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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调查关中农村用电情况准备加强统一管理
挖掘电网潜力 支援农业生产
本报西安24日电 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电网的建设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为了进一步发掘新建电网的潜力，省电业局等领导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准备加强集中统一管理。
1958年以来，关中农村电网发展很快。1957年为农村供电的线路不过十五公里，而仅仅经过四年时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农村电网。用来向农村供电的高压线路，三十五千伏以上的有四百五十三公里，六千伏和十千伏的一千八百多公里，供电范围包括二十八个县市。1961年农村用电量已达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度。
关中是著名的麦棉产区，由于复种指数高，农业活路集中，耕作细致，劳力和畜力从来就相对的不足；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农村供电量的增加，对于解决排灌、农产品加工的动力不足问题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都起了重要作用。以鄠县光明人民公社为例：这一带是井灌区，现在用电力带动解放式水车，不仅节省了畜力，而且效率比用畜力提高三倍多。这个公社的北羊生产大队有两台石磨，以前每天以十头牲畜、六七个劳力，才能磨出五百多斤面粉；自从去年有了电，用一部二点八马力的电动机带动，一天就可以磨出八百到一千二百斤面粉。跟北羊生产大队相邻的东羊生产大队，家庭副业是项大宗收入。农民们普遍反映：以往冬季里，一个人一天编一个筛天就黑了；有了电灯，晚上可以多出半个活。
但是发展农村用电，在关中地区还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过去几年，关中农村电网是结合抗旱斗争，发动群众以自力更生、先简后全的方法分散建设起来的。这样，建设快、收效大，但是由于缺乏周密和统一的计划，在管理使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在用电方面，因为缺乏全面统一的规划，哪里要电就往哪里延长线路，结果有的线路远远超过供电半径，致使末端电压很低，灯不亮，马达不能很好开动。若干供电、用电设备是由生产队或公社自行购置的，他们购置设备时往往喜欢买大的，结果设备容量偏大，利用率低。盩厔［zhōu-zhì］县拥有的三十七台变压器，最高负荷只达到50％。有些地区购置的设备不齐全，配不成套。在管理方面，除原来直属陕西省电业局供电局的五个市县的供电管理机构以外，另外有二十三个县也建立了供电管理机构，这些县的供电管理机构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
调查中所发现的这些问题，引起了陕西省领导部门的重视，并已责成省电业局和有关单位组成专门小组对此加以研究。目前，这个小组已就改进管理体制、统一发展规划提出了具体方案，正在研究改进技术管理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电网的检修工作今年初已经开始。
（附图片）
上图：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农村供电网，为农田春灌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提供电力。图为咸阳供电所的工人在维修线路，保证安全输电 新华社记者 来知章摄
右图：河南荥阳县李村电灌站，根据当地去冬今春雨雪稀少情况，抽水抗旱，灌溉农田。图为李村电灌站外景。
新华社记者 唐茂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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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布置线路 调整电气设备
汉城公社不用增加设备扩大电力灌溉面积
本报西安24日电 陕西省电业局供电局派出工作组到西安市未央区汉城人民公社，整顿农村用电工作。他们帮助公社统一调整了配电、变电、用电设备和输电线路，发掘了电力潜力。陕西省电业局已在推广他们的经验。
工作组到公社后，首先协同各队的电工，对全部线路、配电、变电和用电设备进行了实地踏勘，找出了布置不够合理的线路二十九处，拆除了不必要的导线一万七千八百九十米。这样不仅节约了导线、电杆等器材，而且提高了电压质量。例如贾村生产队，原来的动力线路布置不合理，到了线路末梢，由于电压下降过大，马达已不能启动。这次重新合理布置了线路，不仅使线路末梢的两眼井能够用电了，而且利用拆下的线增设了两眼用电的新井。在这条线路上，今后还可以再发展几眼新的电动井。工作组结合改进线路，帮助各队制定了再发展一百多眼电动井的规划。
工作组对这个公社的配电变压器也作了调整。在充分满足各队用电，并且估计到今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对变压器进行了迁移合并，既腾出了容量共一百一十五千伏的两台变压器，又扩大了电力灌溉面积。
汉城公社共有电动井三百三十五眼，但是全公社仅有马达一百七十三台，其中有一百多台经常流动使用，各生产队普遍反映马达不够用。工作组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全社不同水位地区抽查了五十二台马达，测量了负荷，发现在马达出力方面还有不少潜力可挖。工作组经过研究，提出了一个把单管井改造为双管井的建议，并先作了试验，证明行之有效，然后帮助社里把水位高、水量充沛的二百眼井全部改为双管井。这样，可以扩大电力灌溉面积一万八千亩，在不再增加马达的情况下，即可实现井灌全部用电力。
