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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再次深入了解情况 一次再次检查处理结果
彭海雄解决山塘蓄水问题工作细致效果良好
新华社长沙12日电 湖南省岳阳县鹿角公社主任彭海雄，入春以来对山塘蓄水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解决办法，推动全公社的山塘、水库及时蓄满了水，为防旱抗旱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公社历来容易发生干旱，去冬兴建和扩建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今年3月中旬，下了一场春雨，本来各生产队应该抓紧这个时机蓄水。可是，公社主任彭海雄在星火、红旗等大队检查时，却发现了不同的情况，一些小塘小坝，社员们都及时蓄满了水。但他到星火大队看到较大的杨家塘，却没有蓄水。一路上看到几处较大的塘也有同样情况。后来，他在红旗大队看到那里蓄水工作搞得不错，主要原因是，这个大队的水塘都随田固定到了生产队，归生产队管理和使用。塘又大都是些小塘，两三个队共用的很少，生产队管理得很好。他想：那些没有蓄水的大塘，是不是因为几个生产队共同使用，而使用权和灌溉范围没有确定，大家都不负责呢？他带着这个问题，赶到他比较熟悉的建新大队，找老农张炳光了解大塘不蓄水的原因。恰好这里也有一口塘没有蓄水。张炳光告诉他：这个塘在高级农业社时，只灌溉七队和八队的五十多亩田，水源足，从没有干死过稻禾。但从1959年以后，五队和九队也在这口塘里放水灌田。这样，灌溉范围由五十多亩扩大到九十多亩。七、八队的田因缺水，三年连续受旱。所以，这两个队对蓄水不积极了。找到了原因，彭海雄和大队、有关几个生产队的干部商量，决定按照历史习惯，仍把塘划归七、八队使用，并明确灌溉范围。接着，在公社党委的推动下，各大队对跨队水利工程全面检查了一次，并明确规定了使用权。
有一天，彭海雄路过建新大队的草塘时，发现这口塘的水仍没有蓄满，水塘漏水也没有人修理。为什么解决了使用权和管理责任以后，还出现这个情况呢？经过和老农李桂爹交谈，才知道是没有专人管水。这口塘是九、十、十一等三个生产队共用的，三个队都等着大队干部去帮助开会选出管水人员。后来，他又转到七、八队的猪奶塘，看到这口塘的涵管穿了也没有塞，便找了负责管水的张炳光。张炳光开始说责任太大，要求另外找人管水。接着又说到家里负担太重，看水没有工夫。彭海雄听了这话，觉得弦外有音，便进一步查根究底。原来通知张炳光看水时，只确定了田里看水的工分，塘里没有规定，因此，张炳光不愿搞。他从这两处工程分析，认为主要是对跨队工程加强领导不够，以及没有合理确定管水员的报酬工分。这些问题不解决，蓄水还是搞不好。于是，便和大队干部分途到各个生产队进行检查，并召集社员和管水员会议，建立统一管水组织，选定专人看水。对管水员报酬工分，按管水面积多少、管水时间长短合理确定，工分按受益田分摊。这样进一步把管理责任制落实到了人。
4月，正当社员们忙着犁田准备插秧的时候，彭海雄有一天经过建新大队的草塘，才蓄起来的水，又哗啦啦地向外流去，塘里只剩下半塘水了。站在塘边放水的却是牛皋大队九生产队队长罗锦福。他问罗锦福，为什么把涵管开开放水。罗锦福说：“这口塘蓄满水就要淹我们几亩田，我们要建新大队补田给我们，问了几次，也没有答复。现在快栽禾了，社员要求放水犁田。”这件事使彭海雄记起了去冬修水利时，有些生产队占用了一些非受益队的土地，当时，因为水利任务紧，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他很快把大队干部和几个受益队队长找来，当场商议补给牛皋大队五亩田，制止了挖塘事件。同时把这一情况向公社党委汇报，终于使全社在蓄水迫切的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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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师，也是妈妈
蒋丽贞坚持小学教育三十二年
据新华社南宁13日电 广西柳州市公园路小学教师蒋丽贞，从事小学教育事业已经三十二年了。解放后她一直勤勤恳恳地在一年级任教，在她的班里很少出现过留级生。这学期段考，学生们的生字巩固率达到90％以上，绝大部分学生都得到四分、五分。
儿童的特点是模仿性强。因而蒋丽贞无论在生活、学习、遵守制度等方面，总是注意以身作则来影响学生。为了要求学生不迟到，上课铃一响她一定先走进教室。为了培养学生写字不潦草，她讲课和批改作业时写的字一笔一划，总是十分端正。为了养成孩子爱整洁、爱护书本的习惯，在发作业时，她总是有意识地在墙角脸盆里先洗手，并问学生：“蒋老师为什么先洗手，再发作业呢？”学生们回答：“怕弄脏我们的本本”。这些往往被认为生活小事，但在蒋丽贞却成了有效的教育方法。
这学期，她任教的班上有几个比较顽皮的孩子。但是蒋丽贞并不认为这是个负担。照她的说法，初入学的孩子，是一张最洁净的白纸，点红就好，着墨就黑，一切全靠老师和父母的熏陶，不能去埋怨他们，鄙视他们。所以她对待这些顽皮孩子总是加倍地接近和关怀：帮他们扣衣纽，洗脸，一块做游戏，从中建立师生感情，熟悉他们，肯定和发扬他们的一些优点，并且根据他们的爱好正面地诱导他们。例如爱逃学、爱打骂人的王金海，从接近中了解到他喜欢唱歌，接受能力也还可以。蒋丽贞便叫王金海做“小先生”，带领同学朗唱编成儿歌式的生字，鼓励他参加学校歌咏比赛，有意识地选择《我们感谢您》《做了一支小木枪》等歌曲让他唱，使他从中得到爱劳动、爱祖国的启发和教育。平时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进步时，就把事迹记在班里“好事光荣簿”上，或者适当在全班表扬。这样，王金海逐渐转变了，写字、唱歌都获得全校第一名，语文、算术的成绩也达到了五分，打架骂人的事没有了。
蒋丽贞平时总是像慈母般地细心关怀儿童。石匠的女儿杨明凤，没进过幼儿园，刚入学时铅笔也不会拿，写字总进不了格子。蒋丽贞每天在不妨碍明凤休息的情况下，给她补十分钟课，把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字，或用红笔写个样儿，让她顺笔划，还为她制作字卡，送到她家里去读。这样，杨明凤学习兴趣越来越浓，经常连星期天上午都自己一个人跑到学校来，坐在教室里写呀，读呀。上学期结束时，杨明凤语文、算术都得到优良的成绩；这学期段考，一百五十六个生字全默对，得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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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购员谢济良勤勤恳恳为教学服务
