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领袖、革命家、学者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革命的舵手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7年4月回到俄国以后，如饥如渴地倾听工人的声音，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了解他们的情绪……正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仔细倾听群众的声音，所以他能够特别清醒地估计形势。4月，他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并不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对布尔什维克讲的话，还没有清楚的了解，还有很多很多的偏见，他们了解得完全不正确。因此他在4月是这样规定任务的：现在我们可以公开地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立即夺取政权，而是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他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当然有重大的意义。他当时号召党进行坚持不懈的长期的宣传，并且说：生活中的每一个事实，将不断证明我们是对的，临时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说明我们的正确。如果我们来看看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就会看到，临时政府的每一项命令、每一个照会都表明了，这个临时政府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布尔什维克善于利用每一个这样的事实，并向工人群众指出这种事实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力量就在这里。
我想起了7月的日子。我想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在7月的日子里，党没有号召举行起义，当时党竭力使群众安定下来，竭力进行宣传工作。但是政府的行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强烈的不满，结果在维波尔格区，军队的发动突然爆发了。我当时在维波尔格区工作，那里正在进行教育工作。当时谁也没有谈到起义。那天是星期一，原定下午三点举行一个文教委员会会议，但是谁也没有来开会。我一看，军队已经走上街头了，街上站着机枪手，军队向克舍辛斯卡娅宫走去。这件事对中央是很意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堡。萨维里也夫②同志去请列宁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了以后，就采取了明确的方针，把这次几个团的发动变成和平的示威游行。彼得堡委员会在此以前有些动摇，虽然总的来说是采取了把这次发动变成和平示威游行的方针。所以，在7月以前是和平宣传的时期。
在此以后，就不得不隐蔽起来，转入秘密状态，采取秘密的和半合法的工作方法了。应当说，在那个时候，警察已经严重地瓦解，而临时政府的监视手段也极其有限，所以几乎可以公开地在大街上讲话。那时没有一套办法可以使临时政府侦查到它所需要的东西，没有从前那样的警察监视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隐藏起来，……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过的房子被搜查过好几次。在第二次搜查时，逮捕了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札罗夫③，逮捕了我和一个当女仆的乡下姑娘。我们被带到司令部，让我们分开坐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哨兵看守。这时，有一群士官生匪徒闯了进来，进来一个上校。上校看了看我们说：“不对，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如果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这群匪徒无疑会把他撕得稀烂的。维波尔格区的一位工人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隐蔽了起来，设法使他渡过了河，后来叶梅里雅诺夫④同志在拉兹里夫湖畔安置了一个草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住在那里。间或有同志上那里去。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去过一次，绍特曼⑤同志和其他同志也去过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次都是力求尽量详细地询问当时的情况。到了秋天，火车司机芬兰人亚拉瓦⑩在他的机车上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往芬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装扮成司机的助手越过边境。叶梅里雅诺夫同志给他弄到一张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通行证。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入芬兰时，他们也给我弄到一张一个名叫阿加菲·阿塔马诺娃的老太婆的护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赫尔辛福斯寄来一张用化学墨水写的图，上面指明在赫尔辛福斯怎样找到他。但是当我把这张图拿到蜡烛上去显影的时候，图的角被烧了，因此我到达赫尔辛福斯以后，就走错了方向，走到一个采石场里去了。我发现走错了路，便往回走，最后，好容易才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深思他当时正在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材料是他过去就收集好了的，他认为这本书意义重大。这本书并不是仓卒写成的，而是对这个问题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侨居国外、在图书馆里研究的时候，他就仔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着手解决任何问题时，总是特别仔细地反复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阅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定下来的革命斗争经验，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看一看他所写的笔记，他所做的批注和记号，就会发现，他是多么经常地反复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近我还记得他在写《论合作制》一文以前，曾谈论过恩格斯，谈论过恩格斯的《农民战争》⑦。可见他在解决极重要的问题时，是经常考虑到革命斗争经验的。
我第一次去芬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谈起了他正在写的那本书，发挥了他的思想。我第二次去那里，已经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必须越过边境，然后走过大约五俄里的森林，然后才在“奥利拉”车站搭上士兵车厢。当我坐在这节士兵车厢中时，使我特别感到惊讶的是，士兵和水兵公开地谈论起义。曾经驻扎在维波尔格的士兵们讲他们怎样把军官从桥上扔了下去……水兵们也讲得非常大胆。在这节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大家肩并肩地站着，讨论起义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报贩在卖《言论报》⑧，一个水兵嘲笑地对他说：“去你的吧，这种瓶子里的酒我是不喝的。”
当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我当然把自己所有的印象都告诉给他，我记得，他的面容立刻变得沉思起来，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后来就开始商议他如何回国，要求替他找个住所。后来，在维波尔格地区弗法诺娃同志家里⑨给他找到了一个住所，有两间房，很舒适。列宁从10月初直到十月革命一直秘密地住在维波尔格区弗法诺娃同志的家里。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好像只有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同志、腊赫亚⑩同志，好像还有绍特曼同志，总的来说这个住处是十分秘密的。列宁回来?时还是走的原来那条路，送他回来的还是那个司机。他在“兰斯基站”附近下了车，按照给他的路线图，来到了这个住所。他在那里住了下来，和同志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常常出席中央的会议。10月10日和16日的会议他正是从这个住所出去参加的。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迷了路，回来很晚，使得女主人弗法诺娃同志极为不安，怎么，出去了，还不见回来。后来，他回来了说：“从国外回来，这里的路成了什么样子，我的膝盖都陷到泥里去了……”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说必须进行和平宣传，因此他现在十分担心，怕错过了时机，怕资产阶级会很好地组织起来，把起义镇压下去，并恢复旧制度。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这样的时刻来到了：群众开始清楚地了解布尔什维克所讲的话……广大群众根据经验相信了。正像1月9日的事件曾使群众相信沙皇政权只会枪杀工人一样，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也使彼得堡无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如果不把政权夺取到手里，那又会回复到旧制度，回复到沙皇制度。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看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都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了。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耽心错过时机。他向维波尔格区工人发出号召……整个维波尔格区都赞成举行起义。
