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十二月事变”与山西新军
罗贵波
1939年12月，阎锡山为了给投降日寇扫清道路，和保持他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发动了一次阴谋消灭山西新军和进步力量、进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十二月事变”。通过这次事变，阎锡山把他的反共、反人民、分裂团结和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推向了高峰，把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高峰。但是，反动派完全失算了。事变的结果是阎锡山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阎锡山在晋西北、晋东南的反动统治被摧毁了，晋西北、晋东南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由我党与阎锡山共同组织，而组织形式上隶属于阎锡山领导、指挥的新军，从此同阎锡山脱离了一切关系而成为我党和八路军直接领导、指挥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段丰富而曲折的斗争历史，充分暴露了阎锡山等反动军阀的豺狼本性，以及他们在一定条件下表现“进步”的实质，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在同阎锡山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党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
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东北三省，继而侵占热河，进而阴谋夺取河北。1935年冬季，日寇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进一步发动新的进攻。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当时，处于抗战前哨阵地的山西，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三十多年来独霸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眼看着他长期搜刮得来的庞大资财——价值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的厂矿、铁路、土地等，有落入日寇之手的危险。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由陕甘宁苏区东进抗日，请来国民党的十个师驻在晋南，但这些部队来而不去，“复兴社”、CC等特务组织又在大肆活动，策划“河东独立”，准备从内部搞垮阎锡山。而在这个时候，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已深入人心，特别是红军东渡给山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36年秋天起，山西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猛烈地高涨起来，其波澜壮阔之势很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东。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便打出了抗敌救亡的招牌。阎锡山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企图利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并通过高喊抗战来骗取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巩固和扩张他的势力，保住他的独立王朝。虽然这样，但他当时毕竟表示了一点点抗战的意愿（他一方面是被迫的，不是真诚的；另方面为了保住山西的民族资本，又是自愿的），这就为我党提供了和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在客观上成为我党组织、领导山西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有利条件。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为了“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我党对阎锡山进行了争取和团结，目的是为了推动他抗战。1936年秋，党经过各种工作同阎锡山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推动和帮助阎锡山建立和改组了动员、组织山西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牺盟会”当时大量地吸收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党通过“牺盟会”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各地普遍地组织了群众，建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自卫队。与此同时，党又帮助阎锡山创办了各种训练抗日干部的组织机构，如“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共十个正规团的架子。前后共训练了四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各省市的流亡学生和山西的知识青年），为“牺盟会”和各种群众团体、自卫队以及以后的新军，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1937年下半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局势急剧变化。日寇二十个师团在占领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南口等地之后，沿平绥路、正太路汹涌西进，直扑山西，进迫太原。在日寇的进攻面前，蒋介石的十几万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十多万晋绥军，望风披靡，未触即溃。当时，民谣这样唱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强烈地要求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抵抗日寇。这时的形势对阎锡山来说是一闷棒打下，莫知所从。阎锡山这个“不倒翁”现在没有办法了，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组织了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山西新军，并在我党推动下组成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于是，在“保卫山西”“保卫太原”和“抗日救国”等等口号下，各种形式和各种番号的新军组织起来了。其中包括由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新军训练班等为基础扩充组成的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纵队，由太原工人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后称“工卫旅”），由各县青年组成的少年先锋队，由山西“动委会”动员群众组成的暂编第一师，由随营学校学生改编成的政卫队，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游击第四支队，和由临汾学生组成的少年先锋团。此外，还有各县的自卫队、保安团等等。我党和阎锡山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我们的目的是武装人民一致抗日，阎锡山是利用共产党来组织武装保卫他自己。阎锡山自己就说过：“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知道，他这一着，即与共产党合组军队，是冒一定风险的。这是一场严重的颇具艺术性的斗争。阎锡山为达其目的不得不发给新军各部队以武器装备。就这样，一支拥有五十个团的番号、数万人枪的新生的抗日武装，很快地出现在山西的抗日前线。
