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凯歌百代
郭沫若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1930—1952），是于1952年10月20日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的。
在战斗中，他所属的部队奉令反击敌人所占据的某个高地。黄继光担任了突击任务，勇敢地接近敌人，最后以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火力点，保证了部队完成攻克高地的任务。
这种壮烈的英雄行为是永垂不朽的。
今年是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十周年。
烈士的故乡，四川省中江县，为了学习黄继光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发扬他献身于人民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已成立筹备委员会，决定建立黄继光纪念馆。
筹委会来信，要我撰写一副对联，准备刻在烈士纪念碑前。又说，在进馆处有十二米长的一扇照壁，也要我拟四个大字刻制在上面。
这个任务是很光荣的，我费了一番思索，先拟出了一副对联：
血肉作干城，烈概在火中长啸。
光荣归党国，英风使天下同钦。
上联的“长啸”二字，本作“永在”，已经写好了，才发觉一句中有两个“在”字。于是才改为“长啸”。这一改，我觉得倒似乎更有声有色了。因为“永在”是死字眼，“长啸”是活字眼，英雄是永远活着的，他永远在呼啸。这才更切合着历史的真实。
题照壁的四个字，却费了更多的脑筋。看来文章愈短，似乎是愈难做的。四个字要概括出黄继光的英雄业绩，实在不容易。
我想了二十来往个四个字，如像“永垂不朽”、“浩气长存”、“气壮山河”等等，太通套了，缺乏新鲜的意义。
也想写“血铸和平”、“藩翰中朝”、“火中凤凰”等等，也不能满意。“青年师表”、“人民模范”、“国际英雄”，还有其他，都在脑子里回旋过。
最后我选用了“凯歌百代”，似乎可以比较满意。这四个字，在我以为，不仅包含着黄继光的英雄行为，也包含着在党领导下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整个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
黄继光的英雄行为，没有党的抚育和教导，是不能成为现实的。我们赞美黄继光、学习黄继光，最基本的步骤是接受党的抚育和教导，以争取祖国的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灵
剥下虎皮
钱惠民
上海——这座曾经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城市，多少年来，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在这里过着作威作福的生活。从1949年5月27日起，上海变成了新中国人民的上海。可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从这里滚开，他们继续蹲在这里，因此，便发生了一桩这样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全上海市军民为庆祝解放，纪念“七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当一支游行的队伍走到东长治路溧阳路口时，一个外国人驾驶着一辆蓝色的小轿车，冲着游行的队伍，飞驰而来。车上既没有通行证，又没有军管会的牌照。这个“洋人”，自以为他在中国仍然有“特权”，他的汽车在任何地方都会“通行无阻”，就是撞死了人，也应该受到“保护”。他想错了！
蓝色的小轿车，在群众的?喝声中，只得停住。车门推开，钻出个黄头发的脑袋，叽哩哇啦吼叫着，意思是为什么不给他让路。民警同志走上前，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早有通告，游行的时间汽车不许通行，你为什么违犯规定？”
“我的汽车，有通行的自由！”车里发出傲慢的回声：“快快滚开！”
游行的群众，见这个“洋人”如此蛮横，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纷纷挥动起拳头，警告他不准撒野。
这个“洋人”置之不理，脑袋一晃，继续往前开车。有几个人当场被汽车碰倒。群众忍无可忍，愤怒地拉开车门，扭住那个“洋人”，送交给了人民警察。
黄头发的“洋人”被送到提篮桥公安分局，还是“威风”不灭。他往椅子上一坐，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咿哩哇啦大叫大吵。公安人员要他交代姓名、职业，他眼望着天花板说：“你们无权问我！我拒绝回答！”当公安人员再次要他交代时，他突然跳起来，像发疯似地，抓起椅子，向办公桌、电话机砸去。直到警卫人员把枪栓一拉，枪口对着他时，他才老实下来。可是，他眼珠一转，嚎叫了一声，抓起桌上的红墨水瓶就倒在自己的头上。霎时，他的脸上、西装上染得一塌糊涂，把自己搞得像个马戏团的小丑，嘴里还叫着：“我要向联合国控告。……”
7月7日上午，我奉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来到了提篮桥公安分局，审判这个无法无天的帝国主义分子。
他穿着那身染了红墨水的西装，走进来后先拿绿眼睛盯了我一阵，大概是估量我的身份，然后傲慢地坐在椅子上，开口就说：“先生，我非常遗憾地提醒阁下，你们部下如此无理地对待我，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
看他那副好笑又好气的样子，我说：
“先生，我也非常遗憾地提醒阁下：国际公法并不允许你在人民的中国骂人、踢人、开汽车撞人！”我举起那只空墨水瓶：“至于你表演的这场滑稽戏，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感兴趣。”接着要他交代姓名和职业。
