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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年辛勤劳动洗盐七百多万亩开挖排水沟五千多公里
新疆建设兵团改良盐碱地四百多万亩
新华社乌鲁木齐28日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农业生产部队，十二年来已经在一千多万亩新开的荒地上完成了七百多万亩盐碱地的洗盐工作。由于在大规模洗盐之后，继续防治土壤盐碱化，已有四百七十多万亩土地摆脱了盐碱的危害，成了比较肥沃的良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遍布天山南北的一百三十多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大都处在土壤含盐量较重的地区。在开垦之前，北疆一些农场的土地，土壤含盐量高达1％到2％，南疆各农场土壤含盐量更高，大多超过2％到6％。由于荒地的原始含盐量大都超过大部或全部农作物的耐盐极限，因此，在建场初期，有一些新垦荒地，连续绝收，减产的更多。
在这种情况面前，各场职工吸收附近各族农民防治盐碱的经验，对新垦荒地普遍进行洗盐压碱，同时，还选种耐盐程度较强的农作物来对抗碱害。随着垦荒面积的扩大，每年洗盐压碱面积也扩大到几十万亩至几百万亩。各垦区许多农场还在实践中摸出了一套洗盐压碱的办法，提高了脱盐效果。各农场一般第一年都选种耐盐性强的农作物，然后再轮种其他作物，同时结合农业灌溉、耕作措施，继续对这些土地进行改良。南疆水源条件好、排水有出路的农场，还实行种稻洗盐。阿克苏垦区胜利第一农场最近两年在一万七千亩左右的盐碱地上种了水稻，收成较好，并使这些土地一米深的土层中的有害盐分，脱出了40％到80％。
在洗盐压碱的同时，许多农场还分期分批开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抑制土壤中的盐分上升。目前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有一百八十二万多亩土地建立了排水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这些排水渠道一般深达两米到三米，如果接连起来，长达五千多公里。其中，五团农场由于建立了全长三十九公里的排水干渠和支渠，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排水斗渠，地下水位下降了两三米，农田中盐斑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比重，去年已从1955年的41．6％下降到11．6％，农作物总产量有了成倍的增长。
为了控制地下水位升高，预防土壤次生盐碱化，近年来各农场还改进灌溉方法，以及采取其他措施，从多方面减少灌溉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加上种植了防护林和果林二十七万多亩，种植苜蓿六十一万多亩，加强了生物排水作用。另外，严重缺水地区，在渠道上干砌或浆砌卵石、片石，或铺上混凝土板，在减少渠水渗漏、扩大灌溉面积和控制地下水位升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玛纳斯河流域为例，未采取这些措施前，渠道渗漏流失水量达40％到60％，每年有十多亿立方米水补充到地下，自从有了防渗渠道之后，渠道有效利用水量比原来增加60％左右，减少了地下水的补给。玛纳斯河上游铺砌了长达十七点二公里的干砌卵石渠道，近两年来石河子新城一带地下水位普遍下降了一米到两米左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与垦区之间，各垦区内农场与农场之间，盐碱化情况都有差异，各农场在防治盐碱灾害，运用综合措施的同时，侧重点又因地因时有所不同。在这场斗争中，兵团和各垦区先后在阿克苏、库尔勒、玛纳斯等地设立了十一个灌溉和水利土壤改良试验站，先后培养了一百多名防治盐碱灾害的专业科学技术人员，数十万名农场职工也在大面积防治盐碱灾害中增长了知识。
为了巩固和继续扩大改良盐碱地的成就，现在各生产部队正在根据各地经验，采取措施，继续开展盐碱地改良和防止土壤盐碱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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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宁·奔舍那外交大臣致电陈毅外长
老挝同意同中国互派大使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收到了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电报，贵宁·奔舍那在电报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祝贺，并表示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立即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互派大使。贵宁·奔舍那的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阁下阁下，
阁下于1962年6月23日来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新的民族团结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通知我们贵国承认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并且建议建立外交关系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
民族团结政府获悉阁下来电感到极为满意。民族团结政府向你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并对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互派大使一事立即表示同意，以便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和老挝人民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联系和密切合作。
