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书记教子及其他
梅原
在旧社会，听到过不少“败家子”的故事——某某富家之子，如何如何不上“正道”，把祖传的万贯家财坐吃山空了。
清朝的郑板桥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郑板桥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从这个现象看到它的阶级根源。
人们都知道，剥削阶级的生活目的，无非是吃喝玩乐。但他们的有些创业者，为了建立起万贯家财的基础，在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的同时，个人生活却也有颇为节俭的。可是这种作风，他们并不能传之后代。这是他们的财产得之非义的后果。一部剥削阶级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多少豪门贵族兴衰的历史。
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勤劳刻苦的，不为一家一姓，不为个人的子孙，而是为一个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及其后代。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胸怀，他们才真正能把自己的优良作风传下去。
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教子务农的报道，使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老一辈的革命者，是多么重视对革命后代的教育。
一位副市长，倘在旧社会，他的儿子岂不正可以坐享其福了吗？但新社会的副市长，却送儿子去农场劳动，临行时还对儿子说：“本来我想叫你在北京掏大粪，这件艰苦的工作适合于你，我认为有这样一个儿子也很光荣。但感到你更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这样对锻炼你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的能力和顽强的意志更有利。”
即使是那些勤劳的资产阶级创业者，难道能想到让儿子去掏大粪，而且以此为荣，甚至觉得这还不够，还要让他远离温暖的家庭去作个农民或者工人吗？
万里同志的儿子离家四个多月了，很想趁春节回家看望一下，但万里同志叫他不要回来。“不通人情！”一些富于“人情”、富于“骨肉情”的父母们，也许会作如此想。可是这种“无情”，却正是我们老一辈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的“苦心”。爱之愈深，拒之愈甚。其实这也还不是“拒”，不过是让儿子在革命的顽强意志力方面，得到一个小小的考验和锻炼而已。万里同志的儿子万伯翱，经过几个月的劳动，身体结实了，思想得到了一些收获，他现在体会到，爸爸指给自己走的，是一条宽坦的道路；爸爸对他不是“太无情”，而是真正爱自己的。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但倘从生理遗传学上去理解这些话，以为后代子孙天然地会像老子一样有出息，那么，我们就会重蹈旧社会剥削阶级那种“老子英雄儿孬种”的复辙。鲁迅先生早期也曾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但他后来便否定了这种只从进化论来对待人类社会的看法。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荀况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人是环境的产物，如今，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即使是革命者的后代，即使是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青少年，因为目前的社会，还充满着新与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的激烈斗争，倘不加强无产阶级的教育，那么，也会忘其根本，成为“桀跖”的！
我们革命的老一代，是久经考验的，于是帝国主义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在最近九月十三日一期上，就认为我国未来如何，“要看接班人如何”。他们所说的未来，当然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的未来；他们所说的接班人，当然是合乎他们要求的中国的接班人！
是的，我们的未来如何，要看接班人如何。而这个问题，随着老一代革命者年龄的增长，我们建设的发展，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年轻人距离艰苦年代的越来越远，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是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了。
万里同志严格要求儿子的事例，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的教子之方。革命的父子之情，不是去溺爱，不是去放纵，不是任他们坐享前一代的革命成果，而是放他们到风里雨里、劳动和集体里去磨炼。如今，在党和老一代革命者的精心教育下，我们正涌现着千万个雷锋式的青年，千万个刘文学式的少年。帝国主义老爷们，现在正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而兴高采烈，革命的道路诚然不是笔直的，但历史不会重演。“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们笑得未免太早了！