汉城公社各个生产队都配备有一、二名电工，大部分人技术水平较低。工作组每天晚上给他们讲课和传授基本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又带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锻练。工作组离开时进行了一次考试，成绩全部及格。工作组还参照电业部门有关规程，帮助汉城人民公社制订了电气设备管理制度，已经社长批准在全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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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浙江利用海涂扩大养殖业
浙江沿海各地今年扩大了利用海涂发展海水养殖的事业。目前舟山、乐清、温岭、临海等县，已利用海涂放养蛏［chēng］、蚶［hān］、蛤［gé］等贝类一万多亩（海涂为涨潮被淹、退潮露出的泥岸）。
广州驻军官兵支援春耕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地区陆海空军官兵，热情支援驻地人民公社春耕春种。驻珠江三角洲地区某部抽出三百多名官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帮助公社修建了五千多米长、一米多宽的小渠，把一千亩肥沃的荒地改为水稻田。汕头地区部队也协助当地公社修水渠一万多米、小型水库两座。
察隅地区播种水稻和茶籽
拉萨平原这几天还飘着春雪，西藏高原东南部气候比较温暖的察隅地区已经开始播种水稻和茶籽，并且移植了几千株茶树幼苗。
哈尔滨市郊区开始种春菜
哈尔滨市郊区开始春菜播种和夏菜温床育苗。在温床培育的春油菜、春芹菜和洋白菜，幼苗长得都很茁壮；辣椒、茄子和西红柿等夏菜苗也长出了两片嫩叶。
旅大一批工人在业余大学毕业
旅大市最近有六十七名工人在业余大学毕业。这批工人进入业余大学后，根据自己的志趣，分别在机械、化工和机车制造等专业学习。他们在业余大学里学习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修完了大学的主要课程。
《徐光启集》等将出版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年将出版《徐光启集》和《徐光启手迹》。《徐光启集》，由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编辑，文集中包括他的天文、历法、农学以至军事等方面的许多重要著作。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辑的《徐光启手迹》，将以珂?版影印出版。
伊犁哈萨克《新文字报》出版
用哈萨克新文字出版的《新文字报》，最近在哈萨克族人民聚居地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创刊。它由自治州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伊犁日报》共同主编，每半月出刊一期，每期四版。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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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气象变化 减少灾害袭击
吴浩明记载天气日记四十年
据新华社长沙24日电 湖南省新化县农民吴浩明四十多年坚持记载气象变化情况，为当地气象工作积累了重要资料。
吴浩明今年五十三岁。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对观察当地气象有一些经验，平时又善于掌握农时，因此，他家每年的收成，总是比别人好一些。童年时代的吴浩明受到祖父、父亲的影响，认识到根据气象情况安排生产，可以少受或免受自然灾害的袭击。他从1921年起，就凭着只读过两年书的文化水平，每天记载阴、晴、风、雨和水旱灾害起始日期、灾害程度等情况。至今，他从1921年开始逐日记载下来的天气日记还很好地保存着。
吴浩明积累的气象资料，在解放以后才真正发挥了作用。互助组时，他是组里的气象参谋；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以后，吴浩明成为社干部领导生产的顾问。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的气象日记成为公社气象站的重要资料。1960年春天，吴浩明被聘为邵阳专区气象台的顾问。现在，吴浩明正在努力学习气象理论，使已有的实际经验找到科学理论根据。他现在记的气象日记不仅有目睹的现象，而且还有用科学仪器测量出来的温度、风向和雨量等精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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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腾的西双版纳
本报记者 吕新初 周倩萍
“水！水！水！”西双版纳的傣家人，在欢呼声中迎来了傣历的新年。
4月13日是傣历第一千三百二十四个新年的第一天。下午二时，在自治州的首府允景洪，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揭开了序幕。耀眼的阳光晒暖了澜沧江的碧波；晒暖了两岸的贝叶树、菩提树、槟榔和椰林，也晒暖了傣家人的脸庞和心窝。人们成双成对、扶老携幼地从远近村寨的竹楼里来到了澜沧江江边。小伙子们穿着红红绿绿的纺绸衫裤，礼帽上插着花束，腰间系着佩刀。妇女们裹着彩缎做的统裙，发髻上戴着鲜花和珍珠。透过她们的纱衫，可以看见紧身背心上精致的绣花。
