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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这些小事
本报记者 柏生 惠珍
北京的服务行业中，最近出现了不少的新气象。修理、服务行业的网点设置，服务项目、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修理价格等等，都有了改进，适应了街道居民的要求，人们感到方便。许多传统的好的营业方式，如走街串巷流动服务、修理上门等等，多起来了。
三轮车增设服务点
无论是清晨、傍晚，无论是热闹的街头或寂静的胡同口里，流动服务，主动承揽顾客的三轮车，近来比过去多了。这些三轮车的出现，给老年人、孕妇、病人，以及刚刚下火车的旅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街头巷尾的三轮车多了，是不是因为三轮车增加了呢？据东城区北新桥客运三轮车合作社负责人常全安和老车工出身的赵福宸谈，三轮车最近并没有增加，而是服务办法和管理制度改进了。今年6月里增设了许多停车的服务点，以东城区北新桥社来说，共有三轮车四百九十一辆，车工和管理人员五百一十人，设有四个大站，两个分站。站上安装了电话，日夜有人值班，顾客可以电话要车。过去只有五个停车点，现在增加到三十个。这些停车点大部分布在一些大医院和胡同口上。它们都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挂上了钩，随时了解顾客乘车的情况和需要。车工们还在自己住处的门口挂上了牌子，便于街坊邻里夜间有急事时容易找车。
在管理制度方面，这个社也作了很多改进。过去社里规定车工每天上班都要到站，由站上售票派车。车工拉完一次车，再返回站上等待下次派车。这不仅浪费了车工的时间，也给乘客在街上找车带来困难。现在改变了这种做法，车工可以在站上等候派车，也可以去各处流动，自由承揽顾客。在服务态度方面，更有了显著的改进。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们都在辛勤地为乘客服务着。车工张德成说，他自己光夜间送病人、产妇上医院就有十多次了。有一次夜里送一个产妇到医院去，因为忙着送别的病人，连钱也没收。第二天人家给他送了八角钱来，他按路程的远近，只收下了四角钱，把顾客多送来的钱退了回去。今年5月24日夜晚十二点钟，东城区大经厂住户冯淑贞临产，时间十分紧迫；正在熟睡的车工萧玉海听到有人喊他，马上爬起床来，蹬上三轮，一口气把产妇送到了医院。
我们的公共交通服务事业发展很快，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出租汽车都增加了很多，应该说是很方便的；可是，它们还不能一下子完全代替三轮车。三轮车服务工作改进以后，和现代化的公共交通工具结合起来，作为一种辅助的交通工具，就给人们带来方便，给一些有急事的乘客解决了困难问题。
明码标价
北京修理行业经营的面很广，修理的项目也很多。其中大部分有市里统一规定的价格，但也有一些修理项目没有规定价格，需要和顾客当面议价。同时，由于修理技术繁简、好坏差别很大，人员又流动分散，收费高低有时有很大出入。同样修一双鞋，这个修鞋摊要四角，那个修鞋摊也许要一元。因为修鞋摊上没有统一的明码标价，就无从知道修鞋的价格。但是，最近情况有了改变。
在热闹的新街口十字路口旁，摆着一个修鞋摊。修鞋的顾客不断光顾。摊后的墙上挂着一块罩着玻璃框的大牌子，标明修理项目和收款数目。价目表下边还有一块小牌子，上边写着“西四皮便鞋社新街口第二门市部，负责人姚书成”。摊上三个老师傅中间，有一位就是姚书成。他一边干活，一边接待修鞋的顾客。他们的门市部在新街口南大街149号，为了方便过往的顾客，就在这街口旁设了一个摊。谈起这个价目表，他说：“修鞋的统一价格早就有，但是还有个别的点不按规定收价，顾客很有意见。从6月份起，上级规定所有修理点都要明码标价，并在牌子上写明这个点属于哪个门市部和修理人的姓名，以便顾客监督。”“我们不仅要严格按统一价格收费，而且还要给顾客当参谋。”他拿起正在修的一双鞋说：“你们看这双鞋吧，后掌磨偏了，这位顾客原来要换一对，这要花一块二毛钱。我建议把两个后掌倒过来，填上点碎皮子，这样只要三毛钱。不仅为顾客省了钱，还节约了原材料。”工人们对明码标价的反映怎样？姚书成说：“主要把道理向工人讲通了，大家都能严格执行，没有意见。多劳多得，怎么样能多得呢，是多向顾客要价吗？当然不能这样。应该多修一些，这样才能既方便了顾客，自己又增加收入。”
现在，市区和郊区的修理行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明码标价，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修理上门
在修理行业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方便居民群众的好做法。这就是不仅设摊设店、走街串巷的服务增多了，还增加了上门修理的业务。东城区就有九个电料商店从今年6月增加了零修电工，随叫随到，日夜修理，很受群众欢迎。
