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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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江专区洞庭湖滨水稻收成好
温江专区新谷大部分收打入仓,产量超过去年
洞庭湖滨早稻中稻增产,晚稻棉花又长得很好
新华社成都27日电 四川省温江专区各县今年的水稻收成一般都比去年好。现在,全区水稻大部分已经收打入仓,还在继续收打。在辽阔的田野上,到处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运粮车,忙着把新谷运进仓去。
温江专区从开镰割稻起,不少生产队就相继传出了增产的喜讯。今年这个专区无论是半山半地的灌县、邛[qióng]崃、大邑、彭县,或者是一望平畴、沟洫交错的温江、郫县、崇庆、华阳等县,水稻生长普遍比去年好。
最近,记者访问了温江专区,看到社员们在每天天刚亮就冒着朝露下田收割。屋前屋后的空场都铺上晒席,晾满了新谷。温江县公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说:今年,全社一百多个生产队的水稻都比去年增了产。他带领记者到田间参观,在工农大队二生产队的一块田边,几个顶着太阳正在打谷的社员歇了歇手,兴致勃勃地跟记者谈起今年的庄稼来。五十多岁的李文明说:“今年割谷子,手里像捏了一把铁扫帚,谷粒比往年重得多哩!”他抓起新谷丢了几颗在嘴里咬咬说:“你看,谷粒又大又干。今年的新谷都是这个好样儿。”和李文明在一起打谷的社员郭洪新说,“今年稻子每窝有十六七穗,每穗二百多粒,谷粒又饱满,收打都费劲。像这样的收成,用工再多,我们也乐意。”
因为今年水稻收成较好,还在收割以前,彭县、崇庆、郫县、新繁、温江等十一个县,不少生产队就忙着修水碾和盖仓房了。现在,温江县寿安公社二十多座新修的水碾都在忙着碾新米。在新江大队第三生产队的一座水碾旁边,队长陈建云告诉记者:今年的新谷籽粒饱满,晒得也好,出米率比往年要高1%—2%。
温江专区稻谷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80%以上,是四川省稻米主要产区之一。现在,各县部分生产队的收打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正在赶晒新谷,部分收打基本完毕的生产队还举行社员大会总结今年的增产经验,安排了今年秋种的计划。许多生产队都在忙着精选、翻晒小春作物种子和播种绿肥苕子。
新华社长沙27日电 湖南省洞庭湖滨各县的中稻已经收打完毕。今年各县的早稻和中稻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目前,湖滨的晚稻和棉花也生长很好。棉花枝高叶茂,结桃较多,并且已经吐絮,正在采收。
湖滨包括沅江、南县、安乡、华容、常德、益阳、澧县、汉寿等县,是湖南主要的商品粮食基地和主要产棉区。湖滨土质肥沃,灌溉方便,一向是水稻的高产区。同时由于土质是冲积的沙壤,又适于种棉。但每年夏秋洞庭湖和各江的洪水容易造成溃垸和农田渍水,形成湖滨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今年夏秋两季,湘、资各水和长江干流先后猛涨,湖水水位长期很高。各县人民公社在国家大力领导和大量的物资支援下,坚持了防汛斗争,终于获得夏秋两季的较好收成。记者最近到湖滨访问,各地秋季防汛才刚刚结束,到处还堆放着大批的木材、楠竹、草袋等各种防汛物资。人民公社的重要垸堤都安然无恙。到处可见新的稻草垛和晾晒的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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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侵略军连日疯狂进攻 扯冬地区形势更加恶化
七天来,印方不顾我方再三抗议和警告,不停地向我边防部队开火,使我方五死五伤。印方越来越猖狂的武装挑衅,用意显然是要扩大事态。我方只能坚决自卫还击。现在扯冬地区战火还在进行,我国有关当局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新华社27日讯 越入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度侵略军,自从9月20日午夜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至今,已经七天了。中国方面竭力克制,希望避免事态的恶化,而印度方面却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警告,一直没有停止其疯狂进攻。
今年6月,印度方面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停止巡逻的情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今年8月,中国政府得到当地居民关于印军入侵的报告以后,在9月16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了防止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扩大侵略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奉命恢复边境巡逻。到现在为止,中国边防部队查明,印度军队在扯冬地区的扯冬、绒不丢、扯果布、卡龙设立了四个侵略据点。印度方面不仅无视中国方面的抗议,拒不撤走这些侵略据点,而且还在扩大侵占范围。
9月17日,侵入扯冬地区的印军向守卫在择绕桥桥西的中国哨兵威逼挑衅,并且在中国哨位东、南、西三方面只有几米的地方,构筑工事,架设机枪,对中国哨位形成包围。9月20日午夜,印军突然向中国哨兵猛烈开火,中国边防军官一名被击中身亡,士兵一名身负重伤。连日以来,印军不停地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使中国边防部队的伤亡人数增加到五死五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向印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和严重警告,尽管中国边防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印度方面却进行越来越猖狂的武装挑衅,其用意显然是要扩大事态。
印度方面囊括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中国领土以后,进一步侵占和侵犯线北的中国领土,已经不是头一次了。1959年,印军侵占了线北的兼则马尼,至今还赖在那里不走。现在,印军竟又侵占了兼则马尼西北的扯冬地区。印度方面为了在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境内扩张领土,一直坚持英国在1914年阴谋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这条非法的界线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的,但是,即使按照这条非法的界线,扯冬地区也无可置疑地是在线北。印度测绘局1959年出版的“印度及邻国图”又把中印东段边界线推移到1914年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更加深入到中国境内。但是,即使按照这张地图上的界线,扯冬地区也仍然是在线北。1960年,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中,印度方面又提出另一条中印东段边界线,更加向北深入中国境内。现在,印度方面竟以这条线为根据,侵占了中国的扯冬地区。按照印度方面这种一再任意篡改边界线的做法,一切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都失去了意义,中印之间还有什么边界可言呢?
