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揭穿敌人反革命的两手
阎宝航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下关事件，暴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我是下关事件的受难者之一，今天，正当美帝国主义继续在世界各地玩弄反革命的两手，并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再追叙一下这个惨案的始末，帮助大家再一次认清敌人的嘴脸。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中国，借“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幌子，积极训练、装备国民党军队，支持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以加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阴谋目的。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表面上于1946年1月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遵守政协的决议和停战令。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他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积极地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妄想用武力接收东北，变东北为反人民、反民主、反共反苏的基地和资本。他在军事上连连遭到挫败，大量“精锐”部队被歼以后，被迫同意自6月7日起停战十五天，在南京举行谈判。
东北问题是全国问题的一部分。这次停战和谈判，不仅关系东北的和平、民主前途，而且关系到全国的和平民主，中国人民都焦急地盼望着东北的短期停战，能成为永久的停战；并基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成功，促成全国问题的谈判成功。因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劳动大众、学生界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决定发起一次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游行和和平请愿，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公推马叙伦、蒉［kuì］延芳、盛丕华、张炯伯、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胡厥文（临时未去）和我九人为赴京和平请愿代表，胡子婴、罗淑章为代表团秘书。另有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东吴大学学生陈立复，是由上海各学校学生和平促进会推举参与赴京和平请愿的。
6月23日早上八点多钟，我们代表团人员先后到达北火车站。参加游行和欢送和平请愿代表的队伍，已经占满了车站前的广场，后面还有无穷尽的人流浩浩荡荡涌上前来。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
一个盛大隆重的欢送大会开始了。陶行知等人先后代表上海人民讲话，热忱要求和平请愿代表团把上海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意愿，转达给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蒉延芳、雷洁琼两位先生代表和平请愿代表团致答词：保证决不辜负上海人民的重托。一片雄壮、热烈的反内战的呼声，和愤怒交集的人们的身影在我眼前交织着、翻腾着。
列车开动了，还有许多青年男女，边追边喊：“代表团给我们带回来好消息呀！”“祝代表团身体健康！祝请愿成功……。”这是上海人民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热情的呼声啊！
车抵镇江，突然上来二十多个打着小旗的“苏北难民”，要求马叙伦先生下车给他们讲话。显然是一群特务故意留难，企图阻止代表团去南京请愿。车站许多群众均愤愤表示不平。经过我们代表团恳切劝解，车站站长的一再催逼，他们才被迫下了车。
我们都预感到这是预伏的前哨战。
下午七点半钟，抵达南京下关。当我们刚走出收票口，突然听到：“我们欢迎代表！”一个凶厉的声音。抬头一看，两三百特务已包围了我们。我心里在想：这是第二个“较场口”罢！真是：别来无恙［yàng］，又睹尊容。顿时感到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短兵相接的斗争。
这帮特务同样自称“苏北难民”，声言要和我们代表团谈谈。于是，我们被围着，挤着。我先和一部分代表被挤进车站西餐厅，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四位被挤进候车室。鉴于当时的严重情势，我当即由西餐厅赶到候车室，准备应付一切。刚坐下，四个特务代表齐声提出一连串无理要求，威胁代表团当天就得带他们去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要不，当天就得回上海。
这完全是无理要挟！我很气愤，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解除全国同胞的痛苦。今天你们这样要挟我们是为了什么呀！”
屋里沉默了一会，一个特务来对我说：“你可以对我们苏北难民讲讲话吗？”我说：“可以。”
一走出候车室，就看到人头钻动，足有一两千人。在动乱的人群中，我站上一张枱子，四个特务紧跟着也站了上去。
这时，只听得特务们乱嚷嚷：“要他带我们去见周恩来。”“要他们今天晚上就回上海！”接着，台下一阵哄动，齐声喊出：“打！”“打！”
毕竟还没有开打。这时，一个特务慌慌张张跑来向台上的一个特务咬了咬耳朵，台上的这个特务立即回过脸来，逼着我照他的话向大家讲一遍。我问讲什么，他说：“你们来，不要说来呼吁和平，要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我心里直冒火，还是克制自己说：“大家听着，这位朋友要我照他的话向大家重说一遍。他对我这样说：‘你们来，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来解除中共武装’”，我这么一讲，台上台下又大叫大嚷起来：“不要他再讲话！”
