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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洛阳桥与江东桥
茅以升
洛阳桥与江东桥都是福建的古桥，一在泉州，一在漳州。这两地的古桥真是多，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引这两州的《府志》，其有名称、地址及事迹可考的，泉州本府有桥六十四座，所辖各县有桥一百三十二座，漳州本府有桥五十八座，所辖各县有桥一百三十九座。不但泉漳两州如此，福建其他各地的桥也多，比如，建宁本府就有桥一百九十四座，其中有三座曾为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道过。福建的桥，不但数目多，而且有不少宏伟的结构，凡是到过福建的人，都会感到“闽中桥梁甲天下”（《闽部疏》）之说，确非过誉。同时也会承认“泉州桥梁甲闽中”。如果在这里，泉州是“冠军”，那么，漳州应当是“亚军”。洛阳桥是泉州桥的代表作，江东桥是漳州桥的代表作。
且看《泉州府志》是如何记载这些巨大桥梁的。万安桥（即洛阳桥），在洛阳江，宋蔡襄造，“长三百六十余丈，广一丈五尺左右”；安平桥（即五里桥），在安海港，宋绍兴间僧祖派造，“长八百有十一丈，广一丈六尺”；石笋桥，在笋江，宋绍兴间僧文会造，“长八十余丈”；顺济桥，在笋江下游，宋嘉定间造，“长一百五十余丈”；以上是著名的泉州四大名桥。此外还有：苏埭桥，宋绍兴间僧守徽建，“桥凡四，共长二千四百余丈”；玉澜桥，宋绍兴间僧仁惠修，“跨海千余丈”；普利大通桥，宋绍兴间造，“长二百丈”；北平桥，宋绍兴间造，“长百丈有奇”；龙津桥，宋庆元间造，“长六十八丈”；獭窟屿桥，在大海中，宋开禧间僧道询建，“六百六十间，直渡海门，凡五里许”；金鸡桥，嘉定间僧守静建，“长一百丈有奇”；通济桥，宋时建，“长一百八十九丈”；宏济桥，宋时建，“长一千三百丈有奇”；下辇桥，元至正僧法助建，“凡六百二十间”。这些记载，有的显然失实，不能置信，也许是把水中堤道混作桥梁之故，但就现存的各桥来说，经过勘测，其原来面目，确属惊人。
我国各省“地方志”，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实是一笔丰富遗产。可惜的是，对于工程技术，语焉不详，一座桥只记它有多长多宽，有多少孔，至于何种结构，如何施工，一般就都不提了。幸亏福建各桥几乎全部都是石头造成的，坚固耐久，虽时隔千年而规模犹在，把今天眼前的桥和《府志》里的记载，对照来看，还不难得其真相。这样一对照，就可发现关于泉漳两地的桥梁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泉州的古老大桥，除去洛阳桥外，几乎全都是南宋时期兴建的，特别是绍兴年间（1131—1162）的更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泉州得名，由于当地有泉山，“上有石乳泉，清洁甘美”，这对滨海居民是非常可贵的，然而也可见那时人口之少。后来西汉时代的统治者为了镇压革命，还“迁其民于江淮间”，人就更少了。到了东晋，北来的人口大增，流经泉州的晋江，据说就是由于“晋南渡时衣冠士族避于此，沿江而居”而得名的。再后来，到了宋室南渡，北方人民更是大批地移居江南，从浙江到福建的人，沿着海边平原而定居在泉漳等地的，就更多了。泉州自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558）起，就开始了海外交通，到了唐代更成为对外贸易的广州、泉州、扬州、交州的四大港之一。在南宋绍兴年间，经济更为繁荣，交通上的桥梁需要，当然日益迫切，而且又有物力、人力上的可能条件，于是在泉州出现了桥梁勃兴时代，这对当时全国的桥梁来讲，也是异常突出的。元代以后，泉州的经济便由稳定而趋于衰落，在明清两代，对于大桥就只有修理，而没有什么新建的，至多不过造些小桥。
第二，泉州的桥梁，由“僧人”修建的特别多，在泉州本府的六十四座桥梁中，由僧人修建的就有二十座，而且所有的大桥，他们都有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过去把修桥造路当作是做“功德”，和尚募缘修庙造桥，原不足奇，有时他们中也出现有工程师，如修理赵州桥的僧怀丙，但像泉州有这样多的僧人，负责建造这样多的桥，却是别处所无有的。在这些僧人中，有的技术特别高，在《府志》中都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如义波、宗善、道派、道询等都是杰出的工程师。元朝的僧人法助，一个人就主持造成了七座桥。此外，间或也有个别道士，参加工事。我很怀疑，《府志》中的所谓“僧人”是否都是佛教徒。在西安碑林中，有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文中所谓“僧”，实际都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也有汉名，看不出与佛教徒的区别。泉州从唐武德六年（623）就有伊斯兰教徒来传教，至今那里还保存着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的遗迹。在泉州的这许多造桥的“僧”人中，很可能有伊斯兰教徒。
