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加强集中统一 发扬党内民主
柳冲
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映了党的组织建设上领导骨干和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规定了党员和党的组织,党员和党员,下级和上级,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相互关系。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的统一,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持在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集中制,经常地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也经常地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既反对党内的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倾向,又反对个人专制主义倾向。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任务,要求党的领导的高度的集中,要求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斗。没有中央集中统一的指挥,党决不能取得任何斗争的胜利。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是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求党的领导的高度的集中统一,要求全党统一政策,全国统一计划,使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有计划地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使各行各业按照党指出的方向向前迈进。
实现严格的集中制,是列宁的建党思想。列宁始终不渝地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实现集中制而斗争。他说,“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列宁全集》第7卷第390页)。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的时候指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必须纠正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等等错误思想,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宗派主义,批判了一部分同志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他说:“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在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为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反对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的种种错误思想行为而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强调必须建立和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在全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也经常地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
党的中央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全党都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党的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集中了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制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提出了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任务。党中央规定的路线和政策、党和国家的计划和任务,体现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最大和最长远的利益,同时,给党的地方组织和全体党员指出了奋斗的方向,也就是发挥积极性的方向,要求一切党的组织和一切党员充分地、实事求是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执行党的路线和中央制定的政策,实现党和国家的计划,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因此,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实事求是的积极性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当然,它对于盲目的、违反党的统一政策、妨碍国家统一计划的“积极性”是一个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必要的。
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党员就要认真地学习、讨论党的路线和政策,领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精神和实质,党的地方组织要认真地研究自己工作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步骤,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当然,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如果对于党的政策有不同意的地方或执行中遇到具体的困难,应当一面执行,一面提出意见。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任何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党员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执行党的政策,不得歪曲和篡改党的政策。那种认为党的政策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合乎口味的就不执行,各取所需,七折八扣,以个人感想代替党的政策的行为都是有害的,错误的。党的地方组织可以根据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一些补充规定,但是不能作出与中央的政策精神相违背的决议、指示和规定。一个党员如果发现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和规定同中央的政策相抵触,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报告情况。
