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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玉兰和红杏
郭沫若
在大觉寺的玉兰花下，遇着一群红领巾。他们围上来，向我说：“郭伯伯，你写首诗吧！”我便口占了这诗的开头四行。继又往妙高峰看红杏，在林学院又遇到很多在那儿实习的同学，附近四十七中的同学们也有不少人赶来了。有的老师也赶来了。他们的欢笑声，比满山的红杏还要笑得响亮。归途，把这诗补足成了十六行，献给那群红领巾小友和林学院、四十七中的师友们。两个月前，在广州，看见了玉兰开花；两个月后，在北京，又看见玉兰开花。“玉兰花呀，”我说，“你走得真好慢哪！费了两个月工夫，你才走到了京华。”满树的玉兰花，含着笑，回答我的话：“同志，你可不知道，我们走得多潇洒。我们走过了长江大桥，走过了三门峡，我们一路走，一路笑，一路散着鲜花。”“是呀，是呀！”满山的红杏都露出了银牙：“玉兰姊说的话，当真的，一点也不虚假。我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遍了天下。我们把东风，亲手送到了，城乡的每户人家。”今天我偶然来到了大觉寺和妙高峰下，看见了北京的玉兰开花，北京的红杏开花。“多谢你们呀，红杏和玉兰，东风的使者！我虽然是个聋子，到处都听到春天的喇叭。”
一九六二、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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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份文件
王凯
1937年11月，日寇在侵占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推进。一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蒋介石政府溜到武汉去了。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被迫于11月下旬迁往武汉。行前，办事处李克农同志对我说：“你的家眷在南京，容易隐蔽，所以党决定你留下，任务是把一份重要文件交给上海地下党派来的萧松同志，完成这个任务后，再行转移。”
我带着文件回到家里——武定门小心桥十三号，这就是萧松和我联系的地点，一心等候他的到来。
谁知形势变化很快，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就纷纷把南京城里的人，赶到五台山难民区去集中。
我考虑自家住宅靠近城门，留在城里的话，如果日寇一进城，文件和人都很危险。难民区有国际红十字会维持，隐藏文件比较容易，决定带着爱人和孩子搬到难民区去。留下岳母住在小心桥。岳母认得萧松，他来了就可以知道我的住址并把文件取走。我搬走不多天，南京就沦陷了。
一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还没有见到萧松，我决定去小心桥一趟，打探情形。
我伪装成要饭的从难民区来到小心桥。见了岳母，得知萧松没来找我，心里一凉到底，拉了几句家常话，便转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刚拐进乌衣巷口，忽然从一家小酒店闪出一个挂洋刀带醉意的鬼子，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咕噜咕噜说我是“中央军”，要逮走。
“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良民。”我佯作求饶说。
“拍！”他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鬼子迫我往前走。我边走边想，克农同志要我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可我任务没完成就落到敌人手里，这该怎么办？走着想着，到了乌衣巷中间，看看前后没有旁人，我不知哪来的一股猛劲，一闪身，飞起一脚朝鬼子小肚子踢去，不料落空。鬼子狂叫一声，急忙拔刀，我又一箭步扑去，就势打去“点心拳”，只听得“呀”的一声嚎叫，那鬼子墙塌似的倒地了。
大概是鬼子的狂叫惊醒了大马路上的哨兵，“吱——”一声哨子响过，急促的脚步声朝我而来。正好路旁有家鸦片馆，我飞也似地躲进鸦片馆里，日寇发现他们的一个小队长被打伤了，在全城大肆搜查，在店主人的帮助下，我在鸦片馆躲了六天，终于回到难民区。家里人一见，喜出望外，他们还以为我已被鬼子抓走了呢？
第二天上午我女儿从门口跑回来说有人找我。我想一定是萧松来了，高兴万分。一见那人，却不是萧松，而是我的连襟老郭，从他嘴里，才知道由南京至武汉、上海的交通已被日寇切断，因此萧松来不了，我也无法同办事处取得联系。
转眼间又过了一个多月，听说南京至上海的火车通了。我立即用暗号写了一封信向萧松联系说，“我这里有一批货，请速来南京商洽。”
我想萧松接到信，很快就会来的。为便于接头，我便在高家酒馆林园门口摆个小吃食摊子。卖点烟、酒和酒菜。没摆上几天，孩子和爱人先后都得了重病。而当时我们一天一人只能向红十字会领取三、五两米吃，大人好说，孩子饿得哇哇哭叫，全家人瘦得皮包骨头。
为了和萧松取得联系，我白天做“生意”，夜里回家伺候病人。夜深人静，想到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也无法联系，心急如火焚。一天夜半，我检查隐藏的那份文件，忽然发现文件有些发潮，心里一惊。决不能让文件霉烂，要烤干它，可是怎么办呢？党的严格的地下交通纪律，不准许在日光或灯下透视文件，要是在灯上烤，不就能透视文件了么？不能这样做。忽然，灵机一动，我把潮湿的文件紧贴在胸前。过了一会儿，摸着文件已经干了，我把它用布包好藏进干燥的墙缝里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萧松还是没来，这份文件我究竟怎么处理呢？经慎重考虑，我决定逃出南京，将文件直接送到上海。
