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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芝房大队的小农具为什么增添得快
河南日报记者 张杰
许多到过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区后河公社芝房大队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小件农具生产很出色；我最近到这个队调查，确是事实。据全大队统计，小锄、大锄、铁锨、铁叉、抓钯、荆篮、粪筐、手推车和镢头、铲子、镰刀、架子车等十四种农具，现有三千四百七十九件，平均每个劳动力合七点七三件，比1957年增长78．4％。常用工具基本够用。还不足的有大锄、荆篮、粪筐等五种，共缺三百三十件。
这个大队的小件农具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么多呢？其基本经验是：
走自给的路
自己生产小件农具，是这个大队添置农具的主要办法。
这个大队过去比较穷，社员添置工具很少。再说，过去群众添置工具都是购买，修理工具也都是依靠串乡的铁工。所以农具增加得很慢。1960年春天，大队决定自己成立农具制造修理小组，自力更生添置小件农具。全队的六个铁匠和八个木匠，全部抽出来，组成两盘红炉和一个木业组，用自己的竹木料和国家分配的原料生产。经过两年多的生产，全队现有小件农具，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基本够用。今年2月，鉴于群众最缺荆货，大队又把一个会编荆货的社员抽了出来，并给他配备了三个学徒，组织了一个荆货组，编制荆篮、粪筐。据调查，全队去年一年到今年4月，社员新添的八百一十九件农具中，有67．4％是自产的，购买的只有二百六十七件。
芝房大队的干部感到，自己生产小件农具有五个好处：
（1）快。大队党支部书记吕景灿同志说：小件农具缺额大，品种多，单纯依靠外地供应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是自己生产，光靠商店供应，再有两年也达不到现有水平。（2）稳。因为所需小件农具数量大，单靠工业部门供应，很难适应季节需要，自己生产稳当可靠。（3）方便。制造工具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习惯，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就做什么样的工具。如他们生产的刮草锄（形如小锄而有刃），在当地山上刮草非常方便，在别处是买不到的。特别是急用小件农具，可以随到随修，不误使用。（4）省。社员买队里自产的工具，一般都比市场上的价格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5）便于培养铁木匠的后继人。两年前，队里会做铁、木、荆货的只有十五人，组织生产以后，培养了九个徒弟，目前，他们都能够自己生产了。
为农业生产服务
芝房大队的铁木业等专业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凡是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利的工具，就是赔钱他们也干；否则，赚钱再多也不干。
今年1月份，红炉上的工人为了适应生产需要，正在赶打铁叉，有人却主张打一部分菜刀。他们说打一把铁叉，需用四斤多铁，但卖给社员只有二元五角钱，打一把菜刀用不了二斤铁，到市场上就能卖八元。队委会研究了一下，认为不能光图赚钱，还是生产要紧，到时候没有铁叉，粪在坑里挖不出来，误了上地是件大事。结果，一把菜刀也没有打。4月初，木业组又提出来让两个会暖小鸡的木匠，出去给人家暖小鸡，一季就可以赚几百元。队里也没有同意。因为，那时木业组正赶制麦收农具。他们认为，不能光看眼前利益，生产小件农具看着不赚钱，实际多打了粮食赚头很大；出去跑副业，现时能赚钱，如果误了生产就合不来了。
有计划地生产
像安排其它农活一样，芝房大队生产农具时，也是根据季节需要，逐项作出具体安排。如去年秋季，队里打算在10月间抽出一百五十人上山刮干草，但原有的刮草锄太少。8月份队里就做了具体安排，到9月下旬一百张刮草锄就打齐了。出红薯用的铁叉、抓钩，也都是在6、7月份就开始生产了。
制订生产计划的方法，是“三结合”，即：社员、干部和专业组共同研究，确定修制某种工具的数量、时间和规格。今年准备麦收农具时，队里计划再新打三百把铲子。但向群众一说，都说大部分铲子刮草用秃了，需要量多得多。经逐户统计，共需要六百把，铁业组照数安排了生产。去年冬季，铁业组打粪叉时，群众说原来的铁叉齿多齿长，使着重，要改进一下。干部、铁业组和几个老农商量以后，四齿和五齿的都打了几把，拿到队里鉴定。社员一试，都说四齿的轻、利、不夹粪。后来，就照群众的意见，打了五十四把四齿叉。
合理付给报酬
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合理付给农具生产人员报酬，是提高农具生产效率、保证农具质量的关键。这一点，芝房大队做得也比较好。过去，农具生产人员的报酬，采取按天记工的办法；从去年开始，对成批的铁木农具生产实行了按件记工。不便于计件的零活，仍然按天记工。因为打铁是重体力劳动，除了记工外，还补助一些口粮。为了鼓励老手传授技术，培养人材，凡正式带徒弟的，除照上述办法记工外，大队每天再补给一定工分。不论按件记工或按天记工，都保证所得的工分高于同级农业人员20％左右。