据新华社贵阳11日电 贵州农学院教学仪器设备采购员谢济良，模范地按制度办事，勤勤恳恳地为教学服务，不久前被评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
谢济良担任的工作，是为学校采购玻璃器皿、化学药剂、教学用具和一些能在贵阳市上买到的精密仪器。这些教学仪器设备品种多，规格复杂，任务零星，在相当多的时候需要又急。因此他在工作中特别细心，经常主动地同编制计划、请购物品的有关人员联系，在事前就把物品的规格、数量、需要时间等弄清楚，以免临时出错影响教学工作。凡是比较贵重和精密的仪器，他都要商请请购教师一起到售货单位检验，看规格合不合，附件齐不齐，仪器是否完好，免得买回来又不合用。一般易碎、易燃、怕潮、怕震、容易爆炸或有剧毒的仪器和药剂，大宗的他都要亲自检验，小宗的就自己包装，而且常常是管买管运管到家，以防止在转运途中碰碎或发生意外。需要得急的物品，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是按时买好送回。
模范地遵守采购人员工作纪律和财经制度，在谢济良是一贯的。凡是在国营商店不易买着，需要到集市上买的物品，哪怕数量再小、花钱再少，他都要先向领导上请示，同意后才按市场管理的规定成交。他从小只念过两年书，开始的时候不会记账。但是他认识到财经手续绝不能马虎，就用心学习，学会了记账。每次领款多少，何时付出多少，何时报销，有几张原始单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任何时候查对，他的小账本都符合财务部门的账。八年来，他手上进出的款子在四十万元以上，从未差过一分一厘。
在采购工作中，谢济良处处精打细算，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当他拿到采购计划时，凡是看见上面列有自己曾经买过的物品，就要问问这次再买的原因。是那件东西损坏了呢，是不够用呢，或是关在仓库里了呢？往往经他一问，提醒了请购者的注意，从不惹眼的角落清出需用的物件，避免了浪费和积压。仪器保管员何振华说：“老谢虽然不是保管员，但他对仪器小仓库的家底，常常比保管员还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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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大学无线电基础课实验室的实验员，正在为学生准备各项实验用品 新华社记者 金勋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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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报有感
“解绳子”辩
林韦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樊作刚同志写的《读〈解绳子〉有感》一文，我看了也有一些感想。我不同意樊同志的看法，提出来和大家研究。
中共湖北孝感地委派往武昌县山河公社锦绣生产大队的工作组，为发展耕牛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详见5月1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解绳子》一文），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看，应当说是一些有成效的正确的措施。锦绣大队的具体情况，发展耕牛的症结，从《解绳子》一文看得很清楚：耕地面积扩大了，放牧场减少了，耕牛放牧的困难增加了，放牧的劳动量随之加大了。母牛生下小牛，劳动量更要加大。但是，劳动报酬没有相应的提高。母牛怀胎后行动迟缓，工效降低，使用母牛户少做活，少得工分；公牛在交配以后也体质减弱，少做活，下田乱蹦，往往完不成定额，使用公牛户也少得工分。这些情况，使喂牛户和用牛户都不肯积极配种生小牛，喂养也不好，耕牛因此不能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地委工作组广泛听取当地干部、群众、喂牛户、使牛户的要求，集中大家意见，对喂牛、使牛的劳动工分作了适当的调整，规定了生小牛给奖，对饲养员实行定工分、定膘等责任制，一月一检查，一奖惩……。结果是：“到今年4月初，这个队有能生育的耕牛十一头，其中已怀胎的有七头。群众说这是几年所没有过的事。”“平常养牛负责的更积极了，平常马马虎虎的也认真了。”
这样好不好呢？太好了！如果所有的生产队都能这样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耕牛的发展会大大加快的。耕牛的增加，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和肥料的增加。这对整个农业的发展太重要了！
但是，《有感》一文对此提出了异议。作者“设想”，“从耕牛的喂养、使用到管理……连续提高报酬以后，从相对意义说，又只是没有提高报酬以前的‘复旧’”；设想“作为第一根绳子的养牛户”会“要求进一步提高报酬”，结果将是“团团转似的循环往复”，绳子将永远解不开。
这“设想”是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有关的几个环节的报酬都提高一下，就“又只是没有提高报酬以前的‘复旧’”呢？比如说，他们原来每人每年得三千个工分，现在提高到三千五百个，每人都可以多分点粮食或钱，这怎么就“复旧”了呢？“作为第一根绳子的养牛户”，他为什么就会无端地“要求进一步提高报酬”呢？也许会有个别农民贪得无餍，特别喜欢占便宜，但一般农民则只是要求公平合理，不吃亏而已。以前所以要求提高，是因为放牧劳动量加大了，与劳动量没有加大的业务相比，相形见低了。调整以后，公平合理了，他们不就积极配种，认真喂养了么？为什么要凭空“设想”他们仍然不会满意，仍然会要求进一步提高报酬？甚至凭空“设想”干其他农活的人都会起来要求提高报酬？干其他农活的人难道会反对给报酬相形见低的放牧者们适当提高一点么？
