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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编者按：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以来，先后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或者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其他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我们安上许许多多帽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左倾机会主义”，什么“冒险主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分裂主义”，什么“军国主义”，什么“假左派”，什么“假革命”，什么“好战”，什么“侵略”，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什么“反对一切谈判”，什么“主张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什么“实行挑动热核战争的政策”，等等。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本报已经先后发表了许多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从三月二十一日起，我们决定把有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我们还没有发表过的，陆续刊登。
这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已经在全世界传播，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读者看一看，这些兄弟党是怎样攻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犯了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的错误。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是骂不倒的。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能够思考，能够明辨是非的。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决定，对于苏共同志和其他兄弟党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公开的指名的攻击，除了已经答复的几篇文章以外，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理所当然，根据兄弟党之间平等的和有来有往的原则，对一切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的言论，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愿意在这里告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我们这一次只是把你们的奇文登出来，让人们欣赏，并不准备同时发表批驳你们的文章。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早已在你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你们想必也希望我们把这些言论，刊登出来，帮助你们宣传。对于我们来说，把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登出来，记上一笔账，也是必要的。
加共全国执委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给加共党员的信
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加拿大论坛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热核战争和争取和平共处》、《加拿大共产党给党员的一封信》的标题下刊登了加共全国执委会给加共党员的一封信。《加拿大论坛报》在信前写道：“下面是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星期给加共党员的一封信的全文。党的所有组织将被要求尽早开会讨论这封信。《论坛报》刊登这封信时相信我们的读者将会觉得这封信是既有兴趣而又有教益的。”信的全文如下：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先后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举行的会议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实现世界和平和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它们一致认为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与和平的力量正在变成世界上的决定性因素，而使得有可能使世界免于热核战争，并强迫战争贩子接受和平。
如果战争能够避免，那末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将会削弱，在和平共处条件下赢得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前景将会出现。
同时，它们一致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侵略战争的土壤也将会继续存在；但是，帝国主义的好战性质虽然没有改变，可是它的专横地运用它的意志的力量已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新近获得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运动的力量而受到限制。
和平斗争是最主要的任务
世界共产党会议已宣布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争取避免热核战争的斗争是一切地方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如一九六○年的声明所说的，和平是社会主义的最好的盟友。防止战争和实现和平共处将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的经济竞赛成为可能，在这场竞赛中，全人类将看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世界力量对比将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永久性的变化。这将会促进在世界规模上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新近获
得独立的国家和仍然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这种斗争有助于像我国这样的被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它还使得有实际的可能围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计划和运动开展运动，把同垄断资本——战争和侵略的根源——利益相反的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
如果和平不能赢得，如果战争能够避免的说法是错误的，那末显然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将是不同的。
我们党积极参加了这两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签了字。我们党早在一九四三年就通过的、并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及我们党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九年两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纲领是完全符合这些著名文件的。我们党的政策是以有可能避免世界战争和挫败控制着我国的美帝国主义的目的为基础的。
我们认为，和平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备战活动遭到失败，是使加拿大工人阶级能够在不是发生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而是和平和民主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有利条件。同时，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说，由于资本家对大多数意见的猛烈反抗，不采取这条道路的情况可能出现。但是我们说，目前形势中的新东西正是通过构成普通人民斗争果实的议会制度和其它民主制度采取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和经验的。因此，我们党高兴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签了字。
中国党的不同意见
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各国党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并在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向我们的党员报告过。
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刚刚在自己的国家里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在进行一场改造中国的英勇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深受尊敬，并且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提出了一种实际上否认在目前情况下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有现实性的观点。尽管他们把和平与和平共处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并不像大多数的党那样认为热核战争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简单地说，他们的立场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兽性没有改变，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成问题的。