“打！”“打！”
这时候，我忽然发觉，同我站在台上的四个特务都下去了，就在这刹那间，台下的特务们狂叫起来：“你跪下来，你共产党跪下来。”同时，四面八方的特务都一个劲向讲台挤。我气极了，握起拳头，厉声厉色的说：“你们有枪，开枪好了！你们侮辱我绝对不成！”
出乎意料，特务们倒反而平静下来。宪兵给我打开了一条通向候车室的路，我从容走下讲台，回到候车室，坐在凳子上生气，忽听距我坐位不远地方，两个特务在小声谈话，一个说：“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打呢？”另一个说：“刚才有好些看热闹的小孩夹在里边，不好下手。难道我们两家还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我明白了，这两个特务是从两个机关来的，当然就是“中统”和“军统”的一门两户了。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我感到又疲倦，又气愤。我走到屋里西南角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刚一合眼，准备稍作休息，一个国民党青年警官走进来，对我说：“我是下关警察分局的，得到这里的消息，特来看看，阎先生准备怎么办呢！”
我愤愤地说：“你们是地方治安机关，你们应该想办法呀！”他当即说：“那么，我去和他们商量商量！”当他转身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用手里的铅笔作了一个手势，立刻，原来在屋内外的宪兵、警察都随着走了。从门外一下冲进来二十多个特务打手，逢人便打。特务们拳、脚、椅子、花盆齐来，我的左眼被打一拳、眼膜当时被打破了；鼻子又挨一拳，鲜血直往外流，左腿的伤更重。转眼一看，代表团团长马叙伦被特务拳打后推进一间小屋里去，雷洁琼先生也被特务打倒在地，全身衣服被撕得破乱。接着又看到陈震中也被打得昏迷过去。这使我气愤莫名，怒不可遏。就在这时，一队宪兵开进来，其中一个装模作样地对原来在候车室的那几个宪兵说：“刚才你们到哪去啦？怎么不在这儿维持秩序？”我们当然明白，他们是奉命来维持打的秩序的。
大卡车来了。宪兵们把我们几个被打伤的代表拖上车去。其他的代表也都上了车。警察持枪押着我们。
车子开到下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从室里走出一个官模官样的人，对我们说：“很对不起呀，你们没受伤的几位就住在这里吧。受伤的几位马上就送医院。”特务们所以要把我们代表团的人分开两个地方住，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代表团继续和平请愿。我们坚持要住在一起。没被打伤的代表们坚决地说：“受伤的住在哪里，我们也住在哪里。”对方没办法，只好同意将我们一起送中央医院。这时已是下夜两点钟了。
我们刚到医院不久，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民盟的沈钧儒、黄炎培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赶来慰问。从谈话中，我才晓得当我们在下关被围时，他们就得到了消息，马上奔走营救，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阻住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甚至还欺骗他们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们都已到了城里旅馆，没事啦！”
在我们住院医治的几天里，南京市的工人群众、学生、机关职员，成群结队地来慰问我们，上海及全国各地也纷纷寄来函电，这更加鼓舞了我们和平请愿的意志。我们受伤的几个人，力疾扶杖，坚持随同代表团一起见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并公推蒉延芳老先生见了蒋介石。
当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来接蒉延芳老先生去见蒋介石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他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一语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坚决要打内战的阴谋。蒋介石就是害怕和平、民主，因为和平民主的局面如果出现，中共和民主党派参加了联合政府，蒋介石一人独裁的局面就要打破；而美帝国主义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也就不得实现。
蒉延芳先生6月26日会见蒋介石时，力陈内战不能打下去的种种理由。蒋介石当时的答复是：“就是这次谈判不成，我也不打。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可是事后证明，就在那一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的部队了，并且正在加紧布置进攻苏北解放区。
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阴谋目的，我们会见马歇尔的时候，郑重地交给他一份上海人民和平请愿的备忘录，其中着重指出：美国援华物资，在和平实现与政府改组之前，都将用在内战战场上。并指出美国的所谓帮助接收，运送军队，实际上是在助长中国的内战。马歇尔为了这一点，解释了一个半钟头，把美国说得“慷慨义气”，别无“企图”。我们听了，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当然，美国对华的一切援助，都是依照美国本身的需要和计划来进行的。”不容我们往下说，马歇尔便很“礼貌”地站起来送客了。
周恩来同志接见我们请愿代表时，再一次详细说明了谈判经过和中共力求和平的主张。指出由于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一连串反革命的无理要求，如要中共撤出苏北、鲁南、热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等等，不一而足，终使谈判陷于僵局。最后，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中共绝不要打仗，但是，国民党硬要打，中共也不怕打。希望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国民党的内战罪行。”
