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一只鞋及其他
马铁丁
有一位一条腿的荣誉军人到商店去买一只鞋，营业员同志对他说：“卖鞋只能卖一双，哪能卖一只？”
荣誉军人只好到另一家商店去。这家商店与前一家完全两样：营业员同志满口答应“可以，可以”，而且搬出一大堆鞋来，由顾客挑选。顾客如愿以偿，称谢而去。
说到鞋，使我想起了另一则有关鞋的故事：
在鲁国，有一位能干的鞋匠，想到越国去谋生。有人告诉他：“越国人爱打赤脚，不穿鞋子，你的本领虽大，又有何用？”（《韩非子》）
人有脚要穿鞋，人有两只脚要穿一双鞋，这是常识以下的事。连这一点也无知，那就难以为人处世了。但是，仅止于此，而又满足于此，那么，在复杂的问题面前，在“例外”的情况下，仍然免不了“抓瞎”。
在《警世通言》中，有一篇小说，题为《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却说苏东坡有一次去见王安石。王安石不在，苏东坡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句诗，诗云：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想：西风者，秋风也。那黄花，即菊花，其性属火，敢与秋霜鏖［áo］战，最能耐久，哪有落瓣的道理？于是提起笔来续了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后来，苏东坡到黄州做官。谁知有一次到后园一看，果然是：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
如果我们都像小说中的苏东坡，满足于一知半解，满足于常识以下，而又自以为是，事情仅仅是菊花落瓣与否，还是小焉者的，要是以这种态度去处理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我想，又岂止是大闹笑话而已？
有的地方、有的人不穿鞋，有的人只穿一只鞋，菊花也有落瓣的，比较地说来，究竟是特殊的事情。但是，从这里，却可以看到进一层的意义在，那就是：任何具体事物，都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个性或者特点。在大体相同的事物间，也总有彼此的差异。一株树上，就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无论是特殊的事情，也无论是大体相同事物间的彼此差异，哪怕是细微的差异，都要求我们具体地认识具体矛盾，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
如果我们忽视、抹杀特定事物的个性、特点、特殊性，我们就无法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客观存在；当然我们也就更加无法把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好。我们的生活，从空间看，千差万异，从时间看，千变万化，因此，从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也必然是千头万绪。那种看问题的简单化、绝对化；解决问题的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总是一个尺码地直来直往，恐怕少有能把事情办得妥妥贴贴的。
从一只鞋的事例中，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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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彩云
冉淮舟
家乡的人们都喜爱彩云。特别是夏日的傍晚，在地头上，那位老乡扶着锄把，擦着汗，望望西天上有了云彩，便笑了：
“喂！二楞子，看哪，西天上长云彩呢！”
“我早就看见了。半夜里下场雨，你就听高粱棒子拔节的呗呗的响声吧！”
西天上长云彩，便有了落雨的希望；落了雨，庄稼便会长得更壮。那西天的云彩，也着实好看哩！比如颜色，连画家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种。比如形状，更是千奇百样，而且不断变幻着的，看去像山、像古代的城堡，仿佛经历过多少次的战争，到现在，还依然屹立！那高高突起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一座古塔了！
它像一座真的塔，——延安的宝塔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寇的残酷屠杀、抢掠，正在冀中平原上进行。乡亲们被围困在野地里。大家屏息着呼吸，渴了，吮［shǔn］吸豆叶上的露水，饿了，就啃高粱穗。也就在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是敌人开始搜洼了？细听听，那进攻的呐喊，很是熟悉，那喊声尖脆清亮的是娃旦他爹，那喊声粗浑雄厚的是狗球他爹。妇女们从声音中听出了那是自己的丈夫……
战斗结束了，人们便钻出青纱帐。妈妈她们见到了游击队，便说：
“你们怎么知道俺们被包围了？”
他们便异口同声地说：
“毛主席的战士么！”
“毛主席也知道我们被包围了？”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知道。”一个叔叔便答话了，“你们看，”他用手指着西北的云天，那里的彩云格外壮美，“在那边有宝塔的地方，毛主席就住在那里，他说话咱们这里能听得见。”
我们小孩子觉得很是新奇，便问：“怎么俺们没听见过？”
“你们都还小，长大了，扛着大枪去打敌人的时候，就听得见了。”
我们自然便都盼望着长高长大了。妈妈她们也特别高兴，当她们在村边柳荫下站岗放哨的时候，我听见过她们说笑：
“嗯，要是能变成一片云彩，就更不怕敌人封锁了，到延安去！”
“可是好，像云彩那样，行动多方便，你去看你家娃旦他爹就不遭难了。”
“呸，谁想他！你不说你想看你家狗球他爹了。”
“快别说了，看，那是谁来了？”