在这愉快的时刻，我谨向阁下重申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我个人最亲切的问候。
外交部大臣
贵宁·奔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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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宴请朝鲜贵宾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
全国妇联举行茶会招待朝鲜国立话剧院院长
新华社2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朴金喆团长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康生、罗瑞卿、习仲勋、伍修权、张苏、姬鹏飞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韩益洙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朝鲜贵宾。
新华社28日讯 以朴金喆团长为首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今天上午在这里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贵宾们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等陪同来到博物馆时，受到在博物馆工作的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朴金喆团长和其他贵宾，先后参观了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抗日战争馆和兵器馆。在抗美援朝战争馆参观的时候，朴金喆团长对这里的工作人员说，敌人在战争中曾经用猛烈的炮火把朝鲜的有些山头削掉许多米，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压服我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英雄的部队，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击败了美帝国主义。
贵宾们参观以后，朴金喆团长和康良煜、朴信德副团长在留言簿上题词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得到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而且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在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树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远活在我国人民的心坎里，并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芒。”
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也陪同代表团一起参观。
今天下午，全国妇联举行茶会招待代表团的女团员、朝鲜国立话剧院院长朴永信。在充满了亲密友好气氛的茶会上，朝鲜贵宾受到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主席团委员曹孟君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李伯钊、舒绣文等人的热情欢迎。宾主在一起促膝谈心，互相祝贺中朝两国人民和妇女间友谊的发展。朝鲜驻中国大使韩益洙的夫人也应邀参加茶会。（附图片）
周总理和朝鲜贵宾亲切谈话。左起：周恩来、朴金喆、康良煜、朴信德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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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巴出版毛主席刘主席著作
新华社哈瓦那27日电 古巴国家印刷局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西班牙文译本共五万册，并在最近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
早些时候，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出版了毛主席的另一著作《反对自由主义》和刘少奇主席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五万册。
古巴革命教育学校全国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收集了毛主席的三篇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刘少奇主席的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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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越人民反美吴斗争风起云涌