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东段的侵略活动决不是孤立的。这种活动是为了直接配合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西段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入侵,是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全线有计划的军事侵略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方面从来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对于来自印度方面的种种挑衅也尽量保持克制,避免事态扩大。但是,在中国的领土遭到侵犯、中国边防人员遭到越来越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只能坚决实行自卫还击。现在,扯冬地区的战火还在进行,形势更加恶化,中国有关当局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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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农民喜气洋洋收获秋粮
今年西藏地区雨水充沛,多数地区庄稼生长较好,占播种面积一半以上的坡地庄稼长得特别旺盛;但是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等主要河流两岸地势较低的部分农田受淹,山洪也损害了一些农作物
据新华社拉萨27日电 西藏农民正在喜气洋洋地收割青稞、小麦和豌豆等秋熟作物。全区的三百多万克(一克约等于一亩)秋粮作物已经收割了三分之一以上。季节较早的林芝专区秋收已接近结束,季节较晚的日喀则和江孜专区也已先后开镰收割。高原西部阿里专区的农业地区,今年扩大耕地面积,播种了九千七百多克庄稼,一般都长得穗大粒饱。当地很多农民把刚收下的新粮,挂上雪白的哈达,献在毛主席的像前,感谢党和政府的好领导。
西藏多数地区的庄稼今年生长较好。7、8两月和9月上半月这里雨水集中,部分地区的降水量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最高纪录。充沛的雨水使占西藏播种面积一半以上的坡地庄稼长得特别旺盛。但是,连绵的霪雨也使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等主要河流的水位猛烈上升,淹没了两岸地势较低的一部分农田,倾泻的山洪也损害了一些农作物。
西藏农民在民主改革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遭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农民们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力量,全力筑堤防洪或开渠排涝、冒雨抢收,有力地保卫了秋收的果实。
秋收中,西藏农村进一步发挥了互助组的作用,加快了秋收进度,提高了秋收质量。目前,西藏农村的互助组发展到二万二千多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有十六万六千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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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副主席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今天下午接见了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同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陪同接见的有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也在座。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和随行的印度尼西亚贵宾,今天由刘少奇主席夫人王光美、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石斌等陪同,参观了一所印染厂和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
在印染厂,贵宾们参观了花布印染的整个生产过程,她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贵宾们不时把鲜艳的花布拿在手中端详。在雕刻车间,哈蒂妮·苏加诺夫人仔细地观看了青年工人熟练的雕刻操作,并热情地和他们握手。
贵宾们在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参观了刺绣、雕刻、编结、灯彩、人造花等工作室和陈列室。著名捏面艺人赵阔明的女儿赵艳林为贵宾们表演了捏面技艺,她在几分钟内就捏出了一个逗人喜爱的女娃娃;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剪纸艺人王子淦还为贵宾剪了一对象征吉祥的喜鹊。赵艳林和王子淦当场把自己的作品赠给了哈蒂妮·苏加诺夫人。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还向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和其他贵宾赠送了绢做的玫瑰花等艺术品。
贵宾们今天还驱车观光了上海市容,并登上十七层高的上海大厦,纵览上海市全貌。
晚间,贵宾们出席了文艺晚会,欣赏了上海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和越剧院的音乐戏剧节目。
(附图片)
宋庆龄副主席和哈蒂妮·苏加诺夫人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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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中友协代表团到北京 中越友协设宴热烈欢迎
新华社27日讯 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由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越南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黄国越和副团长、越南国会常务委员、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主席孙光阀率领,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代表团是应中越友协邀请前来参加我国国庆庆祝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的。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越友协会长杨秀峰、副会长孙晓村,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椿,以及中越友协理事和有关方面人士崔仲远、马纯古、金照、鲁之俊、李季等。
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到车站迎接。
新华社27日讯 中越友协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英雄的越南人民的友谊使者——以黄国越为首的越中友协代表团。中越友协会长杨秀峰和越中友协代表团团长黄国越在洋溢着团结和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了话,他们都热烈祝贺中越两国兄弟人民的战斗友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杨秀峰在讲话中表示热烈欢迎来自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南前哨、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英雄人民的代表。他说,英雄的越南人民给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大大地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意志,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深深感谢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援。