它进行“核讹诈”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并迫使它们放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对和平、民族解放及社会主义事业所负的义务。美帝国主义真正是“纸老虎”。“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政策。热核战争的危险和后果是被夸大了，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威吓和平力量。共产党人一方面为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准备，同时始终有另一种政策，就是为暴力的道路，即武装斗争的道路作准备。所谓目前局势中的新情况是已经产生了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说这样的话就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党所宣布的政策的理解。
和平斗争中的不同策略
中国共产党从这种与大多数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局势的估计很不相同的估计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策略性的结论，例如说反殖民主义斗争现在是高于一切的，比总的斗争更重要。
我们认为中国的态度倾向于不把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看作是一支极重要的争取和平的力量，并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看作只是或者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组成的。对世界的这种看法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失去了真正的群众性的政策，实际上会加强帝国主义。我们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政策，因为他们要求把这个运动主要建立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基础上，而这样做则会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不再成为一个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的中心问题，从而缩小了这个运动。
我们认为世界和平问题和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支持客观上合并成一个人类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伟大运动。
人们能够容易看到，中国人的立场远远不同于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持的立场。在一九六○年的会议上，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声明上签了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签了字，这个党的领导人甚至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反对大多数共产党的态度。
现在看来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的时候同其他共产党并不是意见一致的。从那时候起，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提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方式，但是最近也通过直接提到其他共产党的方式来坚持它的立场，拒绝大多数共产党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刊物（英文的主要是《北京周报》和专门的书籍和小册子）中一直在进行反对各国党的世界性会议上通过的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基本政策的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他们已经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断绝了政治关系，并且同除了中国以外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了国家关系）正在通过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散发印刷品的办法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动了有系统的和无原则的攻击，号召苏联共产党党员“推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热烈支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说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谴责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批评是“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宽恕阿尔巴尼亚党领导人采取的危险的分裂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共产党之间这种可悲的分歧现在已经公开。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和报刊自然是在极力利用这种分歧，希望加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的党员必须装备起来对这些进攻进行斗争。
世界团结的重要性
此刻让我们说明，我们不希望也无意对中国共产党或任何其它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事务进行干涉或作出判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帝国主义衰落和继续存在热核战争的时期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下，在基本原则上意见完全一致的各党之间自然会发生一些策略上的分歧意见。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九六○年声明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建议在情况需要时采用各党之间进行协商的办法。
每一个共产党必须根据本国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能有供普遍采用的蓝图。有许多不相同的道路通向相同的社会主义目标。每一个共产党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
同时每个党必须维护世界共产主义的国际团结的原则，尤其是在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中要这样。对于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来说，这是尤其必要的。它们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个有着能够毁灭文明的热核战争的危险的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它们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有特殊的责任奉行一种坚定的、有原则的和灵活的避免核战争的政策。
关于在加强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同时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办法的意见不是任何一个党的“私事”，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如果和平要得到维护的话，对这个最关紧要的问题所有的党必须取得一致意见。
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
正如我们的党通过它的代表在八十一个党的会议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核武器的态度实际上低估了这个事实：战争的性质已因热核炸弹和远程火箭的出现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要是核战争爆发，几乎将没有任何时间开展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而在热核炸弹出现之前则有可能这样做）。
正如一九六○年声明所说的，问题是要在炸弹开始落下来以前防止战争。这里我们必须说，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争取彻底普遍裁军的斗争，防止炸弹落下来的唯一途径，放在最前列的地位。
我们还完全支持这个声明的话：在全世界转变到社会主义之前防止战争发生是可能的。
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说法：包含相互、合理和健全的妥协和让步的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使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陷于瘫痪，或者构成一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或害怕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像中国报纸《人民日报》在十一月十五日为纪念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两周年而发表的社论中说的那样。
相反，我们相信避免战争和维护和平和在两个制度之间实行和平竞赛可以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最好的条件。和平的胜利将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和帝国主义——孕育着战争正像云孕育着雨一样的帝国主义的巨大失败。
避免战争并不是“退让”
我们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为了避免世界热核战争而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是“退让、屈服，甚至牺牲革命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如同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我们否认社会主义的外交是同人民的群众斗争相矛盾的，因此，我们拒绝这篇社论所提出的这一论点：“世界和平的取得究竟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还是依靠帝国主义集团的某些代表人物发善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我们否认在过去或现在牺牲过原则，否认不经过群众斗争曾经使帝国主义接受协议，也否认避免热核战争（如在古巴事件中）牵涉到牺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斗争和外交两者是并行的。例如，如果古巴人民没有自己的英勇斗争，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给予他们的直接援助，如何能够获得他们目前的“喘息时间”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呢？