为了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党员必须树立全局观点,懂得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包含着各个局部的利益。共产党员要顾大局,识大体,从党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计划,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那种把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把自己工作的地区当作“小天地”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违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的。
为了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员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义务。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讲老实话,向党如实地反映情况,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是党员党性是否纯正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党员的起码条件。共产党员要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讲老实话:有黑说黑,有白说白;有成绩,说成绩,有缺点,说缺点;有多少,说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歪曲和隐瞒事实真相,不讲假话。党员讲老实话,就能够帮助党的组织了解真情,作出正确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决定,如果讲假话,就可能使党的组织受到蒙蔽,根据虚假的现象作出错误的决定。如果党和人民群众在错误决定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譬如打仗,一个指挥员如果根据侦察人员报告的假敌情,作判断,下决心,发命令,就非打败仗不可。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讲老实话,不能因为争名夺利而虚报浮夸,也不能因为顾虑个人得失而弄虚作假。共产党人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自觉献身的革命战士,在敌人的法庭上,在革命斗争的战场上,从来是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的,难道还能够为了一些个人利害得失而歪曲真理吗?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实事求是、讲老实话,是党的优良传统。因为讲老实话而在党内遭到压制打击的事件虽然有过,但只是暂时的。归根结柢,真理、讲老实话的人总要得到胜利。那种前怕狼,后怕虎,顾虑多端,怕这怕那,只不过是非无产阶级的“怕鬼”思想而已。在我们党内,敢讲老实话的人,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既害了人民,又害了自己。
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中央,不但多次强调加强党的集中,而且多次提倡发扬党内的高度的民主。
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8页)。党章总纲指出:
“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这样,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和及时,才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具体情况和地方特点,党的生活才能生气勃勃,党的事业才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的集中和统一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才能是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
发扬党内民主是战胜革命敌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武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就有利于促进在人民内部实现广泛的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就有利于调动广大党员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活跃党的生活,巩固党的组织,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还有利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高度的民主,是高度集中的生气勃勃的基础。相反,如果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就不能建立极严格的集中制,就不能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什么是党内的民主生活呢?这就是启发党员“对党内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4页)。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党的组织要教育党员运用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鼓励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无所顾虑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使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各种会议成为开展批评和争论的场所。
领导人员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本着经常“洗脸”、经常“扫地”的精神,主动地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要以满腔热忱欢迎党员和群众对自己和自己工作的批评,要有“闻过则喜”的精神,对于批评意见,全部正确的,就要全部接受,部分正确的,就接受正确的这一部分;完全不正确的,只要不是阶级敌对分子的恶意攻击和污蔑,也要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绝不可掩过饰非,拒绝批评;更不能压制批评,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要真正实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压制民主,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是违反党章、违反宪法、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要尊重和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讨论的时候,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错误的意见,提出不正确的批评。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两点论”者。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在任何时候都有两点:成绩和缺点。