杨秀峰还热烈称赞了伟大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他并表示,越中友协代表团的来访,不仅将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鼓舞的力量。
黄国越团长在讲话中热情地赞颂了越中两国人民在长期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称赞了中国人民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在克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取得的初步胜利。他说,中国人民在以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伟大的胜利。
他说,越南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用一切阴谋诡计阻挠和破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
黄国越在讲话中介绍了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他说,越南北方正在进行快、猛、稳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他还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血腥罪行。他说,我国南方人民已经选择了反对美吴集团、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的道路,南方同胞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美吴集团必将失败。
今晚出席宴会的有中越友协理事和各有关方面人士李德全、方毅、黄火星、丁西林、曹瑛、夏衍、顾大椿、贾庭三、马纯古、孙晓村、田秀绢、张光年、崔仲远、李季、鲁之俊、金照等。
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应邀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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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文联、妇联、青联和学联的负责人
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
新华社27日讯 全国文联、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今天分别会见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朋友们。会见的时候,各团体负责人都向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使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
今天同客人会见的,有文联副主席茅盾、老舍,妇联副主席许广平,青联副主席王照华,学联副主席张寅安,以及这些单位的其他负责人萧三、阿英、胡耐秋、吴全衡、黄甘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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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陵城公社东郭大队集体经济的调查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一个拥有一千多人、四个生产队、近两千亩薄地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通过集体化的道路,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能够把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山东曲阜县陵城公社东郭大队几年来的变化给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回答。这个土地改革以前十分穷困的佃户村,1955年以前大多数人还要由国家供应口粮,如今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基础,集体的劳动创造了这个村历史上未有的生产水平,也创造了新的共同富裕的生活。
走出孔子故乡——曲阜县城,向东南十五里就是东郭村。全村二百十七户,土地一千七百八十二亩(解放时其中70%以上是沙土地),人口一千零三十人,整半劳动力四百六十八人,每人平均有地一亩七分左右,每个劳力平均负担耕地面积三亩六分。主要作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甘薯、大豆等。1948年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1954年建立了初级社,1955年冬季成立高级社,1958年秋季人民公社成立,东郭村高级社成为陵城公社一个大队。
一 集体经济发展的几笔账
以下是这个村最近的一些数字调查。
粮食: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七十七万九千五百零六斤。粮田平均每亩产量六百一十斤(其中甘薯四斤折合粮食一斤,薯田面积约占三分之一)。1957年总产量为五十二万四千二百一十斤,粮田亩产量为四百零五斤。1949年亩产量只有一百五十多斤。今年小麦平均亩产二百八十斤,比去年每亩增产一百斤。秋收尚未结束,预计今年总产量将超过去年。
蔬菜:1961年生产马铃薯、大头菜、胡萝卜等二百一十万斤。花生三万斤。1955年初级社的时候,蔬菜产量只有十万斤。
耕畜:全大队共有骡、马、牛、驴一百一十七头(包括幼畜和已卖出的十九头)。1957年有六十头,1949年三十六头。马和骡子是在公社化后才有的。
猪:全大队现有大小猪一千八百六十六头。母猪一百七十三头,今年到8月底已生产仔猪一千五百头。交售给国家的肥猪已超额完成。全村每户平均有大小猪八头半左右。1957年,全村有猪二百二十头,1949年全村大小猪共有二十四头。
基本建设:现有砖、石、灰井八十三眼,机井十二眼,解放式水车五十二部,抽水机十部(共九十七点五马力)。1949年没有一亩水地,全村只有五眼吃水用的石井。
全村九百六十四间房屋,其中四百十六间是公社化以来新盖的瓦房,八十户社员住了新房。
每个生产队都有粉坊,大队正在修建的有油坊、豆腐坊。
大队有铁、木工组各一个,砖瓦窑、石灰窑各一座,理发室一处,代销店一处。
物质文化生活:社员生活水平逐年上升。1959、1960两年每人口粮为五百斤,1961年蔬菜面积扩大,社员口粮为四百九十六斤,今年减少了一部分菜田面积,社员口粮预计达到六百斤,每人已分麦子一百一十二斤,早秋粮正在分。油、菜、副食等一般按基本口粮等级或工分分配。平均计算,去年每人分配菜三百三十斤(今年仍维持这个水平,不足部分由社员按低于牌价30%的价格到大队的菜园去买)、食油五斤、肉三斤、粉皮粉条五斤,姜一斤,花生四斤,?、麻共一斤,烟叶(按烟袋分)十二斤。社员每月可以按工分预分一定数量的钱,最高的每月十一元,最低的五六元。1961年每人平均收入现金一百二十五元。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仅猪一项,每人平均四十元左右。
大队设有民办小学一座(共五个班级),一百六十多名适龄儿童绝大部分上了学;全队在学的初中生十四人,高中生两人。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有二十六人,初中毕业生十三人。大队设有保健站一处,有西医两人,中医一人。
交售粮食:这个大队今年粮食征购任务是十二万四千斤,其中小麦征购任务四万八千斤,小麦已完成十万斤,超额一倍以上。还卖给国家马铃薯二十四万斤。从1956年至1961年,这个历来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大队,共交售给国家粮食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五百斤,约占总产量的26%。从1958年以来折价帮助穷队的物资有:甘薯种子二十万斤,甘薯秧子三百万棵,牛草八万斤,耕牛三十七头。
国家的支援:1956年至1961年,国家卖给这个大队化肥十三万斤,农药二万四千六百斤,煤炭二百零四万斤,民用煤油一万二千六百十一斤,抽水机十部,解放式水车五十二部,胶轮大车八辆,胶轮小车四十八辆,双铧犁三部,喷雾器、喷粉器十二部,蒙古马五匹,泗水牛二十八头。生活用品的供应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汽灯等。今年,这个大队多交售给国家小麦五万二千斤,国家额外供应他们化学肥料五万斤。
二 和小农经济作个比较
集体经济给东郭村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生活。可是,这种富裕的程度比本村过去的富裕中农的生产生活水平怎样呢?