人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允景洪，汇集到澜沧江宽阔的岸滩上。百里外的边塞市镇，也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赶到这里来欢度佳节。附近山上的爱尼族、攸乐族和布朗族，也接受傣家人的邀请，下山来参与盛会。热带的林木把西双版纳打扮得像一块绿油油的翡翠，穿着节日艳装的傣家人，就像镶在这翡翠上的一只只五彩缤纷的蝴蝶。
划龙船比赛开始了。象脚鼓、鋩锣和“水——水——水”的欢呼声组成了节日的交响乐。十多艘独木舟，随着信号枪声箭一般地驶离起点。急促而有节奏的鋩锣声指挥着操纵龙舟的健儿。他们手中一排一排的木桨，一齐向江面切下去，提起来，又切下去，使人眼花缭乱。
优胜的水手扛着红旗上岸来了。他们唱着“玉来荷，玉来回（欢乐吧，尽情地欢乐）！欢乐的傣家人啊，跳吧，尽情地跳吧！玉来荷，玉来回！”他们边舞边唱地拥向用翠绿的枝叶扎成的主席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代表给他们每人呷一口美酒，夹一筷酸木瓜，并且发给了他们奖状。
江边两座高大的竹台上不断发出飕飕的响声。一支支“高升”——用竹筒制造的“火箭”，拖着缕缕黑烟冲向蓝天。欢乐的人们有的在看赛龙舟，有的看放“高升”，有的在小摊子前面吃凉粉、嚼鸡腿，直到夕阳染红了澜沧江，大家才踏上归途。
4月16日下午，允景洪的街道上到处放着水缸水盆。欢乐的傣家人拿着盛满清水的茶杯、脸盆甚至水桶，互相追逐着，把水泼向对方。向尊敬喜爱的人泼水，是傣家人古老的风俗。水，忽而迎面冲来，忽而从背后袭来，冷不防又从项背衣领里灌进来。外地来的客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穿着雨衣到处躲避，但是仍旧被淋得全身湿透。人们尽情地泼着泼着，直淋得衣衫和身体紧紧地粘贴在一起，湿漉漉的头发上滴下水珠，才尽欢而散。
在节日里，整个西双版纳的傣家人都在狂欢。新年的第四天，自治州西部的勐海县，成千上万的人在流涓河畔的广场上“赶摆”。在绿叶覆盖着的凉棚里，人们盘膝坐在地上，围成许多圆圈，圈子的中央放着酒肉菜肴［yáo］，大家一边吃喝，一边畅叙家常。许多傣族妇女带来了酱肉、熏鱼、凉粉、甘蔗、木瓜瓜子等食物出售。当地商业部门运来了许多酒、糖果、饼干和纸烟。年轻人有的在玩“转椅”，有的爬在高高的竹架上燃放“高升”。广场上，这边是傣族民间艺人在表演古老的孔雀舞，那边是傣族小姑娘在跳花圈舞。青年们跳完了象鼓舞，小学生们又玩起了打莲湘。年轻的夫妇和情侣，男的撑着花阳伞，女的拖着曳地的裙子，挂着绣花的布袋，成双成对地在流涓河畔漫步细语。
在这些日子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在互相串门拜年。傍晚走进任何一个坝子，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傣家人，敲着腰间的象脚鼓，边唱边跳，互相串门贺年。深夜，在县城附近的村寨里，电灯光从竹楼的窗户里射出来，“水——水——水”的欢呼声从竹楼的阳台上传出来。
傣家人的精神生活中缺少不了“赞哈”（歌手），正像吃饭少不了盐巴一样。不论是江边划龙舟放“高升”的时候，还是在广场上赶摆或在竹楼里饮酒欢宴的时候，都可以听到“赞哈”的歌唱。他们用扇子半掩着脸，在笛声的伴奏下，唱着古老的传说和美丽的神话，唱着新社会的幸福和旧社会的痛苦。上了年岁的“赞哈”们，从今天唱到过去，从自己的中年老年唱到了青少年时代，于是不由得触动了心弦。女“赞哈”伊香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唱道：“我少女的时代，过年穿不起好统裙，眼看着别人去赶摆，自己只好躲在竹楼里悲伤。第二年父亲可怜我，典卖了‘家产’给我做了绸子统裙。谁知土司的女儿说我穷人女儿不配穿好裙，拿起剪刀剪得稀烂……”。男“赞哈”康朗光唱道：“从前我过傣历年，脚上没有鞋子穿，父亲剪下衣服给我做鞋子，我才能走出寨子看龙舟。今天我有了皮鞋还有胶鞋……”。“赞哈”们唱着唱着，把听众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唱到解放后幸福生活的时候，“赞哈”们的歌声里充满了欢乐。这一年来，西双版纳的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又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这一年中，盖新房的人家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傣历新年前夕，这里到处在举行传统的贺新房仪式。著名的老“赞哈”波玉温，多少年来就向往着有一所瓦顶的竹楼。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节日前夕，几十个亲友和区乡干部来到他的新房子里祝贺。他的新竹楼里坐满了宾客，客人们围着矮桌席地而坐，一边吃喝，一边听“赞哈”们对唱。波玉温居住的寨子现在有半数是瓦房，而解放前这里全是草房。全寨一百三十口人，去年平均每人收入九百斤稻谷和一百元左右的现金，全寨还卖给国家十三万斤粮食。而在整个西双版纳，又有多少这样兴旺的寨子，有多少人像波玉温一样在新年里盖起了新房！
现在，西双版纳的山谷里到处响起了插秧鸟的歌声。插秧的时候快要到了。节日刚刚过去，傣家人就投入了紧张的备耕劳动。平坝的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头上包着大毛巾的傣族男女在松土、积肥、挖水沟。他们要争取更好的收成，明年过一个更美好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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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贫民境况悲惨
