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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生活
电影“百花奖”办得好
杨眉
《大众电影》杂志举办的“百花奖”电影评选活动是最近影坛上一大喜事。十一万观众热情地投了选票，选出了1960年—1961年国产片中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纪录片、最佳科教片、最佳美术片、最佳戏曲片、最佳故事片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美工奖等。这个评选结果，又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同，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电影工作中许多问题的讨论。现在，评选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但这件事仍为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观众所津津乐道。
这次评选，《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选票十一万多张。其实，实际参加了评选活动的，决不止十一万多人，因为有一部分投票者是在同志之间或家庭之内征求了意见之后才投票的。这是我国自有电影以来首次具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的评奖活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
成千上万的观众，不仅按照规定投了选票，而且还随着选票寄来他们的信。这些信，有的热情赞扬我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进步和成就；有的叙述他们对这次评奖活动的看法和要求；有的谈到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评选活动和他们为什么投票选这一部影片或那一部影片、选这一位演员或那一位演员的理由；还有的表达了对电影工作者的殷切期待。从这些来信里可以看出：广大观众热爱和关心祖国的电影艺术事业，他们不仅能够欣赏优秀的电影艺术，从里面接受思想教育，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还对影片、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一个北京观众在给《大众电影》编辑部的信里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影迷’，我的老奶奶也关心这次评奖的事情。我们全家人用星期日的一个半天一起讨论了应该得奖的影片。”上海一位观众在信里说：“我平时看完电影后，也喜欢同周围的同志一起讨论影片的成功、失败之处，或者是这个演员演得生动、逼真，那个演员的表演还存在某些缺点……可是，谈来谈去，只是几个人的看法，难于得到检验和提高。这次群众性的评选‘百花奖’，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总结哪部影片拍得最成功，哪些电影工作者工作得最出色，这是电影工作者对观众的信任，我们当然很兴奋。”
这次评选揭晓的结果证明了我国许多观众对电影艺术的鉴赏能力是相当高的。就以这次评选得票最多的几部故事片来说，观众们看中了的
《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红旗谱》等影片，也正是最被电影界和评论家们所称道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较高的几部片子。从大量的观众来信中可以看出，在这次评奖中，许多观众都能够实事求是地根据电影的特性和“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要求来分析影片。例如有一位观众来信说：“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是成功的，把琼花的勇敢、豪放而不屈的性格，作了深刻、细致的刻划，她内心的美深深地吸引着我。”又有一位观众说：“崔嵬同志在《红旗谱》中创造的朱老忠，确是当年河北农村中一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性格豪爽，不畏强暴；对财主有刻骨的仇恨，对阶级弟兄能舍己相助。”还有一封以《我投陈强一票》为题的来信说道：“陈强同志在《白毛女》一片中演的黄世仁，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隔十年，他又在《红色娘子军》中演南霸天。南霸天和黄世仁同是反派角色，但是，两个人又不是完全一样。不能把南霸天演得同黄世仁一样。十年后的今天，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提高了，如果陈强的表演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就不可能满足观众的要求。陈强同志没有辜负观众的希望，又创造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南霸天，在银幕上给观众当了一次‘反面教员’。”
读罢这一封封热情而中肯的观众来信，我们真要禁不住欢呼：我们的电影事业，除了“四好”之外，还有一好，就是好观众。他们的文艺欣赏趣味是健康的、高尚的；他们善于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结合在一起，来评价作品；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祖国电影事业，积极地支持电影工作，认真地提出建议和批评。这些建议，有很多是中肯的，也有一些意见虽然不如有些专业电影评论家谈得深刻细致，但是也从各种角度反映了广大观众的爱好和要求。从这些群众性的建议和批评里，电影工作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哪些影片、哪些工作、哪些电影工作者的哪些成就是大家所喜欢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哪些又是观众不怎么喜欢或很不喜欢的。总的说来，这些群众意见是电影工作者检验自己工作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对电影工作者的一项有力的鼓励和督促，有助于电影工作者们创造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各式各样的好影片。这些意见，也给专业的电影评论家们许多宝贵的启发，使评论工作更能集思广益，开拓与深化自己的思想。而好的评论又反过来指导群众的评论，并帮助广大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电影艺术。
广大观众踊跃参加“百花奖”评选活动，不但对优秀电影工作者是很大的鼓励，同时也是对群众的艺术欣赏能力的一次锻炼与提高。许多观众来信表示，在这次评选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欣赏水平和艺术分析能力。新疆一位观众来信说：
