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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话剧
且说方言话剧
林涵表
这几年搞的是戏曲工作，但是对话剧仍甚感兴趣。因此，趁最近大家热烈谈论话剧艺术的时候，我也来插上一嘴。我想谈一谈方言话剧的问题。
听说去年下半年广东话剧团恢复了粤语话剧演出队，把老舍同志的话剧《全家福》用粤语搬上了话剧舞台，同时又演出了《七十二家房客》；消息传来，觉得格外的亲热。解放前后，我曾经参加过粤语话剧的演出，也看过不少粤语话剧。记得那时候，像《升官图》《大雷雨》《群猴》《李闯王》《美国人民的声音》等戏，无论是中国戏或外国戏，在广东用粤语上演特别受欢迎。广东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到农村去宣传，群众第一要求看粤剧，其次要求看粤语话剧；至于用普通话演话剧，群众因为听不懂，兴趣就不大。有的宣传队到农村去演普通话的话剧，当地农民兄弟在台下说：“你们尽说官话，又不唱，我们听不懂，不知道你们讲什么，没有瘾头！”观众很快便散去，收不到宣传的效果。我们曾经用粤语演出《白毛女》，而且加进了一些粤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十多里以外的农民群众夜里冒雨赶来看戏，雨下大了，演员浑身都淋湿了，群众还是站在那儿打着伞看，不让散戏。有一次，我们用粤语演出了一出根据广东游击区真人真事编写而成的反霸斗争戏《拨开云雾见天日》，今天看来，水平当然不高，但在当时，反应却非常强烈。
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不禁使我怀念起方言话剧来。在方言流行的地区，用方言来上演话剧，群众会感觉到分外亲切，因此，也特别容易收到艺术教育的效果。我想，尽管今天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群众都已熟悉了普通话，用普通话演出的话剧也在不少地方深有群众基础；但是，在上演普通话的话剧的同时，适当地恢复一些方言话剧的演出，也是繁荣话剧艺术的一个好办法。这样，话剧艺术的品种可以得到丰富，也能进一步满足某些方言流行地区的群众的文化要求，同时对话剧艺术进一步在群众中扎根也将会有极大的作用。
演出方言话剧，在剧目工作上似乎要下些功夫，最好选择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剧目来上演，群众就会更为欢迎。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不少地方民间故事（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会大量涌入方言话剧的舞台，成为话剧艺术的珍品。这样一来，话剧的剧目将会大为丰富。方言话剧的语言，似乎更需要下点苦功。将普通话简单地翻译成方言，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方言话剧要大大发扬方言的语言艺术特色，语言既要准确、鲜明、生动，同时要有足够的家乡风味，通俗易懂而又不鄙陋。广西彩调《刘三姐》在运用方言上是很有特色的，不少生动而谐趣的民间语言给予我们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四川、福建、广东、云南的许多地方戏在提炼民间语言方面也有极好的范例，这都是方言话剧运用语言时可作为借鉴的。
前几年有的同志曾有过这样的误解，以为方言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有普通话才有艺术性。其实不然。方言中有无限的艺术宝藏，提炼得好，它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幽默诙谐爽朗乐观的情趣，要比什么语言都更为有力。像川剧《秋江》的语言，真是韵味无穷，字字珠玑。用方言演出的戏曲，不存在“没有什么艺术性”的问题，为什么方言话剧却存在这个问题呢？至于认为方言粗鄙，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看法，更是片面之谈。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方言，比起那些干瘪乏味的半文不白的知识分子腔和装腔作势的舞台腔，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多搞几出方言话剧，对提高话剧的语言艺术，是有极大好处的！不断地从生动多彩的方言吸取营养，将会使话剧的语言更有生气，更有民族的特色，更受群众的欢迎。
最近，上海正在挖掘整理方言话剧的传统剧目，我觉得，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不少地方过去也有过一些方言话剧的剧目，我们是不是能够花点力量，对它们作些鉴别整理的工作，使其中优秀之作能再次在舞台上出现呢？做好这一项工作，不仅能丰富话剧的剧目，同时对话剧史的研究，也有颇大的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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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铁弯头的故事
徐健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党派我和李仁同志去开辟安新县第三区抗日根据地。根据党的指示，我们首先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特别是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群众。
那时敌人白天时常扫荡，我们只好在夜里进行活动。我们利用各种方式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主张，这样，不到几天，我们就发动了三十多个爱国青年，组织了一支白洋淀抗日游击小队。
当时白洋淀附近一带的村庄，抗日工作比较活跃的要算是何庄子。这何庄子四周被深水芦塘环绕着，水路很方便，敌人曾几次围剿这个庄子，但是每次都失败了。
一天夜里，我们游击小队正在开会研究除奸工作，忽然有一个老乡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我当即唿的一下把油灯吹灭了。
“来了多少？”我急忙地问。
“四个！”他答，“大概又是催粮要钱来了。”