作者不同意必要的报酬调整，但那些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又躲避不了，只好说：“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适时合理的调整劳动报酬和工分定额对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可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问题。他说：“主要问题是应该怎样完善准确地表达党的政策思想，例如全局和局部，集体和个人，长远和目前，思想教育和物质鼓励，这些关系怎样安排得得体。”怎样安排才算得体呢？作者没有说。离开了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他就只能说：要照顾个人，也要照顾集体；不能不要物质鼓励，也不能不要思想教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般道理。而仅谈一般道理是不能解决那些复杂的实际问题的。
作者在后面说：“我是这样想：没有一种自觉的理想作为工作、生产、生活的动力，是难以顺利地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碰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麻烦的。”——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但是决不要指望拿“理想”这个“动力”来直接解决锦绣大队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工人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农民的收入则要依靠工分的多少来决定。工分订得不合理，农民的收入就不会公平合理。即使农民有很高的觉悟，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也会影响生产。所以，领导农业生产就必须随时对工分和报酬作必要的合理的调整。怕麻烦怕困难是不行的。以为仅仅依靠树立一种“自觉的理想”作为“动力”，就能根本解除这种麻烦和困难，是不实际的。
作者建议“通过评比，表扬好人好事，在社员中形成一种爱畜的风气”，这当然很好；但也不能以此代替必要的工分调整、检查和奖惩制度。否则，耕牛很难发展。
作者引证了毛主席所说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等。毛主席的话是真理，但毛主席并没有因为政治工作重要，就认为经济工作可以马虎。相反的，他说：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根据这个精神，孝感地委工作组的工作就应该肯定和表扬，因为他们深入细致地解决了问题，推进了发展耕牛的事业。
至于所谓思想教育问题在《解绳子》一文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当然不能证明工作组就一定“偏废”了思想教育。即使从通讯本身说，它也可以只谈解决实际问题的经过，不全面叙述。而这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很明显，作者的意思是要特别强调一下思想教育，害怕人们忽视了思想教育。这意思当然是好的，也是人们应当注意到的。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工分和报酬有时候也确实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公平合理，所以必须经常以思想教育来提高大家觉悟，才能保证人们不致斤斤计较某些极细小的不公平，不致为工作上极细小的缺点而引起纠纷。但是，思想教育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重要的方法，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主要问题。当某些实际问题确实阻碍着事业前进，而这些实际问题又有可能解决时，就必须首先抓紧解决实际问题。想拿思想教育来代替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有害无益的，也只有认真解决了实际问题，才能使群众热爱集体，对集体事业充满信心。就是说，实际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思想问题的解决。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且正确的思想教育必须同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经常注意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包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用以武装群众头脑，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并不限于传播一种革命理想或先集体后个人等一些进步的观念；而应当包括党的各种政策（如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党的工作方法（如从实际出发），等等。这样才能避免人们把思想教育和执行政策、解决实际问题对立起来。所谓政治工作，也是包括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这部分工作在内的。必要的调整劳动报酬，规定合理的奖惩制度，正是体现党的按劳分配政策。这是实际工作，也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孝感地委工作组所说的“用政策解绳子”，应当引起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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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建议
留足麦秆 多编草帽辫