中部平原地区四百个村摆脱美吴集团控制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最近以来，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和吴庭艳卖国贼的罪恶统治的斗争更加高涨。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从5月1日到10日的十天中，新安、堤岸两省就有六万多人投入了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南越的斗争。与此同时，这两个省有三万五千人举行了三十次大规模集会和无数次小集会。要求撤消美帝国主义者所制造的“斯特利计划”，要求美国侵略者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并要求取消名为“战略村”的变相集中营。
另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在南方中部的广南、广义、平定和富安等省的平原地区，四百个村的三十三万人，最近已经摆脱了美吴集团的控制。据报道，5月间，在广南省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示威游行，并破坏了美吴集团许多地方统治机构。在这些日子里，约有二百五十名美吴集团的地方首恶分子被惩办和警告，有十四个乡的七十二个村的伪政权被完全推翻。在广义省，居住在一号公路两旁的一些乡的人民也奋起推翻了伪政权。
这家通讯社说，富安省绥安县某乡的人民在推翻伪政权的同时，5月11日，还配合人民武装力量拔除了美吴集团在梭寨山上的一个据点。随后，人民武装自卫队又击溃了防守在离绥和市四公里一个“战略村”的一排伪军，并俘虏十名首恶分子。
在过去三个月中被吴庭艳的爪牙驱入“战略村”的七千个南越人中，有四千五百人已经从这些变相的集中营里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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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途中
越南代表团代理团长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基石、团员陈公祥等，在去日内瓦途中，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部长助理乔冠华、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等。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和外交官员，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也到机场迎接。
晚上，章汉夫副部长设宴招待阮基石代理团长等越南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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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场区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报评论员
今天本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湖北省宜都县新场区棉花连年增产的通讯，报道了一个拥有十几万亩耕地的产棉区，在四年之间使棉花连年增产，年年向国家交售大量棉花，对国家工业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的经验值得参考。
新场区的领导人员对于当地农业生产上传统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做法有继承，也有改革，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是以继承为主，改革为辅。继承的是适宜于当地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棉麦两熟制，改革的是落后的撒播方法和粗放的作物管理技术。在改革的过程中，又注意防止急于求成和形式主义的偏向，使生产稳步增长，既保证了棉花的增产，又照顾到了麦子的增产。大家知道，各地的传统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都是劳动农民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其中大多数都是与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的条件基本上相适应的，对于这些，必须认真学习，全部继承下来。每一个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应当带头学习，培养自己成为熟悉当地生产的行家。作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谈得上学会了领导农业生产的门路。对于传统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中一些落后的、过时的、妨碍生产发展的东西，确实必须改而又可能改的，也决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而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可能性，要认真进行反复试验，取得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并在群众有了改革要求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地进行改革。千万不能把一些好的，有用的东西都抛弃掉。一切改革必须建立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以确实保证更有效地增产为前提。