周恩来同志那诚恳有力的言词，不仅揭露了蒋介石蓄意打内战的罪恶嘴脸，同时，更百倍增强了我们代表团为和平奔走的决心和勇气。
6月29日，和平请愿代表团完成了上海人民交托的和平请愿任务后，在广大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了上海，各地慰问的函电，连日登于文汇、联合两报，竟达一个月之久，慰问受伤代表的献金，超过一千余万元（后来这笔款都如数转送给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而促进和平的爱国呼声，更形高涨。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突然来到上海，亲自组织了数十个暗杀队。暗杀名单上，罗列了大批的人。与此同时，又传来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噩［è］耗。上海顿成极端恐怖状态。然而爱好和平民主的上海人民并没有因此被吓退，恰恰相反，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
下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重庆较场口事件之后，又一次计划周密，手段狠毒的反革命血腥暴行。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原想用暴行镇压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事实和他的愿望相反，这一次又一次的暴行，大大教育了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王朝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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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
杨尚德
赵树理同志写的《实干家潘永福》中，说当年潘永福当了干部以后，穿用、举止、说话等等，还跟早先差不多，处处流露着他那当雇工时的质朴实干的本色。一个外村的老相识路上遇见了，有点惊奇地问他：“听说你当了干部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子？”潘永福未加表白，反问了他一句：“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那人也实在马上拟不出个干部样子来，只得一笑而罢……。
这是一段很普通的对话，但却意味深长。不难猜想，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可能总有那么一个影子：干部嘛，总得有个“派头儿”，拿点“架子”，“怎么还是这样子”？然而，再一想，那是旧时代当“官”的“样子”呀，现在人民的一个好干部怎么该有那种“派头”和“架子”呢？
但是，就不要“样子”了吗？世界上没有没“样子”的事物。人民的干部，当然要有人民干部的样子。不过这“样子”，也就在这“不摆样子”之中。乡间有一句话：“村看村，户看户，老乡看干部”。干部领导群众，在思想行动上，要以身作则，做个榜样；而在生活作风上，却要朴实，不摆“样子”，不自命不凡。
一个人能够从群众中被推选出来，当了干部，这固然不容易，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永远保持并加深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就更加十倍地不容易。当了干部，在工作中领头，在众人面前讲话，人们对你的看法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应该有个特殊“样子”呢？如果稍有错觉，就会在言语行动、生活作风上格外拿捏一番，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流露出一种“派头儿”来。在这里，是保持朴实的本色，还是骄矜［jīn］装样，就考验着一个人是否确立了全心全意、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甚至也将决定一个人能否真正生活在群众中的命运。
一个人的“样子”总是要变的，但应有所“变”有所“不变”。当了几年干部了，如果人家说，你思想水平、工作能力“还是那样子”，没有提高，当然不好；如果说，你和群众的亲密关系、朴实作风“还是那样子”，这就带有赞扬的意思了。当然，生活作风也是要变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任何时候都应该在群众之中。
真理也正是这样：越伟大，也就越平凡。列宁的思想高出众人之上，但他又永远融和在群众之中，有许多人未见列宁时，想像着列宁一定是一个很“魁梧奇伟的巨人”。按照以往的惯例，“伟大人物”通常都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都望眼欲穿，而且临到“伟大人物”出现时，大家就彼此警告说：“嗤……静一点……他来了”。似乎这样才能“令人肃然起敬”。斯大林说，他怀着这种心情在一次代表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列宁时，想不到“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正“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哩。这像是“不合身份”。实际上，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要说有“样子”，这就是人民干部的“样子”。不装“样子”的人，正是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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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革命歌谣