他肩膀一耸，满脸得意洋洋地说：“大美利坚合众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威廉姆·欧立夫。”说完往椅背上一靠。
听了他通名报姓，同志们更加愤怒。真所谓不提美国倒还罢了，提起这个凶恶的死对头，每个中国人民都火冒三尺。多年以来，它一直用飞机大炮和美元支援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它们一直幻想着中国彻底变成它的殖民地，直到我大军渡长江时，美国的远东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还停在吴淞口外。南京、上海一解放，它们的幻想破灭了，舰队夹起尾巴逃出了吴淞口，可是，这位副领事却还蹲在上海横行霸道，我抑制住满腔的怒火，向他说：
“威廉姆·欧立夫！我提醒你：新中国政府并不承认你代表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你是一个缺乏起码教养的美国侨民！今天，你在新中国的上海，违犯了法律，必须受到应得的制裁！”
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他，他先是猛一挺脖子，两眼惊慌失色，望望我，马上又眯起眼，假装镇静地扭过脸去，望着墙上的日历。我便趁机向他说：
“你就仔细看看那日历吧！今天是1949年7月7日！”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又一次耸耸肩膀，这动作似乎是说：“1949年7月7日的上海又会怎么样！”我的问话，他完全以沉默回答。
审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看看无计可施，无理可说，试探着问道：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我说：“你要认罪，要公开悔过！”
他又一次耸耸肩膀，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没有罪，我拒绝这样做！”说着往椅背上一靠，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答。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以为凭着他的“副领事”头衔，谁也不敢拘留他。他想错了，我们坚持正义，他不低头认罪，决不恢复他的自由。随令民警把他押下去，给他一个清醒的机会。
他被拘留起来以后，继续摆“威风”，拿架子。给他茶不喝，给他饭不吃。谁知装模作样“绝食”不到八小时，开晚饭的时候，他一看又给他端去了饭，嘴里嚷着不吃，两眼却盯着盘子碗。送饭的同志看他那副可怜相，便把饭留下走了出来。过了一会，再进去看，盘子碗全空了。我们那个同志忍着笑，问了一句：“先生，还要吗？”
他背过脸去，摇摇头，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声谢谢，然后转过脸说：“我请求见法官。”
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了审讯室。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昨天见我的时候，还非常傲慢，一夜的工夫，他变得“懂礼貌”了，一走进来，先哈哈腰，说了声：“先生，我可以坐吗？”
我点点头，指指椅子，示意允许他坐。我向他说：
“威廉姆·欧立夫，二十个钟头过去了，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考虑过了，完全考虑过了，”他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我感到十分抱歉，虽然我犯的过错是无意的，但是我愿意向贵国政府表示最大的遗憾！”
好一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听他多么会外交辞令！“过错是无意的”！这种伎俩正是美帝国主义一向所采取的骗术。他们的军队侵入别国的领土，屠杀别国的人民，说成是
“为了友谊”；他们把兵舰开进别国的领海，飞机飞到别国的上空，说成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他们把无数门大炮、成千成万吨的炮弹运到中国，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说成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罪，百般抵赖不过时，竟又说成是“无意的”！鬼东西想滑过去，这办不到。我站起来，严肃地说：
“威廉姆·欧立夫先生，请你不要玩弄那一套外交辞令了。你开着汽车向游行群众冲撞，敌视庆祝解放的人民，这能解释成‘无意的’吗？你大闹新中国的执法机关，这又能说是‘无意的’吗？如果这一切罪行都可以用‘无意的’三个字来解释，那么，我们将认定你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请问，你是否患有神经病？”
他以摇头代替了回答。然后又一次问道：“你们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你必须收起帝国主义的狂妄态度，你必须低头认罪！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我又一次特别提醒他：“你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同我们办交涉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们当然懂得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对于死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中外反动派，我们是不会饶恕的！”