让我们举这个村一户生产、生活水平最高的富裕中农郭守均来作一番比较。郭守均,1946年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全家九口人,有劳力两人(平时雇用一部分短工),土地五十四亩,全年收粮八千一百斤,除交公粮,扣饲料粮、种子粮,生产投资粮外,剩下的口粮约三千斤,每人全年平均吃粮三百三十斤。现在全村每人平均口粮五百斤左右。这一家九口人当时住房七间,平均每人不足一间。现在全村有房九百六十四间,住房稍多于他家。这一家当时有被子四床,平均两个多人有被子一床。现在,全村一千零三十人有被子八百床,四个人大约有被子三床。这一家当时养猪一头,现在全村每户平均养猪一头半(仔猪不计在内)。这一家过去每年吃油二十七斤,每人平均三斤,现在全村每年每人吃油达到五斤。这一户当时有学龄儿童五人,其中上学读书的一人,现在全村适龄儿童基本上都上学了。全村每户都有暖水瓶,每人都有一双雨鞋或球鞋,而郭守均家当时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过去大多数人没有蚊帐,夏秋两季蚊子咬得睡不好觉,现在家家都有了蚊帐。
解放前,占80%的下中农和贫雇农平均只有五分地,他们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1926年至1928年三年间,东郭村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庄稼没有收成。全村关门逃荒的有二十家,逃荒死在外地仅知名的就有三十四人。三年的灾荒,使得全村二十七户贫农失去了土地,下降为佃农;十三户中农下降为贫雇农,全村十八户为生活所迫,卖出了自己的儿女。解放后,在合作化以前,个体农民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无法摆脱贫困的。1955年这个村有九十七户缺粮,全年依靠国家供应粮食二万一千五百斤。
农业合作化宣告了小农经济的结束。从1956年起,这个村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最穷苦的贫农郭守元,原来六口人,四亩半地。他的父亲给地主打长工,最后饿死了,自己八岁时给地主割草,母亲领着弟妹讨饭。他家现有六口人,五个劳力,住有四间新屋,去年每人全年平均口粮达到六百斤。全年收入现金一千二百元,养肥猪两头,收入一百三十元。全家现有被子六床,褥子三床,三个帐子。比起当年的郭守均还要富裕得多呢。
三 集体力量改造了自然条件
一亩地要顶几亩用
走进东郭村,人们都会感到这里的地种得真巧妙。茂盛的花生地里,匀称地长着一排排“九月冻”高粱;稠密的豆子地里套种着玉米;地边地头镶着芝麻或种有花椒树。
当前,正是其他队翻地准备播麦的季节。但是,东郭大队的田野上仍然是片片葱绿。小麦播在哪块地上呢?原来,他们在种马铃薯、大头菜和萝卜的地里给小麦留下了地方。间作套种,这是东郭大队提高粮、菜产量的一个重要方法。
东郭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七分地。在这样小块的土地上,在二百四十五天的无霜期中,如何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郭守明和老农郭守标就想用粮菜套种的办法来种大田。他们的这个理想,在过去缺肥、缺水、缺劳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实现的。
1956年,有了高级社,支部召集老农和干部座谈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人认为,种的作物多了,费工费本,不合算;也有人怕地歇不过来,不能多收。这时郭守标说了话:只要扣好节气,水肥充足,再加上精心侍弄,多种就能多收。他介绍自己过去在半亩沙窝地里用马铃薯间作晚谷,收了晚谷种萝卜,一年三收的经验,结果比单作多收了一百五十斤谷子。郭守标是有名的老把式,他说服了大家。改变耕作制度不是件小事,郭守明和郭守标先种了两亩试验田。第一年进行三作两收的试验:甘薯间作马铃薯,收了甘薯种麦,结果每亩收了一千斤马铃薯、两千斤甘薯,比一年两作一收增产23%。第二年,他们进一步试验四作三收:马铃薯间作玉米,收了玉米种大头菜,大头菜地里套小麦,结果粮菜双丰收。1958年,间作套种的经验在全队推广,土地的利用率成倍增加了。1960年,在几年来改革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间作技术。他们发动全体社员讨论间作套种经验,提出“一亩要顶几亩用”,社员们都把自己过去种过的地的土质地性给队里介绍,提出建议,全队根据土质优劣,茬口安排,统一规划,在最肥的地里安排了五作四收:清明种南瓜,南瓜地套萝卜,萝卜沟里套玉米,立秋收了玉米拔了南瓜秧,种马铃薯,霜降后收马铃薯再种小麦。并按土质把间种花生的茬口调到沙质地里,间种小麦的茬口套在硬土地里,粮、油料、菜因地种植,各得其所。间作套种的面积1960年为一千三百亩,1961年为一千六百多亩。老农们说,“地越种越活了。”
低产田的改造
间作套种不单纯是茬口安排问题,必须创造水、土、肥等各种条件,这是耕作制度改革的基础。
旧社会给东郭村农民留下的一片瘠土薄地,凸凸凹凹,既不存水,又不蓄肥,人们称它是“土龙岗”;长年种植的作物品种退化了,一般保收的年景,也只是两年三收,亩产量只有一百五六十斤。
当初级社成立之后,党支部提出了利用冬闲季节改造这块
“土龙岗”。有些人没有信心,他们摇着头说:“这能办得到吗?会不会白搭力气?”支部书记郭守明(1956年当选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先领着社员在庄东头两亩地里,挖出了一米厚的黄沙,换上了土。他们还在这块地里挖出一口古井。改了土,又有了水,当年种上西瓜;收了西瓜又种上马铃薯,每亩马铃薯收了二千多斤。
东郭村还有二百多亩“老癖地”,人们划开地皮一看,原来是这种土粘性太大,不含水,庄稼的根伸展不开。他们就把这
“老癖土”运到沙地里;把沙换到粘土地里。一年、两年、三年,人们就这样不断地搬运,群众说这是“蚂蚁搬土”。一镢一锹,一筐一篮,终于在1958年把全村一千一百多亩“龙岗”沙地和二百多亩“老癖”粘土地改造过来了。