随后他又向我们报告了一些其它方面的情况。我们一商量，立即将这三十多人临时分成了三个队，分别乘五只小船出发。
夜晚，半空中除了时而传来“啾啾［jiū］”的水鸟鸣声外，什么都听不到，静极了。十五的月光，普照着整个白洋淀，使白洋淀显得格外清朗。
“唿啦！唿啦啦！”忽然隐约传来了小船的荡水声。我用胳臂肘撞了几下身边的李仁同志，李仁同志向我点头示意。不多一会儿，我轻轻地探出头去仔细一看。嘿，一条小船上载着几个黑魆魆［xū］的家伙正向我们这边划来，有的嘴里还叼着香烟呢。大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距我们还不到十丈远，我立刻拉开了嗓子喊道：“正前方有敌人，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接着，李仁同志挥舞着战刀叮当地响了几下。我紧紧地握住了手枪，又向敌人喊道：“我们是八路军，宽待俘虏，缴枪不杀。”随后，几个箭步奔上前去，举着手枪对准了船上这几个家伙的胸口。
本来嘛！当汉奸的没有一个不胆小怕死的，经我们这样一诈喊，早把他们吓得魂飞胆裂。这时对面埋伏的小杨同志，上去二话没有说，就去夺蹲在船头上的一个汉奸手里的手枪，只听得“砰”的一声响，另外那几个家伙听见枪声响，以为是我们开的枪，见势不妙，立刻告饶：“缴枪！缴枪！”一个个举手投降了。
我们把这几个家伙，用草绳捆起来，这白洋淀就成了我们审判汉奸的法庭。审讯完毕，小杨同志特意把我用红绸布裹着的手枪和李仁同志的战刀摆在他们的眼前，让他们看。
你道这手枪和战刀是什么，原来手枪是一个门闩上的铁弯头，战刀是一个闪光发亮的大气管子。汉奸看到以后，一声没吭，只是彼此觑［qù］了几眼，似乎是在悔恨、埋怨，随后腮帮子动了几动，似乎是咬了咬牙，就无精打采的低下了头。
原来刚才“砰”的一声枪声，并不是我们放的，是蹲在船头上的那个汉奸手里提的那支手枪，有一个顶门子弹，在小杨猛然去夺他的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而胆小怕死的汉奸以为是我们开的枪，猛一惊，就乖乖举手投降了。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和敌人面对面斗争，旗开得胜，我们一次就缴获了汉奸的四支盒子枪，二百八十颗子弹。
鸡叫了，东方渐渐呈现出乳白色，我们押着这四个俘虏，我和李仁同志荡着小船头前领路，每个人带着胜利后喜悦的心情，迎着朝霞回村去。
〔宋振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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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头
校对的功绩
劳荣
当你接到一份报纸、一个刊物或一本书，读着你喜欢的文章，看着你关心的新闻，你感到目明耳聪的当儿，你如果没有接触过编辑一类的工作，大概决不会想到它们到达读者手里时，经过了多少人花费了多少劳力和心血的吧。别的且不说，一份办得好的报纸、刊物和出版的一本好书，没有一个错别字，或者很少错别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决不会想起的问题。因为一份报纸、一个刊物、一本书，没有一个错别字，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实际负责消灭报刊书籍上的错别字的，除了编辑，还有较之编辑更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一批校对工作者。他们真是无名英雄！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和作家，也不免有个笔误，不免有错别字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间的吧。但是，经过校对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把一个个的错别字改正过来，使他们的作品发出更耀眼的光泽，起更大的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古代的文人把校勘文字的工作称为“校雠［chóu］学”，这是很有道理的。
《金蔷薇》的作者在他的书里讲过一段故事：一个颇有才气的作家梭勃里为《海员报》写了一篇颇有才气的短篇小说。但是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潦草，层次不清。编辑部的一个老年校对员布拉果夫，由于有一个不放过好作品的“习惯”，把原稿“蹓”了一遍。这就是没有增一个字，也没有减一个字，“光是打上了标点符号”，就把作家原来语言涣散的原稿，整理成一篇文字简洁而流畅的散文。作者为此抱住了这个老头子，按照莫斯科的规矩，亲了他三次，激动地说：“您给了我一个再好没有的教训。不过，就是可惜太晚了。我感到我对以前的作品有罪。”作为一个读者，是应该感谢校对工作者的；尤其应该向他们学习那种认真工作的态度，学习他们把错误当敌人一样去消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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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话
晦庵
关于禁书之二
我的搜集禁书材料，大概开始于1935年。有一次，和鲁迅先生闲聊，谈到了图书检查的情形，鲁迅先生问我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我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先生点头同意了。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凡是见到禁书的记载，好像都和我有了关涉似的，不知不觉地便留心起来。长夜披读，手自摘钞，分类排比，积久成帙［zhì］。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几个月，这包材料连同别的一些稿件，终于在一次亡命中丢失。以后虽继续搜寻，恢复的却不到五分之一。所幸天下有心人正多，不仅《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已经收录了部分目录，几年以前，遇到一位在图书馆里工作的王煦华同志，知道他是大革命失败后禁书目录的热心搜集者，收藏数量不少。我曾竭力怂恿其整理出版，希望它早日问世。