这种把事物严格地割裂开来，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互相连结和互相关系的教条主义的推理也在中国共产党把殖民地斗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割裂开来的做法中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看不到两者如何互相补充和加强，却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放弃了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责任”。
他们看不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保障，莫大于防止热核战争和裁军事业的胜利。
正是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战争计划遭到的失败中，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找到了以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方法、在不受外界的干涉下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最好条件。此外，正如目前的事件表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证明了它们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一切共产党人的首要责任不是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灵活的、各方面的和复杂的斗争，而是采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政策，而不管后果如何，即使这种后果之一是热核战争。我们很少看到——如果曾经看到的话——中国同志们在演说或文章里提到热核战争的危险，但是他们常常提到“核讹诈”。
这不是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加拿大共产党政策。我们的意见是，在目前世界局势中，能够给予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最严重打击是防止世界大战、使各国人民起而注意这一最重要问题、力求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废除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发展世界贸易与和平共处。这是一种富有斗争性的政策，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消极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政策。
就争取和平的斗争而论，我们也并不认为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人倾向于做的那样如此容易地把世界划分为“民族解放”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类。虽然世界上这些地区的每一地区的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新独立的国家里是建立新的民主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但是他们在斗争中团结一致，认为这是解决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的最好条件。
我们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犯了低估帝国主义阵营里——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错误。把帝国主义阵营看得过分简单，不去利用这些分歧以利于世界和平，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十足的教条主义。不仅社会主义阵营不得不在一定情况下让步和妥协，而且帝国主义阵营也是如此，彼此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中立符合加拿大的利益
我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立”和“不结盟”采取否定的态度，“中立”和“不结盟”是在某些国家提出了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则采取了的反战与和平的政策，目的是要使它们不致卷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就加拿大而论，我们党以及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加拿大人的政策是使我国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拒绝接受核武器，撤除美国在我国领土上的基地。我们把这看作是加拿大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并且认为这将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这种政策符合我国的民族利益。对加拿大共产党来说，这是一项民主、爱国的纲领，同争取加拿大独立和结束美国统治这一目的是一致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政策。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应用于加拿大的情况，那就会违反我国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中国人在古巴危机问题上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从它对世界局势和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抱有的教条主义的、僵硬的观点出发，对十月间的古巴危机的结果提出了批评。
我们加拿大党在一些公开声明中已经说明了它的态度：第一，在生死攸关的十月的日子里，主要问题是“不要战争”；第二，苏联由于撤走了为了使古巴在迫在眉睫的美国侵犯面前获得现代自卫手段而运往古巴的导弹，创造了防止这种侵犯和拯救世界免于热核战争的条件，也维护了古巴的独立和迫使海军封锁解除。
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古巴危机中实际上主张奉行“不妥协”的“左倾”政策，给共产主义运动和和平事业造成了损害。
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古巴的千言万语中，对苏联挽救和平的行动只字未提。另一方面，写了许多文章要古巴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相信“拿原则作了交易”——这种看法是出于中国同志的这样一种基本意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核讹诈屈服”，放弃了对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责任”。
在谴责铁托集团的假托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那些像在古巴问题上那样谋求通过谈判和妥协取得和平的人叫做“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知道，大多数共产党虽然对南斯拉夫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但是尖锐地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纲领。）《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五日）写道：
“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但不去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反而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要人们去相信肯尼迪之流的帝国主义者的‘保证’、‘诺言’、‘理智’和‘善良愿望’。”
为什么帝国主义不得不妥协
这是对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曲解。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中，没有一个文件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或者天真地相信肯尼迪政府的“善良愿望”。问题是要了解美帝国主义者现在不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被迫要妥协了。因此就有可能防止热核战争和迫使美国取消迫在眉睫的组织周密的对古巴的入侵。
古巴已经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各地共产党人的责任是提高警惕，提防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而决不是扠着手臂，高枕无忧地相信古巴永远不会受到侵犯。在古巴问题上的妥协为防止美帝国主义侵犯古巴的斗争开辟另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抓住美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性质，他们不相信美国政府真正要侵犯古巴，不相信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当苏联采取挽救和平的行动时世界确实处于热核战争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表明了自己精通策略，包括在为了以后取得进展而在必要时作出妥协和退却，现在在长期复杂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比中国革命不知要长期和复杂多少倍的斗争中，竟然主张采取教条主义的不灵活的政策，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希望中国党尊重其他党的意见，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
中国在边界争执中的政策
