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严肃和风趣
江之水
严肃和风趣,表面看来,似乎是对立的,一个人在生活作风和待人接物上是严肃一些好呢,还是风趣一些好?要回答这问题,似乎也可以十分简单,即两者可以统一起来,该严肃时就严肃,该风趣时就风趣。只是这话说来容易,实际做去却又不是那么简单呢。
最近和三五同志也曾论及此事,有人认为还是严肃一些为好。而我,则是站在“多一些风趣为好”这一边的。高深理论我讲不出,但总感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多一些风趣和幽默,会显得我们的生活火炽[chì]、热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来得亲切、和谐些。高尚的风趣和幽默感,可以显示我们这时代的人是心情舒畅的,是高瞻远瞩的,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的。
鲁迅的一生是严肃战斗的一生,但,也无妨看看他是怎样把生活处置得不那么古板和枯燥的。根据萧红的回忆,有一次她上午刚刚跟鲁迅先生见了面,下午又进先生的工作室时,鲁迅马上从那圆转椅上转过来,微微站起了一点,一边点头,一边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她正诧异时,鲁迅“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原来,鲁迅也开这种看来并不寄寓什么特别深意的玩笑的啊。
萧红又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你看,鲁迅不仅自己很风趣,也很容易为他人的风趣所引动,真是赤子之心,于此可见。
由鲁迅我想到了列宁。高尔基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笑得带有传染性的人。甚至令人很奇怪的,是看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对于伟大社会悲剧的必然性看得如此清楚和感觉得如此深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抱着毫不妥协和动摇的憎恨的人,居然会像小孩似地笑,笑得呃着喉咙,流出眼泪来。”高尔基终于给列宁的这种风趣作了深刻的结论:“其实要这样地笑,就得具有一个伟大、坚强、健康的心灵。”
人们严肃地工作和生活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千万不能把严肃误解成为,事事时时硬摆出一付冷冰冰的面孔来。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同志,经常要和人民群众打交道,如果你总是给人家看冷面孔,别人对你也只好敬而远之了。这样一来,群众的知心话或肺腑之言就很难有机缘跟你吐露和交流了。
也有的同志不尚风趣,却平易近人,这也是很好的。但是,自以为严肃却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又绝不可以仅仅把这看作是个性格和习惯的问题,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人的思想和修养了。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同志都具有同等的风趣。但是对于风趣的理解却是可以统一的。列宁说:“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我很懂得幽默,然而不善于幽默。”列宁尚且讲自己还不善于幽默,那么我们在生活作风上风趣一些又有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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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师桥畔
顾工
龙江,像是一弯新磨的镰刀,银闪闪地平放在龙市的市郊。郊野的稻子都已经成熟了,社员们正开始收割。稻香随着轻风四漾,使在龙江中浮游的一群群鹅鸭更加活泼,它们拍打着扇子般的翅膀,飞上岸来,摇着水淋淋的身体。几个穿着花衣衫的小姑娘,像几朵刚刚绽开的菊花,她们和那鸭啊,鹅啊,搅在一起,相互追逐、嬉戏。……
我顺着粼粼的水波,走到一座宽阔的木桥边,这时我的心就更激动,更欢跃了。“会师桥”三个大字,像是一本长篇叙事诗前的题字,把我的想像又引向革命波澜日益壮阔的往日……
是1928年,春风初绿江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带领着红军第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在湘南打垮了敌人十六军范石生的两个团,缴获了很多枪支,回到了龙市;朱德等同志也率领着几千人马,从南昌、广东转战到了湖南的茶陵,开到了龙市。就在龙市桥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手和朱德同志的手,在一起紧紧相握了,这握手可实在是不平凡的握手啊!这握手,是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的会合;这握手,是整个南方革命力量的集结;这握手,是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壮大,象征着无产阶级军队的不可摧毁,象征着革命礼花的迸发……
今天,在这会师桥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多少幸福的人啊!提着书包的红领巾,扛着新农具的生产队长,才洗去一身泥尘的女拖拉机手……。在这会师桥上,我遇见了一位不平凡的英雄妇女——黄冬娥。她已有五十岁,但头发还是乌黑油亮。在新剪裁的蓝布衣襟上,绣着一朵江西农村特有的图案,她显得那么利落,那么俊秀。从她那容光焕发的外貌中,谁能猜想出在三十多年前,她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区妇联主任;谁能猜想出她曾救护过红军的伤员,曾单身闯进敌人的住地缴过敌人的枪支;谁能猜想出白匪曾到处张贴布告,以一百五十元的赏金要她的头……。后来,她虽然被无耻的“反水”的人告密,挨过毒打,受过重刑,但今天却依然健在,精神抖擞。她热情地接待了我,陪我瞻仰了龙市的许多革命遗址。
