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遊记

崇明岛
齐克
飞机向低空飞去,崇明岛的景色历历在目,这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啊!长江口内的水是黄色的,长江口外的水是蓝色的。海风吹过,水面上漾起一层层的柔波,这时,水面就亚赛一幅美丽的绉纹绸。美丽的崇明岛,好像是镶在这幅绉纹绸上的一块五彩锦绣,稻田金黄耀眼,棉田银光闪闪,竹林浓翠欲滴,果园艳若彩霞,钻天杨组成的防护林带环绕全岛,宛如绿色花边。
崇明岛的形状,很像一条春蚕,因此,当地群众都亲昵地称它“我们的蚕岛”,或叫它“长江的舌头”。岛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河道纵横,密如蛛网,景色秀美,物产丰富。由“东部棉花西部稻”这句话,就可知崇明岛盛产稻子棉花,特产以陈镇的西瓜、虹桥镇的枇杷、万安镇的水蜜桃、七家村的芦穄[jì]、杜港的白毛金爪蟹和花期长、颜色多的风信子水仙花与蝴蝶花,最负盛誉;此外,一年四季都盛产各种鱼类,其中尤以鲥鱼、面鱼、鲚鱼最著名。因此,崇明岛素有“崇明长熟,鱼米之乡”之称。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三千多座岛屿,崇明岛仅次于台湾和海南岛,名列第三。可是它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地理位置不很固定,在不断地游移变迁,有时,甚至会从地球上忽然消失。长江口地区的人民,为了保住这颗宝珠,艰苦奋战了一千多年,直到近三百年,才逐渐使它固定下来。为什么崇明岛会游移变迁呢?因为崇明岛是“为水所成”。浩浩的长江,每天挟带着成千上万吨的泥沙,滚滚东下,除小部分在下游河槽中沉淀外,大部分被带到江口,由于大江和大海在江口交合,水流速度逐渐消失,加之又有海潮的顶托,泥沙便大量沉积下来。长江自中游而下,江中沙洲星罗棋布,崇明岛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可是,由于江口处于江流海潮交相往来的地带,江流海潮的主要泓道不断在变化,这些沙岛也就不断变化。贴近主要泓道的岸边,受到江流海潮的冲刷,一天天向后崩坍,而远离主要泓道的岸边,由于水流平稳,泥沙易于沉淀,岸边又一天天向外伸涨。有时候,伸涨的岸边没有坍塌的速度快,这个沙岛,便会全部消失在翻滚奔腾的江海波涛之中。自元朝至正十二年(公元一三五二年)至明朝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的二百三十一年中,崇明城就搬过五次家,因此,“沧海桑田”这句成语,是很能说明崇明岛的地理变迁情况的。
崇明岛,是从唐朝才有的。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扬州府海门县之南,紫蚕吐气成云,随腾涌二洲,名东沙西沙;武后万岁通天初(公元六九六年),渔樵者乃土著焉,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中宗神龙初(公元七○五年),始立崇明镇于西沙,崇明之名始此。宋朝天圣三年(公元一○二五年)续涨一沙于西北,与东西二沙相距五十里,姚刘二姓先居之,因名姚刘沙;建中靖国初(公元一一○一年),东西二沙坍没,又涨一沙于东北,以三次叠涨,因名三沙;或曰,有句容朱、陈、张三姓居之,因名三沙,有渔盐之利。”三沙一天一天扩大,居民一天天多起来,他们大多以熬盐或捕鱼为生。封建帝王为了进行剥削,在宋朝时,就在三沙上建立天赐场,意为天赐之盐渔场,向盐民、渔民征税。元朝时,更把天赐场扩大为崇明州,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还写了“东海瀛洲”四字赐给崇明岛,因此,崇明岛才有了“古瀛洲”之称。后来,因为沙岛迭坍,城池一再搬迁,居民剧减,才改州为县。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在长沙上建了一座新城,这就是现在的崇明城。当时,县城南门距离大江足有十多里。到了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由于南泓道中又涨起新沙,潮流变了,南岸又凶狠地坍塌起来,很快地逼近了城池,眼看又要进行六迁了,县令黄传祁领群众兴建海塘和石坝,坝内刻上了“金堤巩固,永庆安澜”八个大字,坍势才止,县城和崇明岛才固定下来。
崇明岛东临大海,南西北三面临江,且每年夏秋之际,又有台风袭击,因此,必须保坍和确保江堤安全。崇明的水利,保坍、作岸、开河,三者缺一不可,而保坍尤为重要。自有崇明以来,因为没有保坍,沙洲坍没的数以百计,县城一再搬迁,人民痛苦极深。近三百年来,崇明岛的人民在和大自然斗争中,找到宝贵的钥匙,全力进行保坍作岸。但是,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只知搜刮民财,不顾人民疾苦,因此,堤坝常年失修,旧的堤坝如文成坝、刘公坝、北洋海岸均已坍毁,剩下的赵公堤也残缺不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垂死挣扎,在沿江地区到处挖掘战壕,单薄的堤岸更是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岛上的河道也经常不修,排灌不利。因之,崇明岛一直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态中。人民愁吃愁穿,苦不堪言,到了汛期,更是忧心如焚,提心吊胆。
乌云散,青天现,红旗在崇明岛的上空刚一升起,党和人民政府就领导人民,向大雨、大风、大潮这三个恶魔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开河、作岸、保坍一齐来。1949年将沿江堤岸全部培修;1950年整修加固;1952年动员十万人继续加固江海堤岸,疏通河道,并在坍塌地段建筑新的堤坝;1957年后,大兴水利,建闸,开挖新的干河,使全岛河道沟渠成网,并开始了电力排灌。如今,崇明岛的江堤海堤,高达八米,就像巍峨的城墙。堤上遍种“蕌[léi]草”,望去,大堤上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柔软的绿绒毯。在潮汛或洪水来时,巨大的浪头,足有小山那样高,从四面八方向崇明岛猛扑,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声响。这时,从天空看,崇明岛就像放在水中的一个澡盆一样。可是,在茫茫的大江中,在咆哮奔腾的浪涛中,它就像泰山一样安稳。为此,崇明岛的人民就编了这样一首民歌,来表达他们对党的深厚情感,对江堤海坝工程的赞颂:
自有崇明在唐朝,
东涨西坍顺水飘,
潮没海坍年年有,
岛上人民苦难熬。
人民政府好领导,
海堤筑得像山高,
不怕风雨不怕潮,
赛过抛了大海锚。