专业小组的计工办法是，大队按标准把工分和补助粮发给各专业组后，各组按阶段（即完成一宗活），根据各人出勤天数，技术高低，做活质量好坏，大家评议给每人分多少。如铁业组一般是掌钳的得40％，打下锤的得35％，拉风箱的得25％左右。对质量不好或返工的，谁做的由谁加工，队里不给报酬。分值分配，凡属大队专业组的人员，一律随收入最高队的分值分配。大队把每个人在专业组得的工分按季转给生产队，生产队按本队分值分配；赶不上最高分值的差额部分，由大队补给。此外，对匠人的生活等方面，队里也作了一些照顾，鼓励他们专心生产农具。
确定管理权
确定农具生产专业组由哪一级管理，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芝房大队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原则，确定铁业、荆货专业组由大队管理，木业组由生产队管理。
为什么铁业组由大队统一管理呢？主要有三条好处：（一）便于三个生产队之间的协作。铁业组的人员，大部分是第二生产队的，第一生产队只有一人，第三生产队一个也没有。如果不由大队统一管理，铁匠不容易调济，没铁匠的队就无法生产铁件农具；（二）也便于匠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三）可节约管理人员。这个大队设有一个专职干部，从安排生产，到采购原料，都由他一个人负责。
荆货组只有一个老手，活也比较少。各队认为下放到生产队不方便，所以也由大队管理。
开始木业组也是由大队管理的，去年11月下放给生产队了。因为木业的生产和铁业不同，活多、复杂、零碎，社员做个小东西，也得跑到大队，感到很不方便。再说木匠各队都有。木工组下放给生产队后，采取利用旧料、社员拿料加工等办法，解决了原料不足的困难。
鼓励社员添置农具
芝房大队从有利于生产出发，一面抓农具生产，一面奖励社员添置农具，所以社员添置农具的积极性很高。
奖励的办法：一、合理制定农具价格。大队以不赚钱为原则，对自产的农具价格分三类。第一类是普通常用工具，低于市价二分之一。第二类使用率低的工具，如大锄、菜钯等，按市价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收钱，第三类是与生产直接关系不大的家具、炊具，按市价收钱。社员修理农具时，只收原料费。同时，规定凡在队里购买的农具，由队里登记，不准转卖，转卖者按市价加倍罚钱。二、不同的农活质量，规定不同的报酬。如翻地：深度一尺三的每亩一百四十分；达到一尺五的是一百七十分。因为好工具干活质量高，得分多，又省力气，所以社员都愿意买好工具。
芝房大队发展小件农具的一些办法，是比较好的。因此，小件农具增加得较快，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大队的工具品种，目前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工具还没有完全满足需要。大队计划今后以修配为主，对不足的工具再生产一批补充起来。另外，还要帮助社员修制一些家具。他们还打算逐步改进技术条件，使架子车和简单的机器零件，也能自修自配。为了解决农具生产原料，这个大队今年已移植小树五千四百多棵，荆条二亩多，开始建立原料材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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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工作组作风不同到同一林场调查研究劳力问题得出相反结论
办公室里算劳力大账越算越紧 深入现场查原因找到解决途径
新华社哈尔滨9日电 不久前，黑龙江省双子河林业实验局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曾先后派出两个工作组到罗圈河林场调查研究。先去的工作组是在林场办公室里听汇报，算大账，结论是劳动力越算越紧；后一个工作组深入现场，看到现象，追究原因，终于找到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途径。
今年，双子河林业实验局生产任务比去年有所增加，劳动力感到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业局领导上派了一个由计划、人事、劳动工资等科室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到罗圈河林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到林场以后，就找有关干部一起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现有劳动力使用情况的汇报，然后按照林业局确定的生产指标和劳动定额算账。计算的结果，全场现有二百二十五名工人，全年生产木材七万三千立方米，营林二百五十亩，开荒种地四百五十亩，劳动力不仅不多，而且还缺九十六名。工作组人员觉得此事不好解决，只好登车回去。
林业局党委和行政领导上认真分析研究了这件事，感到工作组下去后，对现有劳动力使用是否合理，还存在什么问题了解得不够清楚。因此由局长郭振远带领一个工作组再次到罗圈河林场去。
