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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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论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这段话,科学地概括了哲学和实践、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并且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研究哲学的方法论原理。这个方法论原理就是,在密切联系现实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工作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我国哲学界的哲学工作现状,迫切地要求我们研究这个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的哲学工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在古代,科学没有分科,哲学也没有从具体科学中分化出来。后来随着知识的发展和丰富,哲学从具体科学中逐渐分化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因此也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哲学研究工作如何处理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关系。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把哲学的研究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哲学观点;如果脱离了具体科学知识,单纯地就哲学研究哲学,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抽象的思辨,而那样发展下去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为哲学这门科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哲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个具体的部分、方面作具体的研究,而是对于世界作整个的、总的研究,它要提供的是世界观;所以它必须依靠对于世界个别部分、方面进行具体研究的各门具体科学,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总结出对于世界的整个的、总的认识,总结出世界观。脱离开具体科学知识,而去追求对于世界的整个的、总的认识,去构造世界观体系,那当然只能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思维,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幻想。
历史上有贡献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固然都比较熟悉以往的哲学思想资料,但是成为他们的特色的,却是他们具有相当丰富的具体科学知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我国历史上的杰出的哲学家,大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具体科学知识,或者他们本人就是在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政治活动家。例如春秋初期的唯物主义者管仲,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具有在当时说来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知识。对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孙武,就是古代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学家。对认识论和逻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墨家,则是精通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在西方也是这样。例如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精通当时的物理学知识的,并且还写出了在当时说来是较有见地的《政治论》。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大都通晓自然科学知识,并且熟悉、关心和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封建政治斗争。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不懂具体科学,单纯就哲学研究哲学而有重要成就的哲学家。
在战斗中产生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同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特别是同革命实践的总结——政治科学,密切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批判以往社会学说、创立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任务;他们精通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十分注意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们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固然充分地利用了以往的哲学思想资料,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他们完成哲学大革命、也是完成扬弃以往哲学的关键,则是他们亲自研究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从而作出了哲学上的概括。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新阶段的列宁,科学地研究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粉碎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对这种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概括,成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发展的主要内容。列宁在同马赫主义斗争中,从哲学上概括了当时物理学上的新成就,从而粉碎了物理学唯心主义、粉碎了马赫主义,保卫并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同他自己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各个方面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对它以及对当时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概括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情形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科学地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科学地研究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武装斗争等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并且把这些科学成果概括成哲学原理,从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对于哲学的研究,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把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在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哲学的研究则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概括。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建党学说、军事学说等等,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把哲学研究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结合了解为是书本上的事,而应该从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来了解。从书本上学习前人获得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成果是重要的;但是要掌握它却必须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相联系。一个哲学家要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同某一门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就必须精通或比较精通这门自然科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是不能脱离科学试验和生产斗争的。哲学研究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础,则是在当代的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思潮和现代修正主义;如果脱离现实斗争,就不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就谈不上结合了。
例如结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系统地加以批判,把人道主义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把人道主义的发生、变化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作用从哲学上加以正确的概括,那就可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至少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具体、生动的阐释,并且发扬它的战斗性。例如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庸俗经济学从方法论上加以科学的批判,那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会是很有益的。
就我国历史学界近几年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争论从方法论上加以认真研究,写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问题》,或者范围更小一点,写出例如《评价曹操中的方法论问题》之类的文章,也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可能把人民群众决定历史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其他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具体、生动的阐释。