第6版()
专栏:

古人的坐、跪、拜
吴晗
年轻时候看旧戏,老百姓见官得跪着,小官见大官得跪着,大官见皇帝也得跪着,跪之不足,有时还得拜上几拜,心里好生纳罕,好像人们长着膝盖就是为着跪、拜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礼节呢?
后来读了些书,证明戏台上的跪、拜,确是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活礼节。例如清末大学士瞿鸿禨的日记上,就记载着清朝的宰相们和皇帝、皇太后谈话的时候,都一溜子跪在地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年纪大了,听觉不好,跪在后边的听不清楚皇帝说的什么,就只好推推前边跪的人,问到底说的是什么。有的笔记还记着这些年老的大官,怕跪久了支持不住,特地在裤子中间加衬一些东西,名为护膝。而且,不止是宫廷、官府如此,民间也是这样的,如蔡邕[yōng]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后汉书梁鸿传说,孟光嫁给梁鸿,带了许多嫁妆,过门七天,梁鸿不跟她说话,孟光就跪在床下请罪。孔雀东南飞:“府吏长跪答,伏维启阿母。”可见妇女对男子、儿子对母亲也是有长跪的礼节的。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古代人是席地而坐的,那时候没有椅子、桌子之类的家具,不管人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都只能在地上铺一条席子,坐在地上。例如汉文帝和贾谊谈话,谈到夜半,谈得很投机,文帝不觉前席,坐得靠近贾谊一些,听取他的意见。至于三国时代管宁和华歆[xīn]因为志趣不同,割席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不必细说了。正因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也罢,工作也罢,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跪、拜就成为表示礼节的方式了。宋朝朱熹对坐、跪、拜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他说:
古人坐着的时候,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身子坐在脚掌上,就像现在的胡跪。要和人打招呼——肃拜,就拱两手到地;顿首呢,是把头顿于手上;稽首则不用手,而以头着地,像现在的礼拜,这些礼节都是因为跪坐着而表示恭敬的。至于跪和坐又有小小不同处:跪是膝着地,伸腰及股,坐呢?膝着地,以臀着脚掌,跪有危义,坐则稍安(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跪坐拜说)。
从朱子这篇文章看来,宋朝人已经弄不清跪、坐、拜的由来了,所以朱熹得作这番考证。
有人不免提出疑问,人们都坐在地上,又怎么能工作和吃饭呢?这也不必担心,古人想出了办法,制造了一种小几,放在席上,可用以写字,吃饭,梁鸿和孟光夫妻相敬如宾,吃饭的时候,孟光一切准备好了,举案齐眉,把案举高到齐眉毛,这个案是很小很轻的,要不然,像今天一般桌子那样大小,孟光就非是个大力士不可。
因为古代人们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就得讲清洁卫生,要不然,一地的灰尘,成天坐着,弄得很脏,成何体统?
到了汉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家具——胡床,传进来了,行军时使用非常方便,曹操就曾坐在胡床上指挥作战。后来从胡床一变而为家庭使用的椅子,椅子高了,就得有较高的桌子,从此人们就离开了席子,不再席地坐,改为坐椅子、凳子了。家庭也罢,机关也罢,内部的陈设也随之而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席地而坐孳生的礼节,跪和拜却仍旧习惯地继承下来,坐和跪拜分了家,以此,跪和拜也就失去了原来生活上的意义,单纯地成为表示敬意和等级差别的礼节了。
由此看来,不是我们的祖先喜爱跪拜,而是由生活方式、物质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以后,不止革了皇帝的命,也革了跪、拜的命,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第6版()
专栏:

人参的培植
士杰
人参开始放苞的时候,我访问了辽宁省桓仁县参茸场。从访问中,了解了一些培植人参的知识。
人参,由于它对维护人体健康有着卓越的效能,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宝物。
人参生长速度极慢,种子的发芽期,最短需要二十个月到二十二个月,一支五钱到一两重的野生参,在生长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生长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到百年,人工培植的参,需要六年至八年,才能合乎一般应用标准。人参在生长期,喜欢较阴湿冷凉的气候,需要初升太阳的斜射光。如果受到烈日直射,就会由娇绿变黄瘦,呈现病态;也经不起风雨摧残,一经风吹雨打,就会因叶动茎摇影响根部生长。因此,人工植参,必须长年用不到一米高的帘子覆盖,让它透过帘子吸收朝阳斜射光。
有二十多年植参经验的老工人魏得林向我介绍说,人参既不喜肥沃的土壤,又不能在瘠薄的山地生长,最好是选择排水量较好、含腐植质较多的沙质土壤。如果土壤过肥,根部就会生腐锈病,影响质量,如果土壤贫瘠,也会因缺乏营养腐烂生斑。所以植参的老工人们经常爬山越岭为人参选择土壤。选好一块地,就砍树除荒把参根移植过来,二年以后,这块地的营养被吸收尽了,再进行选地移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六、七年后起卖成参。
人参在生长期最忌干旱,但又不能在含水量较大的地里生长。土壤水份低于30%,它就会破皮烧须,如果表土水份低于10%,就会因缺水而死亡;如果水份高于50%,又会因水凸而腐烂;它必须在雨量均匀、排水较好的山地里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人参必须在山坡上培植的道理。至于人参对气温条件的选择,就更为严格,它只能在气温十度左右的情况下萌动出芽,在十五度到二十度的情况下生长,偏高或偏低,它都会处于休眠状态。所以,老工人们在选择参地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土壤、水份,同时也要选择气温。
人参是不能用锄头松土除草的,只能用手指轻轻地拔草和松土,这样才能避免因伤根茎影响参的生长。人参种籽体积较大,水份又较多,一棵成参,在土质营养成份和水份较好的情况下,三年只能产一两籽,一棵幼参需要长到四年以后,才开始结籽。这就给大面积发展人工植参带来了困难。
但是,尽管人工植参有不少困难,却没有难住植参工人和技术人员们,1958年,全场只有九百多帘参,工人们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采取喷射波尔多液的办法,抵抗因干旱造成的病害,结果助长了根部生长,参籽也比较饱满。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根外追肥的办法,给人参追磷肥,结果生长非常健旺,种籽饱满肥大,重量大有增加。
1959年,他们开始了大面积喷射波尔多液和根部追磷肥,当年参产量增加了一倍,种籽产量不但能满足本场计划扩大面积的需要,并支援了外地。
每年9月中旬到10月上旬,是起参的季节,也是移植人参的大好时机。大面积移植人参,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选好新的作业区以后,伐树除荒,翻土打畦,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移植人参又是一项技术性很强、费时较多的细致工作。起参时要注意保护根须,移植时又需要下功夫整理毛根支根和须根,使参根能长成一个较完整美观的人体形状。