编草帽辫是农村一项传统的家庭副业。草帽辫主要产在我国的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省的产麦区，每年产量最高年份达到十五六万包。它主要用来做各种草帽、手提篮及其他装饰品原料，在国际市场上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出口商品。生产草帽辫，还是农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麦产区农民有“掐辫半年粮”的谚语。因此，积极组织草帽辫生产，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支援出口和增加农民收入是有重要意义的。
目前正是麦收季节，也正是为草帽辫生产备料的好季节。据了解，有的地区在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下，做了备料的准备工作。但有的地区还没有注意，对于社员编织草帽辫所需要的麦秆，还没有安排。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门，特别是农村供销合作社，要深入到各个公社和生产队，指导农民备料；适合编织草帽辫的麦秆，要尽量留下来。要根据市场需要，和农民签订草帽辫收购合同，以鼓励他们积极备料。各地人民公社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对农民编织草帽辫所需的麦秆做出统一安排。
谢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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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走廊
赣剧院载誉赴沪
江西省赣剧院结束在北京为期一月的公演后，今天离京赴上海等地巡回演出。
赣剧院这次在北京演出了青阳腔“西厢记”，弋阳腔“西域行”，以及传统折子戏“张三借靴”“思凡”“幽闺拜月”“挡马”等剧目，引起了首都文艺界人士和观众的注意和兴趣。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举行了座谈会，对赣剧的音乐、表演、剧目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茅盾、邵荃麟、曹禺、周立波、严文井、阮章竞、李超、伊兵、晏甬等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分别出席了作协和剧协举行的座谈会。他们的发言认为，江西省赣剧院这次来京演出，无论剧目、表演、音乐，都反映了赣剧这几年来发展、进步的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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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走廊
袁雪芬三演“祥林嫂”
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最近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
袁雪芬已经是第三次演出“祥林嫂”了。这次演出的剧本，在前两次演出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像祥林嫂听了柳妈诡秘地讲了地狱、灵魂一席话，在厨房里疑神见鬼的一场戏，便是袁雪芬从原著中“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这句话中阐发增加的。在这场戏里，袁雪芬用惊恐的眼神、身段和唱腔，表现了祥林嫂在极端苦闷的一夜中，幻觉地看见了白无常、黑无常和青面獠牙的小鬼铁索鎯铛地捕捉一个妇女的情景，将祥林嫂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重沉重的锁链折磨得透不过气来的精神状态，勾画得真实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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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走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举行画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届美术展览会，最近在乌鲁木齐市展出。
展览会上共展出了一百二十多幅作品，有油画、版画、水彩画、国画、雕塑、年画、剪纸、宣传画，其中版画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作品记录和反映了兵团战士们埋头建设边疆的英雄事迹和斗争生活。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从近一年来生产建设兵团美术工作者和美术爱好者创作的四百多幅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半数以上曾在自治区和全国性报纸杂志上刊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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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走廊
僮族长篇抒情诗译成汉文初稿
一部僮［zhuàng］族民间长篇抒情诗“嘹歌”，已在最近搜集、记录下来，并译成了汉文初稿。它是广西僮族自治区历年来搜集到的一部最长的民间诗歌。
“嘹歌”是因为每唱完一句，要拉一声“嘹——”的尾音而得名。它流传于自治区西部的田东、平果两县交界处，以田东的思林人民公社一带最为盛行。每逢迎客或歌圩，这一带的青年男女就唱“嘹歌”。