他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再看不见了。听着我的话，低垂着头，尽量避开我的目光，猛烈地抽着半截纸烟。
看来仍需要时间使他清醒，第二次审讯又暂告结束。
第三天下午两点钟，提篮桥分局赵局长打电话给我，说罪犯威廉姆·欧立夫已低头认罪，并亲笔写下了道歉书。
当我再次走进审讯室时，夏定和、毛桂珠、刘敏等同志已经在座。他们是在劝阻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犯罪时，遭到无理殴打的公安人员。
罪犯威廉姆·欧立夫被带进门来。他比昨天更“懂礼貌”了。进门说了声：“您好，法官先生！”接着恭恭敬敬双手递上三份用英文写的向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致谢书、向公安人员道歉书和公开道歉书，在那份致毛桂珠、夏定和、刘敏等同志的道歉书上写的是：毛桂珠、夏定和、刘敏先生及公安局其他员警：
我，威廉姆·欧立夫，美国公民，对我在7月6日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对上列先生的严重妄行，对他们的人身及公安局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谨向上列各位先生道歉，致深刻的歉意。
我向他们及人民政府保证，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
我保证：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
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及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
威廉姆·欧立夫（签名）
1949·7·9
威廉姆·欧立夫看我把这份道歉书递给在座的夏定和等三同志，他随即转过身，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三位先生，对我的妄行所给的原谅，我诚恳地向您们表示歉意和感谢。”
这时我便宣布说：“威廉姆·欧立夫，我们根据你低头认罪和悔过、守法的表示，决定解除对你的拘留，现在，你可以自由了。”
“我再一次衷心感谢。”他躬身说了一句，然后垂着脑袋走了出去。
上海的报纸当时报道了这件事，并全文登出了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道歉书。上海市的人民都为这件事欢欣兴奋。群众说：“新中国人民的尊严是不容侵犯的！”“让那些还想骑在别人脖子上的帝国主义清醒一下自己的脑袋吧！”“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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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柯岩的儿童诗
——艺丛评点
马铁丁
我有四个小孩，莫不喜欢柯岩的诗。“我家有个小弟弟，聪明又淘气”，差不多都能背诵。
“每天爬高又爬低，满头满脸都是泥。”（“小弟和小猫”）这项生活经验，弟弟有，妹妹有，姊姊有，大家都有。而“爱清洁、讲卫生”，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学龄前儿童所不大理解的。作者没有把这个抽象的概念向儿童头脑中硬灌，而是从他们已有的经验出发，通过具体形象，调动他们的思考力，逐步向前引导。
小孩好动，连睡觉的时候，也常常在梦中同谁吵架；或者是伸胳膊、露腿，很不安顿。柯岩的诗，恰好动作性强，适合儿童的需要。那动作又是戏剧性的动作，或称戏剧动作。
“爸爸还有十分钟就要上班，大家已经和他说过再见，可是为什么他还不走？来来回回地满屋乱转。”（“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诗句四行，活现了紧张气氛。
爸爸的眼镜不见了。爸爸自己找，妈妈找，哥哥找，姐姐找，妹妹找。口袋里找，写字台上找，床上床下找，桌前桌后找，……大家急得像热锅边的蚂蚁。眼镜究竟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这就造成了一种戏剧性的悬念。把矛盾冲突，逐步推向高潮，终于谜底揭开：眼镜原来架在熟睡了的小弟弟的翘鼻子上头。飞来之笔，出人意外。
不仅有动作，而且有情节、有趣味。
作者的诗句，天真稚气。这天真稚气，并非儿童口语的原始记录，而是经过了提炼和加工，具有节奏感，富于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
柯岩的诗，受到儿童们普遍欢迎，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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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津会亲人
张致祥
长津湖水
谁量过有多深，
里面蕴蓄着
生死与共的战友情。
翻过黄草岭，
长津会亲人。
下碣隅里，
亲人列队相迎，
笑语和鲜花，
香甜醉人心。
亲人为指点，
这里是战场，
歼敌扬威名。
对面飞鹤高地，
杨根思献出青春，
左边土丘上，
建有烈士陵。
松柏长青，
难喻我们的友情，
金黛莱红艳艳，
比不上我们火热的心。
“泗水里”
改名“解放区”，
“柳漂里”
现在叫“中华里”，
为了纪念伟大的友情。
朝鲜人民永远想念中国兄弟。
中国人民也永远想念朝鲜兄弟。
在长白山，
朝鲜先驱者们的鲜血，
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们用生命