还在四个月前，日寇宣布，四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城。当时我才三十多岁，要出城不容易。不过我心里早有个谱儿，打那时起一直不理发，头发胡髭足有二寸长，倒像个四十岁开外的人了。6月下旬的一天，我将文件缝在自己裤裆里，带着爱人和孩子装着有病的模样，朝邑江门走去。“什么的干活？”鬼子哨兵持枪对准我的胸膛厉声吼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城去讨饭吃。鬼子见我满身污秽［huì］引来好多苍蝇，没仔细检查我身上，狠狠捣了我三枪托子，让我们过去了。
到了上海，我当即按克农同志的交代，去梅白克路医院找萧松。我迈着轻快的步子，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找到组织，完成任务。走到梅白克路，我左右注视，来回穿了几趟，不见有个医院。心里非常焦急。现在怎么办呢？去武汉吧？长江下游的主要城镇大部被鬼子占领，去不成。忽然想到福州是自己的老家，熟人多，一定能和组织接上关系。于是我确定去福州。
一家人去了福州，并没有马上找到组织，心情很沉重，看到隐藏文件的那张破棉被，感到自己辜负了党的希望。
有一天，报载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已从武汉迁至重庆。当时福州至重庆，可通平信，于是我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暗示说交给我的“货”——文件，没有“批发”出去。
9月中旬，我得到了办事处的指示说，自南京失陷后，因日寇切断交通，办事处无法和我联系。萧松未到南京也是这个原因。但他去过武汉，早在办事处取走了同样一份文件。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地点又转移了。对我一直妥为保藏党的文件和设法完成任务的精神，办事处感到满意，同时指示我烧毁那份文件。这时候我才知道文件内容，就是1937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邵新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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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志架上
经常供应精神食粮
刘哲
《河北文学》去年6月创刊，到今年2月止，在九期八本刊物中（内有两期合刊一本），共发表了描绘儿童生活的小说七篇。其中长篇选载一篇（袁静：《红色少年夺粮记》），中篇两篇（徐光耀：《小兵张嘎》；张庆田：《秋山红叶》）和短篇四篇。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儿童或少年，另有两篇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还未计算在内。基本上可以说平均每期有一篇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也较广泛：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二篇，反映大跃进现实生活的二篇，反映儿童热爱劳动的新品质的二篇，反映国际主义友谊的一篇。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以往，我们搞文学刊物编辑的同志，都曾有过这样的苦恼：每当“六一”儿童节快要来了，总苦于没有足够的礼物献给小读者们。有时便全体动员，大声疾呼地奔走一阵子，作家写了一批，刊物也就发表了一批，倒也稍稍热闹了一下。儿童节过了，高潮变成低潮，编辑不催了，作家也写得少了，刊物上也轻易不见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了。好像只要过了“六一”，编辑和作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等到明年儿童节，又照样来一次。
儿童节来了，作家赶写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刊物重点发表一批儿童文学作品，这都是好事，也需要。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比如说，人每天都要吃饭，大人需要，孩子们也需要；同样，大人需要经常有书读，能读书的孩子们也经常需要有书读。一个人一年只吃一顿饭，哪怕吃得再饱，也不能保证一年不饿；同样，孩子们一年供应他们一次精神食粮，供应得再足，恐怕也不能满足他们一年的需要吧！
可喜的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变化了。有不少作家已开始把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当成自己经常的任务之一，细水长流，源源不断，不再只限于“六一”临时突击了。虽然这还只是个开始，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要，但这终究是个好的开始。愿此风长此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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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点点滴滴
杨尚德
有谁注意过那一点一滴的水珠啊。……