地下水的利用
这里最怕天旱。在改良土壤时,也挖了一些土井,可是井浅水少,遇到天旱,水很快就车干了。1955年秋天,庄稼旱得低了头,社员们心急如火。郭守明这时想起了他曾见过的“洞子井”。他想:咱这里打双眼井也许能行。他领着几个社员到一眼老井旁边,挖了一眼新井,又将两眼井从井底挖通,用老井浇地时,就掏新井,用新井浇地时就掏老井,这样轮换使用,水量充足了。这一年一气打了二十三个双套井,第一次取得了合作化后抗旱的胜利。
但是,对一千多亩大田来说,二十三个双套井是不够用的。1956年全村成立了高级社,决定利用冬、春农闲打井。在西坡确定打井地点时,社员郭普志说:“龙岗地上哪来的水!”他听老人们说过,从马鞍山上下来一条龙岗,龙头伸到西北陈家林村,而东郭村的西坡正在龙腰上,千百年来谁也不敢在这里取水。支部的同志们听了笑着说:“如今是人骑龙的年月!”可是大家动手挖第一眼井时,真是越往下挖,好像水越往下沉,结果也没有挖成。在散工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老农孔昭营,大家向他请教。孔昭营说:“你们根本没有找到井眼,哪能打出水?”在老人指点的地方,果真打出了水来,郭守明意识到依靠群众才好办事。他召集了十八位上年纪的老人,组成打井指挥班,专门领着年轻人打井。这一年,全村打了一百八十三眼井,眼眼打得准,每口井的水都很旺盛。
1958年,支部派人到外地学来了打机井的技术。青年们听说要打机井,都争着到机井队去干活。可也有些人不大相信机器能抽水浇地。第一眼机井打成了,安上了抽水机。四周站满了人,要看个希奇。柴油机开动了,像碗口大的水柱冒了出来,通过渠道,流向大田。原来不大相信机器的老人孔昭卓连连地说:“我服气,一百个服气!”从此,东郭村组织了一个专业组,年年打机井,依靠自己的技术,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全村共打机井十二眼。现在正在准备再打五眼新机井。
有人问:“你们搞了这么多水利建设,得到了国家多少贷款?这笔钱还清了没有?”他们回答说,国家对东郭大队在1959年有少量贷款,早已还清。大队现在存在银行的钱还有三万七千多元。
肥料的来源
治水改土,还需要充足的肥料,现在化肥有限,主要还靠土肥,大队制订合理的积肥报酬,坚持集体积肥与分散积肥相结合、常年积肥和季节性积肥相结合的方法。为了扶持社员多养猪积好肥,大队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①鼓励社员养猪积肥,廉价售给社员仔猪;今年这个队大多数户都养有母猪,做到了自繁自养,并有大批仔猪供应外地。②按人口供应养猪饲料,每人每年分给养猪饲料粮五十斤,每增加一头仔猪,补助饲料粮五斤。③农闲季节抽一部分劳力帮助社员修建猪圈,推垫栏土。
在集体积肥方面,主要是实行“四定”(定质、定量、定时间、定报酬)一奖(超额或肥效特好给予奖励)责任制。此外,全大队在田间设立了十二个大型的洋灰积肥池,二十二个沤绿肥池,这些肥池固定专人管理。全大队每亩施肥量,从1956年的四千五百斤逐年增长到1961年的一万斤。现在数量是够了,也正在进一步提高质量。
试验田的作用
东郭大队耕作技术的改革,试验田起了很大作用。六十亩试验田,是干部领导和老农经验的结晶,也是全队增产的实验基地。党支部每讨论出一个新“点子”,就同老农、技术员商量,先在这里试验再推广。从1956年起,六年来,这个试验田研究总结出二十一项作物的栽培技术,先后试验了各种作物新品种三十五个,其中推广的有十七个品种。仅小麦就试验过十三个品种,最后确定“平原50”、“蚰子麦”两个品种适于当地种植,其余的品种被淘汰了。在选择新品种时,人们总是从各个方面分析它的优缺点。例如多穗高粱产量比一般高粱高,但是秸秆矮小,不能满足社员烧柴盖房的需要,所以没有全面推广。1961年,试验田试种的“九月冻”高粱,产量高,秸秆高,而且茬口晚,可以在茬前抢种一季金瓜,这种高粱已经开始推广。
东郭大队的干部很注意学习外地经验,总结本地经验。郭守明每到省里和外地开劳模会,十分注意打听别处增产经验,什么品种好,带回种子,在试验田里反复试验。种多穗高粱,蚰子麦,几尺长的大豆角,都是从外地学来的。歪脖高粱的种子是从省科学院要来的,“平原50麦”是从曲阜农场换来的。有一次,郭守明到曲阜去赶集,农场一块特别茂盛的小麦,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隔些时候就来看看,一直到成熟,就立刻来换了种子。他们还计划研究缩短大豆生长期的办法。郭守明常说,人是活的,地是死的,一把好庄稼手就靠一股“钻”劲。
四 集体生产发挥了劳动潜力
分工合作各尽其能
这个大队地少人多,但他们善于运用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因人派活,分工合作,他们说“有人就有粮”,“有劳力就有活干”。全大队种粮的,种菜的,打铁的,各负其责,各尽其能。精通农活十八般武艺的老农郭守标,分配在试验田为全队试验改良作物品种;一支腿残废了的刘海洋手艺好,队里就分配他担任了农具修配工作;姑娘们心细手巧,多分派除虫、管菜等细活;老人则担任看鸡、拾粪。社员们说:“我们村里没闲人!”
当前正在秋收,主要农活有收秋,翻地瓜秧,拔豆地草,胡萝卜地搂土定苗,栽白菜大头菜等。按照一般包工的办法,只要把这些活路安排下去就可以了,但他们有两套安排。一套是当前的,一套是下一段的。他们翻了万年历,明年是闰四月,春寒春长,农谚“冷收麦,热打油”,明年季节特点是增收小麦和晚秋作物。大队干部抓住这个特点,计划明年扩大麦田,多种晚秋,争取小麦增产,并根据这个要求加强种麦准备工作,增加种子、农药、肥料等。
劳力的安排得法。全大队除下一些专业人员以外,分四个生产队,劳动条件大体平衡,一队又分几个作业组,小组固定,地段不固定,各种农活实行包工,办法大体有三种:专业农活固定专人(如饲养牲口),零星活路临时派工,大量的是小段包工。适合个人作的包给个人,适合协作的包给几个人。一般每一个节令为一小段,农忙也有七八天、三五天为一段的。这一段干些什么?用多少工?当前抓什么?为下段准备什么?逐段排好,把小段包工和季节的常年的生产结合起来。一年二十四节,三百六十五日,几乎每一段每一天都有安排。