“通过这次评奖，使我们从前看电影只是图一时享受的做法大大改变了。以后看电影，不光是当时认真欣赏，而且看完以后还要根据故事情节、演员表演、摄影艺术和音乐等等来分析影片的好坏。”还有一位观众在信里说：“我考虑投票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好像要我在一大堆珍珠里挑选一颗，在百花中摘一朵那样困难。但是，经过我用‘四好’条件来分析比较以后，我决定投××一票。”看，他们从电影里得到的已不仅仅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而是上升到更加鲜明的理性高度，通过自觉的分析，达到更深的认识。
“百花奖”评选活动为电影工作者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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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郑板桥的两封家书
文益谦
《郑板桥集》中除开诗、词、题画之外，还有十六通《家书》。其中有两通是托他的弟弟教育儿子的，很有意思。
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作过“七品官耳”的县太爷，又是画、诗、书法“三绝”的艺术家；家有田三百亩，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地主；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就这几项来说，他的儿子总该算“富贵人家”的“爱子”了。但是郑板桥教儿子的，却同上述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另有他的“爱子之道”。他在山东潍县作知县时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专门谈他教育儿子的目的：
“余五十二岁始
得一子，岂有不爱之
理！然爱之必以其
道：虽嬉戏玩耍，务
令忠厚悱恻，毋为刻
急也。……我不在家，
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
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家人（家里的用人）儿女，
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
飧［sūn］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
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
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
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这些想法，就很有些怪。他自己是个“七品官”，却认为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教育儿子的目的是“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大约就是教他的儿子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有“特殊化”，不要以为“高人一等”。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且不管他。再看他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
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或百中之一亦有
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
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
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
弟（陪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好孩子）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想法虽是他的“怪”处，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而且身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这个真理来，是颇不容易的。“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而立学有成的往往是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郑板桥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对自己儿子的立学成败，“置之不论”，把希望寄托在“附从佳子弟”的身上。这是他的“怪”处，也是他看得远、看得大的地方。
当然，郑板桥所坚持的对儿子的教育目的：“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太爷的“好人观”和教子法，毕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郑板桥其人以外，只就他这两通《家书》的文字来看，我觉得也是委婉动人，找来读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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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趣味洋溢
——艺丛评点
马铁丁
话剧“抓壮丁”公演了。剧场自始至终，趣味洋溢，欢笑阵阵。
登场人物不算十分复杂：一家地主，老夫妻两个，三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闺女。一个保长，一个保长的狗腿子，一个国民党政权负责兵役事宜的队长。还有，一家农民的祖孙三代。
根据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规律：保长压地主，队长压保长，而当了副官的地主儿子，又一齐把队长、保长压下去。围绕着抓壮丁这件事：明抢暗斗，尔虞我诈。抓壮丁，实质上变为一桩发洋财的买卖。
牛鬼蛇神，粉墨登场。有时互相剥皮，有时自我剥皮，一个个赤条条袒露出自己丑恶的灵魂。
正是这批人，是蒋介石——蒋“总裁”——蒋发财的政权支柱。房屋要倒，先从柱子烂起。柱子早就烂了，房屋不塌台，天无此理！
尽管他们彼此间你压我，我压你。但是，九九八十一，最后还是一股脑儿压在农民身上。像衔尾相接的臭虫那样，大家都从农民的血管里捞点东西。农民忍无可忍，挥动铁臂，掀掉重压，真正的巨人认清了自己，站立起来了。
我们看到反动阶级的专横、残暴、腐朽、可耻；
我们看到农民兄弟的辛酸、挣扎、战斗；
我们看到历史的变化，时代的推移！