哲学工作者最好能够精通一门、两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做到结合,才能从哲学上概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有些哲学工作者比较熟悉中国革命的经验,那就可以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党的战略、策略以及建党学说、工作方法等等,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对它们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是十分有意义的。这里有着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的广阔领域。对此,应加以提倡。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著名论文中,十分强调地提出哲学家要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②这个道理适用于哲学和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哲学家也应该同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结成联盟,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种联盟,在经济和历史领域里,哲学就根本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摘自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哲学研究》杂志社论)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
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八一七——八一八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
二○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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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读后
牙含章
最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其中包括《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和《宗教本质讲演录》等三本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是费尔巴哈在一八四一年写的,从出版到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二年的历史,在我国这还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对于《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自然界就是我们人本身即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起来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乃是我们自身本质的虚幻反映。于是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打烂而被抛弃在一旁了,那个矛盾,因发现只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的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他还有保留意见,这点可从《神圣的家族》,一书中看出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一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远远地超过了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阐述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不可能在这一篇文章中完全讲到,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想着重谈谈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无神论学说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
费尔巴哈写《基督教的本质》的时候,德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阶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在德国获得胜利。由于德国的具体条件,那个时候德国的政治斗争与宗教斗争是分不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然而那个时候,特别是从一八四○年起,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是政治的斗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十页)因此,费尔巴哈当时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战斗意义正在这里。
要说明《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反对宗教和发展无神论学说方面的重大意义,首先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德国的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恩格斯说过,当时德国哲学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这个矛盾反映在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方面,就集中地表现为: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德国的神学家们肯定地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正如《圣经·创世记》中所说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费尔巴哈敢于向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挑战,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公开地、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他说:“在宗教思辨看来,上帝是第一性的,而人却是第二性的。它就是这样来颠倒事物之天然秩序的!第一性的正是人,而第二性的乃是人之成为自己对象的本质——上帝。”(《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五○页。以下凡是本书的引文,只注明页数)他又说:“……宗教认为是第一性的东西——上帝——,我们已经证明,实际上原本是第二性的,因为,他只不过是人之自己成为自己对象的本质;因而,宗教认为是第二性的东西——人——,就应当被设定和表明为第一性的。”(三一五页)
上面介绍的,就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阐述的无神论的基本思想。他把上帝还原为人,把上帝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这样,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就是“废掉”了上帝,也就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德国教会和他们豢养的神学家们的极大的愤怒和攻击,而且成了警察迫害的对象。费尔巴哈自己在这本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本书自第一版出版以来所受到的愚蠢而恶意的评论,毫不使我惊奇,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别的期待,而且,公正合理而论,也不能另有期待。这本书破坏了我同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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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无神论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他把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无神论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在尖锐地反对宗教和神学方面,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贡献,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有神论观念——首先是上帝观念——和一切宗教,乃是“骗子手”们捏造出来欺骗人民的,而人民由于愚昧无知,上了这些“骗子手”们的当,有神论观念和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上述观点,可以用下面这样一个公式归纳起来,那就是“傻子遇上了骗子”。“傻子”就是广大人民,“骗子”就是宗教职业家。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给了有神论观念和宗教以巨大的打击,有力地支持了当时法国人民(实际上不限于法国)反对教会、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但是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毕竟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此,它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并没有真正揭开有神论观念——首先是上帝观念——和宗教的起源的秘密。
费尔巴哈摆脱了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上述传统思想的束缚,他认为上帝观念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上帝是虚无,三位一体是虚无,上帝的言语是虚无等等,——要这样说倒是很容易的!我只是指出,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言语等等,其实完全不是像神学所幻想的那个样子,它们并不是外来的神秘,而是本地的神秘,是人的本性之神秘。”(一七页)
费尔巴哈指出:上帝观念,产生于人们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等等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认为,“在太初,在创世以前,并没有世界,只有上帝”(二三○至二三一页)。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世界和人类的起源问题。那时人们只能设想世界是由一个至高的存在者所创造的,这个至高的存在者就是上帝。“什么东西人认为是至高者,不再能够加以抽象,并且成为他的理智、心情、意念之本质重要的界限,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上帝,也就是不能再设想较其更高者的至高者了。”(二三八页)而且,人只能以人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上帝,不能以石头、植物、动物的形象来创造上帝,所以上帝是“拟人的”。“上帝是人,上帝是道德上的立法者,是人类之父,是圣者、义者、善者、慈者。然而,从这些和别的一些规定中立刻就可以看到,或者,至少是再想一想就可以看到:这些规定,特别是当其作为具人格的规定时,乃是纯粹属人的规定,从而,信教者对上帝的关系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本质的关系。因为,在宗教看来,这些宾词并不是人臆造出来的有别于自在的上帝的、关于上帝的表象、影像,而是真理、实事、实在。宗教完全不懂得什么拟人说,对它来说,拟人说并不是拟人说。”(五一页)实际上,上帝正是“拟人”的产物,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性格创造出来的。不过上帝这个形象不是拟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拟一般的人。这就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阐明的上帝观念起源的基本原理。和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上帝观念起源的看法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看法是比较接近于科学的。
对于宗教的看法,也是如此。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的本质的认识,也同样超越了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观点。
十八世纪法国的老无神论者认为,一切宗教都是