这里间作套种的作物多,技术操作要求高,活路比较复杂。因此,队干部认为,劳力的统一调配特别重要。他们说,集体经济之所以比小农经济优越,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劳动力能统一调配,能充分发挥潜力。把一个作业组的劳力过死的固定在较小的地段上,过长阶段的包工,容易限制新的增产因素插进去,使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当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经验是,小段包工,灵活运用,坚持定额,按件计工。
坚持定额多劳多得
东郭大队的干部认为:要搞好集体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必须按照劳动定额记分。坚持劳动定额就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
这里各项生产紧张而有秩序。我们问剥玉米豆的女社员怎么记分?回答是:“二十斤一分”;问一个割草的小孩怎样记分?回答是:“四斤一分”。不管干什么活,社员都知道自己干这件活能得多少工分,而且感到记的工公平合理。
这个大队的各项农活都有“定额”。其中分农、牧、铁、木等六大类共一千七百多项,每一类中又分许多名目。如农业中包括小麦、谷子、豆子等,各种作物从种到收各个工序都有劳动定额,光小麦一种作物就有三十七项定额,每项都有数量质量要求和应得工分的具体规定。队干部说,如同量布的尺子一样,这就是量劳动的尺码。有了这个尺码,干什么活记多少分,就能够公平合理,毫不含糊;有了这个尺码,不用再熬夜评工,不怕吵嘴伤情面,保证同工同酬,也简便易行。作业组长郭守恩说:“干活没定额,就像瞎子丢掉拐棍,寸步难行。”
农活质量如何保证?这里的经验是坚持制度加思想教育。这里各项定额都有质量要求,达不到质量要求,就用返工重作或减少工分的办法解决。如前些时耪豆子,第一生产队的郭知德老汉耪得很细致,可是耪的地少;小成等几个小伙子,耪得粗,耪得快,耪得多。怎么记分呢?按定额规定,决定给老汉多记工分,小伙子们减分;第二天耪地时,小伙子们就讲究质量了。每年四次的评奖会上,对农活质量一贯好的社员给予口头表扬或物质奖励。四年级学生郭秀敏给队里割的草,每次总把土打净以后才过秤,因此受到队干部的多次表扬。
东郭大队自从1956年以来,坚持实行定额,几年来不断修订。现在,90%以上的农活都有定额,好像一本字典,一查就明白。有些农活年年作,不用查也能掌握。定额一年修订一次,执行中条件有变化随时修订。定额的规定,一般都经过试工和社员讨论,主要是按农活轻重、技术高低、农忙农闲,分等定分;活重的、技术高的、农忙季节定得高些;谁作什么活,就得什么分;适合个人作的就包给个人,按件计工;适合几人作的,就几人承包,大包小评。六年来,逐步修订,越改越合理,使集体劳动中的每件农活都有合理报酬标准。
合理分配促进生产
东郭大队的干部谈他们的领导经验时这样说:组织几百人集体劳动,好比带领一团兵,可和带兵又不同,不光要了解地性(自然特点),天性(气候特点),特别还要了解人性(人的思想),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增产。支部书记郭守明说:“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好比人爱睡热炕头,哪头热他睡哪头,要吸引农民爱集体,一定要联系他切身的利益,照顾周到,分配合理。”
在东郭村,秋收分配正在开始,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分东西。据说,从现在起分这分那,一直分到过年。大队有意识地抓分配来鼓舞社员,社员从分配中看到劳动的收获,干劲会更大。
据我们的观察,东郭大队社员干劲大,劳动效率高,除上述一些原因外,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社员生活照顾周到。日常生活,柴米油菜,连妇女们纳鞋底的麻,炒菜用的调料葱姜等,都安排得很周到。二是分配合理,财务公开。干部不多吃多占,不沾小便宜,不铺张浪费。队的财务制度既民主又严格,会计管账不管钱,保管存钱不花钱,采购花钱不存钱,干部有权不摸钱。重大开支,都经社员代表讨论批准。给干部分东西,由社员来分;各项分配方案,都经干部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收获多少,交售多少,分配多少,社员差不多都知道。
几年来,凡是全队有关生活、生产上的大事,就给社员们大会讲小会讲,让大家都懂得这样干对集体对个人有些啥好处。比如盖房子,大队计划三五年内拆掉草房,让大家全住新瓦房。给大家讲了,社员个个欢喜,七十多岁的瞎老汉郭庆文让人扶他到新房边,在白石灰墙上抚摸了好大一阵,感叹地说:“过去穷人想盖间房多难!”
五 看看社员的生活
东郭大队的社员们在集体经济中创造了共同富裕的生活。我们访问了一户贫农、一户中农和一户军属,他们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成分是根据土地改革时划成的):
郭守清
(贫农,五十一岁,七口人,两个半劳力)。郭守清已经出工去了,接待我们的是主妇和娶来不久的儿媳。主妇一边做饭,一边指着锅里的菜说:“这是粉皮、辣椒炒马铃薯丝,平常早上炒一大盆菜吃一整天。早、晚饭一般是吃煎饼,有时间还做点青菜面汤。另外还有两顿点心(这是这一带人的生活习惯)。”去年,这一家六口半人(八十岁的老爹由兄弟两人轮流供养),共分得粮食三千三百八十五斤半(包括饲料粮三百二十五斤),大小口平均口粮四百七十斤。去秋分得的粮食没有吃完,除送给在外的五弟一百斤外,还用各种余粮换回小麦二百斤。去年全家分得大头菜四百斤,白菜六百斤,红萝卜三百二十五斤;茄子、辣椒、黄瓜等细菜可以随时向大队菜园购买。屋檐下有一盘石磨,自己可以磨点豆腐。我们去访问时,正是中秋节的前两天,队里杀的肥猪已经分到各户,这一家分得了四斤肉;队里补助每人过节面粉半斤,统一由队里炸油条,全家分得五斤半;另外分了山药四斤、梨四斤,补助食油四斤。