这几首朝鲜革命歌谣，发表在《朝鲜文学》上。作者都是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诗人，他们用高度的热情回忆了在中国的战斗历程，歌颂了中朝人民在斗争中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编者
一把土
白河
在梦寐难忘的祖国的山麓，
抓一把故乡的泥土。
离开故乡远涉千万里，
泥土永远温暖着勇士的胸脯。
啊！一把土，一把土，
馥郁的土香，
激励游击队员英勇破敌虏。
在鸭绿江畔战斗，
怀里藏着故乡的泥土。
来到中国东北多少年了啊！
对岸时时传来同胞们的呼诉。
啊！一把土，一把土，
馥郁的土香，
激励游击队员英勇破敌虏。
不论战斗在何处，
怀中常藏祖国的泥土。
革命长途身经百战，
泥土给了勇士力量和鼓舞。
啊！一把土，一把土，
馥郁的土香，
激励游击队员英勇破敌虏。
中国大姐
朴八阳
密林中的小屋，
漫长的冬夜，
是你啊！中国大姐，
彻夜看护着朝鲜游击队员。
他全身发烧似火球，
生命极度危险。
你为他喂饭喂药，
恨不得一下子使他康健，
你一片诚心守在他床边，
多少个月不知倦。
啊！中国大姐，
你终于给他带来了春天。
当金日成元帅的礼物，
送到了你那小屋里面，
中国大姐啊！
你那时，
与朝鲜游击队员一起，
感激得泪流满脸。
〔紫 荆译〕
在敦化的树林里
朴山云
鹰啊！坚强的鹰，
展翅飞翔在敦化的树林上。
多么羡慕你啊，
你有坚强的翅膀。
迅疾似箭的鹰啊！
请把我载在你翅膀上。
我要找到我们的连队，
报告这里的情况。
这里有的同志流着血，
这里有的同志负了伤，
七天七夜嚼草根，
辘辘饥肠待援粮。
但是我们不畏暴风雨，
誓死战斗永坚强，
在连队来到之前，
碾石成粉作食粮。
鹰啊！勇敢的鹰，
你像箭一样，
你翱翔在万里长空，
请把我载在你翅膀上。
注：敦化是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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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鸥鸟
叶楠
我乘坐北方航线上的一艘小客轮，到渔港去。船平稳地在渤海湾航行着，机轮发出均匀的响声。有一只鸥鸟不快不慢地在船桅上飞旋。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跟上船的，它已经跟着我们飞了很久了。它有时飞得很低，几乎能用手触及它。怪不得海员们说，海鸥是海员的朋友哩！
突然机轮震动了几下，停了下来。旅客们相互投出询问的眼光，鸥鸟也发出两声惊叫。
广播器打开了，广播员用抱歉的语气说：“旅客们！我们的船遇到了意外的事情，螺旋桨被水里的旧渔网缠上了。因为我们没有潜水员，不能够把螺旋桨上的渔网弄掉。我们只有抛锚，等着拖船来拖我们……”
“拖我们，在这里起码要等五六个小时，这有什么办法哩！”一位显然很熟悉航线的旅客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的船抛锚了，那只鸥鸟也落了下来，在船舷边沿的海水中飘浮着，打量着这艘停下来的航轮。广播员为了怕旅客寂寞，尽量选择一些轻快的乐曲播送给旅客们听。但是一会儿又停了下来。广播器又传送出广播员的声音：
“旅客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在我们旅客中间有一位海军潜水员，恰巧他又携带有轻潜水器，他要求潜水。不过我们没有潜水医生，旅客中如果有懂这方面的，请到船尾来……”
这太好了，我急忙向船尾跑去，自然，我并不是潜水医生，只是想看看潜水。等我走到船尾，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都和我一样，来看潜水的。这位潜水员是一位年轻的上士，他正在和船长争执。因为没有潜水医生，船长不同意下水，固执地说：
“不！没有潜水医生是危险的，我又不懂……”
“我懂得，我会注意的。这里哪能会有潜水医生哩？放心吧！不会出危险！”上士有把握地说。
“我是医生！”从旅客中间撞进来一位年轻姑娘，头上留着两根长长的辫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看得出，旅客们都像我一样，对她并不是十分信任。可是她的两眼却有些威严，她打量了一下潜水员补充说：
“我不是潜水医生，可是我学过一点。”她命令着：“张开嘴！”
潜水员在她炯炯的目光逼视下，张开了嘴。姑娘检查了口腔，然后又摸了脉，好不容易最后下了简短的结论：
“可以潜水！”
潜水员高兴地脱下衣服。
“潜水衣哩？”姑娘问。
“是这样的，没有潜水衣！光有潜水面具！不过，我可以光着身子潜水！”潜水员怯生生地解释，他意识到她是内行。
“现在水温多少？”姑娘问。
二副从旁作了回答。
“不行！”姑娘斩钉截铁地说。
“没关系！我知道，应该是不能潜，可是，我潜过，比这温度还低都潜过……”上士央求着，用他的经历、体质证明。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在海水中游两个小时，保证一切正常！”
看样子，他能够，那青铜般的皮肤说明他是受过锻炼的。那位姑娘最后同意了，不过她命令潜水员下水前一定得做体操。
潜水员说的是真话，他在水底大约呆了二十分钟，完成了任务，浮出水面，手里晃着刀子和截断了的烂绳索。螺旋桨能转动了。
当那位上士上船以后，医生又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身体，最后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正常！”而且温柔地笑了。潜水员向她眨［zhǎ］了眨眼睛，好像是说：“怎么样？”
轮船在起锚，旅客们又都回到舷边。这时候，我看到那位海军上士和那位姑娘并肩依在栏杆旁，他们在海上结识了。他们在谈着什么，谈得那么热烈、和谐。
我不便用目光老是打量着他们，我把目光移向舷外，我又看到那一只鸥鸟。不一会，不知从哪里又飞来一只鸥鸟，落在原来那一只旁边，它们欢快的搧动着翅膀，鸣叫着。也许，它们原来并不相识。
我们的轮船又开动了。两只鸥鸟张开洁白的翅膀，并翅在我们的船桅上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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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木刻）
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