“大班家的汉奸小子，藏起来，咱们收拾了他！”
她们便分散开，藏了起来，没有惊动游击队员，便除掉了一个坏蛋。这以后，她们的胆子大了起来，经常帮助游击队战斗，打击进犯的敌人。
从那时候起，人们给女孩子起名字，便都喜欢叫彩云了。这是一种纪念，叫人们永远记起战斗的日子。如今，那些叫彩云的姑娘差不多都有二十岁上下了吧！
就说我们村东街程彩云，她今年才刚刚二十岁。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十冬腊月，她曾牵着小驴送过公粮；就是她当上供销社干部的时候，她也不过十几岁，如今，她已经是家乡一个供销社的副主任了。
西头的赵彩云已经当了五年小学教员，她的声音响彻在家乡孩子们的心间；大胡同的吴彩云，从小就比别的姐妹活泼，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参加了火线剧社，现在她是省城艺术剧院的演员。又如十字街上的傅彩云，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不少关于她的模范事迹的记述。这次回家，便特地到她家里看了看。她是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我先问了今年的耕种计划，她述说着，村北“三不齐”犯风，种高粱，村南“老鸹窝”沙性大，种山芋……。说话间，一个叫双金的大伯进来了，“彩云！‘老鸹窝’那里种山芋倒合适，只是前年叫水冲刷过一个小沟，那低洼的地方，种高粱吧，你说呢？”傅彩云拍手笑道：“对，大伯，刚才福印大伯也这么说了。”傅彩云，乡亲们信赖她，尊重她，因为，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她便向乡亲们讲解过互助合作的好处，以后，她当了农业社的副主任，而这二年，她领着大家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家乡的彩云们啊，提念起来，是一种骄傲！她们的创造，也像天空的彩云那样焕发着数不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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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谚语
＊谁希望摘玫瑰，就要不怕刺。
＊骏马难免失蹄。
＊树不坚硬虫来咬。
＊苍鹰无翅飞不起。
＊一点火星有时能烧尽一座大城。
＊亲密友情多珍贵，远隔千里能了解。
（天飞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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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联想
黄似
在《草木鱼虫之类》一文中，顺笔提到了《植物名实图考》，后来又有一些联想，再补充说几句。
这部书的作者吴其濬，是一个出身贵胄［zhòu］的大官僚，中过状元，历官湖南、云南巡抚、总督，在湖南“剿匪”有功，官至内阁学士兼兵部侍郎，《清史》以名宦列传。他也写诗，刻过一部《念余阁诗钞》。这一切，看来都已经“俱往矣”，很少有人知道了，使他的名字一直传流下来的，只不过是他在从宦之暇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两部著作而已。
吴其濬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这一年，法国大革命起，新独立的美国选出了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西方的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时期，而有清一代的国势，却已经一天天地走向下坡路了。他的出生，正好比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早了二十年，《图考》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夕，也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了十一年。
讲到植物分类学这门学问，希腊和中国一直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领先的情况，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十七世纪，欧洲植物学上描写的植物种类达六千种以上，而中国，直到《图考》出版，记载的植物也只不过一千七百十四种而已。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欧洲发明了蒸汽机，海运畅通，他们很快地把研究的领域延伸到被称为植物王国的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去了。
但是尽管如此，吴其濬的《图考》还是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生活在乾嘉朴学盛行的时代，他做学问着重于考证和“耳治目验”的实际调查研究，所以他记录每一种植物的时候，总要“出其生平所耳治目验者，以印证古今，辨其形色，别其性味”，一定要“看详论定”之后，才亲自“摹绘成书”，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由于这样，他才能纠正了许多《本草》的错误，例如李时珍把老鸦蒜误认为石蒜，列入有毒植物之类，但同时又引及《救荒本草》。吴其濬认为有毒者决不能作“救荒”之用，于是他不仅核对了各种古籍，而且“亲自尝食”，才订正了这个误记。又例如关于苜蓿，他发现了《本草纲目》和《群芳谱》的记载不同，就花了三年工夫，亲自栽培，还两次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和山西去访询苜蓿真籽，后来终于证明了李时珍把苜蓿和草木穉混为一谈。当然，由于时代限制，和个人精力有限，除了分类上的不科学之外，《图考》也还有不少错误，他把外国才引种过来的马铃薯误认为中国原有的黄独，就是一个例子。