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好像是在10月10日到16日之间，召开了各区代表的广泛会议?……讨论了适宜于起义的时机是否已经来到的问题。这件事是在斯莫尔尼宫进行的，这样做真有点叫人害怕，要是突然被人知道了呢！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讨论得非常热烈，而在斯莫尔尼宫里，既有孟什维克，也有社会革命党人。但在那样的日子里，并不那么害怕这一点，会议举行了，可是没有一个孟什维克，没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什么其他人知道这次会议。
我记得，同志们都作了热烈的发言……
整个说来，那时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但是整个维波尔格区的八个代表都一致赞成起义。这好像是唯一的一个一致赞成起义的区。其他区是大多数赞成起义，但我不记得是不是另外还有哪一个区一致赞成起义。可能我转述得不够确切，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因此许多细节可能会遗漏，可能有不确切的地方。如果能把当时的全部情景、所有的细节重现出来，那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日子里万分激动不安。他住在弗法诺娃同志家里是秘密的，谁也不能到那里去。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弗法诺娃的一位表兄弟从外省来找她，他同我们完全是外人。他来得很不是时候。原来我们约定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一定的敲门声、一定的按铃声才回答。当这位表兄弟按电铃和敲门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回答，后来听到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就不作声了。这时我走来了，在楼梯上遇到弗法诺娃的表兄弟正在迷惑不解。他对我说，里头有人在讲话，回答他的是一个男子的声音，显然是有人钻进屋里去了。他问：“这是谁呢？”我说：“不知道是谁，也许是一位熟人，她?今天不回来了。”我想出了这样一些话，瞎编了一通，就同他一起走了。当他坐上电车走了以后，我回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怎么啦，敲门声听不出吗？”他说：“我觉得好像是约定的声音，所以就开始回答。”当时须要遵守许多秘密条件，虽然这所房子是无产阶级住的，那里住着很多工人，院子里常常开会，而对这些工人恰恰是不必害怕的。可是，各种各样的表兄弟，别的一些可能偶然跑到这里来的人，这当然是相当危险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委托弗法诺娃同志去办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让她去打听某件事，到某个地方去看看。当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不能到街上去的时候，他就需要打听这件事，打听那件事，因此她经常出去办他委托的事。例如，在十月革命前夜，他曾经两次派她到斯莫尔尼宫去，后来又派她到维波尔格区去。他问，他能不能到斯莫尔尼宫去。拉齐斯?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千万不要到斯莫尔尼宫去。但是当弗法诺娃同志带着这张条子回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已经到斯莫尔尼宫去了。她立刻去追他，结果在斯莫尔尼宫找到了他，她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脱大衣，把假发塞在口袋里（为了进行秘密活动，他那时戴着假发），完全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24日夜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当然，他这一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我们区里发生的一切事件。早晨六点左右，我到弗法诺娃那里去，她说：“他不在，他昨天晚上到斯莫尔尼宫去了。”所以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在谈到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的问题时，我深深地记得那些农民和士兵，他们面上的表情简直像如醉如痴一样。显然，人们想土地已经想了一辈子，现在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演说时也十分激动。苏维埃代表大会一直开到早晨五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夜又没有睡。后来他取了钥匙，回弗法诺娃家里去了。
现在，当你从我们今天的观点去想像过去，当你阅读某些文件时，你会感到惊奇。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彼得堡委员会决议汇编?。当你重读彼得堡委员会对问题的讨论的记录时，你会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看法当时并不是像现在那样被人接受的。很多东西同志们当时觉得是值得研究的，因此，这些看法并不都是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希望的那样，得到紧张热烈的讨论。他很清楚，不能错过时机，必须在目前就夺取政权，否则我们便会失掉机会，失掉有利时机，因而可能夺取不到政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坚决有力地实现这一思想，他去找维波尔格区的工人同志们，弄清他们的意见，倾听各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然后仔细地估计整个形势。
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步是很艰难的，也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这个时期的一点事情……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凡是研究过列宁的活动和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提出自己的基本思想时是多么慎重。如果他产生了某种思想，他首先就竭力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当他把自己正在酝酿中的思想告诉他的交谈者，希望从交谈中找到对他正在思考的观点所抱的新看法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一点我还得好好地思考”。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把自己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想法告诉他，列宁写道：“等一等再发表，等一等再实行，我还要考虑一两次。”
在周密地考虑了一个基本思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但是，“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7年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写道：“……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暗淡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极其周密地估计实际情况，确定某一种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范围之内怎样才能运用和以什么形式运用——这就是列宁对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实际措施的问题所抱的态度。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和著作，可以观察出，他的某种基本思想是怎样产生、怎样经过周密思考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是怎样从这种思想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的，又怎样在许多年里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思想，不在困难面前、不在失败面前退却，而是仔细思考失败的原因，设法创造出运用这一思想的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形式的。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的、主要的区别。机会主义者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就抛弃了事物的本质，认为自己的基本思想已经无用；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他所抛弃的是当时那种实现基本思想的形式，他退却了，但退却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更好地估计实际情况，用另一种形式来重新开始实现这一思想……