第三，泉州大桥的长，确是长得惊人。这是由于地处海滨，有的桥不是过江而是在江口跨海的。比如安平桥，从晋江县安海市，跨海而与南安县的水头镇相接，宋绍兴八年
（1138），僧人祖派等倡造石桥，绍兴二十一年续建，经一年时间而完成。这座桥俗名五里桥，不是距城五里，而是五里长之故。据实测，这桥的现存长度2070米，桥宽3—3．8米，桥礅三百十四座，全用花岗石造成。对这座桥，当地流传着“天下无桥长此桥”的话。确实，直到今天，除去郑州黄河铁路桥比它较长外，还没有比它更长的桥，它确是为泉州赢得了福建桥梁“冠军”的一个“健将”。当然，桥长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艰巨的，然而泉州这些大桥都是用石头在波涛险恶的江海里造成的，工程浩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没有机械，全凭人工操作，一块石头重达几吨，几十吨，甚至一两百吨，是如何从山上搬到桥上的呢？
上面关于泉州的这些问题，也适用于漳州。漳州得名，由于漳水，水以漳名，“取其清浊相杂，而有文章”。漳字从“泣”从“早”，以前写匾额，恐书法“犯忌”，“不得已为篆书”（《闽部疏》）。因此，在漳州，关于桥梁故事的神奇传说，也不亚于泉州。
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关于洛阳桥和江东桥的故事。
洛阳桥位于晋江惠安两县夹界的洛阳江入海处。洛阳江的得名由于唐宣宗未即位时（847以前）避居泉州，“微行览山水胜概，有类吾洛阳之语”（《漳州府志》），洛阳桥，宋时名万安渡石桥，宋蔡襄的《万安桥记》云“始造于皇祐五年
（1053）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辛未讫功，累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桥孔），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造桥时先于水中抛石，铺满桥址，形成水下“海堤”，然后在上面筑礅。同时，“种蛎于础以为固”（宋史《蔡襄传》），利用浅海里“蛎房”的繁殖，把石基胶固，使成整体。就因首创了这个筑礅方法，洛阳桥成为后来泉漳各桥的先行者和带动者。关于这桥的神话很多，最著名的是，蔡襄造此桥，“限以涛势，不能案址（建基），乃檄［xí］江神，得一醋字，公云，二十一日酉时为之”（《泉南杂志》）。蔡襄是状元，状元造桥，流为佳话。京剧中有《洛阳桥》灯彩戏，其主题是形容桥成后，“三百六十行过桥”时人民的欢乐情景。可惜这出戏早就停演了，能否编一出“新洛阳桥”，来描写我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显示出新的三百六十行的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呢？洛阳桥完成后，先后经过修理和重建十六次，但大修不过四次，一为飓风损坏，二为大水冲毁，三为地震和大水倾毁，四为连年地震、大水和飓风所毁，于1761年修复，即现存的石梁桥。明末时，郑成功曾据此桥，以抗清兵（《读史方舆纪要》）。1932年在桥上添建了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面，失去了本来面目。
江东桥在漳州东四十里柳营江上，根据《漳州府志》，其地“为郡之寅方，因名虎渡”，而桥亦名虎渡桥。原系板桥，“垒石为址，酾为十五道”，后于宋嘉熙二年（1238）改建，“以石为梁”，“四年而桥告成，长二百余丈”。这桥的最大特色是在最大的桥孔上，只用三根巨大石梁跨过，每根石梁“长八十尺，广博皆六尺有奇”（宋黄朴，《虎渡桥记》），当地人称这石梁为“一根扁担厚”，估计最大的一根梁的重量约为两百吨，其开采琢制，固已不易，而如何运来江边，架到礅上，至今还是不解之谜。这样巨大的石梁，可算是漳州在福建桥梁中赢得“亚军”的一个“健将”。参加江东桥工程的也有“佛者廷浚，与其徒净音、德垕等”。（《虎渡桥记》）。关于这座桥，也有神话，“江南桥梁，虎渡第一，昔欲为桥，有虎负子渡江，息于中流，探之有石如阜，循其脉沉石绝江，隐然若梁，乃因垒址为桥，故名虎渡”（《读史方舆纪要》）。江东桥曾经屡坏屡修，现存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重修的。1933年在老礅上筑新礅，新礅上架钢筋混凝土桁［héng］梁，支持公路桥面，使原来结构完全改观了。
