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人类和猿类化石最近的研究成果
吴汝康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在非洲和我国的华南，发现了一些高等灵长类化石。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化石似猿似人，又非猿非人，因而引起了世界人类学界长期的争论。近几年来，在南非和东非继续发现了大量这类的化石（总称为南方古猿），在我国广西发现了巨猿的三个下颌［hé］骨和大量牙齿，对这些化石研究的结果，大大扩展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丰富了人类发展史早期的知识，填充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空白，也增加了我们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理解。
要对人类的起源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应该从两方面来加以考虑。一方面，人类按其起源来说，与动物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而不是“神”或“上帝”创造的；另一方面，人类和动物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人类能够劳动，表现在能使用和制造工具，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使用和制造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
现今，一般都承认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根据对现生的和化石的人类和猿类体质结构的研究，可以知道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离出来的时期是在地质时代的第三纪（距今一百万年以前到七千万年）。但是究竟在第三纪的哪一个时期，人类学家们有着不同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①：一派主张在上新世早期，可以李曼（Remane）和巴陀生（Patterson）为代表；另一派主张在中新世，可以克拉克（Le Gros Clark）、许尔兹（Schultz）和黑柏勒（Heberer）为代表；更有一派主张在渐新世，可以斯屈老斯（Straus）和罗宾逊（Robinson）为代表。我是赞成在中新世分出的意见的。虽然有着这些意见的分歧，但是不管是哪一派，都认为人类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是在第三纪。而能制造工具的人的存在，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不出第四纪。那末，在第三纪上新世早期到渐新世晚期（距今约一千多万年到三千多万年）的时期内，从猿的系统中开始分离出来一直到能制造工具的人的出现的漫长过程中的这种生物，究竟是猿还是人呢？根据生物分类学的规准，这一段不能再是猿的系统，而可以归属于人的范畴，或者采用猿和人以外的其他名词。有些人类学家把这一段叫做前人阶段或南方古猿阶段，在分类学上，作为人科中的一个亚科，即前人亚科或南方古猿亚科。
上面已经说过，人类的主要标志是能使用和制造工具。但是在人类能够制造最早的工具以前，是否先有一个使用天然工具的阶段？我认为有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最早的人类根本不会使用天然的工具，那又怎样会去尝试工具的制造呢？从逻辑上来推论，人类不可能从不会使用天然石块和木棒等一下便达到能够制造工具的水平，而且这个使用天然石块和木棒的阶段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在述及最古石器时也认为：“最初的工具是未经加工的、偶然拾起的带锋利边缘的石块和简单的木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有意地把石头制成工具”②。这也反映出苏联一般考古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有关南方古猿类的大量材料，也为这种见解提供了证据。现今一般都承认南方古猿的各种类型都已能直立行走和使用天然的工具，而且其中的某些类型可能已会制造工具，这也表明使用天然工具在制造工具之前。
对现代猿猴的研究，特别是对与人类最相近的黑猩猩的研究，表明他们能做出种种使用木棍和石头的动作。巴甫洛夫曾对猿猴进行了许多实验，表明猿猴具有萌芽的“在动作中的思维”。但是猿猴的这种使用天然工具只在一定的具体场合，猿猴的这种“思维”过程，也只限于一定的动作范围。可是从现代猿猴的这种能力来推测，发展成为能够制造工具的生物在这方面必然具有更广泛的更高的能力。从南方古猿与现代猿类的比较中也可看出这种情况。现代猿类是半直立行走的，需要两手帮助来支撑身体，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单独用两脚行走，而且很多时间是在树丛中用“臂行”的方式行动的。但南方古猿则生活于地面，已经能够两足直立行走，可见他们的双手已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相当技巧地利用天然工具。显然，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人类。
人类自然发展史的知识，随着新的人类化石资料的发现而在不断地扩展和增长。当达尔文提出人类来自旧大陆的某种古猿的论点时，无论是猿类化石还是人类化石，都还很少发现或者不为一般人所承认。当时有直接的实物证据的人类历史，为一般人所承认的，不过是几千年之久。
在十九世纪后半尼安德特人化石最初在欧洲发现时，许多人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以后尼人类型的人类化石相继在欧亚非许多地方发现，尼人是早期人类的观点，逐渐被大家所接受，这就把人类的可靠的自然发展史推前到了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距今约在十万年之内。
从1891年起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发现了爪哇猿人的头盖骨和股骨等化石，从1927年起在我国北京周口店陆续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牙齿、头盖骨和肢骨等化石以及大量的石器。这些材料的发现，把人类的历史延展到了四五十万年之久。
从1925年起，在非洲发现了大量南方古猿类化石。上文已经说过，南方古猿类中的某些类型可能是真正能够制作石器工具的人类。南方古猿类的地质时代虽然仍有争论，但大体是从早更新世的晚期到中更新世的初期，比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为早，南方古猿的体质结构也比中国猿人和爪哇猿人为原始。因而，现今不少人类学家认为在猿人阶段以前，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有一个南方古猿类型的阶段。这样便把人类的历史可能扩展到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之久。
