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装在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汪洋
在解放战争的几年里，冀中平原上，经常出现一辆用两头青骡拉着的胶轮大车，车上载满各式各样的箱子，除了一些电线有时露在外面，几乎没有人认得出这是些什么“装备”。这就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流动电影制片厂。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军区首长直接关怀和领导之下，得到东北局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支援，于1946年在河北省涞源县建立起来的。
电影队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放映及拍摄纪录新闻。为了更好地发挥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的作用，电影队曾经考虑过制片问题。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战争大规模地打起来，局势动荡，便不得不把笨重的器材暂时在河北腹地山区坚壁起来。为适应战时条件，只留下一个放映队随军辗转，在部队和群众中巡回放映。
当时放映队所掌握的影片，主要是苏联的早期出品，如：《十三勇士》、《斯维尔德洛夫》、《虹》、《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等。这些影片由于放映场次较多，放映机也比较破旧，放映时经常出故障，所以有些同志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放的电影是“三幕五场”的。尽管这样，部队对我们仍旧异常欢迎。
在放映电影的同时，我们还派出了一个摄影队，深入前线活动，尤为部队所热爱。
由于放映队与摄影队的积极工作，在部队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对电影的极大兴趣。战士们不断要求看新片，更进而要求看自己的影片。有的指战员讲：“《十三勇士》、《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这些影片叫人百看不厌；不过，要能看见反映咱们自己斗争的影片，那么教育部队，鼓舞斗志，作用就会更为直接、更大些。”就这样，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求摄影队不仅仅把他们行军、战斗和生活的实况拍摄下来，并希望能尽快地制作成影片。有的战士为争取能亲自上电影，甚至立志要在战斗中建立功勋。广大战士这种热切的要求和期望，进一步督促我们再次考虑制作影片的问题。
194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电影队和往常一样，经过一天的战斗行军之后，宿营下来。在一个山村里，点起了篝火，人们虽已有些疲倦，但谁也不肯入睡，又郑重地讨论起工作来——研究制片问题。
争论的中心，就是探讨一种可能性：在动荡中，到底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小型的随军电影制片厂，及时生产有声新闻纪录影片，迅速反映解放战争的面貌，使电影这个最富群众性、最有力的宣传武器，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鼓舞人民，打击蒋匪军，为解放战争服务。
争论持续了很久，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适应战时流动环境，坚持出片。只要能解决冲洗、印片、录音三大问题，就等于克服了全部困难。按当时设备和条件，前两项问题不大，顶多改装机器，而录音也不难，实在不行，改用扩音器现场解说，除此再无其他难关。总之，高质量的不成，低的一定搞得出来。有总比没有好。技术条件差些，影片内容新颖，反映人民自己的伟大斗争，即使无声，只要能看懂，群众也会欢迎，因为到底是人民自己的电影。
认识既趋于一致，特别是军区党委的热情关怀和鼓励，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于是我们分别派遣技术人员回转后方，把坚壁起来的机器拿出来，进行艰苦的改装工作。
开始时，我们设想，如果把这制片厂全部设备放到一辆卡车上，那改装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可是汽车除公路外，山路小路都行不通。只能把这“电影制片厂”安装在一辆畜力牵行的大车上。这样，改装工作就主要是从减轻设备的重量、缩小机器体积着手了。