贫病相煎弃儿卖女亲骨肉忍痛分离
谋生无路借贷无门许多人沦为乞丐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台北消息：在美蒋黑暗统治下，台湾各地贫民的人数最近又有大量增加，很多人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基隆市“东方日报”一月二十八日的消息说：“基隆各级贫户则达五千多户，逾二万六千多人，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据花莲市“更生报”报道，在人口只有十九万多的台东县，“急待救济”的贫民，占全县人口的六分之一，而在一年前却是七分之一。台湾报纸还说，台北市的贫民和乞丐最近也增加了两万多，共十万多人，“平均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是贫民或乞丐”。
台湾报纸透露出台湾各地贫民的境况十分悲惨。高雄市“台湾新闻报”三月六日以“穴洞之家，偏遭横祸”为题，报道一家贫民因在垃圾堆中捡拾鱼肠充饥，造成全家中毒的惨剧。这家报纸的消息说，高雄市工人陈善闩“因挣来的钱不够维持一家温饱”，他的五十九岁的母亲从垃圾里捡回一包鱼肠“当作珍品而食”，结果全家中毒，“老母丧生”。台湾报纸透露，许多贫民由于贫病相煎，忍痛弃儿卖女的事件时有发生。据“东方日报”消息，桃园县少女蔡秀梅年仅十三岁，因家境贫苦被卖出，“沦为妓女”。台北市“联合报”二月三日刊登了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刘晓鸣公开征婚的信件，信中写道，她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因“收入微薄”，母亲得病无钱医治，因此“我只好卖身救母”。
在台湾各地有许多贫民，由于“谋生无路，借贷无门”而沦为乞丐或盗贼。“台湾新闻报”说：在台南市，“充满了老背少或少扶老伸手讨钱”的流浪者。“自立晚报”透露：在台北市，仅蒋介石集团“警察五分局”在一夜之间就拘捕“流浪汉”二百多人。而
“全市有多少（流浪者）实在难以估计”。在这些“幕天席地，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中，许多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于他乡”。例如花莲县寿丰乡居民朱昆镇“流落为叫花”后，不久前在这个县的凤林镇身死。
台湾报纸最近还时常透露许多贫民因无法生活而被迫自杀的惨剧。“更生报”说，花莲县北昌村贫苦农民李永标因“做短工不能维持生活服农药自杀后，遗下妻儿七口嗷嗷待哺，状极可怜。”据“台湾新闻报”报道，台中县贫民赖阔咀在病中无钱医治，为使儿子减轻负担自杀后，他的儿子赖日清也“因无工可做，又无隔宿之粮，自感人生无味，亦服毒死亡，年仅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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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根据具体条件 确定计酬方法
——关于劳动底分问题的来信综述
编者按： 4月3日，本报二版发表“关于劳动底分问题”的几篇文章后，先后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些来信，有的是介绍当地劳动计酬的方法和经验，有的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们认为，合理计酬是调动社员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研究、探讨和交流经验。至于哪种地区采用哪种劳动计酬方法好，这不能单纯从制度本身是否先进来考虑，更重要的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各地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工作基础不同，历史习惯也不同，采用的劳动计酬方法势必有所不同。按件计工虽然比劳动底分先进一些，如果当地条件不具备，一时也不容易做到，更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各地所采用的劳动计酬方法，只要适合当地具体条件，群众满意，并且不断地注意研究改进，使它日趋合理，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这就是好的。
现在把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劳动底分制是一种落后的方法
多数读者认为，按照劳动底分记工是一种落后的计酬方法，因为它不符合按劳计酬的原则，不利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新民公社王正平、刘招明信中说：按底分记工，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死分死记”，社员劳动一天，不论数量多少，质量好坏，都按底分记工；一种是“死分活评”，即以底分为基础，参照社员每天劳动达到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社员互评，适当地增减工分。前一种办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社员说：“死分死记是板上钉钉子，好也是半斤，坏也是八两。”因而影响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后一种办法虽然比“死分死记”进了一步，但也不易评得合理，实际上还是“底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要做到合理评工记分，关键在于合理制订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记工。