此外，还有与南方古猿类形态有程度不同的相似的各种化石，如在爪哇以及非洲发现的“魁人”（Meganthropus），在我国广西发现的“巨猿”（Gigantopithecus），它们的地质时代可能是更新世早期，比南方古猿类更早。更有在意大利第三纪上新世早期（距今约一千多万年）地层中发现的山猿（Oreopithecus）。这些化石究竟是猿还是人，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这里又牵涉到人的定义的问题了。究竟怎样才算是人？人的科学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Plato）对人所下的定义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笛琴斯（Diogenes Laertius）和他开玩笑，把一只公鸡拔去了毛，带入学院去告诉人家说：“这是柏拉图的人”。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说人是“直立而无羽毛的两脚类”，也可能是导源于古希腊的。这里指出了直立姿势、用两足走路是人类的特点。鸟类虽然也用两脚行走，但与人类的直立姿势明显不同。
在现今通行的分类学上，一般认为人的特征除直立姿势外，还有发达的脑子。人类因有了特别发达的脑子而成了万物之灵。
人类的特征是脑子特别发达的论点，就现代人来说是正确的。但从人类化石的证据来看，最早人类的脑量似乎并不特别大。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是现在已经发现的很原始的人类，但是无论是从猿人的体质形态、物质文化还是从地质时代来说，都可以肯定还有比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更早的人类存在。上文已经说到南方古猿类中的某一类型可能是已能制造工具的最早人类，而南方古猿类的脑量，为450—650毫升，在现代大猿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325—650毫升），爪哇猿人的脑量为750—900毫升，因而可以推测最早人类的绝对脑量并不会比现代大猿脑量的上限为大，虽然在相对脑量上来说，可能还是比现代大猿为发达。南方古猿的骨盆已和现代人相似，表示已能直立行走。由此可以推知，人是先两足直立行走，然后才有很发达的脑子，人脑的大量扩大是远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出现的。
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指出了劳动是人类和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
恩格斯在1876年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开头就写道：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则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③
但是怎样来正确理解劳动的涵义，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论点。
既然是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很明显，当然是先有劳动，然后才有人类。恩格斯也说，“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④，也就是说，在人类的手还没有完全形成以前，就开始劳动了。在同一篇文章里，恩格斯又说：“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语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⑤这里明确指出劳动先于语言。而现在一般都认为人类一开始就已具有语言的能力了，那就应该先有劳动，后有人类。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因而有人认为古猿已能劳动了⑥。
可是，在同一书的导言里，恩格斯又说：“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⑦；又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⑧。这好像是说，先有人类，然后才有劳动。劳动的具体内容是指工具的制造。
于是，产生了究竟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人类的问题。
照字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一般有关社会发展史的论著里。例如，去年出版的、作为中学课本的《社会发展简史》中，一方面说：“能不能制造工具，是人类和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说：“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手脚的分工，工具的制造，……等等，都是劳动的结果”⑨。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才是正确的呢？
过去，我认为人类最早的劳动具体表现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人类是从古猿能够制造工具的时刻开始在地球上出现的。我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我以为劳动创造人类的含义是：人类是从制造工具以生产财富的劳动开始，又在创造财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劳动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用以劳动的两手，愈来愈变得灵巧，脑子随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了万物之灵。我是这样理解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的”⑩。最近裴文中?、梁剑韬?也指出了以工具的制造作为划分人和猿的界线的标准。但在同一篇文章里，我又指出：“从古猿的本能性活动进而到人类有意识的制造工具的活动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其间有着一个过渡的过程，最近苏联的谢苗诺夫教授提出了从动物的本能性的‘劳动’进到人类有意识的劳动的理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做更多的研究。”