米市大街电料商店的主任对我们说，现在他们固定专人为用户修理电灯，无论什么时候用户来找，只要店里有人，当时就去，有一天晚上虽然下雨，也出去了三次。一般的修理，不超过一小时，只收费两毛钱。
在木器家具方面，北京市现在有八个门市部从今年5、6月份先后增加了上门修理的业务。这些木器家具修理门市部对住户们一些难以搬动的木器家具，如大衣柜、双人床、木箱等，只要住户通知他们，都能根据需要及时上门修理。有些急需的家具，如每天都用的床，以及残废、瘫痪病人的必需用具等，一般都随叫随修，尽量不耽误使用。他们有时还主动到住户家里去看看有没有要修理的家具。在宣武门内北京市木材厂家具修理门市部，经常有顾客来找他们上门修活。住在西单双栅栏五号的一个唐姓住户，家里的一个带镜子的大五屉柜坏了，抽屉的木板都散了，搬出去修很困难，去找这个门市部修理，门市部的谢师傅带着工具来到住户家里，很快就把衣柜修整一新。
修理服务行业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虽然这里谈的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但它关系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新的改进，以及传统的好的营业方式的恢复，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在为群众衣食住行服务的行业中间，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修理服务网点还不够普遍；还有个别修理点在执行统一价格方面做得不够好；某些修理行业的质量也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有关群众生活的这些“小事”，希望有关部门关心和进一步研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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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藏胞办好事的解放军
在青海草原上，流传着许多人民解放军热爱藏族同胞的故事，这里记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一担清水
草原上，在多雨的季节里，一场雨后，满河流着泥汤，要找点清水真不容易。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某地的人民解放军一个工兵分队，为了积蓄雨水挖了一个水池。从此，附近的藏族居民便常来这里取水。
一天，战士张贵林挑着桶来取水，但是池里的水很少，费了很多工夫才装满了两桶。在他正要挑走时，拉亚大妈也背着水桶走来。大妈看了看水池，失望地说：“真不巧，今天孙儿过满月，来了客人，要等着烧奶茶哩。”张贵林听了，就要把这担水让给大妈。大妈说：“你们也等着用，还是你挑走吧！”两人互相推让，谁也不愿把水挑走。
这时，正好炊事班长王兴茂也来挑水。他问明了情况，挑起水就走，说：“你们都不要，我就不客气了。”大妈一看不对头，分队住在西边，怎么他担水往东走呢，背起水桶就走。当大妈追到自己家里时，王兴茂已经把水倒在她的缸里了。
帐房接生
有一天，一匹枣红马驮着一个年轻妇女，顺着巴塘公路缓缓走来，后面跟着一个老阿爸。他们突然在一株大树旁边停下来，妇女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呻吟声惊动了一群正在附近挖地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立即跑来问讯。
妇女名卓玛，父亲送她到玉树县人民医院去生娃娃，没想到在路上就临产了。这里离县城还远，四面一片荒原，哪里去找医生呢？战士们同老阿爸商量了一下，便把孕妇抬进了他们住的帐房。接着，大家忙着给孕妇准备好了卧铺，把帐房透风的地方也都用被单遮严，并请了卫生员来当临时接生员。不久，帐房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白胖的小男孩诞生了。
战士们把新毛巾、新衬衣拿给产妇和婴儿用，用大米、红糖熬稀饭给产妇吃。七天以后，产妇能下床活动了，老阿爸才把卓玛和婴儿带回家去。
急流架桥
曲吉河滚滚地流过杂多县的结草原。多少年前，两岸的牧民就希望河上有一座桥。牧主、头人便利用群众这个心愿摊派钱粮。虽然银元装满了他们的腰包，粮食堆满了他们的帐房，可是，到后来，只在河上架起一条皮绳，绳上挂个活套，过河人把自己用套捆住，从皮绳上拉过去。皮绳经不起风吹雨打，日子稍久就霉烂了。牧主、头人总是等到绳断人亡时才肯换一根绳子。就这样，湍急的河水不知道吞没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们听到了群众讲的自己的痛苦以后，立即冒着风雪严寒上山砍木，架设桥梁。不久，一座崭新的木桥便横跨在急流河上。