我党通过“牺盟会”“动委会”“民青”（总名“民族革命青年团”）等组织（有的也通过阎锡山），把许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作过地下工作的党员和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输送到新军各部队担任各级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通过他们，去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团结、争取阎锡山派来的军官。为了把新军真正建设成抗日民族革命的队伍，我们经过我党在阎处的工作同志，坚持在新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制度。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均由我党在阎处工作的同志担任。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政工人员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就保证了党对新军的领导。因之，山西新军当时在组织形式上属于阎锡山领导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八路军领导指挥的一支山西人民抗日武装。这是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统一战线的武装革命部队。
当阎锡山的旧军溃败南逃时，山西新军英勇地跟随着进入山西的八路军，进入敌后，打击日寇。在著名的王禹、罗汉、午城、大营盘、石沙庄、岔口等战斗中，年青的新军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许多新军战士，英勇地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正当新军不顾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时候，正当“牺盟会”和“动委会”在积极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的时候，阎锡山在晋西开始“站稳”足根，头脑“清醒”过来了，他根据他的“二的哲学”确定了“抗日和日”的方针，积极策划着分裂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和摧残、消灭新军和“牺盟会”“动委会”的阴谋诡计。
二
向来以老奸巨猾著称的阎锡山的全部打算，都以不危及他统治山西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当他和日寇的矛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他就和共产党合作，大办“牺盟会”和建立新军，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寇的进攻和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但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阎锡山同工农群众有着根本的阶级矛盾，他的反共、反人民、对敌屈服投降的本质永远也不会改变。因此，当他看到人民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便暴露出了本来面目，日益公开露骨地与日寇勾结起来，图谋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限制、瓦解以至消灭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并向八路军和共产党发动进攻。
1938年7月，早已逃到黄河岸边的阎锡山，在吉县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那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地？”从此以后，山西形势开始逆转。此时，阎锡山提出了新的口号：“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还说什么“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意即不能再抗下去，眼看着共产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因此，一面拼命扩充旧军，一面对新军由支持变为限制，并放出空气要取消“动委会”，要用“同志会”代替“牺盟会”。这时，全国的局势也正在变化。日寇占领武汉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当时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定了“限共、溶共、灭共”的政策，企图以反共来扫清妥协投降的道路。而阎锡山便充当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所谓“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反共、投降的一次公开大动员，是向新军和“牺盟会”的又一次进攻。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公开地发表了反共、投降言论。他厚颜无耻地叫嚣：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并说：“蒋介石已下定决心对日妥协，如果前方将士坚持抗日，蒋可以设法制造困难，迫其同意。共产党、八路军要反对，他可以说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阎锡山的这一番话显然是向新军和“牺盟会”宣布他已决心要转“抗战”为“剿共”。阎锡山还反复强调“政权是刀把子，拿在我们的手里可以统治人民，拿在人民的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现民主”。他的这些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妥协言论，当即受到了新军和“牺盟会”领导人的严厉批驳。阎锡山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也表示对新军的同情。但阎锡山分裂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准备投降日寇的决心已定，他把在秋林开会的新军各部队的政治委员软禁起来，整天派人“劝导”，“统一思想”，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进行收买和诱骗。与此同时，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和对各地进步力量的进攻也日益猖獗起来。1939年冬“动委会”被无理宣布取消，阎锡山并宣布：“牺盟会”的活动要受到限制，许多抗日团体要解散，“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等进步政策、法令要废除，许多进步县长也要撤换而代之以与人民为敌的投降、反共分子（这些，在进步力量的抵抗下，大都未行得通）。阎锡山对那些公开投敌的，和日寇暗中勾结的旧军官、县长、专员等不但不予以通缉查办，以正国法、以振纲纪，反说这些人“开辟敌区工作有功”。而真正在敌后浴血苦战，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却被诬蔑为“游而不击”。阎锡山甚至还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等狂妄口号。他的“敌工团”、“突击队”、“精建会”等特务组织在新军内部的活动也日渐加强，暗杀、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并竭尽其分裂、限制、威胁、利诱之能事，直到制造武装叛变。阎锡山曾对他们这样说：“到了那里要不惜作蛇蝎蚰蜒。”其用心之毒可见一般。
为了瓦解新军、控制新军和使新军变质，阎锡山采取了改编决死二纵队为独立二旅和一九六旅，改编四纵队为独立七旅和二○三旅，改编工卫旅为二○七旅的反动措施，使这些部队都免去带有抗日字样的番号。
阎锡山还在晋西北的兴县成立了“省府办事处”，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任主任。各县则由旧军的团长当县长，实行以军事兼管行政、民运，以此来排挤一些进步的县长和限制、阻难八路军、新军的粮食、兵员等的补充。在军事部署上，阎锡山总是把新军部署于第一线，旧军部署于第二线，使新军前后受到威胁。阎锡山还派遣大批“联络官”、“视察员”等到新军各旅、团、营侦察、监视部队的活动，并不断抽调新军干部到秋林“受训”，企图进行欺骗收买。当时在秋林流传着这样讽刺阎锡山的打油诗：“上秋林，真不错，升官、晋级、找老婆。”每期训练完毕，总要发给每人百十块银元；阎锡山还亲自逐个接见。无非是请吃饭，封官晋级等等。此外，阎锡山还积极指使新军中的顽固军官制造磨擦，搞什么“军事领导一切”，破坏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在四纵队曾发生营长支长禄（顽固分子）无理扣压政治教导员，和连长万春祥（顽固分子）毒打政治指导员的事件；在暂一师，则制造了四十四团第二营哗变事件。这一切都是阎锡山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阴谋活动，在我们缴获的赵承绶给暂一师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顽固分子）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信上说：“此次纠纷，绝非个人事，纯为立场与组织问题，晋绥各级同志切不可松懈，稍萌退念，更要积极团结官兵，巩固组织。”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其它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我们遵循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时局的估计和斗争方针、斗争策略的指示，对于阎锡山的上述阴谋活动和反动措施进行了坚决斗争。