尼赫鲁政府一直犯有对中国大肆挑衅的罪过，印度政府内部和周围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欢迎把印度带入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机会。
虽然我们完全尊重中国党认为他们不能接受帝国主义的麦克马洪线这样一种论点，并且支持他们的保护中国的主权的权利，我们看不出中国共产党人有任何理由让事情达到目前的紧急阶段，除非他们对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政策是不同情的，并且他们对印度的估计同他们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估计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所关心的是边界战争对保卫和平的斗争造成的损害，它带来的混乱和它在印度群众中间造成的影响。这些不是印度和中国的“私”事；它们影响世界和平事业，使得更难形成一个对付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且不说边界冲突使美英帝国主义者得到的好处。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本来可以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解决他们同印度的边界争执，本来可以根据一切共产党人的总任务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总任务就是防止热核战争，实现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中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的人民的最大程度的团结，来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
我们一直公开主张和平解决边界争执，认为这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并且已表示欢迎中国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停火”和谈判建议，并且敦促尼赫鲁政府接受这个建议。
分裂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党一贯致力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恢复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观点的一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对劳动人民与和平事业将是灾难性的。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将加速和平的胜利和为和平共处建立条件。
的确，反共人士将利用我们的世界运动现在所碰到的困难。但是他们这样做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到头来，正是他们为共产党人和历史的进程弄得惊慌失措。
正如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所说：“像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前进运动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困难和曲折。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任何困难和曲折，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都不能挫折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决心。”
我们在结束这封信时号召我党党员和支持我党的人提高他们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政治认识，仔细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会议文件，检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观点，比前更坚定地支持以争取和平作为我们最高义务的加拿大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
符合加拿大的要求
争取和平和争取加拿大中立的斗争是完全符合于加拿大工人和农民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要求的。我们党要使加拿大人民相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是能够赢得的。和平共处是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唯一可能的道路。我们认为和平与民主的条件是加拿大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
我们要求我们党的每个党员仔细地阅读这个信件，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把它公诸党的支持者和广大人民。对涉及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问题进行这样充分而直率的讨论将加强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由于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在劳工刊物上发表了这个信件。
致以同志的敬礼。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安大略省多伦多
智共政治局委员坎特罗一月向智共中央作的关于意共十大的报告
智利共产党机关报《世纪报》一月九日摘要刊登了出席意共十大的智共政治局委员曼努埃尔·坎特罗向智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做的关于意共十大的报告。标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提要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代表大会。对加勒比危机和当前最迫切问题的深刻讨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挑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错误立场。”
报告说，意共这次代表大会无论从国内或国际的观点来看都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出现的政治分歧和思想意识分歧的讲台。另外还有力地谴责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挑衅的态度。
中国代表赵毅敏在意共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特点是，阐明了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观点的一系列观点。其中有：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阻碍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只有武装斗争才具有革命性，提出其它道路就是机会主义；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批评是片面的；对中国共产党观点的批评是令人不快的；铁托集团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的所谓“结构改革”路线是不符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精神的，是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于无产阶级相互支援、反帝斗争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因此不符合意大利人民的根本利益。
坎特罗在他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号召在智利加强争取和平的斗争；更有力地反对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墨西哥共产党代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墨共政治局委员冈萨雷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说：
“今天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混乱的问题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方和苏共一方的矛盾”。
他又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谴责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危险倾向——修正主义，谴责了我们发展的障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这些倾向的有害后果并指出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
他还说：“苏共二十大、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党莫斯科会议和苏共二十二大，指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光辉道路，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并且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争取和平与裁军的斗争，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运用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可以防止战争”。
他接着说：“尽管最近六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原则的正确，但是中国同志否认这一历史真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反对这些原则，污蔑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伪造历史事实，企图以此来证实自己保卫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立场及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他们称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团结，为和平与反对原子毁灭人类的人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苏联根据人类的利益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了加勒比海的危机，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古巴免受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他们称这一政策为妥协政策，第二个慕尼黑”。