作者：梁学才
（新华社）
（附图片）
驻海南岛海军某部，派出拖拉机帮助黎族社员耕地，受到社员热烈欢迎
丘仕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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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望谟汉族干部坚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大部分人会讲日常用语，一部分人能同群众谈政策叙家常
新华社贵阳9日电 贵州望谟县四百多名从外地来的汉族干部，十年来坚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大部分人已经会讲当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用语，一部分人可以直接用少数民族语言同群众讲解政策、畅叙家常。
望谟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布依、苗、瑶等兄弟民族的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1％。这些汉族干部中，有的来自浙江、湖南、广西、云南等地。刚到这里时，他们因为语言不通，工作中曾经遇到很多困难。从1952年起，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利用同群众一起劳动、生活的机会，有的随身带着本子，边学边记；有的同少数民族干部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订教学合同，定期检查学习成绩。少数民族群众看到汉族干部这样认真学习本民族语言，非常高兴，不论男女老幼，都耐心地帮助他们学习。
汉族干部学会当地民族语言以后，更加密切了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县商业局工作人员姜志远、林佩珍，现在可以用熟练的布依族语宣传党的政策了。蔗香公社社长杨旭光不仅会讲一口流利的布依族语，还会唱布依族语的山歌；乐旺区商店经理张良谷会说布依族和苗族的语言。过去因为语言不通，群众很难向汉族干部倾诉自己心里话。现在，不少汉族干部被群众称做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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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继禹运送行李“万无一失”
这位北京列车段的行李员，十二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运送八十七万多件行李包裹，从无差错
据新华社10日讯 记者李养池报道：在日常生活里，一个人多年不丢失不损坏一件东西，是很少见的。可是，北京铁路局北京列车段的行李员萧继禹，十二年来运送行李包裹八十七万多件，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
萧继禹常说：行李不同旅客，一个旅客什么时候上车、下车，在哪儿转车，自己都知道；可是行李件件都靠人照管，一件操心不到，就可能装错卸错。有一次，两件行李的货票上写着：“从重庆发往村州”。萧继禹不记得有“村州”这个站名，怀疑是写错了，就去查行李标签，可是行李标签上面也一模一样地写着“村州”。他仍然不放心，就拿出行车时刻表一个站一个站地查对，查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找到“村州”这个站名。究竟这两件行李是发往哪里的呢？最后，他根据货票上的运价和里程，算出到站应该是湖南的郴州。
萧继禹先后在北京到哈尔滨、北京到上海、北京到重庆等线路上跑过车。他为了熟悉线路情况，专门抽空背熟各条线路的行车时刻表。这些看来和运送行李无关的枯燥的站名和时间，一到萧继禹的手里，都派上了用场。今年3月他在北京到重庆的列车上服务，列车快到四川境内中坝车站的时候，他想到中坝站只停车两分钟，必须早做准备。但是一看行李却有八十多件。他想，这样多的行李，两分钟可能卸不完，便预先和中坝站联系，请他们多派一些装卸人员。结果，在车站和列车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提前卸完了行李，保证列车正点开出车站。