泉州洛阳桥，漳州江东桥等等的“甲天下”的闽中桥梁，都是福建人民的光荣，中国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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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攻守全面、以攻为主”
——谈世界乒乓球运动近况
方力
一年以前，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的时候，各国乒乓球界人士曾纷纷预言，在这次空前的盛会影响下，世界乒乓球运动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锦标赛以后的休整和夏季的休假过去之后，各国乒乓球界又在去冬今春再度活跃起来。世界各地举行了不下二三十次的国际和全国性比赛。在这些比赛中，不论是初露锋芒的新手，还是重放异彩的老将，都表明了一个总的趋势，就是都在努力提高速度、加强攻势，以近台短打、正反手抽杀或弧圈形上旋球发挥攻击力量。而在总结这些进步时，各国乒乓球界公认在“北京锦标赛”中受到很大教益。
在日本，后起之秀的三木圭一和木村兴治在去年年底举行的日本学生赛和全国锦标赛上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称号。据日本乒乓球杂志报道，这两名选手自北京归来之后表现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锦标赛的半复赛中，三木以凌厉的近台猛攻击败了另一名善于快攻的选手小中。但是在决赛中，木村又以巧妙的近台主动进攻打垮了三木。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关正子也以近台争取主动、猛打猛攻的战术战胜了前世界冠军松崎君代。目前日本优秀选手在训练中对短打推挡和正反手抽杀都给予很大重视。这对素以远台正手长抽为主的日本选手说来，确是一大转变。
最近的英国乒乓球杂志报道，以削守为主的旧式打法在欧洲已经逐渐被淘汰，一种以强烈的弧圈球结合正手抽杀的新打法占了上风。对局的结构完全改变了，时间也缩短了，其过程可以简单归纳为“发球—回球—弧圈—回球—扣杀”。这种速战速决的战术有人认为很可能成为应付亚洲打法的对策。杂志说，尽管欧洲还有些人对这种打法不以为然，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有益于乒乓球运动的健康现象。读者邓尼斯·奥弗写道，“为了击破死守型的战术，必须鼓励攻守结合、以攻为主的打法。”
运用这种新型打法，欧洲冠军、匈牙利选手别尔切克曾横扫贝尔格莱德八国赛，布拉格八国赛，英国公开赛和瑞士国际赛，所向披靡。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上，别尔切克却出人意料地败于匈牙利小将罗扎斯之手。英国乒乓球杂志在评论这次比赛时写道：
“罗扎斯以其超过所有对手的速度而取得胜利，他凭借上旋球和快速猛攻，以三比零的优势击败了别尔切克。”曾经十五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的维克多·巴纳指出，罗扎斯无疑从北京锦标赛上得到很多好处。他练就了一手强烈的弧圈球和正手抽杀，技术更加全面了。
参加上届世界锦标赛以后，杀法凶猛的苏联队，去年10月第六次击败了欧洲劲旅英格兰队。外科医生萨乌诺里斯和大学生阿维林都以相当大的优势战胜了英国头号选手哈里森。以攻为主的苏联女子运动员在欧洲少年锦标赛上夺得三项冠军。
在以传统的削守型打法著称的英国，形势也有了变化。据英国乒乓球杂志报道，在最近的英国国内赛上，那种沉闷的拖延时间的打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击球方法多变、攻守结合而以攻为主的战术。默默无闻的斯梯文斯用迅猛异常的攻势连克数名老将而登上冠军宝座。更为突出的是，一向以舞蹈般的步法和防守稳健著称的英国女将戴安尼·罗，充分发挥攻守兼备的战术，抓紧有利时机奋力反击，曾经两度以三比零击败世界单打亚军、匈牙利的高基安。