这个工作组下去后，先同林场主任一起到山场去。当他们穿越森林走近一个装车场时，看见一群妇女在那里劈柈子，林场主任向他们介绍说：“你们看，场子工人少，家属都动员出来了。”工作组人员问：“像这样的辅助工人全场有多少？”林场主任说：“劈柈子、垫小道、撒砂子……一共有十七个。”他们到装车场后看到场上木材已经堆满，森林铁路台车还没有来，七八个装车工人，有的谈天，有的睡觉。工作组人员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一个装车场每天只装七八辆车，装一辆车需要三十到四十分钟。这样算起来，装车工人每天有效作业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工作组人员问林场主任：“这个时间让他们做点其它活，比如劈柈子、垫小道不行吗？”主任说：“行也行，可是各计各的件，工资不好办。”
工作组的人员走遍全场各个生产现场，发现除装车工人，集材、清林工人窝工、停工现象也很严重。
经过实际观察和分析研究有关工时利用等资料，他们认识到挖掘现有劳动力潜力，解决当前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是可能的。因为伐区作业中，由于受着天时地利条件限制，上下工序有一定间歇性，让基本生产工人利用这些空隙，做一些零星活，就可以节省一些辅助工人。至于林场主任说的工资问题，可以从改变现行劳动组织和工资分配办法来解决。
他们决定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在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座谈会上，许多人听了林场领导和工作组关于当前劳动力使用情况介绍后，都说，过去生产分工太死，工人有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现行劳动组织应该改革。一四五包车组司机吕世忠说：如果将固定分工改为混合作业，将分别计件改为混合计件，他们只要九个人就可以完成现在十三个人做的集材、清林、装车、机械维修、劈木柈等工作，而且保质保量。工作组人员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建议林场以一四五包车组为基础，成立了综合小工队，将各项工作混合作业，工资实行混合计件，按级分配。结果，4月份他们只用八个人就完成了过去十三个人的工作量，工效平均提高62％，每立方米木材成本降低15％。
林业局党委及时总结了这项经验，从4月起先后在全局三个机械化林场推行。现在，这三个林场已由过去的三十六个单项计件工组改变为十三个混合计件综合小工队。在生产水平略有提高的情况下，伐区作业人员减少44％，用减下来的工人充实与加强了营林、农业环节，基本上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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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领他走上讲台
新华社记者 张竞 韦顺
南京大学物理系青年教师的成长速度，在全校是有代表性的。全系除了九位老教师和二十二位中年讲师外，青年助教一百一十四人，占教师总数的78％。这些青年教师的平均年龄约在二十五岁左右，而且大部分是1958年毕业的。然而，本系和外系的基础课和实验课，却绝大部分由他们担负起来了。
原因在哪里呢？党的系总支书记王承志告诉我们，这同老教师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他们帮助青年人在艰难的科学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且看看这个系的副主任、无线电微波专家鲍家善是怎样带领青年助教吴培亨走上讲台的吧。
吴培亨是个聪明而又刻苦用功的青年，外文和数学基础都比较好，在学生时代就是鲍家善指导下的优秀生。当他在大学五年级的时候，鲍家善就开始让他在师资训练班做预备教师，鲍家善讲《无线电振动学》，吴培亨便代他上辅导课。这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而且这门学科的学派也比较多，一般是不容易讲好的。最初，每次辅导以前，鲍家善都要亲自指定有代表性的文献和资料给吴培亨看，具体地帮助他备课，常常不让他知道就到教室里听他的辅导课，随时指出他的缺点。这样带着他工作了半年，鲍家善又改变了方法，每次只是指定辅导的题目，让吴培亨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独立备课，放手让他负责给学生答疑。在答疑时，鲍家善常常和他一起去，先由他讲，讲完了，鲍家善再作些补充或修正。在做预备教师的一年中，吴培亨得到了很多课堂的锻炼。
去年暑假，吴培亨刚毕业，鲍家善有意识地利用这个假期，让吴培亨和他共同修改《无线电振动学》的讲义。他们先拟好了教材大纲，然后由吴培亨把鲍家善在讲课时的成熟部分一一整理出来，写出了基本的章节，鲍家善自己也动手写了一些新的章节，最后，经过修改、充实、定稿，终于完成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教材，使吴培亨又系统地仔细地备了一次课，更进一步地掌握了这门学科的理论。
又经过半年的准备，从本学期开始，这门《无线电振动学》的专业基础课，就正式由吴培亨独立的担当起来了。讲课之前，鲍家善和他共同拟了教学日历，检查了他所讲的每一个章节和学时的安排。在检查中发现，吴培亨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如非线性理论，在学时上安排的分量过重，而对基础的线性理论部分，却没有安排足够的学时。鲍家善便给他指出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帮他增加了这部分的内容，把一些听起来很新鲜但是还不成熟的部分毫不留情地删掉了。这一次删改深刻地教育了吴培亨，使他进一步懂得了教学的严肃性。