如何正确地对待外地的经验，研究一下新场区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也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外地经验是应当学习的，故步自封是不对的。但是，学习外地经验必须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新场区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曾经一度走过一段弯路。那就是机械地照搬外地的“河网化”的一套做法，最初的水利规划贪多贪大，追求形式，要在“渠中行船”。但后来区委领导人员在听到群众的批评以后，很快便纠正了错误。他们根据本区的实际需要和可能，重新制订了水利建设规划，领导群众一冬一春就修好了主要水利工程，使这些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上及时发挥了效益。新场区水利建设的事实说明了对于一切外地经验，不管它同本地的条件多么符合，不管它在其他地方多么有成效，也要用冷静态度来加以分析研究，客观地判断它的价值。这是因为外地的经验不一定都是好的，即使是好的，也不见得都适合当地的条件。好经验在不同的条件下完全可能变成有害的东西。人们必须善于识别好的经验和不十分好的甚至不好的经验。同时也要善于区别对本地适用的经验和不适用的经验，决不要对各种经验一律盲目地机械搬用。总之，对待一切外地的经验，都要首先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加以取舍。只有采取这样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外地经验，才能使一切好的、有用的外地经验真正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
在农村工作中，正确地处理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关系，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场区纠正了贪多贪大的毛病，使本区水利建设规划适当，切合实际需要。他们节俭朴素，不摆排场，抵制铺张浪费的风气，及时制止某些人所热中的大兴土木、建新村、盖新办公室等等的偏向，终于保证把生产的资金集中使用在购置农业机械和农具等上面。这两件事情对于新场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农村工作，从根本上说，都应当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第一要义。这是权衡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万丈高楼从地起”，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万事之本。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为人民办好事，我们就一定要永远注意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面。凡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就坚决去做，凡不利于这一条的，就坚决不做。这是我们从新场区的经验中得到的又一个启示。
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是正确地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也是做好任何工作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有了老实态度，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必要的条件，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新场区棉花连年增产的事实，正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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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新场区棉花增产看区委工作作风
本报记者 曲一凡
湖北宜都县新场区是江汉平原西部一个有四万三千人口、十二万亩耕地的产棉区。自1958年以来，这个区的棉花连年增产。以1957年全区棉花产量作为100％，1958年是150％，1960年是192％，1961年是209％；每年递增率达20．3％。每年向国家交售棉花的数量也是和生产相应地增长着的。1957年全区交售了三万零三百四十四担皮棉（以下均以皮棉计算），1958年交售了五万零一百五十五担，1961年又交售了七万零六百九十六担。四年共向国家交售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一十九担，按全区人口平均每人售棉五百四十七斤。在连年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全区每年生产总收入和社员实际收入也逐步提高。1957年生产总收入（产值）五百一十一万元，分配给社员的实际收入三百四十七万七千元，1961年生产总收入一千零七十四万九千元，分配给社员的实际收入六百六十万元，两项分别比1957年增长110％、83％。
为什么新场区棉花能够连年增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和错综复杂的，但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区的区委和全区大多数干部领导生产的方法好。
在继承和改革之间
庞书印由1958年调到新场区来担任区委书记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麦子和棉花争地和两者在耕种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原来这个区向来就有麦茬种棉花的习惯。这里气候温和，无霜期较长，麦茬种棉花有有利条件。加上这个区四面环水，很难再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因此，群众除了要求种好棉花，同时也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和适当照顾其他多种经营生产。