第6版()
专栏：
丰收的信息
祁莲
丰收的信息使人们多么兴奋啊！你看，一谈起他们的大小麦，老连——仙游县枫亭公社党委书记——就禁不住笑容满面、眉飞色舞地描绘起来：
“哈，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遭看见这样好的麦子呢。瞧着这样的麦子，真连心都开花啦！可是这样的收成是容易得来的？”老连最后这样向我反问了一句。
是啊，这样的收成可不是容易得来的！丰收，要是出于风调雨顺的年月，倒还罢了，而今年的丰收，偏偏是在百年未见的大旱中夺来的！………………
当我沿着云雾缭绕的塔丰山麓，踏着干裂的红土路向后肖村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里禁不住激动起来。那正在结蕾竞发的龙眼树，那正在拔节的大豆，那新插的碧绿的秧苗，那?呀的水车声，那社员的歌声笑语，这一切，组成了一幅生气勃勃的美丽的画面，处处透露出人民公社社员斗天灾、夺丰收的豪情壮志。
“同志，去后肖么？”
我正欣赏着山光水色，忽听得后面有人招呼。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他挑着两筐新轧的面条，满脸皱纹笑得挤成了堆。
“唷，这么漂亮的面条！集上买的？”
“自己的麦子，集上加工的。”老人笑笑说：“嘻，今年的麦子长得强呀，皮薄肉饱，同样一篓，要比往年重五六斤。你看（他随手抓起一把抖了抖），多好的面条！”
“听说你们后肖今年麦子丰收了？”
“可不是丰收啦！”老人兴奋地说：“全队一百六十二亩大小麦，平均单产二百八，比去年增产六十斤哩！”
“哦！”
老人接着说：“如今有公社，靠集体的力量，什么事办不到！要退回去十几年，碰上这样大旱，别说丰收，咳，那……”
“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老人重新把我打量了一番，“同志，你是初次来后肖吧？嘿，解放前后肖人可苦啦。这一带‘晴过五天，水车不闲；雨降三日，床铺漂起如舢板’。加上大部分田地都在山坡上，又是碱性粘土和红赤土，土质差，水源缺，种田人可真难哪。一九四二年，后肖全村种了六十多亩大小麦，碰上两三个月春旱，全部绝收。全村九十户人家，有一半揭不开锅，有三四十户都有人飘洋过海，逃到南洋。直到今天，还有五十多人没有回来呢。”
“今年的旱灾比一九四二年——”
“厉害多啦，从去年农历八月初八起，一直到今年三月二十日才下了第一场雨。七个多月没下过一场透雨，大小麦从下种到收割，没喝过一滴天水，可我们还是赢了个大丰收。”
“那你们想的什么法儿呢？”
“抗旱呗！”老人拿巴掌摸了把毛茸茸的胡子，又指指点点地讲起来：“我们沿着山势摆下了十几层水车和戽桶，把水从山脚下引上来，再在每片地中间挖一条沟，把水引到沟里，再用便勺把水浇到两边地里，水车车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一担一担挑水，一行一行点播。水比金子贵，不敢浪费呀！为了叫麦子早出苗，出得好，我们还把麦种浸水时间延长，直到萌出芽来才种到地里。就这样，二百二十多个劳力，苦干了一个月，才把一百六十二亩麦子种上。接着又浇水呀，锄草呀，松土呀，直到收割，都没敢松一口气。嘿，要没这一股干劲，能把老天斗输了？”他脸上浮起自豪的笑容。
我们边说边走，不觉就进了村。老人把我领到生产队办公室门口：“进去找干部们拉拉吧，他们比我知道得多。”
办公室里围着一桌子人，好像是刚开完会，正在争论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情绪十分热烈。我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把他们的争论打断了，人们安静下来；但是当我把来意一说，他们的兴致却又立时高了起来。
“嘿，大小麦怎么丰收的？这可得讲三天三夜。”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说。
“不过叫我说，也简单，大家在党的教育下，思想好了，关心集体，肯实干苦干，就这样！”另一个年岁较大点的青年人接着说。
“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呢？”我问。
“当然能。”还是第一个小伙子说：“就说那一次吧，我们正车水车得起劲，忽然‘啪——’水车坏了，找队长要车叶修理，队长说用完了。车水如救火，怎么办呢？大家正焦急时，一个叫卢元洪的社员突然说：‘我有办法！’拔腿就往家里跑，不一会抱来了十八个车叶，说：‘动手吧，这是我家早先留下的，一时忘了。’……”
“朱福林才有意思呢，”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接着说：“那天，已经半夜过了，他想趁晚上给自留地麦子浇点水，（白天参加生产队抗旱，忙啊！）挑着水桶到水港一看，水港的水比白天满了许多，再一看，原来是离后肖很远的一个水库放水下来了。他心里一喜，挑起空水桶就往回跑，把队长从床上拉起来说：‘队长，快，快，水库放水了，快组织社员车水！’把给自留地浇水的事早忘得没影儿啦！”
“哈哈！”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最紧张的，要算过年那阵子，”等大家笑罢，大队长朱元春一边卷着生切烟，一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这里多少年来有个习惯，每到腊月二十五就不再出工了，大家在家里做米糕呀，做豆腐呀，准备过年。偏偏那几天接到通知说有霜冻出现。这时候麦子正好扬花吐穗，霜冻一打，岂不都完了么？怎能让这样辛苦得来的果实白白给霜冻夺去呢？生产队领导把这情况跟大家一讲，大家说：‘你们说怎么搞吧，怎么也得把麦子保住！’于是，大家把正做的米糕豆腐什么的一撂，扛起水车、戽桶投入了车水保麦的斗争。副队长朱金坤那几天手脚裂口，痛得不能下床，一听说防霜冻，爬下床扛起水车就下地了，还咬着牙根下到水里架车。社员们见队长这样，当即提出口号说：‘先过水关，再过年关！’大家干得更欢了，挑的挑，车的车，轮流换班，人歇工具不歇，白天黑夜，一直干了六天六夜，终于把全部麦地灌足了水，保住了一定的温度，使麦子顺利度过了二十多天霜冻期。”