当吴培亨在教学上开始上路以后，鲍家善仍然十分关心他在理论上的提高。最近，鲍家善总结了自己几年来科学研究的成果，在全国电子学会上提出了一篇报告。报告写成后，他特地让吴培亨帮助他复算报告中的数据，并且指定两本书作参考。在计算中，吴培亨发现报告里有一处计算方法不够妥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意见立即引起鲍家善的重视。师生俩互相切磋，最后对这个数据作了更全面的修改。
可是，青年人总是幻想多，兴趣广，容易犯贪多贪大的毛病。吴培亨也曾经有好几次要求鲍家善给安排理论性更高的科学研究题目，可是这个不现实的要求被鲍家善拒绝了。他对吴培亨说：“走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你还刚刚走上讲台，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教学搞好，首先把理论基础的根子扎深，将来才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做出真正的成果来。”
就是这样循循善诱，一步一个脚印的引导，仅仅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使二十三岁的吴培亨在讲台上站住了脚，扎扎实实地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
吴培亨怀着感动的心情对我们说：“一个刚刚敲着科学大门的青年人，得到良师的诱导，该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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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农学院为学术研究创条件
党政领导方面鼓励教师发挥各自见解
据新华社重庆9日电 西南农学院活跃学术研究空气，为教师们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创造条件。
学院各教学研究组结合教材的选择和处理，经常展开各种学术讨论活动。最近，园艺系教师在修订《果树栽培学》教材的过程中，曾对“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教师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搜集了近年来国内报刊和书籍上有关的六十多篇文章进行认真研究，并且一再到果园去调查果树开花和座果的情况，将研究结果写成文章。经过几次热烈的学术讨论，教师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逐步提高了，观点也比较接近了。
学院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很注意鼓励教师们发挥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在学术上作出新的探索。学院党委经常分别或联合召集老教师、青年教师、老教师的助手座谈，院系领导干部也进行个别访问，交换意见，鼓励和提倡大家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土壤农化系的一些教师，对土壤肥力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个系便就这个专题，请各有不同见解的侯光炯教授、陈祥教授、詹稷副教授同时参加作学术报告。报告会邀请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三百多人参加，报告后又分别座谈，各抒己见，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对这个问题自由探讨的热情。学院或系还把教师中有些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研究心得印成文件，发给有关教师研究参考。
学院还有计划地在全院或以系为单位，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学术报告会、学术讲座等，活跃学术研究空气。年近七旬的老教授陈兆畦，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很有心得。学院领导方面征得他的同意，请他有系统地向全院教师每周作一次学术报告，吸引了更多的教师研究植物生理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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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优秀男女体操选手表演赛结束
男选手于烈烽动作稳健优美总分领先
女选手戚玉芳表演精采跃居全能冠军
新华社9日讯 两位著名的体操选手——二十二岁的于烈烽和二十四岁的戚玉芳，今晚在北京分别赢得了我国优秀男、女体操选手表演赛的男、女全能冠军。他们的总分分别是一一六分（满分一二○分）和七五·二三三分（满分八十分）。