为了避免装卸工人拿错行李，萧继禹给同一车站卸车的行李垛挂上一个去向牌，标明这些行李的件数和到站站名，把暂时不卸车的行李用红带隔开。遇着停车时间短、卸车行李又多的车站，他就预先把要卸的行李挪到车门口，尽可能节省卸车时间，以免工人忙中出错。有时，因为停车时间有限，装卸工人不能把装车的行李码得很好，列车开动后，他就重新码一遍。有的行李散了，他就重新捆捆，绳子松了，他就动手紧紧，箱子上的钉子掉了，他就想办法给钉好。列车穿过山区，他特别检查行李堆得是否稳当，下雨下雪了，他总要看看车厢是否渗水……。
萧继禹十二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受到了大家的赞扬。自1957年以来，他连续五年被评选为北京列车段和北京铁路局的先进生产者，在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召开的许多次行李工作会议上，他介绍过自己安全运送行李的经验；列车段还总结了他的工作方法，在全段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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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联欢节后回国途中
朝鲜青年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10日讯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回国的朝鲜青年代表团的一部分团员，在团长、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吴铉周率领下，今日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杨海波等人。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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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肿瘤研究论文集》出版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最近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在国际肿瘤大会上提出的三十三篇学术报告，收集有京沪津等地肿瘤研究人员近年来的论著，还发表了有关新的抗癌药物研究报告
新华社上海9日电 中国医学科学院编辑的《肿瘤研究论文集》已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最近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提出的三十三篇学术报告。首批出版的中文、英文两种文本已由代表团携带出国，在会上交流。
这本新中国第一部有关肿瘤研究的论文集收集有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山东等地肿瘤研究人员的论著。论文对鼻咽癌、食管癌、子宫颈癌、肝癌、乳癌的致病因素、病理形态、诊断检查、治疗方法及其他抗癌药物、实验研究等方面提出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和一些新的见解。
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和实验生物研究所肿瘤研究室的研究工作者所写的论文，分别叙述了他们在实验室培养五种人体肿瘤细胞株的情况。就目前所知，在过去的文献中还没有报道过与其中三株来源相同的细胞株。他们对这些已经培养了将近两年到三年以上的细胞株作了观察和分析，其中肝癌细胞已传到一百一十三代，骨软骨肉瘤细胞等在体外已传到二百代以上，证明它们的生长速度较高，其中某些细胞有显著的恶性行为。
论文集还发表了有关新的抗癌药物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两种锑胺羧螯合物对几种动物肿瘤有较好的抗癌效能，临床试用证明，对某些癌瘤有缓解作用，同时对肿瘤的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合成的N—甲酰溶肉瘤素，经过动物实验和初步临床观察，发现它对精原细胞瘤、恶性淋巴瘤等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毒性反应也较低，被认为是有希望的抗肿瘤新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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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耳开窗”治聋病