有力的以攻为主的打法也感染了非洲大陆。在去年10月举行的西非乒乓球锦标赛上，男子单打冠军由曾经参加北京锦标赛的加纳选手卡耶兄弟争夺。十三岁的奥·卡耶一上来就以正手猛攻先胜一局。但是哥哥埃·卡耶的攻势却愈来愈猛，连胜三局，赢得冠军称号。在男子双打决赛中，埃·卡耶同另一名加纳选手阿洛蒂合作，以多变的发球和强烈的上旋球取得最后胜利。
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世界乒乓球运动正在向着以攻为主的全面技术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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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生手记
老年人为什么眼花
曹鼎镌
老年人为什么会眼花呢？眼科医生常用照相机来比喻人的眼睛。在摄影时要使底片上有一个清楚的像，先要调节好镜箱的长短，照近景时要拉长镜箱，照远景时要缩短镜箱。同样，人的眼睛也有这样的调节机能，只不过它的动作不是“镜箱”的伸长或缩短，而是借“反射作用”自觉地在进行罢了。眼睛的“反射作用”的形成，主要依靠眼内睫状肌的收缩或舒张来增强或减弱水晶体的凸度。看近时睫状肌收缩，晶体变厚；看远时放松睫状肌，晶体变薄，使物像正好落在视网膜上，这样物像就显得清晰。年轻人由于晶体富于弹力，所以在看远或看近时都能应付自如；到了中年，这种机能就发生了变化，晶体逐渐变硬，看近时晶体不能适度变厚，看不清楚，这就产生了眼花。我们常常看到上了年纪的人不戴花镜读书和写字，总是伸长手臂或皱眉瞅眼，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有的人眼睛花得早，有的人眼睛花得晚，甚至可以不花呢？有些人往往把老花眼和远视眼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远视眼在不使用调节力的情况下无论看近或看远，都不如正常人清楚，年纪一大看近物时，更感到模糊不清，因为这种人除了原有的远视外，又加上了老花，所以有远视的人眼花得早。相反，有近视的人眼花得会晚一些，因为人老了看近物近视和花眼恰好可以得到一些抵消作用，假如一个人近视的程度恰好是三百度，那么他的眼睛就可以一生不花。一般说来，人到四十岁以后，每五年加深一屈光（俗称一百度），六十岁后用三屈光度就够了。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身强力壮的人眼花得晚些，体弱的人，或从事雕刻、刺绣、修表等工作的工人，眼花得就要早些。
是不是戴花镜的时间越长眼睛会花得越厉害呢？不会的。花镜和近视镜、远视镜、散光镜一样，都是矫正视力的必要工具。有人为了避免加深眼花的度数，眼睛花了还迟迟不配花镜；有些戴近视镜的人不管深度如何，刚过三十岁就随意取下镜子做近工作，这和正常眼睛提早戴花镜一样，很快会使视力疲劳，造成头痛、头晕，久之对身体健康不利。当然，简单地认为可以按年龄大小配花镜也是不对的，生理学上虽然有每五年加深一百度的说法，但是由于人的身体条件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其差别往往是很大的，因此眼花了要在验光技师的指导下配戴适度的花镜。
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老年人的眼睛不花，但是，如果能加强身体锻炼，增强体质，对于防止“早花”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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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常识
春季耕畜常见的疾病
蔡宝祥
为了保证耕畜膘满力壮，现在谈谈耕畜在春季常见的几种疾病。
急性瘤胃臌气 春季，耕牛刚刚由舍饲转为放牧，这时耕牛如果吃了大量容易发酵的饲料，过多的气体积聚在瘤胃里，一时无法排出，便发生臌气。耕牛得了这病，发病很急，腹部迅速地膨胀起来，左腹部凸出很高，用拳头敲叩如同打鼓一样。这时，病牛停止反刍［chú］，背部拱起，头常弯向腹部，表现不安。由于瘤胃剧烈臌气，压迫心肺，因此呼吸困难，张口伸舌，粘膜暗红，脉快而弱。如不及时救治，常可在发病后数小时内窒息、中毒、心脏麻痹或脑溢血而死亡。
急性瘤胃臌气病是可以预防的。在放牧前给耕牛先吃一些干草或粗饲料，在茂盛的豆科牧草（如苜蓿等）或幼嫩多汁的青草地，限制放牧时间。不在雨露未干的潮湿草地上放牧，这样就可以避免耕牛得病。
治疗急性瘤胃臌气的办法，主要是排出气体，制止瘤胃内容物的发酵。比较简单的止酵方法是用四两烟丝和半斤菜油搓成几个团子塞进牛口吞服。口服石灰水、福尔马林、鱼石脂或臭药水等，也有止酵作用。