今天是表演赛的最后一天，二十多名男、女选手在各项自选动作比赛中大显身手，他们的精采表演，不断博得近七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赞扬。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夺以后，男子组获得全能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廖润甜（一一四·○五分）、冯代俊（一一二·六○分）、张健（一一二·五五分）、廖化育（一一○·四五分）、郑洪涛（一一○·二五分）。
女子组全能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郭可愚（七四·八九九分）、李永美（七四·八三一分）、蒋绍敏（七四·四三○分）、邢肇娥（七四·○三一分）、毛心芙（七三·五三○分）。
技术全面的于烈烽今晚在六个项目的自选动作比赛中表现得都很突出。他的各套动作难度都很高，但他完成得都很好，给人以稳健、优美的感觉。结果他一个人就取得了五个单项的冠军。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杠，连同7日规定动作的得分共得了一九·五分（满分二十分）。其次是鞍马，得了一九点四分。以下是：吊环一九·三○分，自由体操一九·二五分，单杠一九·二分。
男子的另一个单项——纵跳马冠军被廖润甜夺去。他的动作腾空高而有节奏，落地特别稳，结果得了一九·六的高分。于烈烽在这项比赛中得第二名，成绩是一九·三五分。
女子组的比赛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7日的规定动作比赛中积分只占第七位的戚玉芳，今晚由于在每项自选动作中都表演得很成功，最后全能总分竟超过了所有的对手，一跃而成了全能冠军。她还获得了平衡木的冠军，成绩是一九·二分。
原来在规定动作方面积分占第一位的郭可愚，今晚由于在平衡木比赛中失手，使全能总分受到很大影响，最后退居第二名。但她仍然夺得了高低杠（一九·一六六分）、横跳马（一九·一分）和自由体操（一九分）三个单项的冠军。
在规定动作比赛中积分占第二位的黄薇，今晚在高低杠比赛中失利，因而全能总分只达到七三·二九六分，名列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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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逝世
新华社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9日上午五时三十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涂长望同志在1934年留学英国期间，曾参加过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从事国内的民主运动和国际上的和平运动。全国解放以后，曾代表科学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后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常务委员、秘书长、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气象局局长等职，并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涂长望同志在气象科学上有深湛的研究，对我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气象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涂长望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由邓子恢任主任委员，委员有习仲勋、李维汉、李四光、许德珩、郭沫若等四十九人。
涂长望同志的灵堂设在中央气象局礼堂，定于16日上午十时举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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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四位客人到京
新华社9日讯 印度尼西亚阿斯哈尔·苏吉普多等四人，应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于今天下午到达北京。他们来自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大学。他们在中国期间，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进行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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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结核科医师代表团赴德