在通常的情况下,成绩总是主要的,而缺点则是次要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要想发扬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就必须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此,领导人员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既要听成绩,又要听缺点;既要听喜,又要听忧;既要听好,又要听坏,既要听和自己相同的意见,也要听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兼听各种意见,才能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那种只愿听成绩,不愿听缺点;只愿听喜,不愿听忧;只愿听好,不愿听坏的想法是一种片面性。有这种思想行为的人,在主观上也许是为了保护成绩,但是,由于他们“护短”,否认实际工作中客观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结果必定是“事与愿违”,保护了缺点和错误,放任缺点错误的发展,而最终导致削弱和否定成绩。在党的生活中,党员之间经常会产生种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有不同的意见,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往往引导人们深入地研究探讨问题,求得真理。因此,党的领导人员丝毫不要害怕出现不同的意见,相反地要学会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学会用调查研究和酝酿[yùn-niàng]讨论的办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求得思想上的一致。
在党的生活中,任何共产党员,都难免发表不正确的意见,提出不正确的批评。如果只准许发表正确意见,提出正确的批评,不准许发表不正确的意见,提出不正确的批评,实际上就会堵塞言路,窒息批评。这样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党组织应该允许党员说错话,允许党员自己改正过来,并且欢迎党员自己改正过来,决不能抓住一个同志孤立的、片断的错误,加以夸大,施行惩办。
共产党员要为了党的利益积极地参加党对人民事业的领导,在党的生活中使用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人员等。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注意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自己又能够正确地运用党员的权利,党内民主才能大大发扬起来。
健全党委制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各级党委必须严格地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有些党的委员会为了工作便利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党章规定,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的职权,书记处则是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日常工作。因此,书记处要向常委会报告工作,对常委会负责;常委会要向委员会报告工作,对委员会负责。那种把书记处置于常委会之上,把常委会置于委员会之上的作法,是本末倒置的,不符合党章的。
党的地方委员会好比一个班,书记(或第一书记)好比“班长”。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发扬民主,使委员畅所欲言,当好“班长”。书记(或第一书记)要站在委员会的集体之中,不能驾于集体之上。书记(或第一书记)同其他委员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不是领导关系。书记(或第一书记)的职责是:召集党委的会议,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作出结论,主持委员会或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党委会的书记(或第一书记)个人或少数人不能擅自决定重大问题,更不能形成“书记制度”。个人或少数人包办党委会工作的行为是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每个党委委员都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都对党委会的全盘工作负有重大责任,每个党委委员都要积极地参加党委的集体领导,认真地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不可把自己降低为仅仅是一个部门或一个战线的负责人,在委员会上讨论问题时只对自己管理的部门和工作负责,而不对党委会的全盘工作负责。每个委员对于自己分管的部门或战线的工作,要向委员会作请示报告,尊重委员会的意见,不能各自为政,搞分散主义。
党委会要定期开会,要把会开好。会议上要充分展开讨论,有不同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党委集体作出的决定,在执行中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需要修改,仍然应该提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书记、委员个人或少数人,都不能擅自修改。
过去,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向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专制独裁等等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高度地发扬了党内民主,健全了党委制,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巩固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纪律,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今后,我们还必须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错误倾向,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团结全国人民,为战胜我们的国内外敌人,实现社会主义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5版()
专栏:

美国的贫民窟
洪家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在城市中产生大量的贫民窟,而贫民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重要标志。在美国,由于垄断资本的扩大,垄断利润的剧增,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日益贫困,不得不栖身于贫民窟里。

美国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工人工资平均降低55%。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前,一个美国工人支付的房租平均占工资收入的18%—25%,而在1932年,同样的住所的房租,就占工资收入的35%—40%。数十万失业工人的家庭由于拖欠房租而被房主驱逐到大街上去;数十万在业工人的家庭被迫搬入更坏更小的住所中去。1934年,在美国,单是住在破拖车里的“游牧人”,就达一百万之多。仅纽约一地,由于工人职员负担不起昂贵房租,有14%的房子空闲下来。到1938年美国居住在贫民窟的约有四千万人。
在1948—1949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工人支付的房租占工资收入的35%。当时美国的贫民区有四百多万所住宅,住户达一千五百万左右。