1949年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就有人提出了究竟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人类的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人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1949年郭大力在《学习》杂志上对此作了解答?。他把劳动区别为广义的劳动和狭义的劳动。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手是劳动的产物”是指广义的劳动，而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是指狭义的劳动，因为工具的制造才是真正的人类劳动的特征。他指出，劳动自身就是一个包含着发展过程的东西。从现有的人类化石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合适的。
近十多年来，由于大量新的化石材料的发现，已有不少人类学家提出了把人的范围扩大的意见。例如，英国的克拉克、美国的华希朋等主张把南方古猿等列入人科。德国的黑柏勒（Heberer，1951）等在讨论南方古猿的系统地位时，主张把南方古猿归入前人亚科，而把能制造工具的人归入真人亚科，两者合为人科。研究南方古猿的罗宾逊（Robinson，1954）也主张把人科分为两个亚科，即真人亚科和南方古猿亚科。我同意把人科分为真人亚科和前人亚科的意见。真人亚科（Euhomininae）包括能制造工具的人，开始有人类社会组织，我认为可以叫做“社会人”（Social Man）；前人亚科（Praehomininae）包括营地面生活，能直立或完全两足行走，但脑子还较小，虽能利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等来获取食物或作防御和攻击之用，但还不能用石块等制造工具，因而也还没有开始有社会组织，但在生物分类系统上已属于人的范畴，我认为可以叫做“生物人”（Biological Man）。
真人亚科包括猿人属（Pithecanthropus）和人属（Homo）。猿人属中包括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等，而人属则包括尼安德特人和化石智人以及现代人。
南方古猿类仍归入前人阶段，其中的某些类型，如近人（Te-lanthropus）或者是最近发现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可能不仅已能使用工具，而且已能制造工具了。在有进一步的资料和研究结果后，可以考虑把这部分从南方古猿类中分出，归入真人亚科中在猿人属之前的一属。
前人亚科除南方古猿外，其他如在爪哇和东非发现的魁人，甚至在意大利发现的山猿，也可能属于这个阶段。
根据巨猿下颌骨和牙齿的特征，例如巨猿齿弓两侧的齿列向后互相稍稍分开，齿隙较小，门齿很小，犬齿也相对地较小，尖端较为圆钝，下第一前臼齿约呈扇形，但具有明显的双尖，臼齿的齿尖较为圆钝，排列也较为紧密等等，我认为巨猿也属于人科，但还不是真正的人，而可能是前人系统上的一种类型。鉴于巨猿牙齿和下颌骨异常硕大等特化的性质，巨猿可能是前人系统上在早更新世之末灭绝的一个旁枝。
应当指出，在八十多年以前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时，人类化石的发现还非常少，人类起源问题方面还没有多少科学著作。因此不难理解，恩格斯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在科学材料的引用上，受到了当时科学水平的一定的限制。但是从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世界各地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正确和科学预见性，也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无比巨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曾说：“人类劳动尚未脱弃最初本能形态的情形，早已经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中”，这是“最初的动物似的本能的劳动形态”?。从现在的化石材料来说，这种动物似的本能的劳动形态用于前人阶段的人类比用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可能是更为适当的。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的远祖可能是住在森林里的一种古猿。大约在第三纪的中新世的时候，古猿中的一部分比其他的古猿更经常地下到地面，直接与地面接触，上肢的使用更频繁了，手和脚的机能差异和解剖差异随着加强，这样便逐渐从树居的生活方式变为地面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半直立的姿势，使上肢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能更有效地使用木棍和石块等来获取食物和保卫自己，成了两腿行走的前人。另一方面，由于双腿行走较为缓慢，为了有效地防御敌人和获取食物，需要有高度发展的群居关系，但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为了要使木棍和石块在他们手中能发挥充分的效用，需要有较大的身材，也还需要充分发展双手使用各种天然工具的灵活性。巨猿可能就是早期的前人向身体愈来愈大的方向发展而过分特化了的一枝。
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进一步便可能用一块石头打碎另一块石头，选择出最适合某种目的的有尖的棱角的石块。这看起来虽然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但已经是人工制造劳动工具的开始，这就是真正劳动或狭义劳动的最初形式，真正的人类就此诞生了。这时，群体中的各个成员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导向了劳动集体的人类社会的产生。所以人类从他的前人祖先转变为真人是在制造劳动工具以生产生活资料之时开始的，这时开始形成人类社会的组织。在劳动的作用下，原始人类进一步向着现代人类发展。
我以为，人类从其动物祖先的古猿分离出来，是从使用天然工具，营地面生活开始的。这是广义的劳动，这是前人阶段的人类。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的发展，从制造最早的石器时开始，人类进入了更高的真人阶段，开始有社会组织。工具的制造标志着真正的劳动或狭义的劳动的开始，也意味着真正人类的出现。因此，真正的人类是从制造工具以生产财富的劳动开始，又在创造财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劳动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的。用以劳动的双手愈来愈变得灵巧，脑子随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于是人类就成了万物之灵。