我们先来到会师桥头的一个大草坪,大草坪上现在设立着许多篮球架,劳动后的生产队员们正在又蹦又跳,大显身手。大草坪的周围有许多新盖的新油漆的楼房,这些房屋的每一扇窗格,都映射着龙江江水的波光,蓝汪汪的非常明净。就是在这个大草坪上啊,公审了从宁冈县活捉来的万恶县长张开阳。就是在这个大草坪上啊,处决了张开阳以后,不久,就召开了庆祝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师的大会。那是在1928年5月4日那天,红旗真像是盛开的杜鹃花,映红了山谷,也映红了溪流;黄冬娥那时和她的小姐妹们,也是挤在人群当中,第一次听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声音。这讲话的声音,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讲话的声音,鼓舞了曾冲破团团硝烟和层层封锁的工农武装,也鼓舞了开始觉醒的千千万万工农群众。随后,“井冈山来了毛泽东,山上山下一片红”的歌声,随着龙江的江水,随着担谷人的脚印,随着插秧人的嘴,在每座青山后,在每朵白云下传扬开来。
现在,黄冬娥站在这片广阔的大草坪上,指点着龙江对岸的一所青灰色的砖楼说:毛主席在龙市会师以后,就住在那个楼上。那楼从前是个很有名的刘德盛药店,现在已改建成为“龙市人民医院”。我又随着她登上了这座砖楼的楼梯。毛主席当年住的那间房子,现在还很整洁,两面大玻璃窗,吸引来灿烂的阳光。窗外,有道宽阔的走廊,伏在走廊的砖栏杆上,透过袅袅[niǎo-niǎo]的柳丝,可以望见绿茸茸的山峦,山峦上还环绕着一道道褐黄的带子,那便是红军驻守在这里的时候,挖下的工事……。
下楼,顺着山脚下光滑的石子路,来到了井冈山中学。在这中学的大门口,显赫地挂着“龙江书院”几个大字,这旧时代的书院,这新时代的中学,在这交替的过程中,也作过红军的干部学校呢!陈毅同志是这里的教育长,毛泽东同志也常常走到这里来讲课。就在这所几根粗壮的木柱撑起的大厅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流进了每个战斗者的心胸,武装了每个战斗者的头脑……。今天,革命的新生一代,在这里雀跃着,喧笑着。他们很多人都是井冈山老战士的后代啊!我和这些革命者的后代蹲在一起,团聚在一起,纵情地热烈地笑谈着。他们的话是说得多么生动多么有趣啊!他们还记得很多很多毛主席对他们的祖父、祖母,对他们的父亲、母亲讲过的话;他们记得这样真、这样清楚,简直就像毛主席当面对他们讲过的一样。
离开井冈山中学以后,我本想再去黄冬娥工作的敬老院看看,但我走到半路,却被喧哗的水声、喷吐的白浪留住了脚步,原来在会师桥畔,还有个新建立的水电站呢!这位水电站站长也是位热忱好客的人,他叫江汉源。在1928年红军打开宁冈县县城以后,他曾在县委会当组织委员。三十多年前,他和游击队员们点燃过一支支革命的火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却每天用他的手,扭亮了整个市镇的灯光。我和他在水浪冲激的涡轮机旁畅谈起来。谈话是从他办公室的玻璃板下放着的一张照片开始;这张照片是位英武年轻的将军,相貌有几分和他相像。水电站站长回忆着说:“这是我的弟弟,现在在广州部队工作。过去我家很穷,连盐也吃不上。红军到龙市不久,他就坚决要求参军。我那时正在新兵站负责接新兵,看见弟弟来了,也感到高兴、光荣,临别的时候,还嘱咐了他好多话,还送给他两块光洋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市会师以后,红军的队伍就一天比一天壮大,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一天比一天高涨。解放后,水电站站长和转战南北三十多年的弟弟重逢时,望着弟弟身后的千军万马,滚滚烟尘,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啊!当年很少的几面红旗,现在却已经变成几万面、几千万面红旗了,辉耀得整个天地都一片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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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士山
林林
画富士山的画真多,
我看了一幅画最好。
写富士山的诗真多,
我读了一首诗最好。
最好的一幅画,
它画通红的富士山,
要把山顶的白雪消融,
要把山边的乌云冲散。
最好的一首诗,
它写愤怒的富士山,
怒视着一片美军基地,
显示着日本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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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论列宁和十月革命》
一位外国记者关于十月革命的回忆录
江南
《论列宁和十月革命》这本书,是一位曾经多次和列宁会过面,并且目睹和亲身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写的回忆录。这位美国记者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已经去世。1917年夏天,他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作者约翰·里德一同到了俄国。他访问过俄国各阶层的人士,包括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官员和各政党的领袖,出席过各种会议。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深入到偏远的农村里,煤烟弥漫的工厂里,以及战壕里、军舰上,和工人、农民、士兵接触。他亲眼看到了旧制度的崩溃和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曾经跟着士兵和工人进入了冬宫。他还参加了国际纵队,来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威廉斯是以记者所特有的尖锐的目光,怀着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周围的事件的。他收集了不少材料,回国以后写出了两本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领袖列宁的书:《列宁和他的事业》(1919年出版)和《俄国革命透视》(1921年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后又经过增补,就汇集成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论列宁和十月革命》一书。