改装实际上就是创造。困难有时超乎想像之外。譬如开始打算先搞出小型拷贝机、录音机来。但往往一颗螺丝钉或一块金属片，几乎都逼得我们要改变既定的设计。困难不断地打击着我们的尝试。后来找到一台五十年前法国造的木制老式“百代”摄影机，技术人员认为可以把它改装成为手摇拷贝机，调光可以用手摇控制，从原理上似乎还讲得通，我们就决定试试看。但是要把三十六毫米的无声取景框改制成三十五毫米的有声取景框，和改制拷贝音带的格子，使两个片子同时由格子中通过，并合而为一，这些工作照说都必须依靠精密仪器来操作，现在却只好用两只手了。但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还是胜利了。到最后，安上红灯、拷贝灯，胶片架入片轮，摇把子一转动，拷贝机改装工程总算成功了。经过试验，画面上光的层次分得很清楚，连较难处理的密度或录音带的音线，也都清晰可辨。
录音机的改装也非常复杂，要大大简化：只带一个录音摄影机和一个扩大器、一个小调音台。录音机上的三项同步马达，因无电源，必须掉换，而最苦恼的是录音头上所使用的“毛基”线，比头发还细，要调整两根线的张力相等，必须要在十分清洁的环境里，强光下，且用显微镜操作。现在却只能在暗湿的、满屋灰尘的土房子里，用肉眼观察。经过两天的紧张劳动，也终于调整得很好。为了适应行军颠簸，技师又开动脑筋，用破旧喇叭上的磁铁，焊接了留声机头上薄薄的合金片，最后制成了一个不怕震动的简易而坚固的新式录音机头。
拷贝机、录音机刚刚改装成功后，进行第一次试音时，恰恰传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道哈尔滨上映“东影”出品的解放区第一部有声新闻电影《李兆麟将军》的消息，大家真是欣喜若狂，更加振奋，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一定要在华北制作出影片来，与东北的兄弟配合、呼应。
洗片问题比较简单，洗片框子、药槽子等，只用些木板就很快做好了。当补做了修饰工作，各木箱里都糊上蓝色的丝绒布，漂亮的机器就算全部改装完成了。
用一把大秤称一称，拷贝机、录音机，包括电瓶、冲电器、三个药槽、备用药、胶片，一共一千二百斤。本应该是一辆卡车才能装得下的东西，现在真的按照原来的计划，只用一辆胶轮大车就可以全部运走了。
前后历时一个月，这一辆胶轮大车上的流动有声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底诞生了。
我们带着改装过的全套设备回到前方，在安国县的中央村，找到一个农家的废场院，开始了建厂工作，仍然是自己动手，把驴圈、磨坊、草料棚等打扫干净。为防止灰尘，同志们毫不犹疑地拆掉自己的棉被，用被里、被面、褥单等把天棚和墙壁罩起来，使房间焕然一新。全部工作厂房都集中在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录音机放在一间靠北面的小屋里，机器放在土炕上，外间是修理室，隔壁是暗室，把窗户用土坯和湿泥堵上，安装了两层门，又用粗麻布做成门帘，把屋里弄得彻底无光。堂屋地铺满黄沙，把药桶用砖石垫起来，以防潮湿。一切都很细致，从外面看起来，一排南屋三间，除剪辑车间和洗印车间外，中间是制作股办公室，旁边是放映车间兼饭堂，白天作放映股的工作室，晚间还是收音的地方。在靠东墙的磨房里，是用作拍摄“卡通”的所谓美术室。就这样，这个装上车就拉走，停下来就制片的流动电影制片厂，看来固然简陋，但却安排得有条有理、十分妥当。
制作有声新闻纪录电影的紧张劳动开始了。大家在兴奋中开始了制作工作的第一步——显影，把摄影队拍回来的几千呎胶片冲洗出来。这确是重要的第一步，如果失败，不仅摄影队的全部工作将前功尽弃，我们的制片工作就根本没法进行了。工作一开始就遇上了困难——中央村的水含碱，不能使用。大家便一齐出动各处寻找新的水源，总算在很远地方的一口深井里找到了甜水，小伙子们便走出几里路开外的地方，往返担运。操作全用手工，每槽百呎，连续不断。在定影后水洗时，用的是大水缸，由两个女同志用瓢舀水，小心翼翼地一瓢一瓢冲洗，每次要冲个把钟头。而干燥时，则把胶片像挂面条似的在棚顶上吊起来，然后用扇子搧干；既要赶走苍蝇，又不能使胶片粘合。比看护自己的婴儿还要小心。
当第一框子胶片洗印成功时，大家都为最初的胜利欢呼而争相传告。
为了避免磨损底片，我们在录音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不是用后期录音方法，不放映影片，而是对照片子的每个镜头呎数，以看表计算画面的时间，规定哪几秒钟录音乐，哪几秒钟解说，以至打枪、放炮等；而且还要求把解说、音乐和效果等一次录成一条声带。要做得极其准确，这就需要十分精密的计算。在这方面，军区抗敌剧社的同志们给了我们难忘的帮助，记得当时他们刚从前线回来，就立刻投入工作，谱曲、配音乐、练唱、作效果，日夜忙碌，他们并把“在工作中不出错，不浪费片子”订在个人立功计划之中，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们。不到十天时间，录音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当时录音工作之难，也是值得回忆的。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和设备，有时是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将床毯挂起来罩住门窗以隔音；有时又在停放大车的门洞里进行，而且每当录音开始，房上、门口、街头都要站上岗哨，来维持秩序。但仍然没法避免群众的谈笑、吵嚷及间或传来的屋顶广播，驻军号声，打铁或马达响声等各种杂音；且又适逢盛夏，到处是蛙鼓蝉鸣，以至电影队不得不展开了“捕青蛙运动”。另外因马达过小，发电频率不稳定，回转速率不匀，声带时尖时憨，失去真实和美感，便又须设法用阻抗来控制。关于“毛基”线，开始我们也很担心，但后来证明效果倒完全合乎标准，甚至录大炮声音时，也没有被震坏，结果全都令人满意。