在1957—1958年经济危机刚过去还不到两年的1960年,美国贫困地区像鼠疫一样地蔓延着。目前美国的贫民窟遍布全国各地。据美国大大缩小的官方数字的统计,贫民窟要占美国城市居住面积的20%,居住的人口占美国人口的33%。贫民窟的房子多半是用木板、纸板和洋铁皮搭起来的,那里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暖气装置,火灾盛行。在屋内有的是几张床紧靠在一起,睡着八九个人,有的是四壁皆空,只有一大堆欠账单。

在美国,住房最缺乏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劳动人民家庭。首先,因为政府热中于扩军备战,为贫困的劳动人民建造合适的公共住房数量很少。其次,因为私人新建的住宅采用长期保证抵押形式。长期保证抵押形式中的开支(抵押保证金、利息、公用事业费用等)占房屋成本的55%—70%左右。按此比例,如果一个家庭要购买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住房,以三十五年为期,其抵押利息按5.25%计算,则需每年收入七千六百五十五美元,每周收入一百四十七美元。每年收入低于四千美元的家庭,尤其是低于二千五百美元收入的家庭,当然无力购置这种住宅。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房租往往决定于当时当地房屋的供求关系。在劳动人民大量需要租金低廉的住宅时,房主就进一步提高破烂住房的房租,取得更高的利润。目前美国最坏的住房租金增长最快。新住宅与贫民窟的房租相差无几。纽约新建公寓中等房租平均每间每月四十一美元,四间房子的新公寓每月房租一百六十四美元;而肮脏的萧条的地区的一层房屋租金高达每月一百二十四美元(按美国一般生活水平而言,工人每月付一百二十四美元租金需每周收入一百四十四美元或每年收入七千四百八十八美元)。据有些房主说,贫民区房主每年可得纯利15%—20%,实际数字当然比他们自己所说的要高得多。对于少吃缺穿的劳动人民来说,能节约一美元也是好的。他们为了少付美元,只得住在破烂、拥挤和有害身心健康的贫民窟中。
在美国,房租在工人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愈来愈大。以1950年为例,收入在一千美元以下的家庭房租占工资收入的28%;收入在二千至三千美元的家庭房租占工资收入的14.5%;收入在四千至五千美元的家庭房租占工资收入的10%;收入在七千五百至一万美元的家庭房租占工资收入的6.9%。房租的昂贵,首先严重威胁着工资收入低的家庭。由于美国的房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1939年到1949年房租增长52%,1950年到1960年房租增长76%,1959年比1958年增长5.1%,1960年又比1959年增长6.9%,以致付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愈来愈多,这就意味着贫民窟的迅速扩大与恶化。

在美国,贫民窟的扩大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危机使大批工人失业。1960年底美国失业工人数达四百五十四万,超过1940年的最高峰。肯尼迪曾在其国情咨文中说:“在1961年1月份有五百四十万人失业,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已连续失业十五个星期,或是更长的时间,有六十万人失业了六个月、或者更多一些时候。此外,迫于不得已而做零工的人数达一百七十万,比1960年12月份增加了二十万。”到1961年6月份失业人数为五百五十八万。应当指出,这些大为缩小了的官方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失业的实际情况。失业人数的扩大,使美国失业地区不断增加①。1958年美国严重失业区为八十九个,1961年2月增加为一百零一个,相当于全国一百五十个工业中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严重失业地区中,有七十一个区的失业率为6%—9%,十七个区为9%—12%,十三个区在12%以上,有的甚至达20%。严重失业地区的劳动人民,在垄断资本家的压榨下,生活日益贫困。连肯尼迪也不得不承认:“在将近一百个特别萧条和特别困难的地区,有将近八分之一的失业者几乎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生活。”目前美国的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到今年1月底为止,失业人数仍有四百六十六万人,严重失业地区仍有六十一个,其中十四个区的失业率超过9%。
失业工人的增加使在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生产的不足又使在业工人工作时间一再缩减,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1961年1月在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下降为三八点五小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负担三个家属的工人,每周工资从1959年12月的八十三点○六美元下降到1960年12月的七十九点六六美元,下降4.1%。当然实际情况要比官方透露的坏得多。
与此同时,资本家更恶毒地利用失业队伍的大棒,采用一年中数周不发工资、或将工资冻结二年不变、或取消增产奖励工资等等办法来进一步剥削工人。目前,在美国三十八个主要行业中,工人实际购买力下降。同时,工人还遭受着不断增加的赋税负担,遭受着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痛苦。美国劳工部1960年9月公布,美国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每年的必需费为六千美元,但在1959年美国五千五百六十万户中收入在六千美元以下的占总户数的60%,收入在四千美元以下的占35%,即美国至少有三千三百多万户家庭生活处在接近或已达到贫困状态②。美国劳联—产联也曾透露,全国每五家中有一家挣扎在贫困线上,有四千万人生活十分困难,每月至少约有十五万工人用尽他们很少的工资,一千七百万美国人每天晚上饿着肚皮上床。
1959年,美国无债购买住房的家庭占44%,比1949年减少20%;抵押债务占房屋1%—19%的占8%,比1949年减少11%;抵押债务占房屋价值20%—39%的占14%,比1949年增加5.7%;抵押债务占房屋价值40%—59%的占14%,比1949年增加40%;抵押债务占房屋价值60%—79%和80%以上的占20%,比1949年增加89%。可见,在美国无债购屋的家庭越来越少,而债务占房屋价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1960年下半年正式向法院宣布破产的家庭有六万户,比1959年同期增加38%,比1950年增加四倍。这一情况足以说明无力偿付房产公司抵押借款而被赶出住房的情况。因此,这些破产者就不得不迁住在简陋不堪的住房中。至于那些长期失业工人的情况更惨,他们由于长期拖欠房租而被房主驱逐到大街上,只得全家蜷[quán]缩在无人居住的地下室中,或在无人住的荒墟上,用烂木板、破铁皮搭成小屋,勉强容身。

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又进一步扩大和恶化了贫民窟。
在美国无产阶级中,黑人和印第安人遭受特别严重的歧视。无论在失业的遭遇上、在工资的收入上、在居住的条件上,他们的情况都比最贫困的白人更为恶劣。
美国许多工厂采用所谓“优先制度”,不雇黑人。在宾夕法尼亚有90%的公司拒绝雇佣黑人。根据美国“全国都市联合会”的调查,全国十二个大城市中,黑人工人失业率为平均失业率的三倍。在费城一般失业率为7%,黑人失业率则为28%;在俄克拉何马,一般失业率为6.5%,而黑人失业率为30%;在克利夫兰有40%的黑人男子失业,在芝加哥有20%的黑人失业。
在业黑人的工资也比白人少得多。1952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为白人家庭收入的57%,这是顶峰,往后就急剧下跌,到1958年跌到51%,1959年回升到52%。作为美洲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处境比黑人更加不幸,就业的机会大部分是季节性的非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劳动。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计算,1956年,美国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为二千五百零二美元;而西华盛顿州的印第安人每人每年收入仅七百五十美元。
