领导人企图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散播对苏联及其政策的不信任，从而危害民族解放斗争，阻碍这一斗争，实际上成为一种反动势力。”
“可以相信，对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伟大联盟所进行的这些新的攻击，不会给它的策划者带来任何光荣、任何成就。”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二期发表茹科夫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断言所谓‘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斗争为转移’，从而歪曲了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相互关系的问题，贬低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真正作用，屈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贬低一般民主运动，特别是保卫和平、反对世界热核战争运动的意义和规模。如此喜爱喋喋不休地宣扬自己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假忠诚的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拒绝承认工人阶级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修正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离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使进行反帝斗争的人民同国际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要削弱反帝斗争，阻挠消灭殖民主义体系的残余，缩小解放运动。在关心被压迫者利益的虚伪借口下使各个大洲和种族互相对立起来的做法，把中国领导人（不管他们怎么说）推进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泥坑。这种方针意味着直接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真理报》八月七日发表题为《苏联的政策是行动中的国际主义》的社论说：
“中国领导人宣扬的方针除了损害以外，不会给整个反帝力量、特别是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任何东西。的确，他们在号召什么呢？他们实际上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当代的其他革命力量隔开。他们在突出它的意义的借口下实际上在削弱它，因为他们想把进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立起来。他们不考虑具体情况，到处号召拿起武器，正在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到不成功和失败的地步。最后，中国领导人想唆使进行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旨在防止热核冲突，实现和平共处原则的政策。他们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概念不相容的行动，是往最富于侵略性的和最好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和企图恢复自己统治的殖民主义者的磨盘中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