有些读者还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的体会，说明按底分记工有很多缺点。中共沈阳市委会蔡福恩信中说，按底分记工有四个缺点：一、社员的劳动报酬在劳动以前就固定了或基本固定了，不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不能体现按劳计酬的原则，劳动底分只是社员可能达到的标准，而不是实际已经达到的。在生产中社员付出的劳动，可能超过这个标准，也可能低于这个标准，如果一律按底分记工，就会有吃亏的，有占便宜的；三、评定劳动底分是根据社员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等条件。有时重活、技术活较少，强劳力或有技术的社员也不得不做一般农活，如果都按底分记工，底分低的社员对同工不同酬会有意见；四、按底分记工不能保证田间作业的质量。
劳动底分制有缺点，但适合当前需要
有些读者认为评定劳动底分，按底分记工是当前一项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共浙江省金华地委干部学校陈新希来信说，杨弯大队评定劳动底分适当照顾技术差别的做法，不仅符合按劳计酬的原则，又能解决目前农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充分发挥老年社员传统农艺技术的作用，鼓励青年社员积极学习农业技术的问题。他认为，实行按件计工很容易形成单纯追求数量的现象，听起来是“按件记工”很合理，实际上是老年社员干活精心、质量高、数量少一些；青年社员干活草率、数量多、而质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按件记工就不合理。北京大学秉才认为，按件记工繁琐复杂，农活定额不下百余种，每天统计和计算浪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从目前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和社员文化水平出发，不如按底分记工简单易行。如果坚持底分一季一评，评的时候做到公平合理，社员就不会有意见。他认为劳动底分也有不足之处，如个别社员在评定底分以后，在劳动中可能有偷懒的现象；有些不参加评定底分的社员，如老年人、学生等有时也参加一些劳动；给他们计酬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利弊相权，实行劳动底分制还是优点多。
计酬方法要因地制宜要逐步提高
还有不少读者来信认为，哪些地区实行哪种计酬办法好，这要具体的分析；同时，要从发展的观点全面地看待劳动底分的问题。有的读者提出，农业劳动计酬办法的日趋合理，有一个发展过程。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期，一般是“人头工”，不论劳力强弱技术高低，社员劳动一天，都是一样记工；后来，实行了劳动底分制，有了“死分死记”和“死分活评”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记工。因此，劳动底分制作用的大小，要依生产队管理水平的高低而定。有的生产队互助合作运动历史较长，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有劳动定额的农活多，劳动底分的作用就小一些；有的生产队经营管理水平较低，还不能实行按件记工，劳动底分的作用就大一些。但是，即使是以按件计工为主的地方，由于有些农活难于制订劳动定额，按劳动底分记工的办法，还是不可少的。据中共安徽当涂县委会张启明、张祖铎调查：这个县经营管理比较好的生产队，按件记工的农活占60％左右，一般生产队按件记工的农活占30％左右。他们认为，所有农活都实行按件记工是不可能的，因此，评工记分的办法，不能强求一律。一般地说，有底分比没有底分好，“死分活评”比“死分死记”好，制订劳动定额按件记工又比“死分活评”好。哪个生产队推行哪种计酬办法，或者是几种办法结合使用，要看具体条件而定。按件记工虽然合理，如果条件不成熟，勉强推行，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有的读者还提出，各地的条件不同，计酬的办法也不同，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都应该本着经济工作要愈做愈细的原则，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逐步健全评工记分制度。实行劳动底分制的生产队，不能过分夸大劳动底分制的作用而停步不前，要积极创造条件，积累经验，过渡到以按件记工为主。实行按件记工的地方，也要针对薄弱环节，如容易忽视农活质量等，采取措施，健全制度，提高农活质量，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计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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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南部德清城关公社仓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社员，加强油菜花期管理，促使结荚多，结籽饱满 新华社记者 沈楚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