影片的字幕和动画的制作，也同样困难重重。我们考虑为了使字体表现力量，决定用黑体字和老仿宋结合。但没有绘画用的墨和白粉，只好用粗糙的墨汁和铅粉来代替；买不到黑硬纸，便自己制造。最值得提到的是为影片制作的两张动画地形图，因为没有任何作动画用的装置和设备，不能把摄影机从上面照下来，室内也没有固定灯光，而且还只有一个人作画，于是就用两块玻璃板，两面画，画一笔，拍一次。为了避免玻璃反光，便把摄影机和人用黑布罩起来，只露出镜头，活像城市街头照快像的。摄影师被弄得汗流浃背，从早到晚，就这样一笔一笔地画，一格一格地拍摄，花了两天工夫，才完成五十多呎“动画”。
影片接近最后完成了，为了有个鲜明的标志，美术组仿照“东影”厂徽，设计了一个片头队徽：一个战士正中伫［zhù］立，振臂高呼，旁边工人高举锤头打着铁，农民手持长镰俯身割着麦子，他们同时都被这战士的呼喊所惊起，共同面向前方，迎接战斗。这一切象征着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形象。
制片工作最后一关是拷贝工作，又是一个难题，我们动员了全部力量，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拷贝机的片门要同时通过两条片子，用手摇很吃力，而土造机器旋转不匀，又没有标准，它的光度要根据底片厚薄来调济，技师便先用废片，锻炼使用腕力和掌握速度，经过反复试验，求得适中光度，但一分钟要摇过一百四十呎胶片，而且要均匀，不能间歇，在那暗红的灯光下，两只手握住摇把子，连续动作，着实是件不容易的事。记得当时试验出第一卷来，立刻拿进暗室，人们都守在门外，屏住气息等待消息，一下门开了，笑声从房里传出来。画面好，音带也好，真是使人喜出望外。特别令人满意的是：不看画面，只计算时间搞出来的录音、画面、音带合成的效果，是那样完美、准确。制片工作既然突破了最后一关，人们就紧接着工作下去，又突击了三个通宵，1947年7月1日清晨，完全由手工业作坊摄制出来的第一部有声新闻纪录片《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终于在党的生日这一天正式完成了。
影片介绍了我军攻城、爆破、突击、巷战、歼敌等战斗动作，及俘掳大批敌军的场面。同时还拍下俘虏群中蒋匪军的团、师及总队级军官的狼狈相。影片也拍摄了蒋介石怎样把十一二岁的孩子和六十多岁的老头，都抓了来当炮灰。这些真实的场面，形象而生动地揭露了蒋介石所发动的反人民战争及其反动军队的罪恶本质。
影片的后两部分，除战斗场面之外，还适当拍摄了具有政策意义和启发爱国主义思想的镜头。影片介绍了定县的古塔、正定的大佛寺等古代建筑。当人们看到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重归人民，便很自然地唤起了爱乡土、爱祖国的美好感情；及至看到正定有名的教堂，也在我军攻城炮火中被完整无损地保全下来的时候，会更好地说明我军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而进一步理解我军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
党的生日这天，军区召开庆祝大会，同时举行了《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首映仪式。影片受到军区领导机关、当地驻军和群众的一致热烈欢迎。由于影片制作的成功，军区政治部给电影队记了集体功，很多同志还分别立了不同的个人功。
不久，石家庄解放，我们便随部队进驻石市南兵营，又把我们的制片厂从大车上卸下来。这时规模比过去又大了些，阵营也加强了，摄影队增加到两个队，放映队扩大到五个队。在这里，我们把从土地会议到解放石家庄这一段时间的全部素材都印制出来，但因胶片限制，主要反映土地会议的《自卫战争新闻第二号》被搁置下来，只把纪录“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的《自卫战争新闻第三号》制作了出来。在这部影片里，纪录了指挥当时战役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和罗瑞卿、杨成武、杨得志等同志一起指挥战斗的场面。
北平解放后，我们电影队随军区入城。根据上级决定，放映队人员留军区，摄影队及原来制作部门的同志都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在战斗中诞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爱护下，于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至此结束了它自己的历史行程。