这部长诗由“日歌”和“夜歌”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包括日歌、三月歌、入寨歌、夜歌、贼歌、建房歌等六段，另外附加十年天旱、十年天雨、季节歌、时辰歌等“散歌”，总共有一万六千多行。“散歌”是一些可以唱也可以不唱的零散小插曲。“日歌”和“夜歌”唱的却是完整的故事，情节动人，诗意浓厚。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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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也谈“养猪之道”
《养猪之道》的社论和《崔老大娘养猪》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目前条件下，多快好省地发展养猪事业的道路。
养猪的好处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有些地方生猪发展比较慢，而另一些地方比较差呢？这里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是第一条。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对党的有关发展养猪的政策执行得好，哪个地方生猪发展得就快；哪个地方执行得差，哪个地方生猪发展得就慢。这里，我举一个最近在黑龙江省兰西县幸福人民公社的例子。这个公社条件很差，在1956年全公社只有一百二十头猪。几年来由于他们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大力扶植社员个人养猪，猪的头数年年增长。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养了猪，到去年年底统计，除了连年来卖给国家的一千四百五十头猪以外，还存栏两千七百五十六头。
幸福公社养猪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群众认为“北大荒”狼多，过去又没有养猪的习惯，不愿意养猪。这时干部就带头养，并帮助愿意养猪的农户买猪仔，修猪舍，解决饲料等问题。公社成立以后，有人主张多办集体养猪场，公社研究以后认为还是分散养猪好，社员个人养猪，劳力、饲养都好办；但是也在一些大队办了集体养猪场，采取以私养为主，集体为辅的做法。这样，养猪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8年全公社共养猪一千三百四十头，到1960年就达到了二千三百七十二头。去年超额完成了交售任务。
黑龙江哈尔滨 李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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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我们家已经养了两口猪
我早就动员过家里养猪，但是一年来也没有实现，我同母亲商量的时候，她说“光说养猪，你给弄粮食呀！”我妻子说
“还不如喂几只山羊哩！不吃粮食，也不要整天照管它！”就这样一次二次都没有谈成养猪的事。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崔老大娘养猪》的文章，我看了又看。我认为崔老大娘的养猪事迹可以帮助我家里解决养猪问题，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就带着报纸回了家（枣强县城关公社八里庄大队）。我拿出报纸念给我父亲、母亲和妻子听。但是他们听了对要不要买猪养，还是犹豫不定。接着我就向一家人分析情况：如果饲养一口猪，一年可积十六车肥，交到队里可顶六十四个劳动日；喂肥了以后，卖给国家增加了收入，又有肉吃，真是“三全其美”。现在全家四口人，有三个人都下地干活，回来时捎把野菜，此外，再喂一些米糠、谷壳，饲料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么一说，大家认为有道理。第二天早饭时，我又提起了买猪的事。我妻子先开了口，她说：“我负责饲养，爹娘岁数大了，抽时间插把手寻点菜，这样就能喂好。”她又对我母亲说：“娘！你看怎样？”我父亲接着说：“我看咱们干脆买两口，一口育肥，一口繁殖。”我母亲也表示同意。
后来，我妻子就到集市上买回两头小猪。这两头油黑滚圆的小猪，已成了我一家人的心爱之物了，大家一有空就到圈旁去看看。
河北省枣强县城关公社 彭宝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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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养猪要搭圈
我读了《养猪之道》的社论后，为养猪工作进一言。
俗话说：猪是圈膘。如果猪不上圈，一方面不能多积肥；另方面蹧蹋庄稼，猪也喂不肥。拿我们公社来说，农家养猪的多，可是有猪圈的不多。有猪没有圈，猪只到处跑，就容易蹧蹋农作物。例如公社的竹竿园长不出竹笋来，都是被猪毁坏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需在周围挖深沟，垛高墙，不然就不能种植。因此，养猪多的地方应当告诉社员必须搭圈，才能做到育肥快，多积粪肥。
河南省西平县 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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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月13日，丹麦王国新任驻华大使安克尔·斯怀特，拜会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图为拜会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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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月13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日本电波新闻社董事长柳泽恭雄。图为陈毅副总理和柳泽恭雄握手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