我们大力地向干部、军队和人民进行了宣传、教育和揭露，使他们认识到、警惕到山西形势的逆转和阎锡山危害抗战、分裂团结、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从而争取、团结了广大群众，积极展开斗争，并为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了各项准备。
为了保证和巩固党在新军中的领导作用和反对阎锡山的“军事领导一切”，我们在争取维护政治委员制度、巩固政治工作制度、维护军政共同领导制度和发扬民主等等方面同阎锡山展开了不调和、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利用了阎锡山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的进步口号，并运用了“牺盟会”、“动委会”的组织和作用，以克服阎锡山对新军、八路军在粮食、兵源和军鞋等补充上的限制和阻难。
我们利用了阎锡山的内部矛盾，对旧军官中的进步分子进行了团结；对中间分子耐心争取；对顽固分子，或使之孤立，或使其无事可作，或设法将其撵走；对最反动的旧军官和专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则坚决地予以镇压和肃清，使新军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力量更加强大。针对着顽固派腐朽的官僚组织机构的缺点，我们并采取“拖延”、“搁置”、“假报”和“打折扣”等办法，以对付阎锡山限制、阻难和瓦解新军的阴险恶毒的反动措施。
就这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争取和巩固党对新军的领导权的斗争，保护新军和反对限制、阻挠与瓦解新军的斗争，在新军各部队中日益激烈地进行着。
三
1939年11月，阎锡山进一步和日寇勾结起来，密令旧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各派代表一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了谈判。以晋绥军实行反共当作交换条件，日寇答应将其侵占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资财归还49％，将阎锡山各将领之住宅全部归还。日寇并答应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
阎锡山自认为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便公然撕下了两年来的抗日假面具，向新军、八路军发动了武装进攻。
陈长捷被任命为“讨叛军总司令”。旧军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十九军、三十三军、警备七十五师、新三旅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隰［xí］县的黄土、义泉、子坪及孝义的水头、召口、大麦郊一带进攻。与此同时，日军也集中了临汾至平遥间的数千部队于韩信岭一带准备进行配合。
按照预置的圈套，12月1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决死二纵队发出了所谓“冬季攻势”的电令，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按其“作战计划”，将二纵队部署于第一线，旧军作为预备队紧靠二纵队之后，企图这样与日寇前后夹击，一举而全歼二纵队。据我们缴获旧军北路总指挥梁培璜给其部下二一七旅旅长的亲笔信中供称：“合围以后，要努力歼逆，断绝其粮秣。对于要紧的叛党（按指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要死的不要活的，万一内部有叛党分子则消灭之，对外可报失踪。”其阴险凶狠由此可见一般。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反动命令，二纵队当然不能执行，于是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二纵队“叛国”。这便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
12月5日，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顽固分子）叛变，勾结旧军王靖国部袭击一九六旅旅部，将大部分政工人员逮捕，同时捣毁了永和县“牺盟会”办事处。6日，二纵队的一个团从灵石前线调回来休整，路经旧军三十四军驻地时，我后卫部队被旧军缴械。当天，我八路军晋西支队为了规劝旧军，望其以抗日为重，终止这种亲痛仇快的举动，曾给旧军送去一信。顽固派不仅无动于衷，反将送信的三位同志扣押。
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具体拟定了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的计划。12月下旬，旧军主力纷纷向临县、方山开进。旧军骑二师逼近了四纵队的驻地，待命发动进攻。情势非常严重和紧急。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同志在赵承绶召开的兴县会议上，得悉顽固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恶毒计划后，当即不顾个人安危，中途逃席，亲来向党报告。
为了反对和制止阎锡山的危害抗战、分裂团结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动，为了保护新军和进步力量不受损失和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自卫原则下给予武力反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十几天的反顽战斗，取得了隰县、暖泉头、留誉、土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当时因为敌众我寡，阎锡山又有日军的配合，为了更有力地给顽固派以反击，我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奉命向晋西北转移与四纵队等部队会合。但这时，赵承绶部已配合日军封锁了汾离公路。
12月30日，晋西北我军各部队团以上的军政干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并成立了总指挥部，由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同日，我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突破汾离公路封锁，开向离石、方山、静乐、交城一带集结休整。
1940年1月1日，我军分两路出击。右纵队肃清寨上、阳坡、白文镇之敌，左纵队肃清马坊及方山县城之敌以后，继向临县之敌合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几天休整后也立即投入战斗，并于12日肃清了蔚峰村、王荐村之敌。旧军残部退缩临县固守待援。我军分向临县包围合击，14日攻克临县。赵承绶和郭载阳（旧军三十三军军长）目睹败局已定，只好率领残部在离石、中阳的日军掩护下经由汾离公路向吉县逃窜。
当我军主力在临县地区与阎军作战的同时，在敌后作战的我军各部队也积极开展了游击战争，使日寇不能顺利地配合阎军的进攻。
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和决死三纵队以及晋西南的两个政卫旅（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在阎锡山向晋西和晋西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也都受到了阎锡山的进攻。一纵队由于党委的正确领导，早在秋林会议期间就作了准备，把军队的领导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当他们听到阎锡山宣布所谓“二纵队叛国”的消息时，立即号召所有新军都应拥护二纵队的反顽斗争，坚持抗战到底；并清洗了从纵队司令梁守斋到排长以上的全部顽固军官，将他们集中起来送至抗大受训。三纵队由于在事变前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都不够充分，在事变来临时，又缺乏具体措施，因之在内部顽固势力组织叛乱，并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旧军从外部配合夹击的情况下，除了一小部分部队和人员突围转移外，其余都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惨痛的损失。