牛瘤胃积食 春耕期间耕牛劳役繁重，如果没有给它充足的时间休息和反刍，特别是食前食后进行重剧劳役，又让它无限制地贪吃大量饲料，很容易引起瘤胃积食。病牛表现不安，吃料、反刍、排便减少，左腹膨大，呼吸困难，脉搏加快，但体温一般正常。
发现耕牛积食以后，要立即停止喂料，不断给饮少量的水；在病牛左腹按摩或浇冷水，帮助恢复瘤胃运动。病轻的往往饿一两天就好。为了排除积食，可给病牛口服泻药（硫酸钠或菜油等），但对腹痛严重的病牛或怀孕母牛，不宜用泻药。
预防这种病的根本办法，就是要经常注意耕牛的饲养管理，尤其在春耕期间，不能让耕牛暴饮暴食，食前食后要有充足的休息。
牛黑斑病甘薯中毒 牛吃了带有黑斑病霉菌毒素的甘薯饲料，引起的一种中毒性疾病，发病很急，死亡率也很高。
甘薯黑斑病的病原菌是一种霉菌，这种毒素能耐高温，煮沸二十分钟还不被破坏，所以用有黑斑的烂甘薯煮熟喂牛，仍能引起中毒。
牛一般在喂烂薯后一至六天突然发生呼吸困难症状，后期发生皮下气肿，老乡们称这种病为“牛喘病”。如不及时治疗，常因呼吸极度困难而死；从发病到死亡往往只要一天到数天时间。
预防方法，主要是不用有黑斑病的甘薯及其副产品来喂牛。如发现病牛，要及早治疗。初病时可用泻盐内服或肥皂水灌肠，并注射强心利尿剂和大量生理盐水，同时要加强护理工作。
马的腹痛病 又称马疝痛，是各种以腹痛为主要病状的消化道疾病的总称，包括马急性胃扩张（过食疝）、肠痉挛（痉挛疝）、肠臌气（风气疝）、肠阻塞（便秘疝）等。这些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饲养管理不当。例如饲喂不定时、不定量，暴饮大量冷水，暴吃大量不容易消化的饲料等。特别在春耕生产繁忙时节，马的劳役重剧，吃饱后立即干活，最易发病。马疝痛往往发病很急，病势严重时常因救治不及而死亡。预防措施主要是注意合理的饲养管理。不使受凉、贪食，不过分使役。禁饲品质不良的饲料和饮水。饲料不可骤然变换。出汗后不要骤然卸鞍，雨淋后要拭干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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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
中国第一部诗话——《诗品》
振甫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话，作者是南北朝梁代的钟嵘。他模仿班固品评人物高下的《汉书·古今人表》，把五言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又模仿刘歆［xīn］按照学术流派把书分类的《七略》，分别五言诗人的渊源流派，所谓“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他结合分品和分流派来品评五言诗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像庾肩吾有《书品》，分为九品；谢赫有《古画录》，分为六品；沈约有《棋品》（分多少品不详）。
《诗品》的价值不在于分品和分流派，在于发表他的论诗见解。当时有一派诗喜欢用典用事，堆砌成篇，毫无情味。钟嵘竭力反对这派诗，称为“蠧［dù］文已甚”。他提倡“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列举名句，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要求作者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达到“自然英旨”。这是他要纠正当时诗歌创作的流弊之一。
从刘宋以来，清谈的风气影响到诗歌创作。“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派诗人把诗写得像理论文，该是概念化的诗，钟嵘也加反对，这是要纠正诗歌创作流弊之二。
当时学诗的人，“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次有轻薄之徒，笑曹（植）刘（桢）为古拙”，“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他们不分好坏，不辨真伪，“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针对这种使诗歌庸俗化的趋向，这是他要纠正当时诗歌的流弊之三。