“在这次大会上有些代表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却只字不提。列宁教导我们，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也肯定，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坏，两个都要反对。”
“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在群众中造成混乱的污蔑，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保卫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
澳共总书记夏基在二月二十七日《论坛》周报上的文章
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论坛》周报二月二十七日一期上发表了澳共总书记夏基写的题为《关于国际分歧》的文章。全文如下：
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国家基础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党在内的各个党讨论的问题。
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是十五年前在斯大林仍然执政的时候开始的。
苏联共产党在估计斯大林的作用和估计他的积极方面和他的严重错误时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高压和专横态度是造成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苏共在同一文件中指出，南斯拉夫对于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也负有责任。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后来拟订了一个在内容上是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受到包括我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各个党的批判和否定。
例如，八十一党声明包含着对南斯拉夫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的深刻批判，我们所有的党强烈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失败后所出现的修正主义浪潮。
分歧就是在这些问题上产生的，这些分歧仍然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克服这些分歧，争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回到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拒绝这种可能性，或者危害这种可能性，提出激烈的、夸大的和捏造的说法，说南斯拉夫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说资本主义已在那里复辟等等，是错误的。
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这样一个唯物主义问题：在南斯拉夫存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正像中国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在欢迎南斯拉夫代表团到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
“现在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对于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们也是一致的。这些基本方面的一致，正是我们两国进行友好合作的基础。……需要相互尊重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这是估计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的正确方法，是对于解决在当时非常尖锐的理论和政治分歧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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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在莫斯科开会的八十一党严厉批评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八十一党声明根本没有说资本主义已在南斯拉夫复辟。
声明以最强硬的措词谴责了修正主义，它说，修正主义政策“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这与断然宣布资本主义已在南斯拉夫复辟是根本不同的一回事。
事实上，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已经采取措施加强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他们批评了造成经济后果的若干错误，正像铁托总统在一年前讲话时所指出的：
“如果说我们有客观的困难和缺点，这是主观的错误造成的结果，这些错误主要是我们领导人犯的，因为共产主义者让指导作用从自己手中失去了。”
他在其它的讲话中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也同样批评了所犯的错误和在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提出了纠正这种情况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采取步骤使党加强它在各方面的控制，加强经济的集中计划，加强党对经济的控制，加快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速度，改组对外贸易。
铁托总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答复关于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指责时说：“我们想要一个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想要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那种关系。”
此外，南斯拉夫正在加强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他们对于像和平、和平共处、殖民主义和裁军这样的问题的态度，一般是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一样的。这就是关于这些主要问题的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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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铁托总统访问莫斯科以后，尼·谢·赫鲁晓夫指出，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与南斯拉夫人有分歧。
但是，从这一切可以清楚看出，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愈来愈接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了。
在建立更密切的合作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并且放过实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大的团结的任何机会，显然是不正确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仍然不正确地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纯防御性军事联盟与以美帝国主义和西德的前希特勒将军和纳粹政客为首的侵略性的贩卖战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等量齐观。西德已再次成为战争宣传、备战和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温床，德国军国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责任。
南斯拉夫在诸如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观点也是修正主义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在南斯拉夫复辟。
如果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今后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并且完全接受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决定，这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斗争中的国际团结。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南斯拉夫，而且也适用于今天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其它问题，例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左的和反苏的态度，他们也拒绝了八十一党声明中的主要论点，例如他们否认和平共处是各个共产党的总路线，说全面裁军制造幻想和妨害反帝斗争。
我们党始终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支持在时机成熟时召开各党会议以恢复我们伟大的运动的政策的一致。
澳共主席狄克逊在三月六日《论坛》周报上的文章
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论坛》周报三月六日一期刊登澳共主席狄克逊写的一篇题为《陶里亚蒂申述意大利共产党的论点》文章，全文如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就中国党最近的批评所提出的答复对意大利形势进行了有教益的分析，并且是对中国的批评的有效回答。它表明了意大利党的政策的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同志说意大利党领导人的政策事实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陶里亚蒂在提到这个说法时说，他看到这一点时感到“惊讶”，它甚至不是对“我们的政策的嘲弄”。