〔这篇文章收入新出版的《解放区的电影》一书中。本报发表时，由于篇幅关系，略作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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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论不同学科的协作
章白
协作是件好事，说来谁都赞成。
协作的范围不止是同一部门的，同一性质的工作，也还包含不同部门的，不同性质的工作。
协作搞好了，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反之，就会闹得事倍功半，这个账必须人人会算才好。
以学术研究作例子，这几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些问题，搞文学史、艺术史的人在喊，历史上这个作家、艺术家该怎样评价呀？没个底。搞通史或断代史的人也在喊，这个时代产生了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这样一些作品、艺术品，该如何估价，跟时代的关系怎样？跟基础的关系怎样？要说清楚而又能使人信服，这多难呀！
研究经济史的人要讲封建时代的土地制度，哲学史家要讲某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和时代关系，同样，讲通史、断代史的人也要讲这些问题。各讲各的，在不少场合，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却有不同的理解和论断。
不止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研究数学史、物理学史、冶金史、生物学史等等部门，也有个和通史、断代史密切配合的问题。
每一个学科对某些问题的具体处理，都感到有些困难。这是很自然的，容易理解的。原因是一方面，搞通史、断代史的人们不可能对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科学、经济、……各个方面都具有专门的深湛的知识，另一方面，搞专门史的人除了专业知识可以拿稳以外，对时代的背景、基础，历史的发展等等方面，就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了。有所执、也有所偏，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问题是如何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建立协作关系。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不同的学科，都把存在的问题算一笔账，和有关学科挂上钩，进行双方的以至多方的学术讨论，从而解决问题，提高学术水平呢？
当然，在讨论中是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看来这种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只要有根据、有道理，就都摆在桌面上来，大家反复推敲，这样做，讨论便可以步步深入，逐步提高，到了最后，也可以得出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万一双方意见顶上牛了，不能一致，那也不要紧，搁一个时候，有了新的根据时再谈也可以。
在百家争鸣中要有协作，在协作中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这两者是可以相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那末，谁来做这种协作工作，我看，各个学会，如历史、哲学、经济学会，各个文化团体，如文联、戏剧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等都可以做，这些学会和文化团体完全可以担负起桥梁的任务，把两头以至几个方面都接通，交换学术研究情况，提出需要各方面协作解决的问题，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好处是很大的。
要事半功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就得搞不同学科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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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岗位 （套色木刻）
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