这个戏，是用四川方言演出的，四川人所特有的幽默、风趣，大大加强了喜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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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社杰出诗人周实
白坚
1911年11月17日（清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周实在淮安为响应武昌起义而被害。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也是南社的杰出诗人。然而，许多年来，除了南社柳亚子等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提到他，谈辛亥革命历史时忽略了他的业绩，编近代文学史的也忽略了他的作品，这是不该有的现象。
我早年在淮安读书，习闻周少芗师（周实的族兄）谈周实事迹，并熟读周实集中的那些激昂慷慨的爱国诗篇。事隔多年，原集早已失落，屡屡搜求而不得。最近，扬州古旧书店为我找到一部。于是我写这篇短文。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原名桂生，字剑灵。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的一个破落世家。他出生前一年多刚爆发中法战争，他出生后的第十年又遇上中日战争。他的幼年正当大清封建王朝面临崩溃、加紧压榨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列强”图谋瓜分中国的阶段。周实从小就熟知明清之际的遗事，渐萌民族思想；十三岁时，读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就倾向民主革命。1907年入南京两江师范学校，接触西方新学和革命思潮；目睹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更时时以革命和救国为念。此时的周实，卓荦［luò］豪放，能诗善饮，已经在侪［chái］辈中崭然露头角了。他早期的诗作就不时流露忧国心情和革命思想，如“国耻何时雪”，“东方恐黑仇”（《岁暮感赋》）。
1909年，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倡设南社，以文字鼓吹革命，周实欣然加入。稍后，他并创淮南社，以扩大南社的声势和影响。1910年秋，南社高旭、姚光、蔡有守等结伴游金陵，访周实。周实和高旭等从未谋面，一见如故；同游明孝陵、北极阁，寻明故宫遗迹。后来，周实把诸人所作诗词汇编成《白门悲秋集》。他们的游览，并不是闲情逸致；他们的吟咏，也不是舞文弄墨。他们借凭吊明代遗迹以抒发民族感情；怀古其名，感今其实。周实的《重九偕吹万天梅平庵哲夫凤石诸子过明故宫谒孝陵有作》七律四首就有“谁识停车无限意，高怀苦忆蒋山傭”，“诸公勉画平戎策，涤我新亭浊酒痕”等句。
如果说早期的周实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忧国有心，救国无路，那么参加南社并和同盟会人士联系后，他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和同志，就更为激昂，更为坚定，也更为积极和乐观了。试举一首诗如下：
“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龙蛇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民主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爱赋四章》四之一，1910年作）。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周实决定投身于战斗当中，初拟参加南京举事，后应招至上海与柳亚子等会晤，即星夜回淮，图谋光复。11月初，清江发生兵变，山阳地主豪绅惊惶失措。周实至淮，与同乡同学的志士阮式，召集淮安府城的学生八九十人，组成学生队，被推为正副队长。乡绅们见势迫，乃商请他们共保乡里，周实接受了这一请求，把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和阮式分任正副部长。周、阮二人日夜奔走鼓吹，于11月14日在府城旧漕署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周实首先登坛誓众，宣布淮城光复。清山阳县令姚荣泽表面唯唯听命，骨子里暗施诡计，勾结劣绅，于11月17日下午，以邀约议事为名，在府学宫前设兵惨杀周实，阮式同时被执遇害，巡逻部遂告解散。次日，镇江革命军的一个支队抵淮，查问周阮被害事件，凶手姚荣泽畏罪逃往南通。经南社诸人力争，在1912年4月在上海公审姚犯，判决死刑。但后竟为袁世凯所赦，未执行。周实等人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在斗争过程中是缺乏警惕的，这是他们遭受暗算的主观因素。至于革命成功，谋杀革命志士的凶手竟受庇护，那就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决定的了。
周实的著作，大部散佚，仅存文一卷，诗四卷，诗话二卷，尊情录一卷，词曲一卷，由淮安周伟编成《无尽庵遗集》，1912年冬在上海出版。
在文学见解上，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zhān］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他撰辑诗话是为了“使天下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感发而奋兴”；他进而指斥“守宗派，讲格律，重声调”，“乃文章诗歌之奴隶”（见《诗话序》）。可见他是深知文学应当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在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是实践并贯彻了这种理论和主张的。
诗歌是周实作品的主要成就所在。他的诗，一方面远师杜甫，功力深厚，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晚清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不为格律所拘。就《无尽庵遗集》中现存的近六百首诗而论，既有陈去病、柳亚子的抑郁悲凉、歌哭无端的情调，又有高旭的纵横挥斥、不可羁縻［mí］的气势。后期作品中还有南社诗人中不多见的乐观无畏、豁然开朗的精神。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人中，周实可说与秋瑾很是相似。不但襟怀的激烈，临事的英勇，彼此共同；而且诗作中主题的鲜明，调子的激昂，也极其相近，至于题材的多样，形式的变化，周实似乎更为显著些。仅以诗论，周实在近代文学史上就应受到一定的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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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笛（油画、全国美术展览会作品）
张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