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用这种手术先后治好十五个病人
新华社10日讯 一位患了十四年“耳硬化症”的工程师，在进行“内耳开窗”的手术后，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助听器听取声音。这是北京市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两年前开始使用这种手术以来治好的十五个耳聋病人中的一个。
这位工程师名叫翟冠雄，幼年左耳听力就非常差，十四年前右耳又患了“耳硬化症”。这个病是由于中耳向内耳传声音部位的一个“小窗”（卵圆窗）被骨质闭锁，三个小听骨中的“镫骨”因此固定在“小窗”上，妨碍声音的传导，病人只得靠助听器维持听觉。近一年来耳聋程度继续发展，经过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确诊后，决定为他的右耳做“内耳开窗”的手术。
担任手术的是耳科大夫赵应时。他先在患者的耳道内作了切口，用小锤敲打小凿子，轻轻地凿开耳内的“乳突骨”，接着用小电钻把内耳的骨壁琢磨成像蜡纸一样薄，然后在放大十倍的手术显微镜下将这骨壁揭开，作成一个新的小“窗”，外界的声音就可以从这里传导到内耳，产生听觉。手术后第十六天，患者的听力有了明显的好转，目前，不带助听器也能听到别人一般低声说话的声音。
由于内耳的构造很复杂，因此在进行“内耳开窗”的手术时，必须做到高度的精细和正确。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在两年内进行的二十次手术中（有的病人两耳都动手术），有十七次手术后，病人听力都显著好转。他们最初作这种手术需要八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个小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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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影剧事业奄奄一息
去年以来，只拍了一部“聊资点缀”的影片；京剧团没有一个能维持经常演出；宣传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色情、凶杀的美日影片大量输入
新华社10日讯 台北消息：台湾的影剧事业在蒋介石匪帮和美国侵略者摧残下，已濒奄奄一息地步。
据台湾《联合报》、《公论报》等报纸透露，台湾电影业目前正面临崩溃的厄运，自去年以来，除了蒋匪帮官营的“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聊资点缀”的影片以外，其他制片厂都“干脆交了白卷”。在戏剧方面，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京剧团能够维持经常演出。《台湾新生报》也报道，在台湾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京剧科三年来都“奉令”不招生，而该科仅有的一个学生也被逼在最近转业了。这个科的主任、著名旦角梁秀娟也只好辞职。台北市《征信新闻报》最近在一篇题为《话剧舞台一年》的专文中写道：去年台湾的专业话剧演员只有一百多人，并且“没有一个名剧本、一出名剧、一个名演员可以推荐”。至于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地方戏，也“只有少数人在苦撑苦捱，强把欢笑献给别人，自己吞咽眼泪过日子”。
与上述情况相反，宣传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色情、凶杀的美国和日本的影片却大量输入。据《台湾新生报》报道，在去年一年中，仅美国派拉蒙等七家影片公司输入台湾的影片就达一百八十六部，现在台湾的电影市场由于“几乎完全是外片的天下”，所以台湾的影剧已被“逼到了一个丝毫动弹不得的角落里去”。台湾一些私营制片厂，在美国影片的排挤下，弄得倾家荡产，相继倒闭。台湾影剧业而且还要负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台湾影剧业每卖出一张票，便要被蒋匪帮以娱乐税、防卫捐、劳军捐、建设捐、印花税等名目征收占票价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捐税，以致台湾各地的电影院和剧团家家赔钱，无法营业。蒋介石匪帮还经常对台湾影剧界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凡是创作和演出具有进步思想的影剧，都被加上宣传“赤毒”的罪名，勒令各剧院停演，演员也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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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访“药倌”