就这三点说，钟嵘在诗歌的理论上，确实有他卓越的见解的。他又从文学体裁的发展观点，指出四言诗在当时作者“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歌的形式发展到汉魏六朝，五言诗已经取四言诗的地位而代之，“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种发展观点，比起李白说的“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的复古观点来，就显得高明多了。他很强调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染，又强调诗的感染作用，强调写怨。他论诗的渊源，能够打破形式，像讲五言诗，追溯到《国风》《小雅》《楚辞》。所有这些使他成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诗品》又是讲五言诗发展的诗史。它不仅是诗论和诗史，本身也是文学作品，文字有文艺性。因此它给后来的文学家以很大影响。
此外，《诗品》里还反对声律论，反对讲究四声。事实证明，当时的声律论发展成为唐代的格律诗，在格律诗的创立上是有作用的。他反对声律论的主张，是不符合格律诗发展的要求的。还有，他讲到“兴比赋”三种表现手法，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照旧的讲法，兴是托物起兴，比是比喻，都是表现手法。他把“兴”说成含蓄，那就跟“比”不属于一类了，显然不符合“兴”的原意。
《诗品》里的分三品和分流派，引起了后人的驳难。钟嵘认为五言诗有三个渊源：《国风》、《小雅》、《楚辞》。在这三个渊源中，只有源于《国风》的曹植一系是正统。他说：“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干（刘桢）仲宣（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
（张协）为辅；谢客（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认为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是正统，是最好的。不少人不同意他这种分流派和分三品的见解。像叶梦得《石林诗话》指出，他说陶渊明出于应璩［qú］，应璩只有一首《百一诗》载在《文选》里，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其）初”的，同陶诗了不相类。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魏文（曹丕）不列乎上，曹公（曹操）屈第乎下，尤为不公。”王士祯《渔洋诗话》，说刘桢比曹植，好像小鸟比大鹏，书里却把刘桢同曹植都说成文章之圣。曹操列在下品，刘桢、王粲反居上品。其他像上品的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的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的曹操，宜在上品；下品的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尤其是对曹操和陶渊明的品评，更感不平。
总之，在纠正当时的三种偏向上，钟嵘的诗论是杰出的；在分流派、分高下上，他还不免局限于当时人的看法。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记室（钟嵘）评文，眼力初不甚高。论诗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陆机）、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婉，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yòu］于时习而已。”也指出他对曹操和陶渊明品第不当。替他辩护的人说，曹操的代表作不是五言诗，他评的是五言诗，所以把曹操评在下品。陶渊明，本来是把他列在上品的，原书错乱了，所以错到下品了。钱先生根据《诗品》体例，指出这种说法的不可靠。按照《诗品》体例，一、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要是陶渊明本在上品，应该列在谢灵运前，现在却列在谢后。二、书里对诗人分别源流，有源和流同属一品的，有源在上一品而流在下一品的，没有源在下一品而流在上一品的。要是陶渊明本在上品，却说他出于中品的应璩，就成了流在上一品而源在下一品，不符合全书体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