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达尔文比吴其濬晚出世了二十年，但他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英国，这就给他的研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的条件，吴其濬以他的毕生精力，只能记述了植物的形态、现象，而达尔文，就能够从这些现象进一步探索到大自然的秘奥，正如马克思所说，“给我们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自然历史的基础”。
今年是达尔文逝世的八十周年，有趣的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三大名著中，有人统计，他一共有一百零六处采用了来自中国的材料。《图考》出版在鸦片战争之后，因此我颇涉遐想，也许，达尔文写书的时候，这部中国植物学名著已经传到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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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两盒巧克力 一段辛酸史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观后小记
邹霆
有人说，西德进步影片《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是一出描写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悲剧命运的作品；我却以为不然。
固然，在这部独具一格——有着浓厚喜剧风格的正剧影片里，抒写了一场发生在“小人物和大人物”之间的、看来平淡，但却又是十分惊心动魄的斗争；不过，在这里，和一般规律大不相同的是“大人物”惊慌失措，最后终于在“小人物”放肆的笑声中宣告崩溃。更重要的是，《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犀［xī］利地展现了一出纳粹分子借尸还魂、希特勒和阿登纳合流的现实丑剧。由于影片作者的可以理解的好心肠，作品在最后结束了“小人物”路悌狼狈万状的不幸遭遇。自然，不难想像的是在西德的现实生活里，到处都是施拉姆博士的天下；这位“大人物”和他的同僚们是绝对不可能让这个据说是犯了“贪食症”的小摊贩在法庭上纵情大笑，甚至会逍遥“法外”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剧作者——这样一位忠于生活的电影作家，会在结尾的紧要关头上，突然临阵脱逃，离开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也绝对不能误以为《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作者，是企图以“惊人之笔”，出人意料地给予善良的观众们以愿望上的高度满足。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在故事的结尾处，骤然笔锋一转呢？归根结蒂，其根源还在于现实生活里的“施拉姆博士”的巨大压力；试想，难道高踞在波恩政府里的施拉姆的朋友们，不会用“电检法”这把剪刀来修剪这束有刺的“玫瑰花”吗？应该说，这是需要看到的一段戏外的戏，一段可能包含着艺术家无限辛酸泪水的现实悲剧。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以真切而朴素的语言告诉人们：在西方“极乐”的“自由世界”里，人们是如何的战战兢兢，为了保有自己仅有的一点点不被侵犯的生活，为了守住自己相爱、饮酒、诉说那梦境一般令人神往的旧事的、可怜而又迷人的“小天地”，需要多么小心谨慎，又需要容忍多少屈辱和心灵的不安！当路悌的情人、一片痴情的莉茜探监，路悌沉重而又“乐观”地回答莉茜说，这次一个小人物和大人物对碰的时候，危险的是大人物时，我为路悌的天真感到担心，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位善良的小人物是如何地隐藏着自己苦涩的眼泪，难道路悌真的是这样自信吗？
同时，我也清楚地觉察到作者更是多么尴尬［gān-gà］地，以自己的苦笑来安慰广大的观众。其实，在那个“西方自由”乐土上，对于不幸发生在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冲突，谁又敢存丝毫侥幸心理呢？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是一首晶莹可喜的抒情歌曲，它唱出了在西德和一切类似西德的国度里，普通人是多么热心的憧憬着幸福，同时却又多么心情黯淡地生活在充满泥泞的现实里，人们渴求历史的翻案，向往着那伸张正气的日子早些到来，但却盼不来任何“奇迹”。于是，艺术家们就十分自然地从生活里撷取了这朵并不耀眼的“玫瑰花”，写出了这段肖史密特·路悌的悲剧：两盒巧克力，一段辛酸史。
诚然，两盒巧克力糖又有多大的魔力呢？它让施拉姆博士心惊肉跳，并使小摊贩回忆起法西斯的法庭、死刑和“顾问官”可怖的嘴脸。可怕的是又一个第三帝国时代的阴影，再次笼罩了人们惊悸的心灵！
看来，路悌并不比阿伯特·霍甫曼（《科伦上尉》里的“真茶房”和假上尉）幸运；而保留下来的问题却是：施拉姆博士真的服罪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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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拙政园 （中国画） 许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