大家越说越兴奋，看样子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听着他们的话，我心里也越来越明白了：原来大小麦的丰收，是有这样坚实的思想做基础的。我到这里来，本来是为了听一听大小麦丰收的喜讯，却没料到听到了一个比麦子丰收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丰收的消息，这就是社员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丰收。我们的社员已清楚地看到了集体化的光明前景，正放开脚步，坚定地向前迈进。
第6版()
专栏：
进山随感
沈彭年
画册子
作为一点心意，文化工作队送给一个山村的图书室一些书。其中有一本画册是《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担任了十三年支部工作的张书记看到这批赠书，发现了这本画册，对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老刘说道：“大兄弟，这本画册子咱们可要保存万古千秋，你可仔细着！”
老刘可为了难。
消息像闪电般地传了开去。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有这么一本画册子，都来向老刘
“进攻”。就算是书记没说过万古千秋那句话，又先借给谁看为是？何况他还叫老刘“仔细着”！
老刘这位妙人可也真会想主意。可以叫作“会前集体阅读法”吧！有开会的，老刘就带上画册到会展阅。
这天晚上是全村的党员大会。灼亮的汽灯底下围上了几层人，一圈蹲着，一圈半蹲着，紧外边一圈站着。黑黝黝泛着红光的脸上，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都紧盯着老刘手边那本画册。老刘蹲在正中央，地上铺着一块蓝包袱皮，上面放着那本画册。老刘一边翻着画页，一边念道画题。“他老人家到大会堂来开群英大会来了！”“他老人家和劳动模范拉呱呢！”
一个山村里的全体共产党员围看这本画册的情景，画下来，也就又是这本画册中精采的一页！老区同志们的阶级感情之深，组织观念之强，怎样才可以学得到呢？多进“宝山”，也许可以多学到些宝贵的东西吧。
相声演员的理发推子
相声演员的道具是醒木、手巾和扇子。马季这次到文登说相声却老是随身携带一把理发推子。（最近见他又添置了一柄剃头刮脸的刀子）马季常给周围的同志理发，推光头是行的，分发也可以理，把边边沿沿的头发推短就是。要是请他推平头，终归推个光头就是了。
马季这回在文登跑了不少山村，有时连说相声穿的大褂儿也不带，理发推子倒是宝不离身。工作中听说他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交上了朋友。社员们本来不知道来自北京的相声演员什么样儿，一见他和小于进村就小褂一甩，动手干活，就说：“哦，原来和咱们村的小伙子一样！”
有一次张富贵同志到文登开会，顺便来看望他这两位说相声的朋友。这位英雄人物的一双手是有名的“闲不住”的。他一进招待所，就一面给马季讲说着护育葡萄树的知识，动手就修理起后院里的葡萄架来。马季见他头发长了，就问道：“我再给您推推头？”他们就又在葡萄架旁推起头来。于是恍然了这位相声演员带推子进山的道理。
马季正在钻研如何给农民说相声的问题。凭他带推子进山，脱光膀子给农民说相声这股子劲儿，说句文登话：“有道道儿。”
画家的“一字师”
一位青年山水画家进山后画了一套山水画。画是美的，因为画出了红色老区的勃勃生气。有一幅画就直题为《红色老区》，一片红霞笼罩着秀丽的山村，近处的山谷中升起了一座烈士塔。说是“升起了”，自有道理。
我们队不少同志在这个山村里工作过。村里有条东西街，站在街西头向北望，就是《红色老区》这幅画里的景，景就是这么美。只是那塔座落在谷里，不像画里显得那么高。画家把它“升起了”。从山水画经营位置的技法来讲，这也是完全“合法”的。
进山作画，就在山里办画展。有位老大爷评画时爱用一个“像”字来称赞他喜欢的画。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凡他见过的景，一峰一树都指得出位置的正误，稍有差池，他都不肯评上一个“像”字。可是当他看到《红色老区》时，毫不犹豫地说：“像！”
这一个“像”字，对作画的人是多大的鼓励！在老人的心目中，烈士塔就是巍巍然这么高的。应当这么高。所以才评曰：“像！”
富在深山有远亲
老评戏里每逢贫苦人登场，好念这么一副对儿：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刻划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也有劝人争名夺利的坏作用。这且不说。这次进山工作之后，有时倒想给这句“富在深山有远亲”下个新的注脚。
我们队里有唱京戏的，跳舞的，唱歌的，拉胡琴的，作曲的，画山水的，说相声的等等。大家在山沟沟里一同上了几个月的大课。上了阶级斗争一课，也上了业务学习一课。山水画的时代感呀，洋嗓子的民族化呀，京戏怎样反映现实斗争呀，农民喜欢什么相声什么舞呀，我们这些文艺学徒多少提高了些认识。这还是小焉者。重要的是大家“富”了一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多少丰富了一些，革命情感也多少丰富了一些。同时也分头在山里交下了朋友，或多或少。文艺工作者要“富”起来，就必须在深山里有远亲。对这座“宝山”一定要深入深入再深入。唐代诗人裴迪说得好：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
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第6版()
专栏：
农村文化活动点滴
江帆
大干一气，晚上看戏
国际新闻
先是大家唱，再映《李双双》
忆苦挖根，谈甜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