“立法者”(即统治者)和“骗子手”(宗教职业家)们捏造出来,用以欺骗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的。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摆脱了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上述传统观点的束缚,认为宗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现实世界的幻想的反映。他说:“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但是,即使在梦中,我们也不是处身于虚无或天空之中,而是仍旧在地上,仍旧在现实界之中;只是在梦中,我们不是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事物,而是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现实事物。所以,对宗教以及思辨哲学或神学,我只不过使其睁开眼睛,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使其向内面的眼睛转向外面;就是说,我只不过将存在于表象或想像之中的对象转变成为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对象而已。”(一七页至一八页)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不外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迷人的假象”,人们生活的现实是个什么样子,宗教所反映的“迷人的假象”也必然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希望得到而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希望从宗教的信仰中能够得到,就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在梦中得到一样,所以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显然,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认识比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看法也是比较接近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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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讲的人的本质,是抽象的人、一般的人,而不是具体的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的人。当他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他只讲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即两性关系,而没有明确地讲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即阶级关系。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一)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二)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不应该把人仅仅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应该主要地把它看作是社会的产物。
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也指出:“费尔巴哈仅仅切实地研究了一种宗教,即基督教这一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表明,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反映而已。但是这个神又是长期的抽象化过程的产物,是旧时许多部落的神和部族的神的集中化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是许多现实的人的同样的精华,这是一个抽象的人,换句话说,仍旧只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而已。费尔巴哈在书中的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并要我们专心研究具体的、现实的世界,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人们相互间的两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其他关系的时候,就变成极端抽象的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六页)恩格斯讲的人与人之间除了两性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就是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这种关系,费尔巴哈也是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因此,费尔巴哈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性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学说存在着人本主义的缺点,所以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上帝观念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但是费尔巴哈讲的“人”,是没有阶级性的“人”。而在现实生活中,自从原始社会崩溃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都是以各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任何一个人,不属于这一阶级,就属于另一阶级,超阶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上帝这个形象必然是按照一定阶级的人的形象仿制的。费尔巴哈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费尔巴哈虽然也谈到“什么东西人认为是至高者”,就是他的上帝。但是究竟什么东西是人们认为“至高者”呢?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还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上帝究竟是拟什么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上帝这个形象,是人们按照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的形象仿制出来的。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一个上帝如没有一个君主,永不会出现,支配许多自然现象,并结合各种互相冲突的自然力的上帝的统一,只是外表上或实际上结合着各个因利害冲突互相抗争的个人的东洋专制君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五三页)。恩格斯告诉我们,人们只能设想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不能设想现实不存在的东西。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还没有分化成为对立的阶级,人间还没有出现“最高统治者”
(国王或皇帝),那时的人们就不可能设想出一个上帝的观念。上帝的观念只能在阶级社会产生,它就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这个现实的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式的反映。
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拟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上帝是“拟人”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费尔巴哈拟的“人”是一个抽象的人,是没有阶级性的人,他只说出了一半真理,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马克思主义拟的“人”是具体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拟人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拟人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远远地超过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无神论学说。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还表现在他对宗教的看法上。他虽然也正确地指出了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幻想的反映,但是他所说的这个“现实世界”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尤其没有阶级的内容。他说:“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二二二页)他所说的这个“人”,还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是他的人本主义在宗教观上面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一点上,和费尔巴哈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现实世界”是有具体内容的,尤其是有阶级内容的。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可是很快的在自然的力量之外,出现了社会的力量,——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人看来,也和自然力量一样是异己的,并且最初也是同样的无从索解,它也像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于人之上。”(《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三三页)由于人们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压迫下无能为力,就把解脱这些痛苦的希望寄托于神、寄托于上帝、寄托于“来世”,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因为它只能起麻醉作用,并不能真正解除痛苦,所有这些,都是费尔巴哈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论”,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宗教是现实世界的
“反映论”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远远地超过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宗教观。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虽然有人本主义的缺点,但是这本书仍然是一本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杰出的著作,从无神论学说发展史的这一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无神论学说从十八世纪法国老无神论者的阶段,提高到了一个更高
的新的阶段,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继承了历史上的各民族的无神论思想
的丰富遗产,特别是直接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学说的宝贵遗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吸收
了它们的正确的部分,去掉了它们的错误的部分,把无神论学说发展成为一门研究有神论观念和宗教的发展规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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