支援了中国的解放。
那里的松林
永远飘着清香，
反对共同敌人的标语，
墨迹还留在树干上。
一堆堆篝火的灰烬，
是革命圣火的遗迹；
现在熊熊的火
已经撕破夜空，
把东方照亮。
鲜血是宝贵的，
生命是宝贵的，
革命大业和革命友情，
是更宝贵的，
为了它
可以洒尽热血，
献出生命。
市侩们和那些庸庸碌碌的人，
永远不能懂得无产阶级战友之间，
就是这样的交情。
说不完的往事啊，
一件件、一桩桩；
像久别的旧友，
诉不尽的衷肠。
为了亲人会见干杯，
酒浇在心头，
红到脸上，
红到眼上。
激情梗塞住
到了嘴边的语言，
它化成热泪，
点点滴滴流下来。
谁也不知道，
刚才还是相见的欢欣，
什么时候
变成了别意离情。
亲人送别我们，
指着黄草岭
迸出一句话：
枫叶红时，
黄草岭最美，
枫叶红时，
希望你们再来。
我们驰车在黄草岭的高原上。
高原是那样粗犷，
人们是那样热情、豪放。
回首看，
夕阳下山头白雪在闪闪发光。
我真想立即变成一个巨人，
用粗壮的臂膀，
把这里的一切，
抱在我的怀里，
紧紧贴在我的心上，
永远不放。
196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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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谈“趋风”
庆云
郑板桥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是一封论治学、为文的书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中当然有些陈腐之词；但也有不少对我们还很有用的话。例如，他说：
“凡米盐舩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
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
士，奔走躞蹀［xiè-dié］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
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
“切不可趋风气，如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
才赶得上，他又变了。”说得深刻，也挖苦得厉害。所谓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的“商人”，大概是指的当时的权贵。做学问也要像做买卖那样，“听气候于商人”，那还做得出什么学问？并且那也真是“损士品而丧士气”的。做学问、写文章，恐怕不仅不要“听气候于商人”，而且也不要“听气候”于任何人。多数人持某种看法——这是一种“气候”，但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准对；某权威持某种看法——这又是一种“气候”，但权威的意见也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对或都完全对；就是对、完全对，也不可随风而盲目“趋之”，而要认真研究，弄明白为什么对，根据在哪里；至于提笔为文，则绝不是只表表态度，对于正确意见也要为其提出新的论据才好；至少是通俗宣传得好，起到普及的作用。
板桥把“趋风气”比作“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也很有意思；“才赶得上，他又变了”，又怪谁来？当然做学问，也不可无论什么“风”都要“逆”一下，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总之，是要认真研究、服从真理，不管是“京师人”还是“扬州人”，意见不对就不赞成；对，就从之，并论证之。郑板桥的那封书信，开头一句就是“学者当自树其帜”，把这句话说绝对了，问题也很大；但他对于江氏弟兄却说：“贤昆玉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燮虽不肖，亦将戴军劳帽，穿勇字背心，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dú］之下。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我们就是要作“穿勇字背心”的士卒，“奔走效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纛之下；但却不是“趋风气”，而是为真理、为革命而献身，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纛之下为人民“效力”，才能“盛哉”、“快哉”。
郑板桥题《竹石》画曰：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是的，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青山”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深深扎根于“破岩”中，“破岩”便是人民群众；要经受“千磨万击”，炼就“坚劲”的风骨——如此，就不会做随风倒的墙头草了。
本事有大有小，但都可能炼就“坚劲”的风骨。杰出的人物，可“御六气之变”，驾风云而遨游；一般的，也可作“疾风”横摧中的“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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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狮（中国画） 何香凝
第4版()
专栏：
江畔（木刻） 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