晋西北的旧军溃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没有继续向阎锡山进击。事变过去不久，党、八路军派代表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新旧军双方结束了战斗状态，并划汾离公路为界。从此晋西北摆脱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不再归属阎锡山领导指挥，完全归属我党和八路军领导指挥。
“十二月事变”的整个历史过程，证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局势估计的高度科学预见性。还在事变发生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曾一再地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告诫：“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②“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③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为基础，我们在这次斗争中就获得可靠的胜利的保证。“十二月事变”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以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当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办？对他们是容忍、退让，还是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④“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⑥但是，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要从“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出发。事实证明，凡是能够按照这样去做的，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就进行得较顺利（尽管当中也遇到过困难和挫折），直到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凡是未能按照这样去做，而是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具体地说，就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服从阎锡山，和只讲团结、不敢斗争，或者想以退让求团结，以退让求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思想（不管它是多或是少），其结果就是适得其反，在斗争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处于被动，以至最后遭致损失。
“十二月事变”还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教训：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内部包括各个阶级，特别是当时还包括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就必然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顽固派看到人民的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倒退、分裂和投降，阶级斗争也就会随之而更加尖锐起来。我们在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合作抗日的期间，从建立新军、“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那天起，一直到“十二月事变”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这样一种尖锐的、复杂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反映。
让我们牢牢地记取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永远遵循着党和毛泽东同志指引的道路前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永远无往而不胜！
（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
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3—144页。
②《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608页）。
③《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609页。
④《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750页。
⑤《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740页。
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第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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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发展中部分质变问题的讨论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红旗》、《新建设》、《羊城晚报》和《学术研究》等报刊都先后发表了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广东省哲学工作者还多次举行了讨论会来探讨这一问题。在这里，将讨论中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介绍于后：
一、什么是部分质变？多数同志认为，部分质变就是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事物发生根本质变前所产生的部分质的变化。它是属于总的量变过程的范围的。它不同于根本质变，也不同于纯粹量变。但是在具体理解什么是部分质变时，又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部分质变是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为标志的。例如，王致远在《怎样理解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中说，“部分质变的发生，会使事物发展过程出现新局面、新形势、新气象，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标志过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里程碑，必须是这样的一种变化，才算是部分质变”。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以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作为部分质变的标志。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部分质变可以使事物的发展过程显出阶段性，也可以不显出阶段性，如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事物的特性、属性的变化也可以叫部分质变。
也有人认为，部分质变既可以发生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根本质变的过程中。例如：何城在《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商榷》（《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中认为，动物机体在进入死亡之前经过胚胎、生命、少年、性的成熟、繁殖过程、衰老等各个发展阶段，是属于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死亡是根本质变，但死亡不是一种突然的、倏忽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它经过临终休止期、濒死期、临床死亡期等各个发展阶段，最后才到达生物学死亡（绝对死亡）。这就是说，死亡这个根本质变过程，是由若干次部分质变汇合而成的。把这些部分质变纳入总的量变过程，实际上是抹煞根本质变经历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有的人不同意上述“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的命题。其理由是：（一）质变开始以后事物已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这时再说有部分质变，是颠倒逻辑次序。（二）根本质变开始以后，发展过程已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新质在量上的延续扩张状态，并没有引起更新的特点和局势的出现，对于这种变化没有称为部分质变的必要。（三）在同一个量变质变规律里，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又有总的质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不大科学，容易引起逻辑上、概念上的混乱。