第6版()
专栏:小知识

漫话“文昌鱼”
福建省厦门北面同安刘五店出产的文昌鱼,是世界上珍贵而罕有的一种动物。文昌鱼体内有一条贯串全身的“脊索”,是一种介乎有脊椎和无脊椎之间的动物。在它身上既可找到高一级动物的特征,也可找到低一级动物的特征。
文昌鱼的身体狭长,两端尖细,一般长约四十毫米;它没有明显的头,只是在身体的一端有一个色素点,称为“眼点”,身上没有鳞片,也没有偶鳍,只有尾鳍、脊鳍和臀鳍;身体柔软,呈微红色。
文昌鱼喜欢钻沙,总是把身体的一半钻在沙中,另一半露在沙上,用以吸取水中的氧气和浮游生物。当潮水退落的时候,它们就完全钻到沙中。
文昌鱼为什么盛产在同安一带呢?据研究,主要是刘五店附近海水的盐度适宜于文昌鱼的生活需要,也利于繁殖、生长。同时,因为刘五店附近海中有广阔的沙滩,沙粒不粗不细,正是文昌鱼生活所必需的条件。
文昌鱼不但是科学家们研究动物进化的宝贵材料,而且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产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据说蛋白质的含量竟高达70%。
(佘大奴)


第6版()
专栏:文物小品

古剑琐记
  易水
宝剑,在我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管子”一书,把创造宝剑之功归于传说时代的“蚩尤”。南朝陶弘景所著“古今刀剑录”一书中说,最早的一器,是夏禹子启所铸。这二者都是传说,但也可见我国造宝剑的历史是很久远的。
根据考古发掘的科学资料,在全国各地的商殷时代遗址中,还都没有看到过这种武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在河南陕县虢[guó]国贵族的墓葬里出土有四柄青铜剑,剑基是圆柱形的,上面有一个圆形剑首,没有剑格(卫手),脊上有凸起的圆棱。剑都不很长,这一墓群的年代居西周末至春秋早期,这四柄剑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实物。
战国时代的铜剑,就发现得很多了,全国各地战国遗址里都有出土。举长沙地区为例,近年来出土了许多铜剑,这些剑都有剑格(卫手),上面常带有花纹或嵌有绿松石。剑基有扁、圆多种。传说中吴越和楚地常有著名的铸剑匠师,如欧冶子、干将等,铸造过许多名剑,如“龙泉”、“干将”、“莫邪”、“纯钩”、“湛卢”、“鱼肠”等,尤以干将莫邪铸剑、眉间尺报仇杀楚王的故事最流传久远,反映了人民抗暴的正义精神,也记述了南方冶铸技术之精。看来这些名剑可能都已是铁器,因此较诸青铜剑要胜之一筹。
到了汉代,铁制兵器普遍使用,铁剑也就很常见了。因为铁比青铜质韧,剑身就越铸越长,战国铜剑最长不过七十至八十厘米,而西汉佩剑长达一米以上的并不罕见。但是也正是从汉代起,一种新型的短兵器——环柄铁刀出现了,以后成为在军队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而宝剑则渐渐由一般的实用武器变成官员的佩饰和将领的防身武器。
用钢来铸造宝剑大约在魏晋以后。当时炼钢技术与讲究道术的炼丹家有关,他们深入崇山峻岭,需要防身利器,所以很讲究炼宝制剑。如南朝的陶弘景,就是个制造宝剑的专家,“刀剑录”记他曾用五金炼神剑十三口,剑上并刻有星宿、真人、风伯、雨师、蚩尤及符籙等等。
以后,宝剑一直还作为防身武器,在军队中也还是一种必要的装备,形制也日有改进,最后到宋代大致形成现在尚流行的形制。现在我们还有人练剑术锻炼身体。而且舞剑这种艺术形式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第6版()
专栏:

客家山歌(木刻)
 张远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