我从屋里出来，鼻梁上嗖地一道凉意，一摸滑溜溜的。什么啊？是房上的消雪水，正顺着檐头一点一滴地掉下来。
抬头看了一阵，滴答——滴答，总是滴答滴答。低头一瞧，哟！生铁似的一块石头，正中间穿了一个圆洞，水从石下钻出去……。
记得小时候玩耍，想在一块瓦片中间钻个洞，钻着钻着就不耐烦了。大力使上去，哗一声，瓦片碎了。向母亲要个尖利的锥子吧，母亲不给，却指着石头上的圆坑说，这就是水钻的。
后来，在河边海岸看到千形万状的奇异大石，惊叹不已。这是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雕塑的呢？人家说：是水。
又是“水”！是吗？
水，不停地流着，发出畅快的响声，似乎在答应着。……
有多少人歌颂过大江大海啊！江海的惊涛骇浪，的确动人心弦；海洋里蕴藏着鱼虾宝物，江海上行驶着轮船……江海的确是壮观的。
但是，这江海之水从何而来的呢？
在一个大山下，挖几锹，水珠一点一滴地渗出来。不一会，坑里的水满了，流出来。再挖一处，又是一点一滴的水珠渗出来，坑满了，流出来……水总是那么踏实向前，一个坑坑洼洼也不跳过，一时一刻也不停息。四面八方之水沿途汇合，溪而成河，河而成江，江而汇入大海。
在大江大海里，谁还想到那一点一滴的水珠呢？岂不知，没有那一点一滴的水珠，就不可能有大江大海。
当你惊叹奔出三峡的浩荡的长江时，是不是想到它蜿蜒千里的悠悠细流呢？当你惊叹一个人的博学多才、丰功伟绩时，是不是想到他勤学苦练、日积月累的不懈精神呢？当你惊叹一项工作轰轰烈烈的情景时，是不是也想到那踏踏实实的工夫呢？……
涓涓之水成江河，我越来越惊佩这流水的韧劲了。
这点滴之水，还可以“泛滥成灾”哩！
小时候，每逢下大雨，常跟父亲去浇地。山洪下来，一会儿便把一块地灌满了。堵了渠口，水在高粱地里平悠悠地，地堰安然不动，还有什么事呢？但父亲总是在地堰四周转过来，转过去，这里瞅瞅，那里拍拍。我知道这是怕跑水。常常也跟上转，听不到声音，看不到流水，我就昂首走过去了。有一次，我前面刚走过去，父亲却蹲下来。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一看，原来是一个小蚂蚁洞，正在往外渗水，一点一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啊！
“等你大惊小怪就成祸了！”父亲急忙用锨拍了一阵，外面水不滴了。他又对我说，要是这一点一滴不留意，不早堵，冲一个大缺口，就不好收拾了。
想到这种情况，就越发觉得“防微杜渐”的重要。生活中的一点小毛病，思想上的一个小缺点，工作中的一些微小偏差，若不及时发现，及早防止，久而久之，势必“泛滥成灾”。不能只惊异于冲毁大坝的猛水，更好的是想到当初那小孔渗漏的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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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不妨多做几次“牛”
萧风
前几天，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刚从羊城演奏归来，在北京剧场举行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我好容易购得两张票，当我询问另一同志去不去的时候，他微笑了一下说：“我去听音乐会，那岂不是对牛弹琴？”这话听来像是自谦之谈，却使我感到有些话外之音。因为我对于音乐也纯然是一个门外汉，我去听音乐会，难道不也是“牛”吗？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吕氏春秋》）比之子期，自然我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能像他那样能够从音律中辨出哪是泰山哪是流水。但我想钟子期也并非“生而知之者”，恐怕也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去欣赏次把音乐会，自然不敢有什么奢求，但也不妨多做几次“牛”，听多了，听久了，总还是有所收获的。
欣赏音乐如此，学习、做任何工作，我想也应如此。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都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都需要有“牛”那种犟［jiàng］劲。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对“对牛弹琴”作过全新的解释。他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现在，我们如果这样说，弹琴的人弹对了，并且都是泰山流水之音，而我们一些被尊重的对象，却不愿意去做“牛”，那岂不辜负了弹琴人的一片心意吗？
当然，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比喻，每个人爱不爱听音乐，那是个人的兴趣问题，一点也勉强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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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地春回 百花争艳（宣传画） 蔡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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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造肥（剪纸） 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