但是，1957年以前，这里种麦子全是撒播，到了种棉花的时候，麦子已经拔节抽穗了，既不能毁坏麦子，又不能耽误棉花播种季节，有时候，为了保麦子，耽误了棉花播种季节，被迫减少了棉花播种面积；为了保证棉花播种面积，又只好不等到麦子成熟就割青。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产棉区应当以棉花生产为主，这在区委和各社、队领导上是比较明确的。可是，夏收粮食作物产量历来约占全区全年粮食产量一半以上，也不能因为抓棉花而丢了麦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区委自1958年以来不断地进行着新的试验和研究。
1958年春天，为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积肥运动，强调要给棉花施足底肥（按：过去在撒播麦林中撒播棉花，种棉以前不能施底肥，只有在收了麦子以后再追肥）。可是，1957年秋季种麦子还是撒播的，虽然为棉花积了不少的肥料，却送不进田里去，这怎么办呢？只好采取牺牲一部分青苗的办法，在满田撒播的又深又密的麦林中忍痛地用锄头硬铲开一条路，为棉花施下底肥，同时也把棉花撒播改为了条播。这样做对棉苗发育成长是有利的，可是对夏收粮食作物的收成有很大影响。结果比1957年减产了近一百万斤（这一年夏收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也是造成减产的原因之一），群众对毁掉青苗种棉花的做法很不满意。
1958年秋季种麦子，他们吸取了春天铲麦子的经验教训，播种时就把撒播麦子改成条播了。但当时搞的条播形式，只是匀行的条播，给棉花留路仍注意得不够，到第二年播种棉花时，麦子已经拔节封行了，人们进入到麦林中种棉花、运肥、施肥和苗期管理等，还是有许多困难，结果影响操作。
区委继续在实践中探索着改进麦茬种棉花的新的尝试。
1959年秋天种麦子，庞书印和其他区委领导干部，分头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找了有经验的老农、农业技术员和队的干部，一道研究做了改匀行条播为宽行条播的试验。麦子播幅适当改窄，两幅之间按棉花的行距让开宽行，为来年种棉花留路。经过试验，证明这个新办法对麦子和棉花都有好处。1960年秋种时，新的条播法开始在全区推广开了。可是，有些人难免还会有些怀疑和顾虑，想再看一看，比一比。三星公社联盟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丁青年，和本队一伙社员暗中又搞了二十亩撒播麦子。麦子露苗后，被大队支部书记丁万品发现了，丁万品很生气，当时就要叫丁青年把它毁了重新改种。庞书印觉得不能这样简单处理。他说：既然群众要再来一次对比试验，把它保留下来只有好处，没有了不起的害处。他鼓励丁青年把这二十亩撒播麦子好好管好，并说：“让咱们再试一试，比一比看吧！”
这个生产队对这二十亩麦子，格外加工培育管理，平均每亩麦田光挑塘泥肥就是二百多担，开春每亩又施了二三十斤的化肥。到麦收时，这些撒播麦子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而联盟生产大队同等土质的四百八十五亩条播麦子，平均亩产达到二百四十三斤半。丁青年他们的小麦产量虽然略高一点，但却耽误了种棉季节，被迫改种了十五亩晚粟谷和五亩籽瓜，产值只合八百八十元，如果按照原来计划种上棉花，产值就可能达到两千元左右，减少了一千多元的收入。丁青年和全队社员真是后悔不迭［dié］，到去年秋天种麦子的时候，丁青年和全队的社员们，都成了宣传和推广条播的积极分子。这个故事在全区传开以后，不仅对实行条播、同时对于其他技术措施的推行，很有说服力，这个新的耕作方法便在全区推广开了。经过两三年试验和推广，证明新办法比原来有许多好处：从全区两年来夏收粮食产量看：1960年收了八百七十八万斤，比1959年增产9％。1961年只夏季就收了一千一百八十五万斤粮食，一季就超过了1960年全年的粮食总产。
发展生产力为创业之本
实行新的耕作制度后，新场区的粮食和棉花都增产了，生产收入也增加了，各个公社和生产大队都逐年地积攒了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公共积累。到1959年底，公社的公共积累就有九十五万元。这笔资金怎样使用呢？有些干部提出要大兴土木，盖新村，许多公社和生产大队都计划修建新办公室和干部宿舍等。当时区委和区人委合住着一所旧房子，五个公社中有四个公社也是借住旧房子，一般住得是比较挤的。可是，区委认为如果把大批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建设，不仅对农业生产不利，而且会助长部分干部中“摆排场”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因此在区委会议上讨论决定，首先由区领导机关和各公社以身作则，一律不盖新房子，同时说服教育各个生产大队干部。因此，全区只建了一两处新村之后，就停下来了。随后，又发动各级干部和社员代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由于是棉麦两熟地，劳动力最紧，应该把这笔钱买农具，买农业机器。有的人还具体地摆了摆劳动力的情况。经过这一讨论，劳动力问题也真是个问题：全区有整半劳动力一万八千个，耕牛三千四百头，平均一个劳力担负七亩地，一头耕牛担负三十五亩地。于是一致决定用这笔资金买农具、买农业机械。全区各公社用公共积累买了三台拖拉机和二十三台动力机，还创建了区、社联营的拖拉机站和机械农具修配站。各个生产大队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添置了条播机、棉田中耕器、喷雾器和各种人、畜力运输车辆。据1960年初统计，全区三十五个生产大队先后添置和整修的中耕器有二千零五十部，喷雾器二千六百五十部，胶轮马车和钢丝拉车等四千八百多辆，十行播种机一百一十八部。社员们看到自己公社买来的拖拉机开进田里耕地，老老少少都欢天喜地跑来看“希奇”，望“社会主义”，有的老人淌着热泪说：“铁牛耕田的时世终于盼到了！”因为有了这许多机械和新式农具，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在农事季节方面争取了主动，耕作质量也比往年更好、更细致了。
在学习外地经验的时候