二、部分质变的根源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部分质变的根源在于事物内部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在于矛盾发展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因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被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所以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但是对整个发展过程来说，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没有发生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因此产生部分质变。
另一种意见认为，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产生，是由于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不是截然分开的，既没有纯粹的量变，也没有纯粹的质变。例如，张永声在《试论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江海学刊》1962年第三期）中认为，当事物进行量变的时候，事物内部的旧质逐渐衰落，新质逐渐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性质虽然没有起根本的变化，但是形成不同的量的等级，这些量的等级标志着事物的质本身发展中的不同状况和不同阶段，从而也就标志着事物发展中的质的相对稳定中的部分质变。这些不同的量的等级，也是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三、部分质变的有哪些表现形式？一种意见认为，部分质变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几个不同阶段逐个推移的形式，二是全局未变而个别部分发生质变的形式。（吴江：《论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红旗》1961年第十四期）另一种意见认为，部分质变有三种形式，一是事物的本质未变而某些重要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的形式，二是事物的基本矛盾未变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的形式，三是事物的全局未变而局部发生了根本质变的形式（见张永声文）。
四、部分质变是否具有普遍性？多数同志认为，部分质变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领域中，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吴江认为，部分质变的普遍性的“立足点就是事物的矛盾法则。无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个过程，只要它是变化发展着的，它的矛盾有着多种表现，事物本身表现出多面性，具有各种特性，并且矛盾诸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末，事物或过程的发展，在其内部，都可能出现部分质变的现象。”
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中有部分质变，而在简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一定有部分质变。例如，诸兆松在《对于部分质变问题的一些看法》（《羊城晚报》1961年11月30日）中认为，从绝对的意义来讲，部分质变是普遍的，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而从相对的意义上讲，部分质变又可以说不是普遍的，因为事物可以有相对平衡和相对简单，所以它的发展就相对地不显出阶段性和局部性了。
（林京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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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中译本出版
黑格尔著的《精神现象学》（中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由贺麟、王玖兴翻译）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的第一部巨著，内容包含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1806年写成，1807年出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部分是“绝对理念”发展的基本阶段。《精神现象学》就是对“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总述。黑格尔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现实的人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表现。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描写人的意识如何由最低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提升到把握绝对知识的高度，也正是描写“绝对理念”本身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现象学》可以算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导言”。马克思说过：“试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我们必须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开始，《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九—十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意识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一、意识，二、自我意识，三、理性，四、精神，五、宗教，六、绝对知识。前三个阶段的内容大体相当于“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部分，第四部分相当于“客观精神”部分，后两阶段相当于“绝对精神”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现象学》又可以归并到他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之中。
黑格尔描写的人的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贯串起来构成一个锁链，这条锁链上各个环节的推移和转化是井然有序的，是有先验的逻辑的必然性的，但黑格尔也承认它与人的意识在历史上的发展是一致的。所以恩格斯说：“精神现象学，也可称为与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个人意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描写，这些阶段可视作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诸阶段的缩影。”（《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黑格尔把人的认识过程神秘化，把认识过程说成是精神的自我认识和发展过程，这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魔障。但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认识的历史性，即关于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的思想，关于真理是全面、“绝对”的思想，以及关于认识是矛盾发展的过程的思想，都有其合理的因素，虽然所有这些也都被唯心主义体系所掩盖，需要我们批判地加以吸收。
（高 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