列宁在1917年9月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这些话就是了解列宁活动的关键。忠于自己的原则；善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实行这些原则，以便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来使这些原则实现；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便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列宁活动的特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当“……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作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最后的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组我们的国家机关，使它能够花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而能尽量好地实行必要的措施，使它能够最好地组织有关的工作部门。
为了很好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文章，应该仔细研究他是怎样逐步地得出他在这些文章中发挥的观点的。国家机关的问题应当看成是关于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的问题的一部分。
1917年8月，当列宁同志在七月事变后不得不隐藏在芬兰的时候，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国家问题的，他们是怎样估计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巴黎公社的经验的，他研究机会主义者是如何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并且开始研究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2月革命的经验，但是十月来到了，所以，《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写完，而以后的事件把它写完了，这些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书中捍卫的思想。
旧的国家机器应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关处处都是在压迫人民群众这方面进行工作；它应当被消灭，被破坏。列宁写道：“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旧的国家应当被新的国家所代替。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组织，强力组织，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将是特别类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官员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
“立刻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吏机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伟大的革新家?理论联系实际
列宁在1894年写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对于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书中写道，要做无产阶级中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就必须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如果我们看一下列宁本人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毕生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际宣传家、组织家。列宁对题目的选择是特别使人注目的。他选定某一题目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题目有趣，需要探讨，而是因为这个题目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特别迫切。例如，在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关于我们俄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俄国革命活动的整个方向取决于这个问题。于是列宁就着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极其重要的研究著作。1905年革命失败了，广大知识界，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充满了颓丧的情绪，开始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于是列宁便着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里，都是一片张皇失措的景象。列宁便着手写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揭示这次战争的掠夺性质和这次战争的特点，整个著作是为了使人了解到，社会党人的旧的行为尺度对这次战争是不适用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益临近了。列宁当时隐藏在芬兰，写《国家与革命》，揭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是什么。每篇文章，每一科学著作，写的都是当时最迫切的题目。因此，伊里奇的文章和著作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理论工作有巨大意义；理论工作应当清楚地说明现实情况，照亮斗争的道路。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写道：“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他在脚注中写道，“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列宁本人的理论著作多半是在狱中，在流放和侨居国外时写的，而一有可能他就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跋就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11月30日列宁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二部分（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际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没有时间写巨大的科学著作，但这并不是说他这时没有研究理论。我记得，往往在最尖锐的党内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在国内情况复杂的时候，有时一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他面前放着一本打开了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上面划了记号和着重号。对于迫切的问题他是在深入研究理论当中去寻找答案的。许多同志可能亲身觉察到这一点。比方列宁的第一基本著作似乎你很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似乎你都知道，但是过了几年，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情况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你再拿起一篇非常熟悉的列宁的文章，你会惊奇地从中读到从前没有察觉到的东西。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宁关于集体农庄是怎样讲的》?。小册子付印前，我请前往集体农庄的同志把稿子念给集体农庄庄员听，并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所讲的马克思的看法，你们都懂吗？集体农庄庄员回答说：“现在我们正在亲身经历这一切，马克思的话我们懂。”所以当生活提出新的问题时，列宁就重新阅读他早就熟悉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常常从他们那里找到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的回答。
“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言论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旧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列宁自己是把理论和实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理论使伊里奇善于读生活之书。他善于根据某一个一眼看来是件细小而无足轻重的事情，就清楚地看出整个形势，这一点同志们总是感到惊奇。他细心观察生活，在同工人、农民、士兵交谈时，他总是善于了解他们的情绪，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他善于接近群众，善于用自己的热情的火焰使群众沸腾起来。