禁书目录不等于文网史，这些目录又限于现代部分，这一点和鲁迅先生的要求尚有距离，不过禁书目录的确是极重要的文献。从禁书目录里，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动向，明白反动派的禁忌。鲁迅先生自己就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录存了1934年2月一次查禁文艺书籍的目录，共计一百四十九种，至今还受到研究现代文学者的注意。这个目录曾经中国出版人著作权保护协会筹备处（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书业公会）复印，因此流传较广。禁书目录一般都由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印发，搜寻比较费事。而且一目既出，随时增补，由于印发时间不同，内容常有出入。比如1936年伪中央宣传部秘密制订的《中央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内容分“查禁类”、“暂禁类”、“查扣类”三个部分，开列自1929年3月至1936年3月被禁文艺书籍三百六十四种；同一目录于七个月后重印，在“查禁类”加添三种，在“查扣类”加添十六种，倘不仔细核对，便难发现其中的变化。除了这一类主要目录外，还有短期印发的书单，单行本与刊物合在一起。据我所见，1934年起至1937年3月4日止有一个查禁清单，1937年3月至11月也有一个查禁清单。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表面上赞成统一战线，暗地里防止革命势力愈严，查禁书刊愈来愈多，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既穷于应付，又害怕漏网，决定分辑编印，仿照字典按笔划排列，于1940年10月出版第一辑，开列自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查禁书刊六百五十九种（书前《说明》称这一阶段查禁总数为七百二十余种），名曰《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同年3月又秘密印行《审查法规汇编》，第二年（1941年）6月印发所谓《审查手册》，这一连串阴谋活动，说明为反共高潮而准备的扼杀文化办法，到此已布置就绪。把《审查法规汇编》、《审查手册》和《取缔书刊一览》第一辑放在一起，实际上已等于抗战前期的一部文网史，活活地勾勒了蒋介石这个“预谋杀人犯”的脸谱。
我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有的。《审查手册》收录了一个秘密代电：“宣传新民主主义之文字应一律禁载”。《审查法规汇编》里还有一个《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凡是共产党人文章里用过的名词，都叫做“谬误名词”，分别规定处理办法，第一类“不准用”的二十二个，例如“边区政府”、“红军”、“抗日的八路军”、“抗日政权”、“三大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时代”、“争取民主”、“争取抗战自由”、“抗日有罪”、“民族失败主义”、“两面派”、“亲日派”、“托派汉奸、匪徒”、“汉字拉丁化或新文字”……等。第二类“应改正”的五十个，例如“救亡运动”要改成“抗战工作”、“内战时期”要改成“安内时期”、“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要改成“民国十五年北伐”、“各阶层的人民”要改成“全国各界”、“工人阶级”要改成“全国工人”、“国内少数民族”要改成“内地苗民或内地×民”、“拥护抗战到底”要改成“拥护抗战国策”。最奇怪的是“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拥护领袖”；“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也都不能用，要一律改成“三民主义”。莫非这批人心里明白：他们的“领袖”是不革命的和不抗日的，他们“领袖”嘴里的“三民主义”不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是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吗？我觉得这一点很耐人寻味。自然，“检查老爷”奉命惟谨地“取缔”了，书目里的有些书籍，就因为用了这些名词，受到了“凌迟”（删改）或者“大辟”（查扣）的处分。事实是如此出奇，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文网史上少有的“创造”，二十世纪罕人听闻的“童话”，然而这又的确是蒋介石的“治绩”。白纸黑字，文献俱在。作为一份材料，它应该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历史乃至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谁说这不过是一个目录呢？里面有不少学问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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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纳的木盘
刘岚山
报载：加纳民间手工艺人约瑟夫·伊·克·阿梅加希埃，今年一月把他雕刻的一个木盘送到中国大使馆转交周恩来总理，以纪念去年在阿克拉举行的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山里埋着金子，河里流着金子，黄金国的朋友阿梅加希埃，请告诉我，这珍贵的木料，是不是从丰饶的阿散蒂高原，那常绿的热带雨林中采来？锯子锯，刨子刨，刻刀刻，木盘滑润得放出灼灼光彩；请告诉我，加纳兄弟，那高超的埃维族雕刻技巧，到你已经流传了多少代？多少个日夜，在北极星光下，＊你注入了多深的希望和爱戴；哦，好兄弟，让我告诉你：那美妙的阿弗利舞蹈，＊＊获得了六亿人民的喝采！北京—阿克拉，千里万里，你的心，我们的心，相连相挨，好兄弟，好朋友，加纳手工艺者，你送来的不是一个空木刻盘，它满盛着黄金国人民热腾腾的友爱！
＊加纳国旗为缀有北极星的三色旗。
＊＊刻在木盘上的加纳民间传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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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春小曲（套色木刻） 廖开明