根据目前所有的猿类化石和人类化石及其物质文化遗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样来理解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比较合适。
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于目前已有的生物学资料，使人与其动物祖先维持着系统关系，不致因强调人类劳动的特征而割断了人类与动物界的有机联系。因此，我把只能使用而还不能制造工具的“前人”称为“生物人”，以别于不仅能使用并能制造工具的“真人”。我又把后者称为“社会人”，强调真正的人类的社会性，以符合于目前社会科学以及一般人对人的概念。这样不仅对劳动的发展过程可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对人类的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学，……它是从人及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人类学的研究怎样能起到从自然科学过渡到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人类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关于劳动在这个过渡中的作用问题，正是需要我们继续来详细地研究和阐明的重要问题。
关于远古人类的历史资料，目前还是相当贫乏的，许多问题还研究得不够。我在此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与同志们商榷。
①黑伯勒：《人类的起源与现有的化石记录》，冷泉港定量生物学讨论集，1959年，第24卷，第235—244页。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一编，第一章，第13页。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7页。
④同上，第138页。
⑤同上，第140页。
⑥裴文中、贾兰坡：《劳动创造了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3年版。该小册子中说：“我们的远祖——古猿——因为两手劳动的结果而演变成了人”；又说：“假如我们远祖不劳动，我们永远也不会脱离动物界”（第2页）。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页。
⑧同上，第138页。
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材编辑组：《社会发展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⑩吴汝康：《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一卷，第87页。
?裴文中：《中国猿人究竟是否最原始的“人”？》，《新建设》1962年4月号。
?梁钊韬：《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第60—73页。
?郭大力：问题解答，《学习》杂志第一卷，第三期，第21—2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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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慎独”
谷方
“慎独”见于《礼记》《中庸》篇，意思是说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能慎重遵守道德原则。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那么，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慎独”这个儒家的道德规范，在这里获得了积极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儒家所谓“慎独”，实际上是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独善其身”，或者是为了保持抽象的“善良之心”。无产阶级则与之相反。在它看来，“慎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是以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为己任，他为着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头可断，血可流，表里一致，始终保持着革命的纯洁性。因此，“慎独”对于这样的革命者就不会感到什么别扭，而是他出自内心的自觉的要求。我们看到许多革命志士，当他们独自在敌人的法庭上出现的时候，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决不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出卖党和同志。我们也看到许多同志，当他们接受党和人民的托咐单独去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们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最好地完成任务或者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说明，一个人如果立场坚定、方向明确，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就一定能够“慎独”，能够正确地处人、处己、处事。因为使他情牵意往的不是个人的物欲，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他只会干好事，不会干坏事。所以能不能“慎独”，是测量一个人的革命性和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志之一。有的人在群众监督的时候，还能够遵守纪律，但是当他独立活动的时候，就出毛病了。这说明他经不起考验，他的革命性和道德品质是不完全的。