新场区南面是浩瀚的长江，自北而东有一条大河（沮［jǔ］漳河），自北而西又有五个湖，四面被水包围着，外面受洪水威胁，内部渍［zì］涝又频繁而严重。解放前，一般年份，全区内渍成灾的田也有三、五万亩。解放后，逐年整修加固了堤防，连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新场区四壁堤垸都还守住了。可是，内部排除渍涝，却比防御洪水要复杂和困难得多，1954年，纵然挡住了外部洪水，但因江河水位抬得很高，堤内渍水无法排出，全区竟有八万多亩田地受渍。农业合作化时期，各地曾先后以初级社和高级社为单位，逐年分散地修了一些小型水利，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排水出路不畅，每年内渍田亩一般仍有一、二万亩左右。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根除水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是，该怎么规划？工程的规模该搞多大？区委缺乏经验，便派人到外地参观学习平原地区搞河网化的经验。吸取外地的经验当然是很需要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外地的经验中找出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东西。开始，区委派出去“取经”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把别人搞“河网化”的一套做法，笼统地照搬回来，并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草案：计划在全区修九条排灌两用的长渠，大干渠里能够行船，渠边修上六米宽的大马路，马路旁边还要盖新村，等等。照这个初步设计，仅渠道工程就需要二百多万土方，占用近万亩的好棉田，并且需要拆除许多民房。
区委反复地讨论和审查了这个规划，认为平原地区搞河网化，是个好办法，但是，派人参观的地方是水稻区，新场区却以棉花为主，两种作物一水一旱，对于水利建设的要求也就不同。他们根据当地棉花生产的需要，认为搞水利应以防涝排渍为重点，适当地照顾沿江部分沙田灌溉问题，不能把排水与灌溉并列地平均使用力量，也不要片面地追求“大规模”、“新花样”。对规划讨论审定过程中，由原来提出的二百多万土方，逐次压缩到一百四十万方。
1959年冬季，全区水利工程开工了。动工只有二十来天，工程进展很慢，工地上群众议论纷纭。社员们说：修水利是为了增产，可是把许多好棉田毁掉了，反而得的没有失的多。有人从工程进度方面提醒区委，说工程太大，假如一冬一春完不了工，弄不好反而把“水利”变成水害。区委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决定马路暂时不修了，新村也不盖了。“渠中行船”也从计划中抹去了，缩减了渠道工程规模，只有两个多月，全区工程就基本完成了，在全区形成了棉田厢沟通小沟、小沟通支沟，支沟通干渠、干渠通江河的以排为主、排灌结合的水利网。1960年7月下过一场一百五十四毫米的倾盆暴雨，新修的四通八达的排水网，发挥了作用，全区七万五千多亩棉田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低洼的湖田，如果暴雨后，十天半月排不了渍水，棉苗就渍死了，现在只三、五天就把渍水排干了，基本上未受渍害，棉花平均亩产达到八十七点八斤。
千方百计出在一计
1958年和1959年，新场区的棉花虽然比风调雨顺的1957年增了产，但是，区委认为棉花增产的潜力仍然很大。因为这两年，在全区棉花生产上各有特点：1958年，全区棉花较普遍的是下部没有桃、上部的桃子多；1959年恰好相反，上部的秋桃很少，下部的伏桃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尽管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区委坚定相信，只要依靠群众，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必能从千变万化中摸索到生产的基本规律。因此，1960年春天，区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题目——“两年相加，上下满桃”，发动群众总结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找出争取1960年“上下满桃”的具体措施来。三星公社联盟大队的社员，开始把1958年棉花下部无桃，完全归罪于密植，说棉桃因为受荫蔽脱落了，经过大家讨论分析，觉得在密植问题上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关键不在这里，主要是由于施肥不合理，底肥中氮肥过多，苗期又一个劲地猛施追肥，形成了棉枝徒长，整枝打杈又没有抓住火候，一棵棉花占了两棵的位置，自然显得过密了。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提出今后要合理施肥和适时整枝打杈。三长公社同兴、英雄等大队分析1959年上部无桃的原因，主要是后期虫害没防治好，虫子把棉花叶子吃光了，造成秋蕾秋桃大量脱落。这几个大队提出的问题在全区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具体到每个队、每块田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播种不适时，播种质量不好；有的是苗期培育管理没抓好，草荒、苗荒，形成了高脚苗，等等。区委对各社、队的意见综合分析，提出了新场区实现棉花“上下满桃”的主要措施是：必须战胜“三灾”（渍、旱、虫灾），消灭“三荒”（草荒、苗荒、枝荒）和抓好备耕、播种、苗期管理、后期管理等耕作管理措施。
1960年“上下满桃”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全区大部分棉田的伏桃、秋桃都保住了，产量比过去两年增产将近三成。但是，他们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认为，光有伏桃和秋桃还不够，要努一把力争取多结伏前桃（即在入伏以前结的棉桃，这种桃子个儿大、产量高、棉绒细长）。经过广大群众讨论、分析，认为1960年没有争取到伏前桃的原因，主要是未能作到一次播种、一次全苗，棉苗起得晚，现蕾较迟。因此，很多生产队决定，从种麦时起，到棉花备耕、播种，就要步步抓紧把住棉花一次全苗的这几道重要关口，麦茬棉花在夏收作物未收割时就抢住季节进行散苗、间苗。因此，这一年的棉苗出得十分齐壮，在5月间现蕾的达到三万多亩，平均每株结了三至五个伏前桃，这一着是1961年全区棉花增产中的一个重大收获。
“宁可小减，也要大增”