郭守清的二十步见方的宅院内外,种有果树、用材树八十三株,不但有水果吃,春季还可以摘嫩叶喂猪、羊、兔;秋季用落叶枯枝作烧柴。这一家,养大小猪十二头,今年已卖出的小猪十二头,收入二百元左右;养鸡十八只,春夏每天可收蛋十枚左右,全年收蛋七百个,除自吃外,有五百个出售,约收入一百元;另外还养有兔、鸭、羊等。
郭守扬
(老中农,四十二岁,七口人,三个劳力)。我们去时,郭守扬娘正忙着喂猪,他们养一头母猪、三头半大猪,十二只鸡。去年养了两窝小猪,卖了四百来元。谈到生活,大娘说:“队上要么有么,什么也给分。”分的东西吃用不完,今年2月娶媳妇,没花几个钱,清油、猪肉、白面,家里都有。郭守扬算了他的收入:秋粮正在分,夏季已分了七百五十斤小麦,今年已作了近六百个劳动日,每人平均能分得六百斤粮食。去年只有他夫妻二人劳动,作了五百三十来个劳动日,分粮三千零十斤,每人平均五百斤多,分现款三百多元,加上肥料粮食等折款,共七百七十四元,每人平均一百二十九元。
郭守扬娘对队上不断分些日用副食品,特别满意。他家去年除分得菜一千九百多斤外(每人合三百二十一斤),还分了籽花九斤,花生十二斤,麻秆二十五斤,鲜烟叶八十二斤,油二十八斤。老人高兴地说,“队里什么心也操去了,咱只要干活,啥也有了!”去年他家曾换了和买了布,每人都有新衣。
郭守扬说:我的生活现在是“真中农”,比过去那个中农生活强多了。
郭普林
(军属,七十八岁,五口人,半个劳力)。他的儿子郭志贵在1948年参了军。
郭普林家是全队劳力最少的一户,老两口不能参加劳动,儿媳每年有四个月时间住在丈夫那里。去年全家分得基本口粮一千七百七十九斤,劳动收入一百五十元。现在还有去年节余下来的存粮六十五斤,草五十斤,现金六十七元。
逢年过节,大队都额外给军属分些东西。今年春节:鱼、肉十三斤、粉皮六斤、酒三斤、山药、藕七斤。端午节:肉三斤、酒二斤、以及粉丝、山药等。中秋节:鱼、肉五斤、月饼二斤以及粉皮、山药、梨等。
去年春天,郭普林发痔疮,大队特地给他换了二百斤细粮,送了一斤香油、五斤猪油、六斤肉。郭志贵的大男孩患白喉,大队派人抱着孩子,送到兖州医院治疗。
为了增加郭普林家的经济收入,生产队去年把一头已经怀崽的母猪作价给他家喂养,猪买到家一个月,就生了五个小猪,卖了一百多元钱,今年又生了四个小猪。今年生产队还派人给他家筑了院墙,盖了猪圈。还准备给他家盖三间新瓦房。
六 党支部的领导
“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没有这一切”。东郭村人民坚定地信任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他们还感到自豪的是,在他们的村子里有一个好的党支部,有以支部书记郭守明为首的一批可以信赖的好干部。这批干部从1945年一直到今天同群众在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党的支部在群众中威信是高的。一位社员这样说:“我们这个村,干部懂生产,有钻劲,作风正派,不沾小便宜,处处为大家。”附近村庄的一位社员这样说:“我们村,什么条件都不比东郭村差,可就是比人家落后一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一根大梁。东郭村党支部的干部们是根扛得千斤的好梁。”
树立贫农下中农优势
这个大队树立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贫农、下中农的优势。支部七个委员中有六个是贫农,一个是下中农;五户逃过荒要过饭,其中三户卖过儿女。支部书记郭守明,八岁就给地主放牛羊,他父亲是个老佃农,卖过两个儿女。副书记孔宪武,要过几年饭。二十二名党员中,有十九个贫农,三个下中农;全队五十七个小组长以上干部中有五十五人是贫农、下中农。这些干部中大部分是互助组、初级社时期的积极分子。
集体化的九年间,东郭大队进行着复杂的斗争。1954年,这个村办起了五个初级社,两个社是由贫农、下中农组成的真社,三个社是由地主、富农掌握的假社。假社提出不要穷人、不要党员入社;真社针锋相对地提出,他们的社只要穷人,不要富人。当时有人问,“光是穷哥们,没有牛、没有大农具,怎么能打粮食?!”当时担任农会副会长的郭守明回答说:“有人就有粮。”他的话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很快由原来的二十三户扩大到四十六户。生产搞起来了。1955年冬天,全村转入高级社时,大家选举郭守明当社长。当时他看到筹委会中有地主富农分子,就提出:“有他们干,我就不干;要我干,就不要让他们干。”大多数群众拥护他。他当时提出三个当社长的条件:(一)开会不要叫;(二)干活不要叫;(三)干部由我挑。最后一个条件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把地主富农分子从合作社里清洗出去。当时那三个小社的四个会计,都是地、富分子,郭守明决意把他们撤换掉。穷人里当时没有会计,怎么办?郭守明挑选了四个高小毕业生(都是穷人家的子弟),由主管会计贫农孔繁吉负责指导他们学打算盘。这些高小毕业生,现在都是队里财务工作的骨干。
依靠集体不走歪路
党支部是大梁。梁正,就是要带领群众全心全意搞好集体,不散心,不走歪路。1960年秋季,是十成的好年景。支部书记郭守明说:“粮食多了当然很好,可是,粮多也能扰得少数社员睡不着觉。”他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段事:前两三年,由于自然灾害,有的地区受灾减产,1960年集市上的蔬菜价格高于国家牌价。第二生产队有个社员对郭守明说:“今年把这些菜不卖给国家,保险能够多卖两辆大汽车的钱。”郭守明同支部同志们商量,认为这是一些社员的思想问题,决定利用中秋佳节,全大队开个晚会。会上摆出了月饼、水果、酒菜;也摆出了本村农民出外要饭时用的打狗棍和破筦子、破碗。郭守明在会上报告了这几年全队买了多少抽水机、水车和化肥,然后叫大家座谈:现在的好光景是怎么来的?大家谈着谈着,有的社员哭了。有人说:“怎么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怎么能不把产品卖给国家?”