列宁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要了解列宁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就应当知道他是在什么时代成长起来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他生于1870年，是在改革后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当时农奴制正在衰亡，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产生。旧的东西还没有根除，还在束缚着新的东西。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着斗争，革命思想界在加紧工作，周围的现实受到了无情的分析，而与此同时，自由派在颂扬农民改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农民改革紧张进行的时候，揭露了自由派的背叛作用，揭穿了他们的阶级实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烈的影响。列宁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不信任和对自由派空谈的憎恨。这对列宁一生的活动有深刻的影响。他和孟什维克发生分歧，正是在如何对待自由派和他所十分不信任的自由派社会的问题上。对于党内一切左的空谈，列宁也是很警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召回派的声明听起来是十分不妥协的；“我们决不作任何买卖，决不作任何妥协，我们将始终不妥协，我们比谁都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揭露出，在这种一眼看来是如此不妥协的词句下面，隐藏着不善于和不愿意适应1905年革命失败后来到的反动时期的困难条件。看来是很革命，但实际上却是真正的退却，是放弃工作。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列宁对左的空谈也是这样警惕。列宁在分析问题的实质时，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对事实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对待问题的解决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下面这些话来结束他的《论革命空谈》一文：“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真理，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这种对醉心于左派空谈的担忧，我们在他的论左派幼稚性的小册子?中也可看到。但是列宁对于掩饰那种放弃斗争、走放弃基本问题路线的愿望的词句，则反对得更加坚决、更加激烈。如果左的空谈是自欺的工具，那么右的词句则掩蔽和掩饰了右的行动。
列宁在估计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工会工作和我们总的政策时是十分清醒的，这也是同列宁在对待右的和左的词句时所表现的那种警惕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①这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27年10月29日在列宁研究院“列宁和十月”回忆晚会上的讲话。②马·亚·萨维里也夫（1884—1939），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③马·季·叶利札罗夫（1862—1919），189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是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担任第一任交通人民委员。1919年，担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④恩·阿·叶梅里雅诺夫（1871—1958），工人，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二月革命以后，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他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21年参加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的年代做经济工作。⑤亚·瓦·绍特曼（1880—1939），189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以后担任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来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⑥格·厄·亚拉瓦（1874—1950），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是芬兰铁路第293号机车的司机。1917年8月，他在这台机车上送列宁越过芬兰边境。十月革命前亚拉瓦送列宁回彼得格勒。⑦指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⑧《言论报》（《我们时代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⑨姆·符·弗法诺娃的房子在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和谢尔多博尔街拐角处1／92号院内。⑩伊·阿·腊赫亚（1887—1920）是共产党员，芬兰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和芬共中央委员。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十月革命后担任芬兰事务委员助理和芬兰赤卫队组织者。腊赫亚代表芬兰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列宁返回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各区代表和党中央军事组织代表的会议于1917年10月18（5）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指弗法诺娃同志。?马·依·拉齐斯（亚·弗·苏德腊普斯）（1888—1938），190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7年担任布尔什维克维波尔格区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以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过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指“1917年的第一个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材料和记录包括列宁的发言在内的汇编。”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手稿的标题是：“关于弗·伊·列宁的最后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应该怎么办？》”。手稿写于1923年3月2日以后。弗·伊·列宁的著作《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第一个方案题为《我们对工农检查院应该怎么办？》?《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6页。?同上第25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2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4页。?同上第391页。?同上第412页。?同上第428页。?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没写完的手稿，总标题为《列宁的工作方法》。写作日期大致是1932年。?研究，宣传，组织。?《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75页。?指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指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75页。?《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479页。?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和小农经济是怎样讲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30年版?《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51—252页。?《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12页。?指弗·伊·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李思译自《苏共历史问题》1960年第二期第182—188页）
（附图片）
1917年7月20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党把自己的领袖极秘密地隐藏在拉兹里夫湖畔。列宁在隐匿期间写下了光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