作者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发动反苏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消息被封锁了,资产阶级报刊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谣言来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攻击革命的领袖列宁。威廉斯的书,据实地报道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描述了他和列宁的会见,以及列宁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形。这两本书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样,受到反动派的恶意攻击,但还是印行了几百万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正如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在本书前言中所比喻的,这是因为这些书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扇的小窗户,“凑近这些窗户就可以窥见一个不同寻常的、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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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铲板船之颂
范烟桥
门外新栽的柳树,秀发似的枝条上,已在慢慢地吐出嫩芽来。尽管今年的
“拗春”日子较长,有时还露结为霜,它还是冲破了春寒,及时地放出青春的活力。在岸边柳下停着几条来自农村的铲板船,船上放着一些农民们从自留地上采来的马兰头,金花菜,野菜,荷花浪,枸杞[gǒu-qǐ]头,要卖给城里人家,也带着几个小姑娘来逛逛玄妙观的景物。这些铲板船,有一定的规制,长不过二丈,阔不过五尺,一支橹,一支篙,设备简单。他们熟练地驾驶着,乘风破浪,到东到西,自由、灵便、经济。
我们到城外,就能看见大运河里形形色色的船群里就有这种铲板船在穿插着来往。它是千百年来没有多大改变的交通工具,至今还有着载运农产品、生产工具的运输功用。罱[lǎn]了泥去肥田,装着水车去灌溉,收割了稻麦,送上仓库,一年四季,它一直忙碌地为农民服务。它靠着人力驾驶,有它的往来自如的特长。十多岁的小娃娃,也能扭“橹绷”,点篙,成长了,都是驾驶的能手。
五六百年前,苏州一带的农民抵抗来自海外的倭[wō]寇,就用这种铲板船载着眼快、手快、脚快的好战士,在水面上,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最后获得胜利,把倭寇赶回老家去。
三百多年前,江南抗清的义师,又用这些铲板船,和“八旗”兵作水战。好几次的围攻,使这些惯于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的“八旗”兵,到这里就无用武之地。
十七八年前,抗日战争时,太湖流域被日本侵略者在军用地图上用红笔画成一个“匪区”。他们在历史的教训下,知道那无数的铲板船,如鸟飞鱼跃,能聚能散,能掩蔽潜伏,能突出游击,是最得地利、人和的劲敌。
铲板船是农船,在保卫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就用来打击敌人。他们不是没有训练的。他们借着端午竞渡,把铲板船装扮得“红黄碧绿旗分明。”“人汹汹,鼓逢逢[péng]。”“疾徐进退方弗如军行。”“使船自古说南人,善泅此地皆吴儿。”(吴曾:太湖竞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船上使枪弄棒,像舞台上串戏,表现“武行”的家数。这些童年的回忆,已成了故事。今天,他们致全力于生产,风俗、习惯都起了变化,不再看到那些场面了。
一条铲板船,可以坐二三十个男女老少,他们常是换上新装,有说有笑地到城镇里。等他们上了岸,我们借着空船,平稳、安详,真是“春水船如天上坐”,在石湖里荡漾,饱看湖光水色。倘若在夏天,到黄天荡看荷花,又是“花为四壁船为家”,比别的船更爽朗、舒畅,有着诗情画意。我们正是在诗里、画里看到它,体味到它美化了人生。
铲板船一小时只能行五六里,要七八人摇着,那就快了,这是不经常的。以前中农以上的人家,都有着一条铲板船,备着一根竹竿,挂起布帆来,速度就加快了。遇到逆风,可以牵一根绳,上岸背“纤”。当天来不及回家,用几张“芦扉”,圈成一个篷,就在船舱里过夜。带着一具“行灶”,三餐自理。是这样灵活,他们可以浮家泛宅了。
现在集体生产了,每家的铲板船统一分配使用,更能发挥它的作用。可是原来的船主,还是有着所有权,修理、抹桐油则是生产队管理着。它是一个队的财产,也是船主的财产。
虽然它是农船,在城市里也需要,像苏州这样一个水城,三横四直的河道,装卸货物,它比小板车容量大,因此酒厂、米厂都有几条铲板船。从郊区来的蔬菜,从渔业合作社来的鱼鲜水产,都靠着它运输。不要小看它是一条小船,过去它完成了历史任务,现在还担当着交通运输的责任。我爱它,歌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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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门峡(木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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