过去，在排水系统整修好以前，由于湖田常闹涝灾，干部和群众忧虑湖田不保收，总把希望放在沿江的沙壤田地上，对湖田的耕作管理方面比沙田区差了一层，越是这样，这些“孬［nāo］田”棉花的产量越低。
修了水利以后，条件变了，但人们对沙田、湖田的看法仍然没有彻底改变过来，对沙田总是有些偏爱。去年正是棉花现蕾结桃的时期，几个月不下雨，连全区顶大的杨林湖都干彻了底，全区棉田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沿江一带的“肉脑田”，旱得最严重；约占全区棉田面积三分之二的低洼湖田土质潮气大，棉花反而生长较好，大有奔头。但是，由于人们头脑中偏爱“肉脑田”的观念没有改变，天越是旱得厉害，有些生产队越是拼出全力只奔着“肉脑田”一头使劲，对大面积的湖田舍不得投工、投肥，尽管棉苗长势很好，因培育管理工作跟不上，反而出现了草苗齐长，苗被草欺的现象。
有一次，区委书记庞书印到群力大队去，看见大队干部正在率领广大社员，给沿江的沙田棉花挑水抗旱，而湖田里草荒苗瘦却无人过问。区委书记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情绪，马上找来队里干部细算了平衡增产的得失账，他说：湖田面积大，费工少，沙田面积小，费工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保湖田呢还是保沙田？这一算，大家明白了，当然应该保湖田，于是“宁可小减，也要大增”的口号就这样提出来了。各生产队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重新研究了生产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分工深入到湖区，加强了对湖田工作的领导。
结果，全区湖田棉花去年得到了大翻身。长江公社平均单产籽棉都在三百斤以上。望了多年“百斤皮棉大队”的群力大队，虽然八百七十亩“肉脑田”减了产，而两千亩湖田却较前大增产，全大队三千亩棉田总平均，单产皮棉一百一十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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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冒险者定要遭到失败 以卵击石是自取灭亡
越匈报纸谴责美蒋阴谋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人民报》28日在题为《强烈谴责美—蒋集团阴谋进攻中国大陆》的评论中指出，美国战争贩子和蒋介石集团今春以来加紧准备进攻中国大陆的活动和叫嚣，“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暴露了肯尼迪的狡猾和阴险的真面目——嘴上谈和平，实际上却不断推行反对各爱好和平民族的战争和侵略政策”。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严重地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
评论指出，冒险者一定要遭到失败。十三年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曾被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大陆。今天，美国又如何能侵略得了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身边、并获得全世界人民热烈支持的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评论说：“越南人民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自己的沿海地区，粉碎挑衅者和那些自动到中国大陆来缴纳脑袋的人。”
新华社布达佩斯27日电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27日发表评论，抗议美帝国主义者支持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中国大陆，并对中国人民表示兄弟般的声援。
评论指出，开春以来，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逃窜到台湾的蒋介石分子在准备军事冒险。很明显，这里不只是关于蒋介石的冒险问题，而是美国利用这种冒险有意进行挑衅的问题。
评论在叙述蒋介石匪帮在美国的唆使和策划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的准备后指出，显然，没有美国的支援，蒋介石什么也做不成。台湾是靠美国武器和美元过活的。
评论写道，中国有一句“以卵击石”的谚语。这个台湾鸡蛋能碰破中国大陆的石头吗？毫无疑问，这是自取灭亡。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腐败制度和恐怖统治记忆犹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允许台湾匪帮重新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评论说，中国部队在守卫着，在警惕着。一切登陆的尝试都会像鸡蛋碰到坚硬的石头一样粉碎。但是，仍然不能低估来自台湾方面的威胁，因为作为它后盾的是美帝国主义。
评论最后表示，匈牙利人民同世界进步舆论一起，一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兄弟般的声援，另一方面愤怒地抗议蒋匪帮的挑衅及站在它背后的美国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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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主席
任命张勃川为我国驻芬兰大使
新华社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张勃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免去甘野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