事实上，有无群众监督只是人们活动的一个外部条件。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决不会因为这种外部条件的有无或差异而发生变化。当他生活在群众中，他能诚心诚意地接受别人的监督，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当他单独工作而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能始终如一，并且如实反映情况，尽可能争取上级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不能“慎独”的人，也往往不能很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要求摆脱一切约束，认为别人的检查和监督是对他不信任不尊重，甚至认为对他是一种侮辱。其实，接受别人监督和“慎独”，是密切相联的。很难设想，一个人如果不把接受别人监督和“慎独”这两方面的修养结合起来，他就能够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虽然群众监督是人们活动的一个外部条件，但是有这种条件和没有这种条件是不同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修养的人来说，这其间的差别会更加明显。在领导坚强、群众监督严密的情况下，那些本来缺乏修养的人就会感到一种与他自己相矛盾的压力，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思想，那么经过他本人的思想斗争和别人的帮助教育，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思想面貌，抛弃干坏事的念头。而独立工作和无人监督则意味着平常制约他行动的某些客观因素消失了，他的思想处在一种相当自由的状态中。然而，他并不是处在真空中，所以在群众的监督消失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因素来影响他、制约他。有时这种新的因素正是促成干坏事的方便条件。在领导坚强、别人监督严密的情况下，干坏事的可能性比较容易发觉，不致造成严重的后果。到了单独活动的时候，对于外界的情况就只能靠个人的判断和选择了。如果平常缺乏严格的锻炼和修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能自持，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旧社会完全不同，与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完全不同，在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的国家树立了新的道德风尚，到处充满着光明和正气，但是，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干坏事的社会思想根源仍然存在。这样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和修养，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除了个人的道德品质状况不说，不能“慎独”的人往往有个共同的想法，即以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干了某种坏事，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以蒙混过去的。在这种估计之下，干坏事的冲动便由抑制而变为活跃。当事情败露以后，这些人便震惊于当初估计的失误了。这的确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坏事特别是于人民利益关系较大或牵连较广的那些坏事，不管肇事者采取怎样的手段，终归是要水落石出的。封建社会的一些明智之士也能看到这一点。汉朝有个“性公廉不私受谒”的官吏名叫杨震。一天晚上有人送十斤金子给他，说深更半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他终于不接受贿赂〔注〕。杨震是个信神信天的和清高的人。不论他的世界观如何，慑［shè］于坏事败露，恐怕也是使他“不私受谒”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慑于真相败露而不干坏事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慎独”。真正能够“慎独”，是高度的自觉性的表现，也是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摆脱了被动状态，取得了主动权。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指取得了主动权。人们如果脱离了低级趣味，使道德修养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那么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都能活动自如，可以撒得开，收得拢，既不会因担心犯错误而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也不会因放手地进行活动而做出坏事来。当然革命和建设不是绣花，而是生动活泼的创造，要求绝对“不逾矩”是有困难的。但是一个修养有素的无限忠诚的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逾越党的利益第一、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一这样的大规矩的。
人们在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被动状态而进入健康向上和主动的状态之后，“慎独”便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他不是偶然做一次两次给别人看一看，而是朝如斯，夕如斯，年年月月如斯。然而要进入主动状态并不那么容易。这需要经过刻苦的锻炼，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坚强的意志力。因为“慎独”不是别的，它是在无人监督和外部约束甚少的情况下，调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抵制坏事，坚持正道的一种行为。在这个行为过程中，往往要遇到许多矛盾，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意志薄弱者往往在思想斗争中失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奏起胜利的凯歌。所以意志力和“慎独”是完全不能分开的。能够“慎独”是意志力坚强的表现，有了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慎独”。难怪许多革命者都顽强地磨练自己的意志。罗学瓒烈士曾以这样的诗句勉励自己：“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不磨练坚强的意志而希望“不惧”、“有为”和“慎独”，那就无异于希望柔弱的路旁小草结出硕大的果实来。从旧社会生长教养出来的人，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要经过一段磨练的过程才具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慎独”，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锻炼，那么这个过程就可大大缩短。