许绪檄
熟知百草
浙江天台山山高岭陡，盛产药物。解放后，药物普查队曾多次到天台山勘察药物资源，1958年在天台山顶峰——华顶峰办起了林药场。
今年4月间，我去林药场参观了药物标本园。陪我参观的药物队副队长杨周杰，是个二十挂零的年轻人。他头戴棕丝箬帽，脚穿山袜草鞋，手拿短柄锄，腰系半旧棕榈绳，一付山里人的打扮。我们走进药物标本园，他指着一畦畦各式各样的花草告诉我：“这是虎芽半边连，马芽半边连，鼠芽半边连”，“那是红花美人蕉、黄花美人蕉、金边美人蕉”，“这叫九头狮子草、金边兔耳草、七叶一枝花、深山一枝枪”，“那叫金钟细辛、竹节细辛、马蹄细辛”，一连介绍了上百种药草。这些药名，许多是闻所未闻的。这个朴实的年轻人，怎么会懂得这许多古里古怪的药草？我好奇地问道：“金钟细辛多长在哪些地方？党参在什么时候育苗？七叶一枝花有什么用途？”年轻人回答得十分利索：“金钟细辛喜欢潮湿，多长在柴丛遮荫的地方；党参春天发根，宜在春天栽种；七叶一枝花是蛇药，专治蕲蛇咬。”随着他的介绍和回答，我觉得杨周杰的年龄似乎长了一倍，无形中在我的头脑里，给杨周杰换上了“深山药倌”这个词儿。
拜师尝药
他怎么会熟悉这样多的药草？让我们听一听他自己的叙述吧。
“那还是1960年初，我刚到场里来的时候，头一天就闹了个笑话。那天，一个场工扛一箩种子上山下种，我一看种子，是圆圆的、黄黄的，便脱口问了一句：今天种洋芋吗？谁知这一问，引得人家哈哈大笑了一阵，真是摸不着头脑啊！这个场工对我说：‘老弟，这不叫洋芋，叫贝母，是药材。’当时羞得我满脸通红。从此，就决心认真学习。一天晚饭后，同志们谈起怎样采集药物标本，有个同志说，华顶寺庆增和尚经验十分丰富。于是我决定拜庆增和尚为师。老和尚为人直爽，高高兴兴地答应同我一齐上山采药，他年纪虽老，身体瘦，但爬山的本领很高。在悬岩陡壁之间，只见他两手横伸，右脚跟左脚，像壁虎一般地跨了过去。可是我呢？脚发抖，头冒汗，心里崩崩跳。亏得老和尚在一边指点说：不要慌，脚踏稳，慢慢走，这才爬了过去。这一次，我随老和尚采集了几十种药草。”
“从此以后，我经常一个人独自上山采药，看到异样的花草，就先尝一尝；碰到有苦味的，就掘回来请教老和尚。用这个办法，使我认识了更多的药草。一次听人说，在双岭大山里有位八十多岁的张老翁，精通不少药草。于是，我从华顶爬下四十五里山岭，走过三十五里平道，再爬上三十多里山岭，到达双岭大山，终于找到了张老翁。当我把来意向老人说明后，老人说：‘小兄弟，我祖传三代是采药的，认得一些药草，我已教会我的儿子以德了；我走不动，叫以德带你去找吧。’就这样，跟着张以德，在双岭大山上又找到金钟细辛、马蹄细辛等几十种药草。这么一来，采标本有了门道，我也越干越有劲了。”
以药为业
听了杨周杰叙述学习采药的经过后，我不由地对他说：“一个人爱上自己的工作，只要努力去钻研，定会做出成绩来的。”这句话，引出了他的一段回忆。
过去，他并不喜爱这一行。上山的那一天，他爬山爬得周身酸痛，到山上又碰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弥天大雾，真有点害怕。他只念过小学，不懂药材，心想能挑起采集药物标本这副担子吗？自己年纪轻轻的，在这深山冷岙［ào］雾露堆里工作，能有什么出息吗？家在平原，到这大山里来，天冷，岭陡，吃得消吗？脑子里翻腾了好几天，晚上睡也睡不安稳，想想还是回家好。他的苦恼被党总支书记看出来了。一天下午，总支书记找他闲谈说：“小杨，你说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吗？”他闷声闷气地回答：“当然伟大。”总支书记又问：“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伟大吗？”他回答：“当然伟大。”总支书记再问：“不过，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生了病没人医，或是有人医没有药，病不好，人不健康，社会主义建设没人搞，你说该怎么办呢？”他心头热烘烘的，知道自己想错了。从此以后，他在党和同志们不断地教导和关怀下，决定安下心来，把采药种药当作自己终身的职业。
“现在可钻出点名堂来了。”我说。
“还差得远哩。这四五百种药草，大量生产的还只有几十种，其余的我们还正在试种。还有，能不能把野生药材变成人工培育？能不能把外地的药材，移到天台山大量生产？这些药草我还只知道名目，它们的效用还只晓得一百几十种。不过，我想只要不怕苦，肯学习，努力钻下去，一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原载《浙江日报》，本报有删节）
（附图片）
赵志方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