他说：“这是一种奇怪的、而且很少有教育意义的把戏，它在于把最荒谬的观点说成是我们的观点，然后战胜——这是很容易的——这些观点。从而装着是已把我们击毙了。这样进行的论战也许会使两党关系更加紧张，但肯定不会使政治辩论前进一步。”
意大利共产党有一个长期和英勇的历史。它在非法的条件下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不断地进行了斗争，在群众起义和推翻法西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后年代，党在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领导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它对劳动人民的其它阶层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天，党约有二百万党员，在意大利议会中有一百三十多名共产党员，这比意大利社会党的议员还多。
意大利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并且在意共领导下在很高的水平上进行。在一九六二年期间，一千一百多万意大利工人参加了保卫工资和劳动条件、争取工会权利、民主自由、和平和为其它问题而举行的罢工。
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的斗争在意大利的日程上占很高地位，因为意大利人民经受过法西斯主义。当一九六○年垄断资本家和政府与法西斯分子一起想要消除民主成就并使国家重新回到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时候，以共产党为首的意大利劳动人民进行了反击，举行罢工和示威，在意大利全国各地的街道和广场上与法西斯分子、警察和其他反动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许多工人被打死，数以百计的人受伤，但是劳动人民获得了胜利，反动派被迫退却。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一再表现在党所领导的、为支持阿尔及利亚、古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等的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和受法西斯压迫的人民而举行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上。
只是简略地研究一下意大利党的工作就足以说明中国同志的批评是多么没有根据。
陶里亚蒂说，中国同志知道这些事情，“不过，由于他们认为和想使人认为，像我们党和其它共产党所进行的那样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会导致政治堕落，所以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我们的真实面貌。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我们的有力行动和我们的斗争，所以他们把一个同帝国主义一致和同帝国主义合作的党的形象加给我们。但是，只要提醒一下实际事实，就能推翻这种人为的一套说法。”
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意大利党的工作中心。党以和平共处原则作为自己的基础，它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现状，而是意味着进行争取解放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条件。
陶里亚蒂指出，只有“当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集中火力反对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争取和平的广泛人民运动”，才能实现和平共处。
陶里亚蒂问：“我们的立场同中国同志的立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某些点上，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差别的，因为说的话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们不限于提出一般的原则性主张，我们不满足于老是重复‘革命、革命’的言词，而是设法看到事物今天的具体情况，设法使我们的立场接近这个现实。这是真正为革命奋斗的唯一正确方式。”
陶里亚蒂坚持认为“世界核战争是能够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他接着说：
“认为在一场原子冲突之后——十八小时内就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我不知道冲突结束后会死多少——把地球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变为不能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地带，可能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展，这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我们坚持这一点，不是为了造成恐怖，而仅仅是为了强调……战争性质的质的转变。”
陶里亚蒂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恰恰是，在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一方面要避免世界被推入原子灾难，另一方面要保卫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行动成功地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在最紧张的时刻，通过接受合理妥协，避免了原子战争。
而古巴的独立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迈进得到了保证。如果苏美之间发生了原子冲突，会得到这种结果吗？当然不会。古巴岛及其全体居民可能已化为一个大坟墓，那里肯定已没有人会继续去建设社会主义了。目前，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在继续，而归根结底输了的是美帝国主义，它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侵略计划，不得不尊重古巴人民的自由。”
谈到对“结构改革”（这一词引起了混乱和误解）政策的批评，陶里亚蒂发表了几点意见。他首先表明，他们所主张的结构改革是对劳动人民至为重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革。
劳动人民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和把垄断公司收归国有等等。
他解释说，党设法避免这样的危险：把自己局限在一般地提出原则，而不能够具体地把它的政策应用到现实中去。
陶里亚蒂指出，意大利共产党“清楚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他接着说：“但是，今天在我们国家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赠品，而是劳动群众和我们通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所获得的成就。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我们，是可以而且应该展开群众斗争，以便实现一些改善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基本改革，还是应该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呢？”（按“在这个国家里”应为“在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这个国家里”——编者）
“为争取土地改革、争取一个更民主的国家组织，为了限制大垄断组织的权力，为了扩大劳动者、他们的工会和他们在工厂中的组织的权力，等等，而进行斗争是否正确？”
显然，对陶里亚蒂同志的这些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如果不进行争取这种改革的斗争，没有一个党能够希望在群众当中获得支持。
陶里亚蒂然后接着解释说，当劳动人民在争取这种改革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行使政权方面，显然，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这就是说，正在向一个新制度进展。要实现这种进展，就需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经济和政治斗争、罢工、农民行动和保卫民主自由的行动，这个运动可能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
他责备中国同志“把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同非和平道路对立起来”，他说，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的”态度。
陶里亚蒂同志说，“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始终是彼此不可分的。民主与‘和平’的群众运动，永远可能造成内战的局势，因为资产阶级永远乐于使用暴力。
“另一方面，在世界目前条件下，还可以把群众运动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促使统治集团陷于瘫痪，从而出现可以通过民主道路而无需经历内战的痛苦考验，来进行根本的经济和政治改造的前景。在今天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会导致限制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前景，甚至排除在进行反对目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具体政治斗争中争取切实可行的目标的可能性。
意大利党支持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设法解决分歧的建议。同时陶里亚蒂指出，继续以目前的尖锐语气进行论战并不是为会议进行准备的最好办法。
“还是让我们用实事求是的言词在实事求是的限度内来争论吧。让我们把这个争论作为同志间的讨论来开展，不要使它成为一场敌对的谩骂。而在这场谩骂中，中国同志竟会有权对所有同他们抱有不同想法的人宣布破门罪和开除出教。今天没有人承认中国同志们或我们运动的任何另外一个党有这样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