新华社9日讯 参加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魏玛市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治结核病学术会议的中国结核科医师代表团，在团长潘阳泰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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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改进商店集中收款办法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商店里，售货收款多以“集中收款”的方式为主，“一手钱、一手货”的方式为辅。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某百货商店，经营四千多种商品，有85％左右的商品采用“集中收款”方式。另一个商店经营一万多种商品，采用“一手钱、一手货”方式的，只占千分之四到千分之五。
“集中收款”的具体做法，在沈阳市有两种：一种是由营业员开出一式两联的销货票，由顾客按着指定的收款窗口交钱，然后再由收款员盖上戳记，把其中的一联退给顾客，去柜台取货。另一种是卡片售货收款，由营业员把商品代号和金额告诉顾客，然后到收款窗口交钱，领取卡片，再回到柜台取货。顾客买一件商品，总共要和营业员、收款员打三次交道；买两件不同柜台的商品，那就要反复更多次。一个顾客在这个柜台上买一件商品，又到那个柜台上再买一件商品，这是很平常的事。因此，“集中收款”方式占的比重过大，就会给顾客带来不方便。
“集中收款”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好作用的。例如有些商品价钱贵，柜台营业员数钱要费时间，柜台又不便保管大量现金，“集中收款”就可以节省营业员的时间，能接待更多的顾客。但采用“集中收款”的方式面过宽，不仅给顾客带来了麻烦，也延长了每笔交易的时间，并且还浪费了一大批票据，还因此多配备了会计出纳人员。这样，既不利于顾客，也不利于企业本身。
建议商业部门对“集中收款”的做法，作一些研究和改进。
史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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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催货员何其多
我是一个省的省级工业部门干部。今年2月，领导上派我到重庆市专门催调国家分配给我们局的钢材。我的工作只是每周去重庆钢铁公司和第二钢铁厂一回，抄一下厂内发货数，向家里报告一下发货数；厂里不发货了，我也就不写报告了。今年重庆钢铁公司和第二钢铁厂都能认真执行合同，基本上做到了按时、按质、按量发货。在这样情况下，就可以不必派人催货了。即使有的单位不按合同交货，需要派人去催的话，一个省是否可以把这一工作统一由一个机构来管，不要物资厅、机械厅，甚至局、厂都派人到一个厂催货，这对人力、财力是个很大的浪费。因为我经常到重庆钢铁公司和第二钢铁厂去，看到像我这样的催货员还不少哩！ 一个催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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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合理解决行道植树和架空线路之间的矛盾
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二版登了一些关于城市绿化问题的文章。对于大家的不同论点，我不想说什么，这里，谨就个人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谈一谈。
我是作城市供电工作的，说话不离本行。目前城市街道的供电，主要还是以架空线路为主，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改变。从用电单位或市民对供电的要求来看，最主要的是安全可靠，电源不间断。因此，我们供电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管理这些供电线路的安全运行。但是，我们目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架空线路与行道树之间的矛盾。几年来，在规划城市建设时，多把树木与线路安排在一条线上，而且选用的是速生树种，如白杨、枫杨、柳、笔杨等高大树木。这种树种植后，三四年内便可长到七八米的高度而触及电线。天气不好时，还可能发生树木带电、树枝抽线而短路断线等事故。为了避免发生事故，我们的线路管理人员，经常去检查树木的距离，并及时剪枝。这样，势必影响树形的美观，园林局的同志看到后，也表示不满。
为此，我建议在城市行道种树时，一般不要把树的位置与杆线的位置规划在一条线上；并在线路附近两侧约十米宽的地带内，选种低矮的、圆形树冠的树木。这样，既可绿化城市，还可以保证供电安全。
北京供电局工程师 吕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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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武胜县白庙公社一大队第七生产队的六十三亩早、中稻田，实现了满栽满插以后，社员们及时投入了田间管理。这是他们正在给中稻追施“定根肥”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