他们不但收入低,而且被限制居住在被指定的保留地区。平均每户居住面积比全国平均数要少三分之二。某些保留地区虽有电力路线通过,但家中没有电灯;另外一些保留地区没有可以使用的水。许多人被迫迁到犹太人聚居地居住。他们想搬离这些地区,就将受到种种阻挠,例如不动产掮客阻止他们租房或买房;银行拒绝付予抵押;保险公司拒绝在他们的财产单上签名;城市官员与财产团体联合起来向黑人索取比原来居住的贫民窟地区的房租还要高的房租。他们无法抗拒这种政府支持的迫害。肯尼迪上台后规定的黑人移置方案,对黑人的打击尤重。在种族歧视的社会中,他们被迫迁移后的居住情况只能更坏,而不可能更好。

肯尼迪虽然在送给国会的“房屋法”中,假惺惺地强调必须帮助每年收入少于四千美元的一千五百万个家庭居民和每年少于一千五百美元收入的五百万单身汉改善住房问题;假惺惺地强调必须使另外三千九百万个家庭居民不受阴暗的住房和贫民窟之害。但是在他提出的“房屋法”中,并没有为他们解决任何问题。
肯尼迪的措施只是对垄断资本家的剥削作些表面的限制。他规定了购买新屋者支付不低于四十年的抵押保险,并以低市价的利率、不低于四十年的抵押保险来限制造屋公司的利润。根据肯尼迪这一措施,将购屋抵押期延长了五年(从过去三十五年抵押期延长到四十年),这只使购屋者每月减少三点一五至二点一美元。肯尼迪这一延长五年抵押保险期的“好心”行动,对收入在四千美元以下的家庭毫无意义。因为,按照四十年期抵押保险来看,如果购买价值一万美元的住房,其抵押利息按5.25%计算,连同取暖、公用事业、修理维持费及税收房屋保证金则需每月付八十七点三二美元。这一款项也要年收入五千二百五十二美元或每周收入一百零一美元的人才有能力支付。更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一万美元价值的房屋很少。根据国家住宅委员会三十一个城市低价房屋的调查,中等房屋的价值需一万二千三百美元。这一款项为每年收入少于六千五百美元的家庭所不能负担。肯尼迪这一措施对收入在四千美元以下家庭毫无所得,而使银行和保险公司却大发其财。对于价值一万美元的房屋,房主要付二万三千美元,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获利一万三千美元至二万美元。五年抵押期的延长,只是使银行和保险公司多得五年的抵押利息。
肯尼迪的措施不是从建造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低成本住宅出发,而是从所谓“恢复城市计划”着手。“恢复城市计划”的措施使低成本的住房由于兴建公路、城市设计和恢复,以及其他公共改善的需要而不断遭到拆毁,使高成本的住房不断增加;使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缺少住房,三分之一的高等美国人占据了过多的住房。如美国垄断资本家杜邦家族所拥有的宫殿式住宅和别墅[shù]的价值达一亿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造一万五千幢价值一万美元的住房,可使三万个家庭脱离贫民窟。“恢复城市计划”的实行,只对垄断资本家过更奢侈的生活有利,而劳动人民则只能受到迁移的痛苦。
肯尼迪不是关心人民的居住问题,而是关心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润。他能使美国老百姓平均每人的军费负担比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增加三十多美元,而不能使几百万失业者免受辗转于饥饿线上的痛苦。住宅委员会成员,即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告诉他的同僚说:贫民窟正在以比我们消灭它更快的速度在大多数城市中蔓延着。根据计算,按照现在对贫民窟进行消除的速度,至少要一百年才能消除完。但是,在消除贫民窟的同时,大量贫民窟却在发展着。无怪乎共和党主席威廉·米勒宣称,肯尼迪的房屋、卫生和社会福利建议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肯尼迪对本国人民的诺言尚且如此,对拉丁美洲邻国保证“满足美洲人民对于住宅、工作和土地、卫生和学校的需要”、“消除本半球某些苦难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现象”的谎言更是不言而喻了。肯尼迪和他的支持者尽管鼓吹“新的开始”、“朝正确的方向改变”、“对于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会作出非常大的贡献”,但事实证明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发展;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的住宅缺乏和大量贫民窟现象。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认识到: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解决住宅问题。
①根据所谓“就业法”的规定,某一地区失业人数超过该地区劳动力6%,而失业人数在四年中连续有三年超过全国平均失业人数的50%;或在三年中连续有二年超过全国平均失业人数75%;或者二年中有一年失业人数超过全国平均失业人数的二倍,就被列为严重失业地区或萧条地区。(1961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贫困状态是指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收入不足二千五百美元。美国报刊认为美国一个四口之家要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每年收入至少要五、六千美元,要维持最低生活至少需四千七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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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朝鲜医学》杂志发表金凤汉的文章
介绍关于经络实体的研究成果
《朝鲜医学》杂志不久前发表了平壤医科大学金凤汉教授的论文《关于经络实体的研究》。
金凤汉在论文中指出,他和他的同事们利用家兔、狗、豚[tún]鼠和青蛙进行了实验,并对人体作了观察,发现经穴部位皮肤的直流电电阻比经穴周围的电阻小,但这个数值随各种条件变化也有所不同。经穴部位的电位高于周围的电位,并且有一定的变化。它的变化过程经过经脉而同生物体的机能过程,如运动、饮食等有一定的联系。例如,用针刺“足三里”穴位,这个穴位纪录的电流曲线就会发生变化,五十到七十秒钟以后大肠蠕动开始亢进。而刺激“足三里”周围的组织,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
金凤汉利用自己的方法精确地确定了经穴的位置,并且发现他所确定的经穴的分布同古典著作上的叙述大体相同,还有一些是古典著作未载的。
金凤汉等通过组织学和实验生物学的研究确定,经穴是一种有许多毛细血管围绕着的柔软的椭圆形构造物。联系经穴的经脉,由一些微细的管状结构组成。经脉管状物横断面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二十到五十微米。管壁由很薄的薄膜组成,管内充满无色透明物质,不含有血球和其他有形成分。经脉管和经脉本身都由结缔组织围绕着。经脉同经穴之间有一些管状结构相联接。经脉是独立于神经、血管和淋巴管之外而存在的。如果切断某一经脉,那末由这一经脉所联系的各个经穴之间以及这些经穴同相应内脏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彼此间相互影响的传达也就会断绝。
根据以上材料,金凤汉认为,他们已发现经穴和经脉的实体,经络系统是在生物机体中客观存在的独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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