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内容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经常发生或大或小的流动和变化。今天在群众的密切监督下工作，明天就有可能独立工作和单独活动；在做一种事情的时候，有人监督，在做另一种事情的时候，可能就要单独进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慎独”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个革命干部不可缺少的思想修养。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有责任带领人民群众从人类社会中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他对于自己思想意识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不会也不应该庇护和掩饰的。
没有蜜蜂，香花也照样开放。真正的共产党员，保持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分条件和环境的。
〔注〕见《后汉书·杨震传》。原文说：“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王密送的十斤金是不是贿赂，这是不说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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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真理与错误对立统一问题的讨论
文汇报1962年4月12日刊登了陈翰伯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一文，引起了关于真理与错误对立统一问题的讨论。该报先后发表了余源培的《错误观点是相对真理吗？》（5月15日）、丘权的《如何理解错误和真理的对立》
（6月12日）、李宝恒的《真理和错误》（8月17日）和来稿综述（7月31日）等文章。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简述于后。
一、燃素说是不是相对真理？讨论是从对燃素说的不同评价引起的。陈翰伯说，“燃素说是非科学的，因而也不是真理。”同时他又说，燃素说也作过它自己的历史贡献，例如燃素说对于后人就起过思想材料的作用。但是，余源培认为，燃素说在历史上只起反面作用，像宗教迷信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燃素说远在它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非科学的了。李宝恒也认为，科学实践已经证明燃素说“完全错误，绝非真理”。丘权则认为，燃素说还是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的，因为它说出了燃烧这个自然现象中有一种物质——燃烧的要素这一道理。周九如、钱时惕等也认为，燃素说中还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对科学发展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二、相对真理中是不是包含有谬误的因素？陈翰伯认为相对真理中是包含有完全谬误或局部谬误的，他说：“无论在哪种场合下（某一相对真理是完全谬误或局部谬误）它仍然不失为人类认识史中的一个阶段，或者可以说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个阶段。”
但是，余源培认为，错误不包括客观真理的因素，根本不具有真理的性质；相对真理尽管是对客观真理相对地、有条件地反映，但是其中包含着客观真理的因素。如果将错误观点看做是相对真理，必然会把相对真理看做错误，必然会取消相对真理中的客观内容，使它不成其为真理，混淆真理与错误的界限。
李宝恒认为，余源培关于相对真理中“不包含任何谬误”的提法太绝对化了。事实上，许多相对真理中往往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谬误的。他还以哥伯尼的太阳系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有某些错误为例，来证明他自己的观点。
丘权认为，如果从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方面来看，就真理和错误的对立的绝对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相对真理不包含错误”。如果从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方面来看，就真理和错误的对立的相对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说“相对真理最终会被证明有错误”。所以，他认为这两种提法都能成立，但要看从什么意义（是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来讲真理和错误的对立。
三、真理与错误是怎样转化的？一种意见认为，真理和错误这两个对立面的转化，是事物本身的转化，是真理本身变成为错误。例如郁慕镛说：“辩证法讲的转化是事物本身的转化，是事物‘自己’的运动”。所以他说，相对真理如何具体转化为错误，一种是人们使它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来应用；一种是客观事物的发展，由于历史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原来正确的认识变成不正确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真理转化为错误，并不是真理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认识上的过错。例如余源培说：“物理学家如果硬要把牛顿力学的规律强制于粒子运动，并因粒子运动不服从于牛顿运动规律，企图证明牛顿力学是全部谬误或局部谬误，这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认为真理与错误的转化，不等于错误就是真理，而是真理与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简单地否定错误，并不能真正克服错误；只有认真地对待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收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错误中得到真理，变错误而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