东郭村在办高级社之前,每年要国家供应两万多斤粮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粮、菜连年增产,个别社员滋长了自私自利思想。支部很注意对社员进行增产爱国的教育。那还是1957年麦收之后的一天傍晚,郭守明到第二队检查轧晒小麦的质量,发现二十八包中有十包质量差些。他根据队长会上研究的意见,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小麦掺在一起,保证国家征购粮和社员口粮都一样。第二天早上,这个队准备把摊晒在场里的麦子装车送公粮,可是原来那十八包好麦原封未动。郭守明看了看天色说:“今天天气不好,别淋了场,先把场里的粮食分给社员吧!”领粮的社员嚷开了:“怎么光分些落场的坏麦呀!”郭守明对大家说:“分麦的办法早就在队长会上研究过了,叫队长给大家说说吧。”这可把队长窘得说不出话来,郭守明这时才一五一十地把队长不愿给国家送好麦的事讲了出来。事情弄清了,队长受了批评,社员们也上了一堂政治课。
关心生活加强教育
东郭村支部的委员们都是些受过苦的人,他们能够体会社员的心思和困难。1958年秋天,有个七十多岁的孤老妈妈孔朱氏,得了瘫痪症。支部派了青年党员郭绪君侍候她,一天三次送饭送茶,端屎倒尿。支部最后考虑,老人劳累了一辈子,得了这种病,天长日久总不会舒心,便同老人商量,把她的二闺女从薛村迁来服侍。支部派人来到薛村,征得那里的干部同意,并对她说:“侍候老人家,一半算你尽孝,队里补贴你一部分工分;余外,你在队里劳动,多劳多得。”就这样过了两年多,去年春天,老人死了,队里发完丧,她的闺女才回村。本村和周围村庄的社员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们今年9月中旬去访问的时候,村里木工正忙着为出嫁的姑娘打嫁妆!原来,东郭村由穷变富,姑娘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如今她们要出嫁了,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为她们每人打一套嫁妆(只交成本费),热热闹闹地把她们嫁出去。
对于村里两位五保老人的生活,照顾得更是周到。社员们决定让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吃细粮,还为五保老人准备了寿衣、棺木,并指定专人照顾他们。
东郭村有八十多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支部一年举行两次敬老会。开会前,先由干部们领着老人们下地看看庄稼,一面介绍本队今年的收成,一面听取老人们对生产的意见。然后围桌而坐,干部们亲手酌酒送菜,老人们又吃又谈又笑。会后老人们回去就开家庭会,教育子孙爱队爱社,也讲讲过去的苦日子,要孩子们知道今天好日子来得不容易。
新媳妇来到东郭村,支部也要组织她们座谈,介绍本村情况和征求意见,还要向她们讲解生产章程制度、劳动纪律,教育她们勤俭持家、尊老爱幼。
定期评比竞赛是东郭大队一项经常性的制度,已经坚持了许多年了。竞赛一年分四次进行评比,总结好人好事,评选五好社员和干部(去年评选的先进干部和社员二百三十人,今年为二百七十人),并给以适当的物质奖励。这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七 明年的打算和要求
秋收还未结束,丰收已成定局,大队干部已经在为明年的生产作打算了。今年总产量据留有余地的估计将是一百万斤,比去年多收二十二万斤。明年计划增到一百一十万斤,着重提高纯粮比例,少种甘薯,把纯粮由今年的五十三万斤增加到七十万斤左右。明年的增产措施已经落实,如小麦的增产着重从水、肥、种、农药、茬口安排等几个方面着手,肥料则从家肥、化肥、豆肥三方面解决。正在兴建的油坊,加工大豆,用豆饼肥地。在茬口上,四作三收的土地要由三百亩扩大到五百亩,水的方面计划今冬再打机井五眼,平整土地六百亩,碰到大旱也能多收。
今冬计划拆除旧草房建新瓦房一百五十二间,砖瓦都已备齐。计划三五年内,全村草房都改为瓦房。油坊准备给本村外村有关部门作些加工生产,多得一些糟饼作肥料和猪饲料。
东郭大队集体经济显示的优越性,对附近农民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曲阜其他公社和邹县等地的一些公社,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有些社员自动跑来,学习办好集体经济的办法。人们看到这个活生生的榜样,更加坚定了办好集体经济的信心。
大队干部和群众对发展生产有几个要求:一,希望国家多生产和供应一些化学肥料。有了水,就更需要化学肥料,有的化学肥料如尿素、硫酸铵质量都不错。本省造的一部分化学肥料肥效就不高,他们买了几万斤,施到地里不能全部溶解。二,现在附近村、县去参观访问的人很多,这是件好事,他们希望上级派个人去帮助主持交流经验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开会,不要每次都请劳动模范去参加,这样,使他们的主要干部都能集中力量去搞生产。三,他们的蔬菜生产潜力不小,可以种受人欢迎而又易于保存的马铃薯等,希望能同有关部门订收购合同,以便安排种植计划。四,希望随着粮食问题的逐步解决,棉布的供应情况能有所改善,供销社工作要健全起来。五,东郭村母猪多,实际上成为本县繁殖仔猪的一个基地,希望有关部门协助他们养好母猪,有计划地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良种小猪。
我们在东郭村五天的调查,看到了一个依靠集体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雏形,深切地体会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像东郭大队这样的大队或生产队,每一个省、每一个专区、每一个县都会有的,尽管条件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但是,它们的示范作用是极其宝贵的。它指出方向,提供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推动相互观摩、学习、比较和竞赛。曲阜县县委第一书记宫祥同志告诉我们,全县现有四十个大队同东郭村条件大体相同,只是领导力量弱些,计划第一步先使这四十个大队赶上来,三五年内,全县四百个大队有二百个大队赶上东郭大队。这样,全县的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一个大发展。
国家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是极其重要的。希望工业部门能够真正同这些模范的生产单位挂起钩来,到他们那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他们为增产粮食所需要的各种产品,适时适用地供应农村。
希望东郭大队永远保持荣誉,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的一面模范的、日益进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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